【第二篇】 说语辞的梗概

    一　修 辞 和 语 言

    语辞就是普通所谓语言。语言是达意传情的标记，也就是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情达意可以用各种的标记，可以通过各种的感觉。如用兰臭表示意气相投，兰臭便是一种嗅觉的标记，用握手表示情意相亲，握手便是一种触觉的标记。而最常用又最有用的，却是一种听觉的标记，就是口头的语言。普通所谓语言，便是指这一种口头语言而言。

    其次，为了留久传远起见，又须用文字做中介，把口头语言写录做文字。文字是诉诸视觉的标记，性质自然同听觉的语言不很同，但同语言很有密切关系。语言学书上往往并这文字也称做语言。而把口头语言叫做声音语或口头语，文字叫做文字语或书面语。较广义的语言，又是指语言和文字这两种而言。

    再看聋哑和婴儿，又颇有用摇头、摆手、顿脚等装态作势的动作来传情达意的事实。我们谈话、演说，也还时时利用它来做补助的标记。故有时更加扩大范围，又往往连这种态势也算做语言，把它叫作“态势语”。语言的更广义，又是含有声音语、文字语和“态势语”这三种。

    前说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所谓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一半便是这些种语言的习性。另一半是体裁形式的遗产。如前头说过的藏词，便是一种利用遗产的修辞法。此外如引用，如仿拟，也是利用遗产。这种利用遗产的修辞法，以前很盛行。但都偏于引用古人的成句或故事。普通叫做“用典”。用典虽然可以构成联想内容，但很容易喧宾夺主，破了美意识的纯一境界。有时甚至使人不懂说的是什么。例如现在酒店柜屏上常写着“青州从事”四个字。这四个字，我们固然知道它是指说好的酒，但是曲折之多，却正可供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引去做中国语文费解的有力的证据。他说：“最有力的例证，是用‘平原督邮’代替‘劣等的酒’，‘青州从事’代替‘优等的酒’。中国人说：美酒可以及于‘脐’，而劣酒只能及于‘膈’。这个‘脐’字，恰好同另外一个也读这音的‘齐’字，形体相似，而‘齐’为一个地名，属于青州治下；所以美酒叫做‘青州从事’。另一方面，‘膈’字也同另外一个也读这音的‘鬲’字，形体相似，而‘鬲’也是一个地名，属于平原县治；又因为劣酒止及于‘鬲’，所以叫做‘平原督邮’。桓温的主簿是一个酒的鉴赏家，发出这种文学的诙谐语，正可用为代表中国语精巧的一个例子。”（参看张世禄译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第六章及《世说新语·术解》篇）这种说法，当时是精巧的，现在可就觉得很费解了。“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所努力的，大半便是这种费解的用典风气的体无完肤的攻击。《中国语与中国文》出版于一九二三年，大约著者当时还不十分知道中国已经有了一种新文风，故还处处以用典为中国语文的特征。现在我们也已经把这种措辞法认作一种乞灵法，或没有时间镕铸新辞时的救急法，不再认它为正常的措辞法了。除了几种浅显明白的不必查考典故便可懂得的之外，都已废弃不用。所以我们研究修辞，也就无须浪费精力，从事偏僻的用典方式的研究。而语言习性的利用，却比以前更为注意。至少也不比以前忽略。虽然现在另有语言学、文字学等专科的研究，也不能不在将要进讲修辞方式的时候，把这修辞工具的性质说述一点梗概。

    二　“态 势 语”

    “态势语”，是用装态作势的动作，就是态势，来做交流思想的工具。苏轼所谓“海外有形语之国，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语也捷于口”（见《怪石供》），便是指着它说的。它同所要表示的意思极直接，一般不过用它来补助口头语言的不足，在不能用普通语言交流思想，或没有共通语言交换意思的时候，也还可以用它来做交流思想的工具。如聋哑和婴儿以及其他一切人的指手画脚之类便是。

    态势共有三种：就是表情的、指点的和描画的。如用微笑表示欢喜或许可，蹙额表示愤怒、厌恶或反对，便是表情的。表情的态势虽然似乎多是反射作用，未经反省的，但刺激旁人的功用却颇大。指点的态势，是直接指点对象的态势，如指人说人，指物说物之类。这种态势，自然只能用以指点前后左右视觉可及范围内的事物和方向。在视觉所不及的范围中的事物，便要应用描画的态势来表示。描画的态势又可以分做三种。如一手支头，两眼紧闭，表示睡着，是象形的；伸出大指头表示大，伸出小指头表示小，是指事的。指着前方表示将来，指着后方表示过去，是象征的。第一种是直写事物的形状，第二种是借他物重要的特征来表示这物，第三种是借适宜描画别方的行动来表示这方的事物。态势能够做出这样三种来，表意的功能已可说是不小了。

    但它总是直观的，不能表示抽象的意思。如“凡人皆有死”这句话，用“态势语”来翻译便不容易翻译出来。遇有接连的时候，又只能用印象的接连法，不能有普通的文法组织。其接连法大抵如次：

    主语，附加语————补语，谓语

    故如说“黑牛吃草”便要化成“牛，黑————草，吃”的形式。而文法上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等词品，又几乎无法分别。如指黑土可以说黑，也可以说土，指青草可以说草，也可以说青。究竟说什么，全要从情境上去臆度它。就是语气，也是如此。同是指点一件东西，一带有疑问的表情便会成为询问语，一带有发急的表情便会成为命令语，也要从情境上猜度它。种种方面凑集起来，“态势语”便成为很粗陋笨拙、暧昧不明的思想交流法，大不及声音语的简捷而明确。对于声音语来说，只可算是粗笨的漫不足道的交际工具，不能同声音语相提并论。除了某些情形特殊的人，如聋哑、婴儿之类，或遇到某些特殊的情境，如彼此言语不通之类，用它来约略示意之外，一般不过用它来做补助声音语言的工具。在修辞上也只同口说或记录口说的文辞有关系。如《论语·八佾》篇：

    或问褅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指其掌是一种手势，是态势的一种。“指其掌者，弟子作《论语》时言也。当时孔子举一手伸掌，以一手指之，以示或人曰：其如示诸斯乎？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诸斯，谓指示何等物，故著此一句，言是时夫子指其掌也。”假如孔子当时没有这指点的手势或记录时并不记录出这指点的手势，他的话中就不能用那等于现在说“这个”或“这里”的“斯”字。故在口说或记录口说的文辞中，态势实际也同修辞有相当的关系。它能指示说话时的情境，而本身也便是说话时的情境之一，修辞须得同它相应合。但它实在不是所要调整的语辞的本身。所以除了演哑剧，学演说，教聋哑，领婴儿，或者另外须有特殊的研究的之外，修辞上已不将它作为可供利用的工具了。

    三　声 音 语

    修辞上最要注意的是声音语。我们常简称它为语言。声音语是由声音和意义两个因素的结合构成的，自然离了声音便不能存在，缺了意义也不能成立。但声音和意义的关系，却不像“态势语”那样的直接。如说骑马拴马，在“态势语”是将手做几下摇鞭的姿势，将脚做一下跨上的姿势，来表示在骑马。又将脚做一下跨下的姿势，将手做几下结绳的姿势，来表示在拴马。都就用表意行动的本身做思想交流的手段。是直接的。而声音语，却不用行动本身做思想交流的工具，而用行动所生的结果————声音————做思想交流的工具。是间接的。这种间接的声音，在约定习成之后，自然也会觉得声音和意义之间仿佛有着一种自然的必然的关系。似乎无可改动，无可移易。例如马，你不能叫做鹿，鹿也不能叫做马。但当初全是适然的，人定的。正如荀况所谓“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者，谓之不宜”（《荀子·正名》篇），嵇康所谓“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嵇中散集·声无哀乐论》）。它是意思、事物的约定俗成的标记，而非意思、事物的自然、必然的表征。大约当初生活在同一地方的，生理和环境都很相似，经验也差不多，经验既经互相认识，用以表示该经验的声音也复互相承认，随后便将那声音来做表示同样经验的约定标记，这就成了这种用声音表示意思的语言。

    语言是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劳动使人脱离了其余的动物界，劳动创造了人，使人成为社会的生物，劳动也使人有了语言和思想。语言和思想都早就产生的。语言的产生是由于人在劳动和生产的过程中，有交流思想，协调共同活动的需要，因而形成、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说过（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产生当初，也是异常简陋，语汇是很贫乏的，文法组织也是很原始的，但因语言的声音和意义两个因素的结合全然随应社会的习惯约束，只要约定俗成，即便可以声入心通，富有因应社会而变迁改动的可能，可以因应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组织的工具。社会假如没有语言，必致混乱。我们大概都还记得《旧约》中巴别塔的传说。那在《创世纪》第十一章中记着说：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罢，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已作起这件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混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混乱天下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便叫做巴别（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

    这传说便是显示语言不通是怎样的不便。

    四　文 字 语

    及至经验发达，不能单靠口头传述，直接记忆，从这一时代留传给别一时代，又社会扩大，人事增繁，不能单靠口头，维持这一地方和别一地方的关系和团结。于是单有语言，也还觉得不便。社会上便又有诉之视觉的文字语发生。我们常常简称它为文字。

    现在人一说到文字，总以为文字是语言的标记，或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尚书·序疏》）。这就现在而论，也符事实。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同语言别出一源，决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的标记。

    文字从起初到现在约略可以分为下列四个时期：

    （一）记认时期

    （二）图影时期

    （三）表意文字时期

    （四）表音文字时期

    就是在今日通用的表音文字之前都曾用过表意文字，表意文字之前又曾用过别的几种图记。

    在文字未同语言连合的过渡时代，大抵先用结绳、刻符、串贝等方法，补助人类的记忆。这是文字史前的记认时期。据说中国的汉族也曾有过结绳时代。《易经·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又曾有过刻符时代。即所谓“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而中国的苗人，也用过刻符。方亨咸《苗俗纪闻》说：“俗无文契，凡称贷交易，刻木为信，未尝有渝者。木即常木，或一刻，或数刻，以多寡远近不同，剖而为二，各执一，如约时合之，若符节也。”其次便是用种种的图形，写录种种的意思的时期。这是文字史前和文字史的过渡时期。故或划入史前，或划入史中称它为“图影文字”，说法颇不一致。但凡连篇的图影同语言还不连合的，似以划入史前较便说明。如下图是奥吉倍族的女子写给一个男人的情书。左上一个熊是女子的图腾，左下一条泥鳅是男子的图腾，便是信上的发信人和收信人。旁边两条线是路径，两个三角垛是相会的帐幕，里面画有招他去的标记。三个十字架表示幕周居民都是基督教徒，对他说明四周的情况；还有三个圈，是表示那里有湖沼，用以指示位置，仿佛等于说那是什么路多少号。我们中国什么时代用过这类的图影，现在还未考究清楚。但据沈兼士氏推测，以为《虞书》上说的欲观古人之象而作日月至黼黻十二章，《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说的“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大约便是这一种图影。不过古代纯粹用这一种图影记事的古迹已经很难考见了。

    奥吉倍女子的情书

    后乎图影的就是表示各个观念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表意文字的第一步。中国的汉字普通用作六书“象形”之例的 （日月），用作“指事”之例的丄丅（上下）等，就是这一步的表意文字。埃及的楷书，表太阳的 ，表月亮的 ，也是这一步的表意文字。由此再进一步，拼合了这等象形文字来表意思，便成了一种完成的表意文字。这在中国的汉字如六书中的所谓“会意”，合“人”“木”两字作一个“休”字，合“刀”“牛”“角”三字作一个“解”字等，就是适例。

    表意文字以后便是表音文字了。这里有了一个显著的分歧：一面埃及楷书的象形文字发达为行书（僧侣文字）和草书（民间文字）之后，腓尼基人采取楷书及行书造了拼音字母的原形，递嬗下来，成为今日世界通行的拼音字母。而一面如我们中国的汉字，虽然也有六书中称为“形声”“转注”等半表音文字及称为“假借”的纯表音法，却始终只借固有文字为表音记号，直到注音字母以及其他种种拼音字母（包括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字母）出现为止，不曾定出什么以简御繁的拼音字母。现在的汉字，虽然因为经了几次字体改变，已经如钱玄同氏所谓“四方的太阳（日），长方的月亮（月），四条腿的鸟（鳥），一只角的牛（牛），象形字也不象形了”，毕竟还带有几分图形的性质。

    文字是诉之视觉的，从记认记号、图影记号、象形文字等等诉之视觉的方面发达起来，也是自然的趋势。但单单诉诸视觉，直接表示意思，不同语言连合，必如“态势语”似地，繁重而不便应用。既同语言连合，文字就不但表示意义，也且表示语言中诉之听觉的声音。文字就成为语言的标记。普通所谓文字，就是指这兼表音义的文字说的。陈澧《东塾读书记》（十一）说：“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是否“为意与声之迹”，是现在我们区别文字和非文字的一种普通标准。

    用这标准，我们才把表意和表音的划入文字之内。而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便都由文字形体和意义和声音三者构成，其分别不过在文字对于意义和声音的直接间接的关系：直接表声音，间接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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