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马可·波罗

    这两位离开北京、穿越中亚、去耶路撒冷朝圣的蒙古基督徒的故事，显示了蒙古人的征服范围是多么广阔，他们通过统一亚细亚，打通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古老通道。这条古代的丝绸贸易和佛教朝圣的通道，自11世纪以来因为伊斯兰的扩张而被封闭了，如今再一次有商队和朝圣者来往穿梭。这是蒙古人的征服所带来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好处。成吉思汗的征战，使得马可·波罗的旅行成为可能。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尼可与马菲奥————是两位威尼斯商人，他们于1260年离开君士坦丁堡，进行穿越俄罗斯南部的蒙古汗国的旅行。从那里，他们经由布哈拉和中国的突厥斯坦，前往中国。在中国，他们受到了忽必烈的友好欢迎。当他们离开中国的时候，大可汗让他们肩负了一项使命去拜访圣座：请求教皇委派100位“通晓七艺”的博学之士来中国。两位威尼斯人于1266年离开中国，再次穿过中亚，经由叙利亚到达罗马。不幸的是，圣座低估了忽必烈的请求的重要意义，如果满足这一请求————派遣100位拉丁文学者去中国————很可能会改变历史的进程。在1271年底，这两个威尼斯人再一次动身去中国，只带上了尼可的儿子马可，他是一部旅行记的不朽作者，我们将尽力扼要概述他的这部旅行记[1]。

    三位旅行者这一次横穿了波斯的蒙古汗国和阿富汗北部，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过喀什噶尔南部，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疏勒、莎车、于阗和罗布泊，一直到中国的甘肃省。他们在甘州（马可·波罗称之为Canpchu）作了短暂的停留，这是一座他们认为有景教团体存在的城市。接下来，他们继续向东旅行，探访了从前的唐古特人的都城宁夏（额里哈牙），在这里，他们再一次注意到了景教团体的存在，而这个地方的大多数人口都是偶像崇拜者（佛教徒）。从那里，他们进入了汪古国（今天的绥远，马可·波罗称之为Tenduc），马可·波罗把这里当成了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他提到了“乔治王子”的家族，他们都是基督教信仰的支持者。离开汪古国之后，三个人进入了华北，马可·波罗像那年头的突厥人（还有今天的俄罗斯人）一样，也把这里称做Cathay（契丹），这个词源自于契丹人的国名，他们在11世纪曾统治过这一地区。终于，几位旅行者到达了上都（马可·波罗称之为Chandu），是忽必烈夏天的住地，位于今天的多伦诺尔附近。他们在这里把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一封信交给了皇帝。后来，马可·波罗跟着朝廷去了北京，当时被称为大都或者汗八里（马可·波罗称之为Cambaluc）。忽必烈似乎很器重他，委托他管理扬州（他称之为Yanju）的盐税。

    马可·波罗的书记述了在中国的两次旅程：一次是走西线，从北京出发，经山西、陕西和四川，到云南；另一次是走东线，从北京出发，经山东、长江下游和浙江，到福建。在这部记述中，他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份简略的关于华北（Cathay）和华南（马可·波罗称之为Manji，蛮子，即前南宋帝国）的经济调查。其中，他提到了华北的煤矿：“有一种黑石，像任何别种石头一样，亦采自山中，但燃烧与薪无异，……契丹各省均燃此石。”同样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通航水道所发挥的作用，并认为最重要的是长江（马可·波罗称之为Kian），那是中国经济的主动脉：“江上的船只，比航行在基督教世界的江河湖海上的所有船只加在一起还要多，船上装载的器皿也更精美、更贵重。”马可·波罗补充道，每年有20万艘船溯江而上，沿江而下的就更不用说了。他还注意到由忽必烈重修并完善的那条大运河的经济价值，这条运河，使得从长江下游地区运送稻米至北京成为可能。

    为了管理这一庞大的国内商业，以及与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在长江下游、浙江和广东等地区的各大港口，组成了强大的商人行会，足以匹敌佛兰德斯的行业协会或者佛罗伦萨的大商会。说到杭州（他称之为Kinsai，意为“天堂之城”）的行会，马可·波罗写道：“商人是如此众多，而且如此富有，以至于没人能讲出全部真相，它是如此惊人。我还要补充说，这些大商人和他们的妻子……不用亲手做任何事情：他们的生活过得是如此精致而洁净，就好像他们是国王一样。”纸币（马可·波罗幽默地把它比作点金石）的普遍使用，使交易更加便利：“我敢向你保证，他的所有臣民，所有地方和所有百姓，都乐意接受那种纸钞作为支付手段，因为无论他们去哪里，都可以用它购买任何东西————各种陶瓷、珍珠、宝石、黄金和白银。”中国人非凡的商业才能，博得了这个威尼斯人的赞美，他不断回想起所有这些财富的展示————从印度返回的船只装满了香料：胡椒、生姜和桂皮；中国式平底帆船满载着稻米，沿长江顺水而下，或者沿大运河溯流而上；杭州和泉州的货船载满了贵重物品：金丝布料，“各种各样的丝绸”。简而言之，他的记述提供了一份13世纪的中国经济地理志。

    马可·波罗给出了关于中国的主要市场的信息。首先是北京————北方的丝绸中心。在那里，“每天有1000辆装载着丝绸的大车进入北京，因为他们把大量的黄金和丝绸做成布料。事实上，他们的布料几乎全都是用丝绸做的”。四川的主要城市成都（马可·波罗称之为Sindufu），制造丝绸，并出口到中亚；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米市扬州；以及前宋的首都杭州，马可·波罗用了专门的一章，把这座城市描述为中国的威尼斯[2]。杭州是主要的食糖市场，也是一个数不清的船只停泊的港口，这些船只从印度和东印度群岛运来香料，离开的时候满载着丝绸去往印度和穆斯林世界。杭州城里有一个很大的阿拉伯、波斯和基督徒商人侨居地。最后是福建的两个大港口：福州（马可·波罗称之为Fuju）和泉州（他称之为Zaitun）。福州的商人们储存着大量的姜和萱；此外，“该省食糖的产量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大量的珍珠和宝石交易。这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许多商船从印度来到这里，带来了大批在印度群岛做生意的商人”。不过，全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还是泉州：“这是所有印度商船抵达的海港。……也是华南的商人们出发的港口，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区。一句话，在这个港口，有大量的商品、宝石和珍珠交易，那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从这座城市的港口，所有这一切分布到了整个华南地区。我敢向你保证，假如有一船运往亚历山大港或别的地方的胡椒粉被带到了基督教国家，那么肯定有一百船胡椒粉来到泉州城的这个港口。”

    1292年初，马可·波罗、他父亲和他叔叔登船起程，前往欧洲，忽必烈让一位年轻的公主跟他们同船而行，她是作为一位新娘被送给波斯的蒙古可汗。他们在苏门答腊结束了自己的旅行，离船登岸，于1295年抵达他们的家乡威尼斯。

    与此同时，与这几位大胆商人（马可·波罗是他们的样板）同时代的几位天主教传教士也开始到达蒙古人的中国。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他最近从拉班·扫马那里得知在蒙古帝国有许多基督徒老乡）派遣圣方济各会修士孟德高维诺[3]前往远东。孟德高维诺先是在波斯的蒙古汗国、然后又在印度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乘船前往中国，忽必烈的孙子和继任者铁穆耳（1294——1307年在位）欢迎了他。孟德高维诺在北京建起了两座教堂，这部分得归功于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的慷慨，一路上是他陪伴在孟德高维诺的身边。几年之内，他为“一万余名鞑靼人”施过洗，并开始把赞美诗翻译成一种鞑靼方言。汪古王子乔治在那之前一直是个景教徒，通过他皈依了天主教；乔治的幼子也是由孟德高维诺施洗的。

    1307年，教皇任命孟德高维诺为汗八里（大都，今天的北京）大主教。1313年，三位圣方济各会士到达北京，他们将成为孟德高维诺的副主教；他们当中的一位————杰拉德————后来成了泉州的主教，一位富有的美洲人在泉州城建起了一座教堂。泉州城的第三任主教、裴路加的安得烈，在落款日期为1326年1月的一封信里写道：大可汗给了他一笔退休金，共100个金弗罗林；还说他在泉州城附近为22位修道士建起了一座修道院，他的时间分别花在了自己的教堂和他的山林修道院里。

    继孟德高维诺和安得烈之后，最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就是圣方济各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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