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第三

    原著卷三《论战略》

    克劳山维兹曰：战略者，战之大计，国家所以成征战之功，而蕲于国家遂所欲为者也。顾战略之实施诸行事，厥为连续推进之交战。然则定计之始，于开战后所有交战之形势，可程之效能，以及所需之兵力，与士气之消长，何可不一一熟虑而审考之。虑之已熟，而后每一交战，必求有裨于战役所期之成功，相辅而不相背。此战略之所以不可不察也。然战略者，不过作战之纲要尔；而其缜密之措施，则必因时因地而制其权。是故为统帅者，不可株守京师，而必驻于大军会合之所，身临前敌，然后实际战况无虞于隔阂，而能收随时指挥之效。夫如是，不交战则已，而一交战，则必于战略有作用以推行尽利。而及其成功也，如水到渠成，如瓜熟蒂落，自然而然，不同于行险以徼幸也。呜呼！自来名将之为不可及者，岂在一二战术之发明以予智自雄也哉！要其兵无虚用，而每一交战，必有其推进战略之功用，斯难能耳！

    基博按：克氏之所以论战略者有二义：曰定战略，曰戒浪战。盖战略不可不前定，而交战必以成战略。此固中国兵家之所致谨者也。克氏之所谓战略，中国兵家则谓之“计”，已详前篇。然计有二：一曰计彼我之情，一曰计征战之法。管子不云乎：

    天时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是故张军而不能战，围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实，三者见一焉，则可破毁也。故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阵也。是故以众击寡，以治击敌，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殴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见《管子·七法》）

    孙子则曰：

    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见《孙子·计篇》）

    《草庐经略》曰：

    敌情叵测，常胜之家，必先悉敌之情也。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态万状，烛炤数计。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伏，或事机未发而预揣其必然。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一或不审，所失非细。必观其将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见《草庐经略》卷二《料敌》）

    凡此所论，皆所以计彼我之情，而立战略之大本也。《草庐经略》不知作者何人，其文中有“国初两淮郡县多为张士诚所据，高皇帝欲取之”语，知为明朝人也，收入《粤雅堂丛书》。其书为卷十有二，为目一百五十有二，捃摭兵书，融裁以意，大抵以古兵家言明法，而以古史为证，略如《通典·兵典》之例，而提要钩玄，简核为过之焉。夫彼我之情得，而后可以计征战之法；征战之法不早计，则战胜攻取，所以操之者无其具。李靖曰：

    将之上务，在于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达权变，及临机赴敌，方始趦趄，左顾左盼，计无所出，信任游说，一彼一此，进退狐疑，部伍狼藉，何异趣苍生而赴汤火，驱牛羊而啖狼虎者乎！（见《孙·形篇》杜牧注引）

    此言战略之不可不前定也。前定则奈何？自中国兵家言之，则由政略以运用战略，由战略以支配交战。苏轼不云乎：

    用兵有可以逆为数十年之计者，有朝不可以谋夕者。攻守之方，战斗之术，一日百变，犹以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谋夕者也。古之欲谋人之国者，必有一定之计。勾践之取吴，秦之取诸侯，高祖之取项籍，皆得其至计而固执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进有退，百变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计，未始易也。勾践之取吴，是骄之而已。秦之取诸侯，是散其从而已。高祖之取项籍，是间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计不可易者，虽百年可知也。（见《东坡文集·策断中》）

    此之所谓“计”，不仅“战略”而已，盖以“政略”而立乎“战略”之先以运用“战略”者焉。“战略”则奈何？揭暄《兵法百言》有论“兴”之一言曰：

    凡兴师，必分大势之先后缓急以定事，酌彼己之情形利害以施法，期于守己而制人。或严外以卫内，或固本以扩基，或翦羽以孤势，或擒首以散余，或攻强以震弱，或拒或交，或剿或抚，或围或守，或远或近，或两者而兼行，或专力一法，条而审之，参而酌之，决而定之，而又能委曲推行，游移待变，则转战而前，可大胜。

    此则所谓“战略”，而定乎交战之先以支配交战者焉。然“战略”可前定，而实现“战略”之交战则随步换形，时移势易，而不能以前定；而又不能不于无定之中，为不虑之计。然则如何而可？曰：有二说焉：有欲以战略支配交战而预为算定者；有不以战略束缚交战而酌留余地者。揭暄《兵法百言》有论“预”之一言曰：

    凡事以未意而及者，则心必骇。心骇，则猝不能谋，败征也；则必敌袭何以应，敌冲何以拒，两截何以分，四来何以战，凡艰危险难之事必预筹而分布之。务有一定之法，并计不定之法，而后心安气定，适值不惊，累中无危。古人行师，经险出难，安行无虞，非必有奇异之智，预而已。

    此欲以战略支配交战而预为算定者也。顾胡林翼则谓：

    非算定、非多算一二着，不能成功。（见《胡文忠公集》己未正月二十七日《致钱萍矼枢密》）

    以多蓄兵力，预留活着为第一义。（同上庚申五月初四日《致曾沅圃观察》）

    必应急求战法，置精兵良将于活着，则满盘棋子皆活，审地势，审贼情，审兵机。（同上己未正月二十三日《致司道及各局》）

    有前有后，有防抄袭之兵，有按纳不动以应变之兵，乃是胜着。（同上己未十二月二十六日《致金逸亭》）

    断不可一力前进，致犯兵家之忌而启狡贼之心。（同上己未十二月二十七日《致金逸亭观察》）

    不轻敌而慎思，不怯敌而稳打，斯得之矣。（同上己未十二月二十八日《致金观察》）

    荀悦之论兵也，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兵事之至要。（同上庚申十二月二十四日《致多都统》）

    此不以战略束缚交战而预留活着者也。但以预留活着为余地，此胡氏与揭氏之所略异；而以算定为前提，则胡氏与揭氏之所大同。然而谭何容易！左宗棠有言：

    用兵之道，规模形势，先后缓急，可预为商酌；至临敌审几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止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自忝预军事，阅时颇久。窃惟用兵一事，在先察险易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算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叹古人云“多算胜少算”，非虚语也。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心力度之；有时不必亲履行阵，但画定大局，料定敌情，用其相信之将领，并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惟过则归己，功则归人，以策后效，以励将来，可常胜而不败。盖于所部将士，知之有素，计之已深，故随事随时泛应而可期其曲当也。若以此骤加之别部，行之异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若絷人手足，令其搏斗求胜；不能尽人之长，适成己之短；其害将不止人己两负。此可见遥制之难矣。（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十六《遵旨密陈片》）

    此统帅之所以不可不身临前敌，而收随时指挥之效也。夫交战必以成战略；而无补战略之交战，是谓浪战，兵家之所大戒也。《草庐经略》曰：

    凡为将，攻不必取，不苟出师；战不必胜，不苟接刃。夫必胜必取而后攻战者，即孙子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战”，言先得胜算也。岂如庸将不料彼我之势，不决制胜之机，不设奇谲之变，不讲地形之利，统军而进，偶而合战，亦偶而分胜负，而将不能自主也哉！夫胜负之数，将不先定，安能为三军之司令！如果敌势方强，未可与角一朝之胜负，必坚守而不轻为一战；及其得机决策，则策胜如神矣。（见《草庐经略》卷二《将谋》）

    天下良将少而愚将多，故多狃近利而遗远略也。务远略者，虽无一时可喜之功，而有制胜万全之道。不以小胜而喜，不以小败而忧，不以小利而趋，不以小害而避。洞达利害，兼览始终。其静俟若处女，其秘密若神明；其期许也若落落难合。其持众也慎，其虑事也详，其料敌也审，其应变也舒，其投机也捷。非必取，不出众；非全胜，不交兵。缘是万举万当，一战而定。譬若弈者，高著低著，人谓可略，到头一著，则乾坤老而始信敌手之稀。譬若良医，平和之剂，似无速效，而起死回生，则众不能，而独妙刀圭之刖。为将亦然。（同上卷三《远略》）

    此其论非必胜不战固矣。然而战胜必期于成功，胜而于成功无补，虽胜，亦奚以为！胡林翼不云乎：

    兵事以审机为上策，以保士卒、养精锐为上计。凡事当有远谋、有深识，坚忍于一时，则保全必多。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一胜之功而误大局。（见《胡文忠公书牍》八月二十五日《复多都统》）

    盖侥幸而图难成之功，不如坚忍而窥远大之谋。（同上庚申八月二十七日《复多都统》）

    夫战，勇气也，当以节宣、蓄养、提振为先。又阴事也，当以固塞、阴忍、蛰伏为本。（同上十一月二十四日《致严渭春观察》）

    昔条侯之破亡国也，坚壁三月，以太后梁王之故而不受诏，故曰“亚夫真可任使也”。秦王之破宋金刚，亦坚壁年余，俟其粮尽遁走，则一日夜追剿二百余里。秦王非天锡智勇者哉！设今人当之，则疑其怯矣。（同上己未四月十二日《致左季丈》）

    战事之要，不战则已，战则必须挟全力；不动则已，动则必须操胜算。如无把握，则坚守一月二月三月。（同上庚申九月二十三日《复余会亭、伍次荪》）

    贵乎审机以待战，尤贵蓄锐以待时。（同上庚申八月二十四日《致多都统》）

    兵事有须先一著者，如险要之地，以兵踞之，先发制人，此为扼吭之计、必胜之道也。有须后一著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坚定。待贼变计，乃起而乘之。此可为奇兵而附其背，必胜之道也。（同上庚申八月十九日《致吴幹臣》）

    凡兵事，有先一著，伐贼谋而胜者；有后一著，待贼动而胜者。此时应待贼动而后应之。躁者必败，静者必胜。（同上庚申十月初五日《复余会亭、伍次荪》）

    动者必躁，静者有所待，有所谋，不可测也。（同上庚申十月初八日《致李少荃观察》）

    兵事不在性急于一时，惟在审察乎全局。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军事到紧要之时，静者胜，躁者败；后动者易，先动者难；能忍者必利，不能忍者必钝。此其大较也。（同上庚申十月十七日《复多都护》）

    严密坚忍以待之，盖本有破釜沉舟之志，却以挽辔安闲出之。（同上庚申十月十一日《复左季高》）

    人孰不知战略之成功之不能无待于交战哉？然而非交战之难也，交战而不浪战之难也。夫浪战匪特无裨于交战之成功也，抑且有害焉。曾国藩曰：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滑，滑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余在营中常戒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见《曾文正公家书》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致九弟》）

    稳扎稳打，自立于不败之地。与悍贼交手，总以能看出他的破绽为第一义。若在贼者全无破绽，而我昧焉以往，则在我者必有破绽[1]被贼看出矣。（见《曾文正公批牍·统领湘勇张道运兰禀职营与吉中各军击贼获胜由》）

    无乘以躁气，无摇以众论，自能觑出可破之隙。若急于求效，杂以浮情客气，则或泰山当前而不克见。（见《曾文正公书牍·与李次青》）

    其论皆与克氏之意相发。要之交战，必以成战略而有推进之功用，乃不为浪战，匪徒一胜之为烈也，败尤无论已。胡林翼，湖南益阳人。曾国藩，湘乡人。左宗棠，湘阴人。于晚清咸丰之朝，三人者，以书生起乡兵，驱里巷子弟之白徒，角太平天国锋起方张之锐。操心危，虑患深，其论兵多出于动心忍性，体验有得。每有战事，书简往复，尽诚商讨，具见三人集中。语无泛设，事皆亲历，其议论多足匡古兵家所未逮云。

    交战有二：有交战之交战；有不交战之交战。而所谓不交战之交战者，盖分布军队以御敌不得进，敌遂避而他途之从焉。虽未交锋，而其用同于交战者是也。而交战之目的亦有二：有战略决胜之交战，亦有非决胜而推进战略之交战。如克一城、毁一桥，虽不必有裨于战略之决胜，而于当前战略之得失不能无关。必能审辨乎此，而后可以明用兵之缓急轻重。

    战略之原理，简而易明；战胜攻取之道，千古不易，不如战术之以科学进步而日新月异。包抄侧击，记者往往叹为奇计，实则稽之史籍，陈陈相因，而以之出奇制胜者不知凡几，岂必待天才而后发明。是故战略之理论，非名将所贵；所贵于名将者，在战略之当机立断耳。方其战略之未定，所待考虑者千绪万端，骤不可爬梳；其利害或多相反。而欲判其得失，审其取舍，不以事变之赜而乱其思虑，不以意气之激而轻于判断。及其既也，尤不以关系之重大、责任之艰巨，而失之迟疑。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之莫克胜任而愉快也。人知杀敌致果，战阵之不可无勇，而不知运筹决策之尤有待于勇，抑更千百倍之。不啻？於戏！自古大将之以不能当机立断，而卒之偾军覆国者，揆之于史，岂少也哉！

    基博按：克氏论战略，匪能明之难，而能断之难。不难在智，而难在勇。太公曰：

    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则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见《六韬·龙韬·军势》）

    此言善战者之“见利不失，遇时不疑”，而“无犹豫，无恐惧”也。夫惟勇者无恐惧，惟断者无犹豫。许洞曰：

    用兵之术，战胜而败者：急难定谋，狐疑不决，一败也；机巧万端，失于迟后，二败也。战胜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机巧贵速。胜败之术，非勇决神智，安能行之耶！（见《虎钤经》卷三《胜则》）

    此言迟疑则败，速决必胜也。东汉末，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荀彧、郭嘉谓操曰：“公有十胜，绍有十败。绍多谋少决，失在事后；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将之不可无“断”如此。然非“断”之难也，“断”而当“机”之难也。《草庐经略》曰：

    兵者，机以行之者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批亢捣虚，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持，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者，非迅速不可也！故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若从天降，若从地出，若飞电闪烁，令人仓皇，四顾不可方物。大要料敌欲审，见机欲决，原非履险蹈危，幸功于万一者也。倘虚实有未知，地利有未熟，敌情有未谙，我势有未审，徒慕迅雷不及掩耳之名；而以我之轻易，当敌之有备，用率孤军，深入重地，欲进不能，欲退不敢，攻城不得，掳掠无获，粮道既绝，救援不通，虽韩、白不能善其后。亦有先缓而后速者，缓者令其弛备，速者乘彼不虞。彼既弛备而不虞我之至，则往无不克，发无不中也。（见《草庐经略》卷四《迅速》）

    大将临戎制胜，未有不败于畏缩而成于刚决者。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或延揽忠告，或独摅神机，参伍详审，料敌设计，得策辄行，岂容留滞。是故不模稜而废可底之绩，不后事而失可赴之机。圜转迅发，决断如流，才明练达，称良将也。尝观刚愎自用者，亦未始不藉口于果断。彼其所谓断者，不度可否，不听良谋，作事愦愦，恣行胸臆，败所由来也。夫果断之道，托基在明；明，则无不当矣！（同上《果断》）

    盖“断”而当“机”，则以制胜；“断”不当“机”，亦或偾军。此之不可不察也。夫所谓“机”者何也？事势之会也。唐甄曰：

    鼠之出也，左顾者三，右顾者再，进寸而反者三，进尺而反者再。吾笑拙兵之智，类出穴之鼠也。人之情，始则惊，久则定。惊者可挠，定者不可犯。善用兵者，乘惊为先。敌之方惊，千里非远，重关非阻，百万非众，人怀干面，马囊蒸菽，倍道而进，兼夜而趋，如飘风，如疾雷。当是之时，敌之主臣失措，人民逃散，将士无固志。乘其一而九自溃，乘其东而西自溃，乘其南而北自溃。兵刃未加，已坏裂而不可收矣。凡用兵之道，莫神于得机。离朱之未烛，孟贲之甘枕，此机之时也。同射惊隼，伺射突兔，先后不容瞬，远近不容分。此用机之形也。机者，一日不再，一月不再，一年不再，十年不再，是故智者惜之。古之能者，阴谋十年，不十年也；转战千里，不千里也。时当食时，投箸而起，食毕则失；时当卧时，披衣而起，结袜则失；时当进时，弃家而进，反顾则失。不得机者，虽有智主良将，如利剑之击空；虽有累世之重，百万之众，如巨人之痿处；虽有屡战屡胜之利，如刺虎而伤其皮毛。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唐子之少也，从舅饮酒。坐有壮士秦斯，力举千斤，战必陷阵，常独行山泽间，手格执仗者数十人。舅指一客戏之曰：“客虽羸也，然好拳技，尝欲胜君。君其较之。”斯笑曰：“来。”遂舍卮离席。方顾左右语，而未立定也，客遽前击之，触手而倒。客皆大笑。夫以客当斯，虽百不敌也；然能胜之者，乘其未定也。善用兵者，如客之击秦斯，可谓智矣！（见唐子《潜书·五形》）

    揭暄《兵法百言》有论“机”之一言，则谓：

    势之维系为机，事之转练为机，物之要害为机，时之凑合为机。有目前为机，转盼即非机者。有乘之即为机，失之即无机者。谋之宜审，藏之宜密，定于识，利于决。

    然而“机”之为事，其当与不当，可以猝决，而未易以周审也；则惟有发之以“锐”，行之以“无畏”。揭暄又有论“锐”之一言曰：

    养威贵素，观变贵谋。两军相簿，一呼而夺其气者，惟锐而已矣。众不敢发而发之者，锐也。“徒锐者蹶，不锐者衰。智而能周，发也能收，则锐不穷。”锐者，用锋芒，非专恃强力也。故曰养、曰谋，前乎锐而筹；曰周、曰收，后乎锐而进。

    此“锐”之说也。胡林翼曰：

    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本无万全之策也。（见《胡文忠公集》庚申十月十一日《复左李高京卿》）

    不宜长虑却顾，太谨慎，则嫌于拙滞。（同上庚申十月十五日《致曾钦使》）

    兵事无万全，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历观古今战争，如刘季、光武、魏武、唐太宗，无不日濒[2]于危。其济天也，不当怕而怕，必有当怕而不怕者矣。（同上庚申九月十六日《复蒋文若》）

    决胜之机，宜明断而深稳。（同上己未十一月三十日《致余会亭丁月台》）

    是即太公之所谓“无恐惧，无犹豫”而“无畏”之说也。然非知之明，何能决之勇！惟神智，能审“机”；惟勇决，能赴“机”。此“决胜之机”所为“明断而深稳”者也。然则智又恶可废哉！许洞曰：“胜败之术，非勇决神智，安能行之耶！”岂不信哉！

    有战略，必有所以发挥运用此战略者，其要有四：曰“精神”，曰“兵力”，曰“用奇”，曰“地理”。而四者之中，尤以精神筦其枢。“精神”之于战略也，犹铁锤之锤物；而“兵力”、“用奇”、“地理”，三者不过精神之所藉以发挥，犹之铁锤之不能无木柄以操持耳。

    军队之有精神，必以三事：曰将才，曰训练，曰爱国情绪。三者相辅相成，而不可以或缺。山地野战，爱国情绪莫尚焉。平原战之胜败，则决于军人之武德；而地势复杂之战场，则尤有赖于将才之因地制权，而操决胜之机焉。

    “将才”之说，具详于第一篇，今请言“训练”。军队非训练不能战，此固人人知之。然吾今之所欲论者，非有形之训练，而无形之训练，所谓“精神”之训练也。诚窃以为培养军人之武德，尤为训练之第一义谛焉。军人之武德，必植其基于军队之荣誉心与自治力二者。苟军队之荣誉心，发挥之以至乎其极，蹈义不顾，人自知奋；炮火震撼而色不沮，败报纷纭而志不摇，持以沉著，进以猛锐，胜不骄，败不馁，忠于所事，矢死无二。自古名将，如亚力山大、凯萨、大弗立特力、拿破仑等之能战胜攻取而勋名彪炳者，亦以所部有军人之武德也。然则若何而可以培养军人之武德乎？曰：艰[3]苦之久战，与胜利之荣誉也。盖军人之未经战阵者，则其智勇无所发而不能以自信，所以临敌不免有仓皇失措之虞也。军队之战斗能力，必以历练而老到，尤必以将帅之指挥而历练。然军队之精神，非经胜利之振奋，不克日跻于坚强。然则军人之武德者，盖良将之化身，而胜利之结晶也。

    基博按：第一篇论士服习，所以论训练者详矣，兹特揭“精神之训练”一义，以培养军人之武德，而补第一义之漏义。自中国兵家论之：吴起有言：

    兵以治为胜。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离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见《吴子·治兵》）

    是即所谓“军人之武德”也。戚继光《练兵实纪》有“练心气”之说，谓：

    人有此身，先有此心。气发于外，根原于心。匪心，则气曷出。故出诸心者为真气，格于物而发者为客气。练心则气壮。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心也；又曰“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是心者，内气也；气者，外心也。故出诸心者为真气，则出于气者为真勇矣。是故走阵于场，习艺于师，召耳目以金鼓，齐勇怯以刑名，皆兵中之一事。如人之五官十指、四肢皮毛，各有轻重缓急之司，要之少一件，固非完人；便少一件，亦未害其为人，亦与大命无干。何也？不足以该全体也。即如三军之政，行伍号令，旗鼓技艺之数，少一件，固不足以为万全之师；少一件，亦未必不能为一战之胜。故大命所系在气，而内属乎心。心之所系，则神明之感、自然之应也。故诛一人而千万人顺，诛心也；赏一人而千万人奋，亦赏[4]心也。不怒而威，岂斧钺之力哉！不言而信，岂金帛之惠哉！视死如归，得其心也；视敌如仇，心之同也。苟不求于心而务求于气。诚以北方之兵，骄悍劲猛，气孰尚焉。往岁征役于吴，一败而不可复振，盖其所发为勇者，乃浮气之在外者，非真气之根于心也。气根于心，则百败不可挫，天下莫当，父子之兵矣。戚子于督兵东南时，凡诸营伍中，有养气太勇而久未用者，不使当前行，以其积气太浮，畏心渐掩，或轻视其号令，必堕贼之计中。故兵人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之过盛，亦不可用，则知之者鲜矣。善将者宜何如而练其心气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必诚感诚。又如婴儿哑子，饮食为之通，疾病为之恤，患难为之共，甘苦为之同。彼有情焉，如婴儿不能自通乎心，如哑子，不能自白于口。善将者不待其心之发而先为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预为之谋，谆谆谕以忠君之义，祸福之辨，修短之数，死生之理，使之习服忠义；足以无忝所生，其为荣也利也如何？世之情事，有重于死者，有甚于生者。人心观感之下，积戴之久，感于爱，则爱君爱将，而身非所爱；感于义，则不忍后君后将，而先其所私；感于祸福之辨，则患难不足恐，而亲上之志坚；感于修短死生之数，则水火存亡，不足以夺其心。万人一心，心一而气齐，气齐而万人为一死。夫如是，吾以一心之万力而敌万力之各心；以一死夫，而拒彼万生命。孔曰“教民七年”，孟曰“仁者无敌”，“执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非得其心而一其气，何以致此于民哉？（见《练兵实纪·储练通论》）

    此之所谓“练心气”，克氏谓之“精神之训练”者是也。曾国藩则以“训”与“练”为二事，谓：

    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覆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见《曾文正公书牍·与张石卿制军》）

    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几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见《曾文正公批牍·统领韩字营全军韩参将进春禀奉委招勇》）

    总之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见《曾文正公书牍·与朱云崖》）

    此以“练”属于形式，“训”属于精神，而“训”重于“练”，亦与克氏之意相发也。盖平日训练之所宜加意者如此。而亦有以训练非实地战争不能以磨炼出精神者。胡林翼曰：

    凡兵之气，不见仗则弱，常见仗则强。久逸则终无用处，异日亦必不可临敌。（见《故文忠公书牍》己未十二月二十八日《致毛骥云观察》）

    兵事如学生功课，不进则退，不战则并不能守。敬姜之言曰：“劳则思，逸则淫。”且久逸则筋脉皆弛，心胆亦怯，不仅难战，亦且难守。（同上庚申五月十五日《致毛骥云观察》）

    守兵不动，久亦并不能守；战兵不战，久亦并不能战。其心散，其志弛，其力隳也。譬之写字读书，进德修业，非猛进，即乍退。游息只须半日半时，则精力乃足。若一日二日不做工夫，或经月经年不求精进，未有不懈不荒者。彼文事尚然，况用力之事耶！凡人总当忧勤，千般苦楚，总要人肯吃，无自便之策。（同上庚申九月十□日《致严渭春方伯》）

    凡兵勇不难于进，而难于站稳，此坚忍之实在功夫。多历战事，兵勇乃有进境。（同上庚申十月二十九日《致余会亭》）

    夫兵，犹火也，不戢则焚；兵，犹水也，不流则腐。治军之道，必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为典法。（见《胡文忠公批扎·饬各统带查办各营》）

    左宗棠曰：

    得力之兵……大小操演，固宜加勤。然非调之随征，俾令历练有素，则虽技艺有观，终不足恃。盖打仗以胆气为贵。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以练技而未练胆故也。（见《左文襄书牍》卷六《答徐树人中丞》）

    不明练心练胆之术，而但侈器之精、技之长、阵[5]之整，固有时而穷矣。（同上卷二十《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此以战争为训练，而揆之克氏所云培养军人之武德，在“坚苦之久战”，与“胜利之荣誉”用意正同也。然“坚苦之久战”与“胜利之荣誉”，足以锻炼军队之精神，亦或以耗竭军队之精神，中国兵家有极论之者。何以明其然？戚继光谓：

    兵之胜负者，气也。兵士能为胜负而不能司气。气有消长，无常盈，在司气者治制之何如耳。凡人之为兵，任是何等壮气，一遇大战后，就或全胜，气必少泄；又复治盛之以再用，庶气常盈。若一用之而不治，再用则浊，三用则涸，故无常胜之兵矣。

    语引见第一篇。而胡林翼则曰：

    尝论孺子之戏猪脬，贯以气而缚以绳。当其盛时，千锤不破；一针之隙，全脬皆消。兵事以气为主，兵勇之气，殆如孺子猪脬之气。此中盈虚消息之故，及蓄养之法，节宣之法，提倡之法，忍耐之法，惟大将能知之。（见《胡文忠公书牍》庚申八月二十九日《复多都统》）

    王翦用六十万人，日以美饮食抚循其士而不遽战。李牧治边，日以市租椎牛飨士而不欲战。养之久，而气势之蓄，郁于中，乃愈厚。（同上庚申十月二十四日《覆阎丹初农部》）

    俟审察贼情，并力大战，则我军之气，愈遏而愈盛。切忌零星试战。零星试战，最误事也。（同上庚申八月二十九日《复多都统》）

    曾国藩曰：

    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验。大约用兵无他谬巧，常存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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