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学第二

    原著卷二《论战之原理》

    克劳山维兹曰：兵之为法，作战之法；所以兵法之为学，作战之学也。惟战有一时一地之交战，有不一时、不一地，数次以至数十次、数百次之交战而成为一大战。然战必为数十百次交战之所积累，而未有以一时一地之交战决胜负者。是故兵法有二：杀敌致果，用兵以为一时一地之交战者，谓之战术；而料敌致胜，计险阨远近，调节空间时间以运用各地之交战，而靳以达最后胜利者，谓之战略。易言之，盖用兵以求交战之胜利者，战术也；用交战以达征战之主旨者，战略也。其他如军队之给养，伤兵之抚治，兵器之整缮，虽为重要，然不过战前战后之所有事，而匪为作战之法，故不属于兵法之范围焉。

    行军也，屯营也，兵站也，皆为作战之准备。三者具，而后交战之事兴焉；故为战术之一部。抑亦于全局之胜负有关，而不限于一时一时；故亦为战略之一部也。

    行军者，乃调遣军队之谓，用以分配兵力，而操纵交战之时与地以神明其用者也。可以支配交战，而不为交战之所支配，故为战略之用。惟行军之时，如或分道并进以与敌战，则是涵有战术之用矣。行军之神妙者，往往不及交绥而敌已望风披靡，师徒挠败，于是崇战略者，以为不战而胜，用兵之上。此则故甚其词而失之夸大。盖谋定后动、操必胜而后战者有之矣；未有不交战而能克敌者也。是故行军者，战略而兼战术；而非明战术之为用，则行军之威力不见，何以奏肤功哉！

    屯营与兵站亦然。若用以休兵养威，备预不虞；此则属于备战，而不在兵法之范畴矣。然或分配兵力，控制要害以示形势，则又战略之用也。苟其与敌交绥，先据要害，欲以制人而不制[1]于人；则擅战术之用矣。

    是故战术与战略，不同而相为用，固结而不可分。特以为学理之探讨，而不得不别白言之耳。

    基博按：克氏论兵法有“战略”、“战术”之分，而《汉书·艺文志》载：

    兵家者流，盖出古司马之职。……《洪范》八政，八曰师。《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燿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据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诏步兵校尉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曰“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其称“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是则克氏之所谓“战略”。而谓“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主，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则克氏之所谓“战术”也。《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三家，而以《孙子》居首。世传《孙子》十三篇，而以《计篇》冠首；其大指以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曰“计”、曰“势”，盖挈十三篇之要焉。势者，兵家之诡道。计者，庙算之先胜。必先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制权，施之临战。计者，量敌审己，虑于未战。自《计篇》以下，《作战》、《谋攻》及《形》三篇，反覆丁宁于“先胜而后求战”、“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尽知用兵之利[2]”、“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皆阐发《计篇》未尽之蕴。孙子之所谓“计”，任宏谓之“权谋”，而克氏之所谓“战略”者也。《势篇》以下，《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八篇，皆论势；其大指不外言“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后人发，先人至”、“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则任宏之所谓“形势”，而克氏谓之“战术”者矣。惟孙子之意，重计而不重势，则是战略重于战术。而欲为计，必先知彼；荀不知敌之情，安能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乎？用间者，所以知敌之情也，故以用间要其终焉。

    兵器之学，与兵法不同，挽近世利器之制造、要塞之建筑，以及军队之组织与阵式，时有进步，日新而月异。技术以之而精能，兵威因此而扩增，然此不过物质之进步、机械之改进，而于兵法无与焉。兵法者，乃心机之交斗。犹之炼剑者，未必能用剑，而杀人则在能用剑。兵器之学，譬之炼剑；而兵法，则能用之者也。

    基博按：任宏论次兵书四种，其四曰技巧。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此即所谓兵器之学也。克氏论兵器之学，为机械之改进，而兵法乃心机之交斗，其论精矣。然心机之交斗，盖随机械之改进，而益发挥以趋于繁赜。中国兵家，多涉制器用器之法。《司马法》曰：

    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之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天子之义第二》）

    又曰：

    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定爵第三》）

    此言用器之“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也。《吴子》曰：

    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治兵第三》）

    此言用器之人各有宜也。晁错言兵事书论器用利，有步兵之地，车骑之地，弓弩之地，长戟之地，矛之地，剑楯之地。此言用器之地各有宜也。而戚继光《纪效新书》有《长兵》、《牌筅》、《短兵》、《射法》、《拳经》、《诸器》等篇；《练兵实纪》有《军器解》；则更阐明“长兵短用，短兵长用”之义，论勘尤详。且曰：

    古人有言，器械不利，以卒予敌。利之一字，不专为锋利；用之便利，亦此利也。欲用之利，必习之精。（《练兵实纪·练将》）

    彼有精器而无精兵以用之，是谓徒费。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须兵士立得脚根定，则拽柴可以败荆，况精器乎！（同上《杂集·储练通论》）

    分门习技者士卒；而所以杂其长短，随其形便，错而用之者，主将也。（《纪效新书·或问》）

    夫五兵之法，长以救短，短以救长；长既易迈而势老，短又难及而势危，故相资为用；此自然之势，必然之理，至妙之术也。（《练兵实纪·杂集·军器解》）夫火器，均谓之长技，长者短用。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于五十步之外；势险节短，无有不中者矣。（同上《杂集·储练通论》）

    夫长兵短用，短兵长用，此所谓势险节短之法已。火器、火箭、弓矢，皆长兵也，往往贼在数百步外，即已打发，及至贼近与大队齐来，却称火药放尽，铅子欠缺，或再装已尺，每由此而败。至于叉钯、枪刀，皆短器也；何以长用？枪必身法步法与手法并进，而手握于根，即如把舵使舟，叉必尽柄着手，皆长用之妙也。（同上）

    况用器之术，短不接长。且如南方狼士之兵，士官军令严重，人人用命，宜战无不胜也。初调杀倭，每得一胜，旋即[3]败衄，何也？所用皆长牌短刀，而倭寇则以长枪重矢。此所谓短不接长。及短刀相接，刀法迥不如倭。此所谓以不能而斗能也。余乃因蹶思便，以败求胜，乃精放鸟铳之以代矢，矢不及铳。步下短兵，有若长枪，手握于根；而倭则持枪中截。枪法，惟长彼一寸，则必胜，乃较倭长可五尺。是倭枪不足以敌吾之枪矣，狼筅、钯棍，皆倍刀之长。（同上）

    大端短不接长，故必多用长以制短，此不易之论也。两长相对，惟有法者胜，两法相同，惟有胆者胜。（同上）

    太仓陆世仪著《八阵发明》，谓：

    制阵，非阵之难，而制队伍之难。古之善杀贼者，皆相敌而制伍。吴璘以弓、弩、长枪为三垒，岳飞、韩世忠以麻扎刀大斧砍拐子马，皆得制伍之精者也。故制阵，先制伍；制伍，先制器。

    其《思辩录·治平类》论：

    兵家所言出奇制胜者多矣，言旂鼓步伐者少。唐有《李靖兵法》，此其书也，然不得见全书，今仅存杜氏《通典》所载。戚南塘《纪效新书》是从此书脱出，故于旂鼓步伐之法独详。教阵先教队，教队先教器；而队法妙处，全在制器得当，故队者，一阵之所由始；艺者，一队之所由始。儒者欲存心兵学，慎勿以一器一艺为可忽也，虽不能行之，亦务为知之，若大将，则须通知各艺之情而善用之。

    麻城鲁之裕《趣陶园集》有《选兵论》，至谓：

    选兵莫善于选器，必明于选器，而选兵之道乃尽焉。人之生也，自二十以至四十者为壮，过此，则血气不能不衰矣。就此壮者而论之，其中长短大小强弱之不同，势不能齐而一之也。故其用器也，各有所宜焉，得其宜而后用之，无不利。大约目睛灼而猿臂鹄立者，宜弓箭；身材短小精悍者，宜籐牌、滚刀；其杀气蕴结于中，而有时勃发于面者，宜腰刀、手枪。至于排枪、大刀、档木、挠钩之用，则必老成有力者任之；苟少年健儿，筋力未任，而使习其艺，则未几而乏矣、溃矣。长大丰伟而使习圆径二尺之牌，握短刀，跪伏委曲，伸缩进退以出没于锋镝之间，其将能耶？必知于此乎精以辨之者，而后可与练兵。

    虽近代兵器之日趋机械化，自非旧时中国之刀矛弓矢可比；而要之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地各有宜；人各有宜；而投器之必视兵所宜，制阵之在制器得当；若大将则须通知各艺之情而善用之；似不以今古攸殊。而制器以图善用，亦何尝非以发挥心机之交斗耶？克氏所论，不过以明兵器学之未足以尽兵法耳。

    兵法之昌明，特挽近世事尔。其初不过史家之传记、名将之回忆录，偶有精卓不磨之成语格言播诵人口。然语焉而不详，未能立言有宗，成章以达也，乌足以语学术！既而渐有成书，特以战局兵情，瞬息万变。往往随事抒论，未得要领所在。而有开宗明义，欲以自名一家言者，则又见为迂阔而远于事情！谭兵者未能执简以驭繁，乃欲避难而图易，于是舍心理之神明，而专注于物质之估量。计其所以为说者有四：其一曰兵力说。以兵力之强弱，为胜负之所由分，兵以多为胜，以强为武。不知胜负之因多端，而兵力特其中之一。倘指挥无方，地形不习，虽强，亦奚以为！而必谓兵强者胜，斯皮相之谈尔。其二曰给养说。以给养为军队之生命，而列之为战略之根本。此尤迷信物力，而无当于事实者也！其三曰巩固根据说。以为战必得地利，惟给养集中，器械充足，可进可退，交通便利者，为适于战也；于是用几何原理以定一据点，而依之为进退。此一说也，似颇得战略之微意；然此机械之推理，亦偏面之真理耳。及其既也，则以我之固其根据，而推人之亦恃其根据也，谓惟包围战，可以夺所恃、操必胜，而不知其不必然。其四曰内线战说。此乃不足于巩固根据说，而欲有以矫其弊者也，以为战有必胜之法，在以一地为中心，而分兵四出。我之攻敌，可以进退自如，而敌则兼顾不易，不知所以为御矣。然此亦几何式之偏面理论，未为必胜之法也。斯四者，皆足以备一说；然不免阂于法而失之拙滞！徒断断于可占算之数量。讵知战者，知彼知己，所以为斗智，必索之于计，而计乃用智之效。我有计，而不计人之所以为计，是不知战者也。是故兵无成法。才将之所为，用法贵得法外意，宁兵法之所得拘！而欲治兵法者，只有就天挺之将才而问学焉。

    兵法之所以为难，尤在心理之神明，而不在可估量之物质、物力；犹之医之用药，而药之为品易明也，然身体之强弱，无两人而相同。同一药也，或效或不效。此医之所以难为也。夫兵法在用我之心计，以制人之心计，而心理之至幻变，尤不同生理之可测识。是则学兵尤难于学医矣！

    基博按：克氏论兵法，而探源于“心理之神明”，此诚识微之论，而中国兵家之所屡言不一言者也。孙子曰：

    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梅尧臣注：“彼得失之计，我以算策而知。”）作之而知动静之理。（杜牧注：“作，激作也，言激作敌人使其应我，然后观其动静理乱之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张预注：“形之以弱则彼必进，形之以强则彼必退，因其进退之际，则知彼遽之地死与生也。死地谓倾覆之地，生地谓便利之地也。”）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张预注：“有余，强也；不足，弱也。角量敌形知彼强弱之所。唐太宗曰：‘凡临阵，常以吾强对敌弱，常以吾弱对敌强。’苟[4]非角量，安得知之。”）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

    此其所论，与克氏所称“战者知彼知己，所以为斗智”之说若合符节；而归本于“兵因敌而制胜”，是克氏所谓“兵法在用我之心计以制人之心计”者也。

    唐李筌论兵，则致辩于“形”与“神”之相为用，以为：

    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鼓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观形，不见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扬尘，形其众也；减灶灭火，形其寡也。勇而无刚，尝敌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泽之险，无所不致，形其进也；油幕布帔，冠之树株，形其强也；偃旗卧鼓，寂若无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埏土，凫氏之冶金，为方为圆，或鼎或钟。土金无常性，因功以为名；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见《太白阴经·兵形篇》）

    克氏论“兵法之所以为难，在心理之神明，而不在可估量之物质物力”，而筌则谓“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尤视克氏之论为圆融无漏义。而筌之所谓“神”，克氏谓之“心理之神明”者也。若其舍心理之神明，而专注于物质之估量者，特以昧于筌之所云“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尔。

    揭暄《兵法百言》上、中、下三篇，上篇论智，有“先”、“机”、“势”、“识”、“测”、“争”、“读”、“言”、“造”、“巧”、“谋”、“计”、“生”、“变”、“累”、“转”、“活”、“疑”、“误”、“左”、“拙”、“预”、“叠”、“周”、“谨”、“知”、“间”、“秘”二十八言，盖宗孙子所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以立说；而于克氏“心机之交斗”一义，阐发尤无余蕴。如论“识”曰：

    听金鼓、观行列而识才；以北诱、以利饵而识情；撼而惊之，扰而拂之而识度；察于事也。念之所起，我悉觉之；计之所贻，我悉洞之；智而能掩，巧而能伏，我悉灼之；灼于意也。若夫意所未起而预拟情变，先心敌心以知敌，敌后我意而意我，则谋而必投也。

    论“测”曰：

    两将相遇，必有所试。两将相持，必有所测。测于敌者，避实而击疏。测于敌之测我者，示短以致长。测蹈于虚，反为敌诡；必一测而两备之，虞乎不虞，全术也，胜道也。

    论“战”曰：

    战者，争事也。兵争交，将争谋，将将战机，不争力而争心。

    论“计”曰：

    计有可制愚，不可制智；有可制智，不可制愚；一以计为计，一以不计为计也。惟计之用，智愚并制。假智者而愚，即以愚施；愚者而智，即以智投。每过乎敌所见，反乎敌所疑，则计蔑不成矣。

    故“计必因人而施”。论“累”曰：

    我可以此制人，即思人可以此制我而设一防。我可以此防人之制，人即可以此防我之制，而思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而又设一破彼之破。彼既能破，复设一破乎其所破之破。所破之破既破，而又能固我所破以塞彼破，而中我破，究不为其所破。递法以生，踵事而进，深乎深乎。

    论“叠”曰：

    太凡用计者，非一计之可孤行，必有数计以襄之也。以数计襄一计，由千百计练数计。故善用兵者，行计务实制，运巧必防损，立谋虑中变，命将杜违制。此策阻而彼策生，一端致而数端起，前未行而后复具，百计叠出，算无遗策。累字纵言之，计上生计也。此叠横言之，计中用计也。

    而冠之以“先”者，先人有夺人之心也。终之于“秘”者，几事不密则害成也。然事事秘，则计未就而人先疑，反为败局。兵，诡道也，有行而隐其端，有用而绝其口。然可言者，亦不妨先露以示信；推诚有素，不秘，所以为秘地也。所以用我之心计而制人之心计者，发微阐幽，备矣，无所不至矣。邵阳魏源《古微堂文集》，有《孙子集注序》，论兵谋，则以为心之变化所极，而非通《易》与《老》之旨者，不足以明孙武而得其所以然，尤为探源立论。其言曰：宋黄震有言：“《孙武子》十三篇，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为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谭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所异于儒，惟‘诡道’一议，言用兵变化，非奸诈之谓。”知言哉！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杀人以生人，非谋曷成！谋定而后战，斯常夫可制变。上谋之天，下谋之地，中谋之人。人谋敌谋，乃通于神，非之力也，心之变化所极也。变化者，仁术也。上古圣人，以其至仁之心，搏水火，胜之，搏龙蛇虎豹犀象，胜之。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于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精之又精，习与性成，则造父御、羿弓、稷稼、宜僚丸、秋弈、越女剑，皆得诸心，不能宣诸口。能言其然，不能言其所以然者也。若夫由其然以得其所以然，深乎深乎！微乎微乎！夫非知通《易》、《老》之旨者，孰与言乎！经之《易》、子之《老》、兵家之《孙》，其道冒万有，其心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盖以为惟此三书足尽“心之变化所极”也。非尽“心之变化所极”者，不足以言“心机之交斗”；而“心之变化所极”，岂成法可得而拘！史载汉武帝欲教霍去病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唐之张巡，以己意行军；而宋岳飞亦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克氏所以论兵无成法，而谓“才将之所为，宁兵法之所得拘。”可谓信而有征也！

    夫心理之所尤不可不加意者有四：一曰察敌将之智愚。其人之年龄、经历、才能、品性，我不能不知也。其人矜而上人，抑谦以能受乎？宽而得众，抑暴以自恣乎？骄而轻敌，抑静以能虑乎？谋而无成，抑果以有断乎？老而更事，抑少以喜功乎？而其战之勇怯、士之用命不用命系焉。苟知之有素，则应之有方。二曰审士气之盛衰。夫敌忾之心，致果之志，与相迫之势，三者，士气之所为奋也。昧者每以战为武力之比赛。不知武力之比赛，非济之以迈往之士气不为功也。三曰明心理之反应。敌之心理，我则知之。然尤不可不知者，名之曰敌，则必为有智虑而勇抗战之人。我窥其用心而利用之，安知敌之不因我之利用而反以图我？是故敌人心理之反应，非心理学之通则所能尽也。知彼知己，惟久经大敌、饶有经验者能为之耳。与其默守兵法之原理，毋宁发挥天才之明敏。四曰睹事变之不测。战者，事之不可捉摸者也。譬之大雾行舟，探途于无方，防患于不见，如必万全无害而后得当以试，古今无此战也。在我惟恃天才，在势只有机运，而察微知著，默识心通，兵法固非必胜之保障，此所以难也！

    基博按：克氏论列四事，而所以为言者三：“察敌将之智愚”、“明心理之反应”，此审其在敌者也；“审士气之盛衰”，此固其在我者也；“睹事变之不测”，此虑其在事者也。夫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而士气为战之大本。发其“敌忾之心”，励其“致果之志”，而视以“相迫之势”，进无必死，退无幸生，则士气作而敢死必矣！《司马法》曰：

    凡人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凡战之道：教约之轻死，道约人死正。（《严位第四》）

    道约人死正则奈何？昔宋司马子鱼尝告襄公曰：“明耻教战，求杀敌也。”而《吴子》曰：

    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之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吴子·图国》）

    苏洵则论惟义可以怒士，而谓：

    古之善军者，以刑使人，以赏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义附者焉。不以战，不以掠，而以备急难，故越有君子六千人。（《权书·法制》）

    苏轼曰：

    天子无皆勇之将，而将军无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夫倡者何也？气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军之勇怯。人人而较之，则勇怯之相去，若莛与楹；至于三军之勇怯则一也，出于反覆之间，而差于毫厘之际，故其权在将与君。人固有暴猛兽而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而色不变者；有见虺蜴而却走，闻钟鼓之声而战栗者；是勇怯之不齐，至于如此。然闾阎之小民，争斗戏笑，卒然之间而或至于杀人。当其发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虽天下之勇夫，无以过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顾其妻子，未始不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气之所乘，则夺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于未悔之间。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开其自悔之意，则是不战而先败也。故曰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则翻然者众矣。弓矢相及，剑楯相交，胜负之势，未有所决；而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则勃然者相继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军之众，可以气使也。谚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苟有以发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间，而用其锋，是之谓倡。（《策别·倡勇敢》）

    此所以发其“敌忾之心”，励其“致果之志”也。何谓示以“相迫之势”？孙子曰：

    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孙子·军争篇》）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

    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齐勇若一，政之道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九地篇》）

    吴子曰：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吴子·治兵》）

    唐甄曰：

    夫兵者，死门也，不可以生心处之。有自完之心者必亡，为退休之计者必破。欲保妻子，妻子必虏；欲全家室，家室必灭。善用兵者，有进无退，虽退所以成进；有先无后，虽后所以成先；有速无迟，虽迟所以成速；有战无守，虽守所以成战。邳兵围三盗，立戟如林，几椟充闬，盗斩围而出。以彼千百之众，其智其力，岂不三盗若也；而不能禽者，趋生者怯，趋死者勇也。人之常情，棘迫肤，则失色；砭触趾，则失声。一旦临死莫逃，忿发气生，心无家室，目无锋刃，鬼神避之，金石开之，何战不克，何攻不取。（唐子《潜书·五形》）

    何也？不得已则斗也，此之谓“相迫之势”。故曰：“敌忾之心、致果之志，与相迫之势三者，士气之所为奋也。”至于审其在敌，一曰“察敌将之智愚”；一曰“明心理之反应”。揭暄《兵法百言》上篇论智，皆以明心理之反应，已见前引。若其论敌将之智愚，此亦中国兵家之所极论。吴子曰：

    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吴子·论将》）

    唐太宗谓李靖曰：

    朕尝临阵，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己可得而知焉。（《续通鉴·兵典》引）

    苏洵曰：

    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乘之，则一举而夺其气。虽然，非愚将勿乘；乘之不动，其祸在我。分兵而迭进，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战，所以乘之也。（《权书·法制》）

    许洞曰：

    夫兴师之际，当先探敌将才不才。设若敌将不能以兵法使众，惟以勇敢为己任，我则顺用古法待之。或敌将善用古法，我则逆用古法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于设伏；设伏之奇，莫奇于新智。新智者，非不师古也，因古而反之尔。古人料敌，以其始来，战阵未合，先以贱而勇者挑之，观其号令旗鼓之整与乱，士马之强弱，营阵之偏正，行伍之齐肃散乱，言语之喧哗缄默，以定胜负焉。是以古法曰：“若其众喧旗乱，其卒自行自止，追败恐不及，见利恐不得。如此者将必无谋，虽众可获矣。”

    许洞曰：“如古人以此取功。苟敌人能料；我当顺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诈示之；俟彼出师，则发伏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不进者，劳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旗动者，乱也。吏怨者，倦也。悬瓶不反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其众也。数顾者，失其群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许洞曰：“观古人以此料敌，今则不然。当令精锐吏士，分而伏于要冲，使其劳倦残伤者如饥渴失群之状，或数摇动其旗，或数惊扰其众，使吏士喧哗，应敌人所料，苟出师袭我，则潜发所伏，出其不意击之。”古法曰：“鸟起者，伏也。众树动者，来也。”不知此未必伏与来也，欲为疑兵也。我已奔遁，多令老弱者动其众树及惊鸟起之类也。（《虎钤经·逆用古法》）

    吴县汪缙《汪子文录》有《案兵家》一文，谓：

    兵交而欲知其将之贤愚，在乎触之而动，触之而不动。触之动，为愚将。将愚者，见利则动，轻敌则动。法当以二诱取之：见利者，饵而诱之，可取也；轻敌者，怯而诱之，可取也。触之不动，为贤将。将贤者，智周则不动，法周则不动。法当以二济持之：两智相交，智不胜智，济之以法以持其疏，因智之一失也而攻之；两法相交，法不胜法，济之以智以持其变，因法之偶疏也而攻之。兵志曰攻谋，谓此也。

    此其说皆与克氏之论相发；而苏洵、许洞、汪缙三人，尤极推明敌将之智愚不同，而所以应之者各有攸宜，足以匡克氏之漏义焉。“事变之不测”，亦为用兵者之所宜慎。

    唐甄谓：

    用兵之道，危伏于安，安伏于危；死伏于生，生伏于死；惟达变者能见其微而用其巧。（唐子《潜书·受任》）

    揭暄《兵法百言》上篇有“变”、“活”、“周”之三言，以为：

    事幻于不定，亦幻于有定。以常行者而变之，复以常变者而变之，变乃无穷。可行则再，再即变，以其拟变而不变也。不可行则变，变即再，以其识变而复变也。兵必活而后动，计必活而后行。虽然，活中务敌，严处寻活。无留接，是谓孤军。无后者，是云穷策，掳思于不虑，作法于无防，计周靡恃，为周之至。

    皆所以致谨于“事变之不测”也。

    将才天授，运用在心，然则兵法非学之所可能乎？曰：必胜之兵法，世之所无。言之愈详，用之愈乖，以简御繁，是为得之。明乎此，则兵法未尝不可学。而学兵法之所不可不知者有二：一曰：兵法，视将之大小尊卑而攸殊。大抵裨将之所贵者，在杀敌致果之勇，而智谋之为用少；其战争之范畴小，而对象大都能目见。故兵法之所言者，有定程而易为知。至于大将之所事，因应无方，而时措之宜，则岂兵法之所能尽！又如兵器之应用及其威力，兵法之所能言者也。及其威力之已震，成效之已著，如何利用之以有成功，则涉于心理之范畴，可以意会，而非兵法之所能言传者矣。要之战术之兵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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