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凡第一

    原著卷一《论战之性质》

    克劳山维兹曰：欲论兵，不可不知战。而战之为道，暴行也；乃以威力加于敌，胁之以受命于我，而惟我之所欲为。此战之所为起也，论者不察，乃倡议裁减军备，不以杀敌致果为武。此在人群为仁义，而以论战则罪恶！何者？天下之为危道，莫大乎论战而不非仁义矣！夫仁者不杀人，义者不侵人，而战则驱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如不以杀敌致果为武，而以刑仁讲义为尚，可杀之人不杀，可侵之国不侵，则何以兼弱攻昧而威加于敌哉！又不仅是。我不杀人，不能禁人之不杀我。我不侵人，安能止人之不侵我！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拱手揖让以听人之宰割，危莫大焉，辱莫大焉！所以仁义与战，两不相容之道也！而言战必舍仁义。战之为道，暴行也；惟暴为无敌。仁义之师，鲜不挫败。然仁义不能以用兵，而理智则无害于暴。战者，利用理智以肆于为暴，而尽力之所能焉；倘以与不能为暴，刑仁讲让之敌遇，有不战，战必胜矣！战之所欲者，理智之暴行也；非仁也，义也！世日趋于文明，而两国交兵，优待俘虏，不残破不设防之城市；岂果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哉？诚以战之威力所加，有大于此者耳。或者乃以为野蛮。不知杀人之器，随科学以俱新；而国之文明愈高，战之危险愈大，人民同仇敌忾之心亦愈烈。何德不报，除恶务尽，不恤冒天下之不韪以快意于一战。文明之与野蛮何殊焉！

    基博按：此克氏开宗明义以诂战之第一义谛；而何其言之酷烈也！其在我国：周穆王时，有徐偃王，地方五百里，行仁义，朝之者三十六国。而穆王方骋八骏以西巡狩，闻诸侯咸归于徐，一日千里，长驱而归，使楚人伐徐。偃王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百姓从之者以万数。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故至此！”又春秋之世，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子鱼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烈。”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哀重伤，则如勿伤！哀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此则仁义之师，鲜不挫败，克氏之言，若信而有征也！然而我国先圣昔贤，曾不以徐偃、宋襄为大戒，而论兵不废仁义。孟子之言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孟子·尽心》下）

    荀子议兵，常以仁义为本，曰：

    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悦喜。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荀子·议兵篇》）

    则是克氏唯暴为无敌，而孟子言仁者无敌；克氏论兵以暴行为主，而《荀子·议兵》以仁义为本。然此犹儒者之论，则见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而孙子则兵家之祖，亦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说。其言曰：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谋攻篇》）

    杜佑为之解曰：

    敌国来服为上，以兵击破为次。

    张预更引伸之曰：

    《尉缭子》曰：“讲武料敌，使敌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破军杀将，乘堙发机，会众夺地，此力胜也。”然则所谓道胜、力胜者，即全国、破国之谓也。夫吊民伐罪，全胜为上。为不得已而至于破，则其次也。不战，则士不伤；不攻，则力不屈；不久，则财不费。以完全立胜于天下，故无顿兵血刃之害，而有国富兵强之利。

    诸葛亮征南中，问计参军马谡。谡曰：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三国志·马良传》注）

    此则我先圣昔贤论兵之第一义谛，与克氏为异。盖克氏欲肆为威暴以消敌人抗战之力。而我先圣昔贤，则强行仁义以消敌人抗战之心。此则全国、破国之异趣，心战、兵战之殊途，其大较然也。远古姑不论；而近代之战，尽有敌国政府抗战之力，已臻摧毁；而敌国人民同仇之心，益以坚强！即以德而论，观其以一九一四年发滔天之难，所向无前，攻比攻法，尽力摧毁，岂非肆为威暴，欲以力求贯彻克氏之所论哉！然而负固不服，既出法比人民同仇之心，而其政府抗战之力，亦不容不以再接再厉。卒之顿兵挫锐，无救于挠败者，岂不以敌国抗战之力，未易以威暴消之使尽，而其人民同仇之心，乃益以威暴奋其武怒哉！然后知孟子言“仁者无敌”，孙子之“必以全争于天下”，为老谋深算；而克氏所论之未为究竟义也！

    战之为道，暴行也。而所以为战者有三：其一摧毁敌国之战斗力，使之不能复战。次则占领敌国之土地，使之无法复兴以整军经武。又其次则消散敌国人民之战斗意志，而煽其人之爱好和平者起而反战。国之所与存亡废兴者，人民也。民心泮涣，人无斗志，彼其政府，将谁与战！夺其所恃，自不得不惟我之命是听。而我之威加于敌，所以耗其国力者，尤必大于我之所求欲，而予敌人以永劫不复之残破。屈服愈迟，则残破愈大。苟非屈服，无以自救，于是敌人乃不得不忍受我之所欲求，低首下心以保苟延之一息，以免加深之残破。始以我之所求为大欲者，今以与我威力所及之残破相较，乃转觉其渺小；然后知我向所求欲以为宽大，而自悔其未早计。两害相形，必取于轻；事有必至，理无可疑者。然非光毁其武力以尽消溃敌国之军队，不克臻此。夫先人有夺人之心，若我不先毁敌之武力，则敌或毁我之武力。我之武力毁，则我将惟敌之命是听，事久变生，未可知也。是故战之第一事，必先摧毁敌国之战斗力，而尤不可不尽摧毁之，使之不能复战。然而事未可以一概论！

    其一，欲尽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则我之武力，亦必尽量发挥；我之军费，亦必尽量支出。而以视战胜后所偿之欲求，未必与消耗相当，则是功不补患，得不偿失！不如占据其土地，抚定其人民，因资力以为持久之计，据形胜以示控制之势，绝其与国之援，阻其运输之路，形格势禁，敌自破败。以视摧毁敌国之战斗力，而势不得不出于苦战者，劳费较少，收功为易。

    其二，欲尽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必集中我国之武力、物力，尽其所能以恣一战。胜负固非一战所能决，而第一战胜负之所系于士气之勇怯、民心之得丧者甚大，何可不以全力出之！而欲倾国之所有以事一战，非人民同仇不可。人民安居乐业之既久，谁则好战？而敌忾之心，往往非一鼓所能作，而抚有广土众民之大国，其人力物力，亦非旦夕所能集中。此尤摧毁敌国之战斗力，欲先而不易为先之一端也。

    其三，欲尽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必挑敌与战。如敌不以战而以守，则我之术有时而穷。何者？近世战术，利守不利攻；而兵力之弱者，常以守而延长战争。旷日持久，而攻者困于士兵死丧之过多，财用支给之日匮，情见势绌，则不战而自屈。昔在普鲁士佛立德力大王之七年战争（1756——1763）时，其兵力不如奥之众且强；而奥无以制其命者，徒以守而不与战也。虽然，所谓守者，非坐困之谓也，特静以观变，相机而动以待反攻之机会耳。如有反攻之机，则必迅速以赴敌。苟攻守不相为用，守者每不知敌之所为攻，何得不分兵四防；而攻则可集中兵力以专注一处。以四散之分守，而当集中之猛攻，夫如是，其孰能御之！

    基博按：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英、法、美三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将军，尝在巴黎军官大学演说，谓：“自来名将，每先取守势，一俟敌军疲怠，大举反攻。以我之怠，乘敌之衰，未有不胜。”其说盖本克氏，而用以搏西战场最后之胜利。其在我国：广昌揭暄著有《兵法百言》一书，历观古今兵事利钝之故而籀其会通，其中有“延”与“速”之两言，而相次以明为用，以为：

    势有不可即战者，在能用延。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征调未至，必待其集；新附未协，必待其孚；计谋未定，必待其决。时未可战，姑勿战。盖拙者贵于守；延者，势在必战而特迟之也。势已成，机已至，人已集，而又迁移迟缓者，此堕军也。士将怠，时将不利，国将困，拥兵境上而不决战者，此迷军也。有智而迟，人将先计；见而不决，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难得者时，易失者机，速哉！用兵能速，则智不能谋，勇不及断，己舒而人促，己裕而人窘。

    盖始之以“延”，胜之于“速”，其论亦与克氏之指相发。欧洲大战，法国福煦将军之所以挫德者以此；而我今日之所以图制日者，亦无出于此。观法之能胜德，知我之必胜日矣。特是日人知其士之将怠，时之将不利，国之将困，不甘为揭氏之所谓“迷军”，而欲快心于一决。此诚揭氏所谓“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在我则用“延”，而尚未臻用“速”之日也。揭暄字子宣，清初人，见阮元《畴人传》。称其深明西算，而又别有悟入，其言七政小轮旋转而生漩涡，遂成留逆，实为古今之所未发。所著《璇玑遗述》，一名《写天新语》。

    其四，战之成功，非绝对也。胜败，何常之有！败者岂无旂鼓重振之日！而邻国之环以伺我，眈眈逐逐者，正大有人，何可不虞！如我武力、物力，倾国之所有以耗之于一国，尽之于一朝，而不图有以善其后，必有承我之敝以牧功于全胜者。夫患生于不防，虑及于可知。天下事，往往有谋之于数年、败之于一旦者。是以人生多意外之变，世道有不虑之衅，而战为尤甚者也。知彼知己，何尝不审！而军事情报，每多失实。其在兵法，用间固为尤难。强弱之故，难以臆测。是故战，危道也，匪不得已，不可以战。而及其战，人民不可不有敌忾之同情，将帅不可不有缜密之战略，国家不可不有久大之政略。而其运用，则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夫纵横捭阖，国际间之政争，永无已时；而战则国际政争之一法，不过以弥缝其阙耳。是故为将帅者，不可以不明政治；而政略，则战略之所自出焉。

    基博按：日人之所以施于我者，消溃我军队，占据我土地，摧挫我民气。凡克氏之所指画，几无不倾囊以出；而尤殚锐竭力以欲消溃我军队，可谓传授心法！虽然，孙武不云乎：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九变篇》）

    克氏历陈消溃敌军之为先务之急，而卒之曰：“事未可以一概论。”长虑却顾，言其可，而亦何尝不虑其事之不终可耶！此其“杂于利害”之所以为智者。而日人则一意孤行，见其可而不见其不可，尚为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至于克氏所云“消散敌国人民之战斗意志”，似与我先哲攻心之论有合。特我之所谓“攻心”者，盖以德服人之仁；而克氏所云，则半出于力征，半出于计煽，惨徼狙诈，殆兼而有之。我以仁，彼以暴，未可以同年而语也！

    战之胜负，将之才不才系焉；而人才不易，将才尤难。国家日进于文明，百度维新，然人才只有此数，则以社会相需之殷，而将才少。惟野蛮之国，事业不振，人才无所用之，而又日竞于武，故将才多。特是才有高下，将有智愚；而才之高者，所贵有明敏之睿智。睿智，则必随文明以俱进。惟文明之国，厥为名将之所孕毓焉。苟其国家文明，其人民好战，则其国之名将必多。远鉴古之罗马，近观拿破仑时代之法，名将蔚起，莫之与京，岂偶然哉！无亦以好战之人民，而擅有文明之国家，故能钟灵秀以有此盛也！

    将以智为本，以勇辅之。而勇之为验有二：一曰临大危而不挫其气；一曰常大任而不避其艰。一言以蔽之，曰不畏艰险而已。夫不畏艰险，或起于轻生之习性，或激于爱国之热情。轻生则气锐，情热则多力；而意气陵厉，自无畏难苟安之心矣！

    战之为事，劳筋骨，苦心志。而将士之服战役者，必具有坚强之体力、勇毅之精神，而济之以明敏之睿智，乃克有济；而尤莫重于智，莫难于智。盖战无常法，兵无定势，瞬息万变，往往不可臆度；所贵相机应变，因利制权，而深有借于思虑及推考。然则何道而可？曰：必先之以敏锐之观测，而发之为果敢之动作。其亦庶乎其可也！夫惟有敏锐之观测者，乃能洞鉴幽渺莫测之情势，而深识其真，慎勿局于一时一隅。而目先四射，熟权时间、空间两者之错变，而运用繁赜[1]之战略，出以心思之灵敏，发以动作之果敢。而果敢者，不疑而为之之谓。然为之不疑，必先知之不惑。知之明，故为之果，斯大勇矣。倘知之未明，而为之不疑，卤莽徒以偾事，盲动而已，岂得谓之果敢哉！故智谋者，果敢之本也。然智谋亦必济以果敢；而需者事之贼，多智者，亦往往多疑多败。故智谋辅以果敢，而沉着胜于聪明；聪明或以自误，而沉着决不盲动也。两者相济为用，而必基之于识力之培养！

    抑为将之道，非杀敌之难，而御兵之难；尤非急战之难，而持久之难。方战之初，一鼓作气，人怀必胜，为将无难也。及其久而师老，信心渐失，暮气既深，怯死幸生；鼓之不知奋也，励之不知耻也；劳而欲休，陈而不整；其尤甚者，怨愤其上。使当此之时，而为之将者，抚众有度，镇扰以定，而以其自我之光明，焕发众心之迷盲；以其自我之热情，激励士气之萎靡。以静制乱，以勇振怯，发其信心，鼓其暮气，旂鼓重振，有死无二。此则为将之所难也。然而为之有道，持之有故。曰：惟为将者，示之以坚强之意志，发之以热烈之情感，持之以卓越之识力，而后为士众所仰赖，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三者相辅而以相成，不可或缺者也。

    基博按：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德之败也，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师久而老。老师则厌战，厌战而丧气，溃败之道也。克氏之论，可谓有验矣！揆之中国：春秋之世，齐人伐鲁，鲁庄公御之长勺。将战，曹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乃战。齐师败绩。公问其故，刿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亦以一鼓之气易为作，持久力难为继也。一日之战如此，况兵连祸结以延数年之旷日持久，何可不慎图所以持其后哉！《司马法》曰：

    凡战，以力久，以气胜。（见《司马法·严位》）

    戚继光曰：

    兵之胜负者，气也。兵士能为胜负，而不能司气。气有消长，无常盈，在司气者治制之何如耳。凡人之为兵，任是何等壮气，一遇大战后，就或全胜，气必少泄；又复治盛之以再用，庶气常盈。若一用之而不治，再用则浊，三用则涸，故无常胜之兵矣。夫方寸之微，出入无乡；一少恃其旧气，便著障根，以渐变去，便至不可收拾，是故世未尝无百战百胜之卒，惟在我无百战百胜之心耳。（见《纪效新书或问》）

    我之抗日，苦战一年，破军杀将，主客交困。日之师老，我亦力竭，胜负之分，其孰能久；而治气治心则能久，夺气夺心则不能久。孙子曰：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见《孙子·军争篇》）

    苟我能治气治心，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其所以夺气夺心者，将不在我而在敌。然则治气治心奈何？曰有本有原。苏洵曰：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见《权书·心术》）

    此治气治心之本也。洵又曰：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熢燧，严斥候，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同上）

    此治气治心之法也。日人师也无名，苟以利动，此洵所谓“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者也。何如我之外御其侮，士以义怒；治气治心，既得其本矣；改革币制，统制金融，所以养其财者，亦既图之于未战；而所以养力、养气、养心以持之于既战既胜者，何可不善图利之，而要在于将之镇。揭暄《兵法百言》有“镇”之一言，以为：

    将，志也。三军，气也。气易动而难制，在制于将之镇。惊骇可定也，反侧可安也，百万众可却灭也。志正而谋一，气发而勇倍，动罔不臧。

    诚哉是言也！惟将军夺心，斯三军夺气。李靖曰：

    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见《孙子·军争篇》张预注引）

    师老矣，寇深矣，所以守吾气而有待者，兵之利也，将之任也。

    爱名誉，重气节，此将士意志之所以坚强。特其百折不挠，久而不渝，则非持之以定识定力不为功！

    情热，则多力。热情者，凡为将士之所不可少。然所贵者，不在一时之义勇愤发，而在激昂慷慨之中，能持之以镇静，仍无害于处变若定之智虑。此则所难也。大抵人有三品：其一情感阙乏之人，激之使奋，其道非易。然以其人沉着，奉令承教，无热情，亦无败事，用之于战，亦有可取之道。其二情感热烈之人，如炸药然，一触即发，而一发即熄，可激发而不可持久者也。此其人烈于情感，昧于智计，遇小忿则怒，而当大敌则挠，往往仓皇扰攘而不知所措。此其人非受高深之教育以发展其智虑，则不可以之为将；倘因材器使，可为裨将，以所任者不过冲锋陷阵，而一时之义勇奋发，足以集事矣。其三为刚毅木讷，不以小忿而气激，不以小挫而志馁；意思深长，其情感不易发，而一发则不可遏；其蓄诸中者以浅以厚，其措之事也可大可久。此则所谓激昂慷慨，而能持以镇静，无害于处变若定之智虑者也。持是道也以往，可以为帅矣。此其人稟乎天性，而要非有识力之培养不克臻此。

    博学多闻，不足以见识力。而所谓识力者，谓有主张，有自信，有文理密察之智虑，与发强刚毅之德性者也。夫战之为道，至无定也。凡兵家之言，极深研幾；及其临阵，学说原理，杳无经验，何所用之！而纷纭之变，扰我灵台；死丧之哀，凄人心脾；茫茫前途，惟有猜想。是故战之为事，至变且乱也，非战之难。变而能持其常，乱而不失其定，则难！此则识力之培养，必有以裕之于平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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