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晚周文学

    第一章 楚辞之起源

    春秋以前，我国文学为四言诗，所谓《三百篇》是也。春秋以后，南方文学勃兴，是为楚辞。楚辞者，诗之变也。刘勰曰：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又曰：楚辞者，体漫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文心雕龙·辨骚》。盖自春秋以还，诗人不作。楚承南音，代以骚体。屈原始创，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踵其余绪，作者渐夥。荀卿北方大儒，宦游于楚，曾为歌赋以遗春申君。今所传《赋》篇及《成相辞》亦风骚之流也。故骚赋起于战国，而作者则悉为楚人。以时言则上继葩经，以地言则划分南北，其变迁之迹至显。今述其缘起如下。

    一、关于北方文学者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又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谕。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班氏谓辞赋之起由于聘问歌咏之事废，极为有见。考春秋时行人往来，辞命为先。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是也。顾欲善其辞命，厥惟学《诗》。故孔子以诵诗专对并举。观《左传》所载诸侯聘会宴燕享之时，必借赋诗歌诗以为周旋酬酢之助者，不可胜数。其最著者，如襄公二一七年《传》：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贲贲》，子西赋《黍苗》，子产赋《隰桑》，子太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举座无不赋者，可谓极一时之盛事矣。又如昭公十二年《传》，记宋华定来聘，为赋《蓼萧》，弗如，又不答赋，昭子谓其必亡。而襄公十六年《传》：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侯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盖尔时赋诗歌诗之重要如此。楚本后起，文化较低，北方诸侯皆夷之。及其盛也，与中土交际渐繁，聘会渐多，感实用之需要，受大学之熏陶，遂不得不研习《三百篇》，而同化于诸夏矣。故《左传·文公十年》，楚子舟引《大雅·烝民》及《民劳》。宣十二年，叔孙引《小雅·六月》，楚子引《周颂·时迈》。成二年，申叔跪引《卫风·桑中》，子重引《大雅·文王》。襄二十七年，薳罢如晋，赋《既醉》。昭三年，楚子享郑伯，赋《吉日》。昭七年，芊尹无宇引《小雅·北山》。昭二十三年，沈尹戌亦引《文王》。二十四年，又引《大雅·桑柔》。而昭十二年《传》，子革且引逸诗《祈招》以谏，此皆楚人通达《诗经》之证也。故骚体文中，每句用一兮字，此种形式亦出于诗。而屈子《天问》且纯为诗之遗体。考《诗经》泰半皆黄河流域产品，然则谓楚辞之起原，实受北方文学之影响也何疑。

    二、关于南方文学者 《诗》三百篇无楚风，然江汉之间，皆为楚地。《汉广》、《江沱》诸诗，列于二《南》，《汝坟》在河南之南部，地与楚境相近。《野麕》之白茅本亦楚产，即《左传》所谓包茅，可知亦为南方诗歌，是《诗》无楚风，而实为风首也。《汉书·地理志》陈国今淮阳之地，盖古豫州之东南，而今河南湖北及安徽一部之地。则诗中之《陈风》，亦当属之南方。春秋末楚灭陈有其地，又悉兼并其附近诸小国。故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楚境既广，故其时南方诸国之文学亦遂占而有之。蕴蓄既久，华实斯茂。迄于战国，楚辞崛起，有由来矣。又老子亦楚苦县人，其所著《道德经》五千言，虽非文学作品，然《道德经》中多为韵文，且其形式亦与楚辞之《九歌》相同。例如十五章云：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此类哲理诗。极似骚体文之先驱。特其兮字之位置微有不同，遂觉音节稍促耳。此外南方诗歌之散见于古籍者，有《说苑·至公》篇所载之《子文歌》，颂楚令尹子文刑其族人事。《正谏》篇《楚人歌》，咏楚庄王纳诸御已之谏而罢筑层台事。《新序·节士》篇之《徐人歌》，咏吴公子挂剑事。《论语》有《楚狂接舆歌》，《孟子》有《孺子沧浪歌》。《左传》有公孙有山氏之《庚癸歌》。皆古南方诗歌之可信者。形质虽极幼稚，然其胚胎楚辞之功则甚著。其尤者为《说苑·善说》篇之《越人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按此诗原文不可晓，本越方言，译为楚文如此。据《说苑》此诗当在楚康王时。前五五〇顷。词旨委婉，音韵悠扬，若就形式观之，骚体文之成立固远在屈宋之先矣。

    三、关于楚国者 楚辞之发生与楚地关系最深。约言之，可分为三种。《汉书·地理志》曰：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匡衡传》谓陈夫人好巫鬼而民淫祀。《地理志》亦谓陈太姬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五鬼。《陈风》所称击鼓于宛邱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盖陈太姬之遗风也。而《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有巫门、巫里、巫山、巫城等名，则是时南方诸国巫风之盛可知。其后吴并于越，陈、越又先后灭于楚。故此风遂以楚为最盛，而其影响于文学者亦最大。盖巫觋唯一之任务为司祭祀，祭祀必有祈祷，祈祷必用祝辞与歌舞，祝辞所以为已，故诗歌兴焉。歌舞所以为神，故音乐舞蹈兴焉。斯时文学虽为宗教附庸，久渐蔚为大国。故迷信之风愈炽，文学之材料愈多。当此文学尚未完全脱离宗教之际，楚地沅湘之间，即有《九歌》之产生，专咏灵巫祭神歌舞之事。王逸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出见俗人祭礼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九歌》序。王氏虽误认《九歌》为屈原所作（详后）。然其说明楚辞与宗教之关系固甚了然矣。《吕氏春秋·侈乐》篇云：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此其关于民俗者一也。先秦之世，各国风谣不同，音乐亦异。风谣之播于声音者为土乐，土乐又影响于文学。此在诸国然，而楚为尤甚。按《左传·成公九年》传云：晋侯观于军府，见锺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与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楚囚，君子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又襄公十八年《传》云：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夫曰南音、曰南风、又曰土风，则楚乐必异乎北方之撰也。《汉书·礼乐志》谓房中初乐为楚声，盖本其调以制曲耳。楚为南方大国，楚声即可代表南方之音，故又曰南音，或曰南风，名异而实同也。又按《吕览》载涂山氏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是南音者，兮猗之音也。《候人歌》者，楚辞之滥觞也，故楚辞即南音之文学，由《候人歌》以演进者也。《候人歌》既可取为乐歌，本《吕览》高诱注。则楚辞之起与音乐之关系深矣。尝疑楚辞本亦可歌，与《三百篇》同。盖谱诸管弦者为楚声著于竹帛者为楚辞。汉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或即与古者歌诗无以异。《隋书·经籍志》谓隋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唐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可知通楚声者，隋唐时尚有人焉。此其关于音乐者二也。刘勰曰：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又曰：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王夫之曰：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戍削之幽苑，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楚辞通释序例》。二氏论屈子文得江山之助，诚为卓识。盖文学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非独屈子为然。所谓地理者，大之如五狱四渎，屴漂汩。小之如鸟兽鱼虫，飞走蠕动。可以拓作者之胸襟，增文学之资料。后世赋家极乐铺叙地理，凡山川形势、水陆奇珍，乃至一草一木之微，靡不描摹尽致者，乃《风》《骚》之舆台，得其一体以自广者耳。今楚于山则有九嶷南岳之高，于水则有江汉沅湘之长，于湖潴则有云梦洞庭之巨浸，其间崖谷洲渚森林鱼鸟之胜，诗人讴歌之天国在焉。故《九歌·湘君》一篇言地理者十九，而《九章·涉江》所纪，亦绝似山水之写真。虽作者非必有意铺陈，然使其不遇此等境地，以为文学之资，将亦束手而无所凭借矣。此其关于地理者三也。以上参看拙著《楚辞概论》。

    第二章 屈原

    屈原传略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据《离骚》自述，父名伯庸。又据“摄提孟陬”一语，其生平略可推定。盖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正月也。周安王二十六年，前三四三。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离骚》自述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怀王时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同列上官大夫心害其能，怀王使为宪令，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于王，王怒而疏之，作《天问》。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绐怀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绝齐使。及索地不得，兴师伐秦，大败。自是楚国外交失策，时而联齐，时而联秦。秦昭王初立，厚赂于楚。楚往迎妇，见《史记·楚世家》。屈原切谏，不听。被放汉北，作《抽思》及《悲回风》。寻复起用，昭王欲与怀王会，原云：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竟死于秦。顷襄王立，以子兰为令尹。屈原咎其劝王入秦，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顷襄王怒而迁之于江南。作《离骚》、《思美人》、《哀郢》、《涉江》、《橘颂》等篇。是时楚时削弱，屈原不忍亲见宗国之亡，而又感于怀王反覆无常，客死归葬，复作《怀沙》、《招魂》、《惜往日》以揲哀思，卒自沉汨罗江以死。死时年约六十，盖我国一人格最伟大之文学家也。

    屈原作品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屈原赋二十五篇。今所传《楚辞》，屈赋具在，并无散佚。惟诸家对于二十五篇之数算法不同，异谶滋多。有以《离骚》、《天问》、《远游》、《卜居》、《渔父》、《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为二十五篇者，自王逸以来多主之。至删去《九歌》之《国殇》、《礼魂》而加入《大招》、《惜誓》者，则姚宽之妄断也。见《西溪丛语》。以《九歌》之《礼魂》为前十章送神通用之曲而加《招魂》一篇者，则王夫之之创说也。以《九歌》之《山鬼》、《国殇》、《礼魂》三篇合为一篇而更加《大招》、《招魂》二篇以足其数者，则林云铭之好事也。见《楚辞灯》。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合为一篇，余则与林说同者，又蒋骥之异说也。见《山带阁注楚辞》。凡此或删割臆断，或妄加伸缩，总由于拘牵艺文之目而起。今班志原目不可见，王氏《章句》二十五篇或即刘向旧本，则其说为最古，当亦较为可信。第自屈原之死，后人哀思者多，而西汉辞赋盛行，作者飚起。故其间摹拟相继，真伪杂出，相传既久，遂多疑误，故王叔师于《大招》、《惜誓》二篇之作者尚不能明也。以今考之，《九歌》为古代南方之宗教文学，决非屈子所自造。而《大招》模仿《招魂》，《远游》为汉人黄老思想，《卜居》、《渔父》疑均出于后人所依托。所谓屈原赋二十五篇，止《离骚》、《天问》、《招魂》及《九章》等篇为可信耳。而《九章》尚不免赝鼎羼入其间，又吾人所当审察而详辨之者也。参看《楚辞概论》。

    屈原与文学 屈子之文上溯《风》、《雅》，下开汉武。其《离骚》一篇，长二千余言，更七十余韵，为古今第一长篇之抒情诗。其词旨大抵源出于《九歌》，所谓美人香草，周游求女者，皆袭《九歌》遗意，以寄其缠绵往复之思耳。兹先略论《九歌》。以见《离骚》之所自出。按王逸序《九歌》，目为屈原所作，实则非也。例如《少司命》云：

    秋兰兮糜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至兮水扬波。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孔盖兮翠旍，登九天兮抚彗星。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

    又如《离骚》一节云：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知吾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本作恒，避汉文帝讳改。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吾人试以《九歌》与《离骚》等篇较，即可知其非一人之作也。盖九歌句法短促，每句皆用兮字，且悉位于句中。兮字下恒承以二字或三字短句，《国殇》、《山鬼》二篇全为七言，其构造为四三句法。此与《离骚》等篇之形式俱以六七字为句，每间句用一兮字于句末者，根本不同。《九歌》句法屈原《九章》中间用之。且屈原诸赋泰半皆有乱辞或少歌等，而《九歌》则始终为一整个短歌，与《离骚》、《涉江》、《哀郢》、《抽思》、《怀沙》诸篇大异。即就篇幅之长短观之，屈赋长篇多用短篇少。长者如《离骚》、《天问》多至三四百句，短者如《橘颂》，亦数十句。而《九歌》最长者如《湘夫人》止四十句，次则《湘君》三十八句，余或十余句二十余句不等，最短者如《礼魂》一篇仅五句，以视屈赋之回环往复，三致其意者，不侔矣。况《离骚》中所用字面显系暗袭《九歌》，而其神话之气味尤与《九歌》之宗教色采有关。予故谓《九歌》者，实《风》、《骚》间之过渡作品，屈赋之近祖，亦楚辞之先驱也。

    《史记》引淮南王《离骚传》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王逸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楚辞章句·离骚序》。魏文帝《典论》云：优游按衍，屈原尚之。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长卿、子云不能及。而刘氏《辨骚》，尤极推崇。盖屈原文学之主干在是，楚辞代表之作品亦在是矣。故后人常称屈赋曰骚，称楚辞亦曰骚。昭明取以标目，彦和用以名篇，俱非专指《离骚》一篇言也。《史记》云：离骚者，犹离忧也。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夫屈原以旷代轶才，而又楚之懿亲，乃不见用于君，反获罪而窜逐穷荒，此固人情所不能忍者。故其文亦忧愁幽思，曲折回复，怨慕泣诉，迫于情之所弗容己，与乎世之无病呻吟者异也。世之读者，殆无不悲其遇，悯其志，感其词而竞为文以悼之。盖自贾谊、刘向、王褒、王逸以下，代不乏人。观扬雄吊屈原，作《反离骚》，投诸江流。又作《广骚》一篇，《汉书·扬雄传》。应奉著《感骚》三十篇，《后汉书·应奉传》。梁竦为《悼骚赋》，系玄石而沉之。《后汉书·梁竦传》。柳宗元贬永州司马，仿《离骚》数十篇。《唐书·柳宗元传》。而《世说》王孝伯且谓无事痛饮，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故陆放翁诗云：名士真须读楚辞。则其文之感人深矣。今观其文体在当时实一洗《三百篇》之面目，而开吾国文学上之新纪元，故其影响于艺林者亦最巨。约其特质言也：

    一、《离骚》固为一篇极长之抒情诗，然亦间兼叙事。其篇首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之初度兮，肇锡余之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此种自序体实为屈子所独创，故刘知幾曰：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史通·序传》。按韦孟《讽谏诗》云：肃肃我祖，国自豕韦。扬雄《反离骚》云：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末之扬侯。班固《幽通赋》云：系高顼之元胄兮，氏中叶之炳灵。庾信《哀江南赋》云：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凡此首陈世系，皆摹拟《离骚》者也。

    二、《离骚》自就重华陈词以后，设想渐奇。如言驷虬乘鹥,羲和弭节；饮马咸池，总辔扶桑；望舒先驱，飞廉奔属；鸾皇凤鸟之使，飘风云霓之御；叩帝阍，望阊阖；济白水，登阆风；求宓妃，见有娀；览观四极，周流上下。而曲终浪游昆仑一段，尤复恣意言之。此等幻想寓言，影响后世极大。秦汉以来之神仙思想，即其显著者也。近人廖平即据此疑《离骚》为秦博士所作。实非。即伪托之《远游》，司马相如之《大人赋》以及种种神怪小说，靡不出此。

    三、离骚中如女媭、灵氛、巫咸数段对话，已开《子虚》、《上林》诸赋问答之先声。而草木、鸟兽之侈陈，尤为汉赋之所祖。至其中多用双声叠韵之联绵字，如謇謇冉冉、緫緫、忽忽啾啾、领陆难、逍遥容与等词亦极为后之赋家所乐用。

    《天问》一篇王逸以为屈原放逐山泽所作，恐未可信。今观全文，绝无放逐痕迹。疑即上官夺稿，被谗见疏时之所作也。古籍湮没，文义多不可晓，柳宗元为作《天对》以答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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