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诗之来源及南风雅颂

    今所传《诗》三百篇，（诗本三百十一篇，其《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笙诗，有声无词，实止三百有五篇。言三百者，举成数也。）果何自来耶？曰，大半皆周时朝廷之所采者也。古有采诗之官。《左氏》襄十四年《传》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杜预注谓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则其制不自周始。故《孔丛子·巡狩》篇称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扬雄谓周輶轩之使逌人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逌人即《周官》之行人。《汉书·食货志》亦谓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而《公羊》宣公十五年《传》注又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两汉儒者言古昔采诗之事详悉如此。后世若汉武帝之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见《汉书·礼乐志》），盖古之制也。至其所以采诗之意有二：一曰考民俗。《礼记·王制》所谓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是也。二曰立诗教。《周礼》所谓太师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是也，然则今之所谓“三百篇”者，大抵成周之民间文学，妇人孺子之所讴吟，贩夫牧竖之所谣倡，莫能指其作者之主名者也。《诗序》言诗之作者，自《绿衣》至《鲁颂》，不下数十篇，多不可信。说详后。

    《诗》三百篇皆可入乐。乐正即以之教国子，入学者咸肄习之，故习乐即习诗也。《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教国子以乐语乐舞；《乐记》亦谓以乐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故其时诗乐之学普及，文人学士多通音律，观于春秋时大夫类能赋诗歌诗可知矣。然则今之“三百篇”殆又最古之乐谱也欤？惟相传既久，舛误必多；春秋以还，礼崩乐坏。孔子以“六艺”教弟子，毅然以修明礼乐为己任。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厥后史迁作《孔子世家》，即据此以为孔子删诗之证，而异议自此起。其说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公此说，后儒信者颇多，而疑之者则力辟其谬。有谓孔子如果删《诗》，不应存郑卫之淫风者；有谓孔子删《诗》不容十分去九者；有谓孔子删《诗》非全篇删去，乃篇删其章，章删其句，句删其字者。此皆似是而非之言，殊不足以服众口。故崔述驳之曰：“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学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读风偶识》。）今按《论语》，孔子自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诗》三百，是古诗相传，实只三百之数，孔子固未尝删也。《论语》又记孔子告其子之言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又曰：“‘雅’‘颂’各得其所。”是二“南”“雅”“颂”之名，似亦在昔所固有，亦非孔子有所去取也。且《左氏》记季札观乐，在孔子前，所论诸“风”，无一出十五国以外者。然则今《诗》三百，原为周时旧本，孔子删诗之论，特史公误解“‘雅’‘颂’各得其所”之文，故遂为此臆说耳。不知“雅”“颂”得所，实指声乐而言，与删汰篇章无关，上云“乐正”，是其明征。《墨子·公孟》篇亦言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矣。（《郑风·子矜》引此以释诗义。孔疏云：“诵之，谓背之暗诵之；歌之，谓引声长歌之；弦之，谓以琴瑟播之；舞之；谓以手足舞之。”盖四诗所用，皆一“三百篇”而已；特其肄习之方不同，故分言之。）今亦皆指为孔氏之所删，可乎？窃意行人采诗，官非一人，世非一代，地非一域，初或不止三百之数；其后用以入乐，用以施教，始撷取英华，芟除芜秽，定著之为三百五篇。其已删者，无人诵习，久渐散亡，所谓“逸诗”是也。此非孔子删之，乃太师或史官纂辑时删之耳。其已著录者，则传者世有其人，习者人有其事，故虽遭秦火而犹得全也。余以是知孔子时诗本无阙失，三百五篇，固犹旧本真面也。

    《诗》分三类，曰《风》，曰《雅》，曰《颂》。《风》之数并二《南》为十五，凡诗百六十篇。《雅》分小大，《小雅》八十篇，《大雅》三十一篇。《颂》合周鲁商为《三颂》，《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合四十篇。全诗凡三百十一篇。惟《二南》自昔列于《风》首，故以为《风》；然考其实，有不得不分者焉，故今分《南》、《风》、《雅》、《颂》四类述之。

    一、《南》 《南》者，乐也，因地得名。《小雅·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传》，季札来聘，请观周乐，见舞象箾南籥者；《礼记·文王世子》亦称胥鼓南，然则“南”之名虽不必即为《周南》、《召南》，其为古乐则无疑也。（程大昌《考古编》谓南乐即《周南》、《召南》，后儒非之者甚多，今不具论。）今按《吕览》称涂山氏女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以为《周南》、《召南》。高诱注谓《周南》、《召南》即取南方国风之音以为乐歌。盖南乐者，南方之音乐，如《左传》所谓锺仪操南音是也，亦即《左传》及《礼记》所谓虞舜师旷之歌《南风》是也，非《诗序》所云化自北而南之谓也。其称为《周南》、《召南》者，盖周初之时，周公与召公分治，各采风谣以入乐章：周公所采南方之诗，则谓之《周南》；召公所采南方之诗，则谓之《召南》耳。今观其诗，如《南有樛木》、《汉广》、《汝坟》、《江有汜》诸篇，皆明著其地矣。则二《南》皆周召封地以南之诗，以地别，不以化区，殆无疑义。而旧说王者诸侯之风，亦决不可信矣。胡承珙曰：“《南》以地言者，乃采诗时编部之名也；以音言者，又入乐时编部之名也。二者不同，而亦不相悖。”（见《毛诗后笺》）洵笃论也。

    二《南》二十五篇，自郑氏《诗谱》以来，说诗者狃于正变之说，（文武时为正风，厉宣以后为变风）。多以为文王时诗，实则非也。今按《周南》十一篇，时代虽无明征，而《召南》之《甘棠》及《何彼秾矣》二篇，则明明非文王时诗也。《甘棠》一诗，三称召伯，无论《诗》中召伯不一其人（《小雅·黍苗》、《大雅·崧高》并有召伯），即强指为召公奭，然召公称伯，在武王分陕之后，岂有文王之时，武王尚未克殷，诗人即预称召伯之理？《左传》、《孔丛子》、《韩诗外传》及《史》、《汉》、《说苑》、《法言》、《白虎通》等书并以为此诗作于召伯久没之后，西周遗民追思之词。而《竹书纪年》记召公卒于康王二十四年，则《甘棠》并非成王时诗矣。至《何彼秾矣》言“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此明为东迁以后之诗；而毛公之泥，必强训平为正，平王即文王，谓武王之女，文王之孙，适于齐侯之子，无理甚矣！故后人多斥其谬。（今不具引）。考王姬下嫁于齐，其事明见于《春秋》，（庄公元年，夏，单伯送王姬，王姬归于齐。）此诗即咏其事。王姬即周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即齐僖公之子襄公也。然则《何彼秾矣》一诗之为东迁以后所作，奚待“三家诗”之异说而后明哉？他若《周南》之《汝坟》，《召南》之《行露》，《野有死麕》，并似幽厉以降，国乱俗靡之歌，不关文王时事。而说者必指王室为对纣言，父母为文王（崔述谓王室如毁即指骊山乱亡之事），或又牵合召伯之化以实之，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崔述曰：“周公之子，世为周公；召公之子，世为召公，盖亦各率旧职而采其风。是以昭穆以后，下逮东迁之初，诗皆有之。”（见《读风偶识》）由是言之，二《南》虽不必尽出东周，其非一世之时则彰彰明矣。

    二《南》之诗约可分为三类：《关雎》、《卷耳》、《汉广》、《草虫》、《行露》、《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十篇，属于抒情者也。《葛覃》、《桃夭》、《鹊巢》、《采蘩》、《采》、《何彼秾矣》六篇，属于叙事者也。《樛木》、《螽斯》、《兔罝》、《汝坟》、《麟趾》、《甘棠》、《羔羊》、《驺虞》八篇，属于颂赞者也。《芣苢》一篇，其义不明，第就其辞观之，极似趁韵之民歌。盖二《南》之所咏，多为夫妇室家之琐事，男女婚嫁之恒情，或思妇之念征人，或贞女之恶无礼，或述循吏之遗爱，或美猎士之多获，固不必篇篇凿指为何人何事也。

    二、《风》 《诗》有六义，其一曰“风”。《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罚，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又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此以诗之体制言也。朱子《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此以诗之作者言也。而惠氏《诗说》则谓《风》、《雅》、《颂》当以音别之。按三说虽异，实亦相通。民俗歌谣之作，异乎《雅》、《颂》之音；或以体判，或以律分，义各有取也。《国风》旧称十五，盖合二《南》言之；今析出二《南》，令与《风》、《雅》、《颂》并立，故为十三国风。顾此十三国中尚有不能成立者，如邶鄘卫本为一国，“王”与“豳”俱不得以国称；亦论《风》之名数，实只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九国而已。

    《风》之时代多不可考，惟诗序凿凿言之；每说一诗，必举一事以实之，其绝不相关者，亦必曲为之解；故后人多疑其傅会书史，依托名谥，斥为无根之谈也。顾《诗序》之说虽多不可信，然亦有极确而可据者，有虽无确据，而玩其词旨，知其说之近是者。今按《鄘风·定之方中》及《卫风·载驰》二篇，为卫文公中兴及许穆公夫人（卫宣公女）思归唁之诗，其事明见《春秋》闵公三年《左传》，盖卫亡以后之诗也。至若卫人为庄姜赋《硕人》，见隐公三年《左传》。《齐风·南山》、《敝笱》、《载驱》等篇之刺齐襄及文姜，其事并分见于桓公十八年，庄公二年、四年、五年及七年《经》、《传》中。郑人为文公赋《清人》，见闵公二年《传》。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见文公六年《传》。《陈风·株林》刺灵公通夏姬事，见宣公九年《传》。而《唐风·扬之水》诗云“从子于沃”，《序》即据以为刺晋昭侯；盖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在平王二十六年；其后曲沃强大，再传至武公，灭晋。果如《序》言，则固春秋以前诗也。至《豳风·破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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