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之范围及文学史

    文学之界说，昔人言之详矣。自魏晋六朝以迄今兹，众说纷呶，莫衷一是。治文学史者既苦于界说之不立，往往徬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离，不可究诘。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实繁，派别枝分，千头万绪。其间源流变迁，盛衰倚伏之故，多无有系统之说明。此所以治丝而棼，说愈歧而愈远也。今综约诸家之说，不外广狭二义。

    余杭章君曰：“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者，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类，旁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辞，非不得言文也。诸成句读者，有韵无韵分焉。”（《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此广义之文学论也。阮元《书〈文选序〉后》云：“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又曰：“凡以言语著之简策，不必以文为本者，皆经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专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佶屈涩语者比也。是故昭明以为经也，史也，子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之为文，必沉思翰藻而后可也。”又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参阅《揅经室集·文言说》、《文韵说》、《学海堂·文笔策问》及《与友人论古文书》等篇。）此狭义之文学论也。

    今按由前之说，则一切表谱簿录之类皆得为文，由后之说，则虽经传子史亦不得为文。（按阮氏谓三者不可专名之为文，虽若语有斟酌，实则排斥之于文外。）斯二说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皆不能无偏。请伸其义。章君论文，盖以文字为准，不以筀彰为准。以为文字者本以代言，各当其用。凡无句读之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故又曰：“以是为主。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文气文德皆为末务。”夫沿波讨源，其论诚为有见；然枝派既分，自不可一概而论。盖今之所谓文辞文章者，正以其有文有章也。夫曰文，则辞采斐然尚矣；曰章，则节奏低昂尚矣。如此，则表谱簿录之无句读者，例不得与。故今日论文，而欲尽撤辞华声音之藩，艺文学术，一切并包，则茫无畔岸，将使学者望洋兴叹，无所适从矣。此蔽于实之过也。若夫阮氏之论，专主乎文艺声色之事，则又误信昭明率尔之言。（昭明选例多有可议，前人已有辩正。）不知《典论·论文》，已以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并举，挚虞《流别》，李充《翰林》，今可见者，其范围亦至不隘，陆士衡晋初作者，而《文赋》所标，亦有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之目。几见其必皆沉思翰藻，非清言质说者耶？且迹诸家所列，奏议碑诔，史派也；论说之篇，子派也，又安见子史之文皆不得为文，如阮氏之所云也？刘彦和与昭明同世，其《文心》一书，自《明诗》以至《书记》，凡二十篇，所包者尤广。此又何说？且即《文选》论之，三十七类中除其可以合并者，为类犹繁。其间子史之文亦多矣：贾生《过秦》，本出《新书》；（按《史记》录其文凡三见。）魏文《典论》，宁非子派？以矛攻盾，彼已无以自解。阮氏乃从而发之曰，立意为宗之文非文也，故不选也。“史论”“上书”，直录史传；碑志行状，亦其支流。是与所谓“旁出子史，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者”，又牴牾矣。阮氏又从而发之曰，传志记事之文非文也，故不选也。且如其说，入选之文，宜无有清言质说，佶屈为病者，按之实际何如乎？又所云如文言之奇偶相生，音韵相和者，（按阮氏之论文韵，不限于句末。见《文韵说》）入选之文果皆然乎？夫阮氏欲自尊其说，是以标举《文言》，不知此适其所谓说经之文也。必拘有韵为文之说，则凡禅门偈喝，方技歌诀，与夫蒙童讽诵之言（古者《凡将》、《急就》一类小学之书准此），教坊优倡之语，何莫非文？况东汉以前之文，又泰半不可以有韵无韵分者乎？是知昭明之说，特六朝人一时习尚之偏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声律》、《丽辞》等篇，或张宫商之论，或畅偶俪之说。而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更合之云：“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性灵摇荡。”凡此并与沉思翰藻之义相通。）本未可据为定论也。不然，则以后世学术日分，辞章日富，派别既多，决择匪易。萧氏既裒录总集，又不能不以之入选；而心或违之，遂复存其论文之见解于序中，而不觉其自相违逆者，亦势不可也。阮氏不察，遽欲执此以为衡准，不亦惑乎？此又蔽于名之过也。

    虽然，六朝文家之所以倡文艺论者，固亦有以。《周礼·考工记》：“画绘之事，青与赤，为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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