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第二

，可考见其体者有二：（一）《论语》记圣人之言，有但记其要语，其余则删节之者，如《孟子·尽心下》：“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据此，则《论语》所记，节去上三句也。以此推之，如“君子不器”“有教无类”，四字而为一章，何太简乎？必有节去之语矣。所以然者，书之于竹简故也。故竹简谓之简，文字少亦谓之简；字义之相因，大率类此。（二）《论语》记弟子之问有两体，如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张问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凡问者盖皆如此，必有所问之语也。简而记之，则但曰“问政”“问仁”“问孝”耳。且诸贤之问，固有所问之语，尤有所问之意，如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岂子贡身为士而竟不知士之谓乎？此乃求夫子论古今士品之高下，故问及今之从政者；其他可类推也！（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二）因为籀其大例，发其指意于此。

    【《论语》之本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三本：（一）《论语古二十一篇》，（二）《齐二十二篇》，（三）《鲁二十篇》。孔子垂教于鲁，其传当以鲁为宗。《齐论》者，齐人所传，多《问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武帝时，鲁共王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分《尧曰》以下，《子张问政》为《从政篇》，凡二十一篇。（《何晏集解》叙曰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与《汉书·艺文志》不同。）桓谭《新论》说《古论》云：“文异者四百余字。”（见陆德明《经典叙录》引。）或说：“《古论》以《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见皇侃《义疏序》，疑皇疏非真，故或之。）篇次亦不与《齐、鲁论》同。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合而考之，采获所安，为《论语章句》，除《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号《张侯论》，（兼采《汉书·本传志》有《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而禹《本传》大书曰“为《论语章句》”是也。是为《论语》之第四本。东汉之包咸《周氏章句》出焉；见《何晏集解序》）是为《论语》之第五，第六本。其后郑玄以《周氏章句》之《张侯论》为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兼采《隋书·经籍志》、陆德明《论语音义》之说。《陆氏音义》曰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宋翔凤《师法表》云周之本即周氏之出于张侯者。刘宝楠《论语正义》云今以郑氏佚注校之，只得二十四事。）是谓《论语》之第七本。魏朝何晏之《集解》出焉。然《集解》本亦有与郑异者，如《为政》“有酒食先生馔”，“馔”郑作“馂”；《里仁》“无适也”，“适”郑作“敌”；《先进》“异乎三子者之撰”，郑作“僎”；《宪问》“子贡方人”，“方”郑作“谤”；《微子》“朱张”，郑作“侏张”；“废中权”，“废”郑作“发”；（见陆德明《经典释文》。）是为《论语》之第八本；盖即今《十三经注疏》本而流传于世者也。大只何晏采郑玄，而郑玄本张侯；篇次从《鲁论》，而章句参《齐古》，斯可考定者。惟何晏在魏朝，能清言而善《老》、《易》；其为《集解》，大都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诸家所说，（中孔安国说疑出王肃伪托，见丁晏《论语孔注证伪》。）而以玄谭；如解《公冶长》“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谓“性者人之所受以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闻也。”解《卫灵公》“一以贯之”谓“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涂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此以《老》、《易》之玄谭者也。然后儒之言《论语》者。一以何晏《集解》为宗。梁皇侃采魏晋诸儒之说而为之义疏，亦涉清玄而殆有甚焉！何晏会《老》、《易》，而侃则采及佛氏；如解《先进》“未知生，焉知死”；谓“外教无三世之义，周孔之教，唯说现在；不明过去未来”，此用佛氏语释经。盖佛经为内典；故孔说为外教也。甚至谓原壤为方外圣人，孔子为方内圣人。然宋《国史志》称：“侃疏虽时有鄙近，然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邢昺之疏，盖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而加刊定者也；于侃疏之语有涉玄者，皆删弃之，有廓清之功矣！特是疏之为体，例不破注；亦有语涉何解而疏以玄言者：如《述而》“志于道”，晏解“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昺疏曰：“道者，虚通无拥自然之谓也。”又曰：“寂然至无，则谓之道。”此语涉何解而疏以玄言者也。独翦皇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盖邢疏出而皇疏微矣！（皇疏在中国久佚，今所传本乃清乾隆时由日本流入。）然窃以为不如朱熹《集注》之博学详说融会诸家而以反说约也。惟何晏《集解》，集汉魏诸儒之解而明其训诂；而朱熹《集注》，则集宋儒诸家之注而籀其义理。言非一端，有并行而不悖者焉。独是朱熹《集注》亦多采何晏《集解》，然不称某氏曰者，多所删改故也。独《学而》“父在，观其志”；《集解》孔安国曰：“父在，子不得自专。”朱注不删改而不称孔。《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集解》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朱注引马氏而不称融。世儒读朱注者，不读《集解》，遂不知朱注所自出矣！唐玄宗《孝经注》多本于先儒。元行冲为疏，一一著明之，曰：“此某某义。”惜不得其人者而为朱注作疏也！（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二）逊清一代，昌明汉学；诸家说《论语》者，彬彬乎可观！而刘宝楠融贯汉宋，以何晏《集解》为本，重造新疏，旁采子史，而折衷于清儒诸家之说，成《论语正义》二十四卷，斯尤自别于何氏之《集解》，朱熹之《集注》，而集清代《论语》诸家之大成；可谓“《五经》之，六艺之喉衿”也！“观止矣！虽有它乐，吾不欲请矣！”

    【《论语》之读法】《论语》注家不一；而未看注之前，须将白文先自理会，得其意理；然后看注以验得失，虚心涵泳，勿囿我执，勿胶古人，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改之，思有不得，则记以存疑；积久思之，必有豁然开悟之一日。如未理白文而遽看注，先入为主，缚于古人成见，或不得自脱矣！然苏东坡教人读书，每次作一意求；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既讫，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语也！况《论语》弥纶群言，谊非一端，宋儒程颐尝以分类读教学者；元朱公迁推广其意，以成《四书通旨》六卷：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而一一辨别异同，务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略仿其意，为拟读法：

    第一，考其人物　当以孔子及弟子为主。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是读书第一事；故先之以考其人物；可以《论语》所载孔子行事，及门弟子、时人褒刺孔子之言，与《史记·孔子世家》比勘异同，其采入《世家》者若而事，其未采入《世家》者若而事。如有未采，是否司马迁未见《论语》？是否司马迁见《论语》而以其事无关大体？抑司马迁见《论语》无此诸事而与今本有异？其故可深长思也。次又以孔子弟子之见姓名于《论语》者，检《仲尼弟子列传》对勘，其有《传》者若而人；《传》载其人行事与《论语》奚若？揆诸《论语》所载孔子之论评，是否符契？有迁《传》其人甚善而《论语》有贬，有不善而《论语》褒者，其故又安在耶？

    第二，析其义理　《论语》之有裨中国人生哲学，全体大用，具在于此！余读阮元《研经室文集》，有《论语论仁论》，专采《论语》之论仁者，荟列而观其义通，此可为读《论语》者法。近人沈同芳教人读《论语》，当分类体玩以观其异同；如问孝为一类，而答各不同；知其所以异，即知其所以同。此外问政问仁问及一切言行，皆当作如是观；（见《国文补习经史答问》。）其法即本之阮元也。昔余以沈氏之法，著《论语正名篇》，首冠以“卫君待子为政”之章，而附以剖析名义诸论，凡十二目：曰《通论》，曰《论知》，曰《论仁》，曰《论恕》，曰《论孝》，曰《论刚》，曰《论直》，曰《论明》，曰《论达》，曰《论文》，曰论《狂狷》，曰《论政》。（政者正也）然后知“名者所以列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用《晋书·鲁胜传·墨辨注序》语。）而“名不正则言不顺”之说为不刊也。然余尝有意籀荀子《正名》之篇，以正《论语》之名；而卒卒未暇为！未知孔子之所以论仁论知者，果有当于荀子正名之法否耶？傥或竟其业，必有所以起予者矣！

    第三，明其教学　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呜呼！此孔子之所以为万世师表也！傥采孔子言教言学，及门弟子言孔子教学之见《论语》者，与《礼记·学记》对勘，则知孔子所以言教学之大经大法，亦非自我作古而有所本；而今日之教学，所以不如孔子者，非无言教言学之人，而不厌不倦之诚，有不如孔子者也！世有知言，当恍然于所以而知自省矣！

    第四，核其政论　“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而其所论列，则有托古寄嘅者，有因时立论者；有为一时言者，有不仅为一时言者；同条牵属，指事类情，必以勘列而有所获，可断言者！

    此外《论语》一书，有衡评古人者，有旁通诸子者，悉数不能尽；而文章之美，语言之工，足垂模楷于斯文，而树立言之准则。“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在善读书者；谨诵马迁之言以卒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