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第三

    《孟子》七篇，序《诗书》，述仲尼。（《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指，无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类多体验扩充之功。（朱熹《论孟精义·自序》）揆叙民物，本之性善；所以佐明六艺之文义，崇宣先圣之指务，王制拂邪之隐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赵岐《孟子篇》叙）练撰为篇，发其指意。

    【解题及隶经始末】古之贤圣，有所造述，大都系氏以子而为题目；如《汉书·艺文志》载儒家有《晏子》、《曾子》、《孟子》；道家有《鬻子》、《管子》、《庄子》、《列子》；法家有《李子》、《申子》、《慎子》、《韩子》之属，是也。《孟子》者，盖孟轲所作之书。孟，氏也。（焦循《孟子正义》曰“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孙”，则与鲁同姓。后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称姓。）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自作也，故总谓之《孟子》。《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成编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其书列于诸子，遭秦火得不焚灭。（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灭。”则是秦人焚书不及诸子也。《论衡·书解篇》“秦虽无道不燔诸子”。又《正说篇》“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与赵岐说合。）《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咸入儒家。唐文宗开成二年，国子学石刻《十二经》，亦有《论语》而无《孟子》，至宋仁宗嘉祐六年，刻《篆正二体石经》，中有《孟子》。《孟子》隶经自此始！（按阮元《孟子注疏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中有杭州府学宋高宗御书《石经》残本，不及《嘉祐石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有“宋高宗书《孟子》”一条亦不及《嘉祐石经》，叶昌炽《语石》中有“石经”一则称“宋《嘉祐石经》但有《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合《孝经》为七”然读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中有《寄题丁俭卿新获嘉祐二体石经册》七言古一诗题下云“丁俭卿舍人凡新得宋《嘉祐二体石经》三百七十余纸，为《易》、《书》、《诗》、《春秋》、《礼记》、《周易》、《孟子》七经，《玉海》等书。述汴《石经》，不言有《孟子》。表章亚圣，自此刻始，是足补史志之阙”则是孟子之有石经盖断自宋嘉祐始矣。）然欧阳修撰《唐书·艺文志》，仍以《孟子》入诸子儒家，一仍汉隋《书志》之旧，而不之改也！厥后，高宗南渡，御书《石经》，绳其祖武，不遗《孟子》，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乃以《论》、《孟》同入经类，其说曰：“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杨以降所可同日语也。”自是《孟子》乃翘然别出于诸子，而与《论语》并崇为经焉！

    【《孟子》之作者】说者不一：有以为孟子自作者，汉儒相传之古说也；有以为弟子共记者，唐人后起然疑之说也。按孟子自作之说，由来已久，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孟轲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后，作《孟子》七篇。”此先汉古说，明云“七篇为孟子自作”也。其后赵岐《孟子题辞》云：“孟子以儒道游于诸侯，莫能听纳其说，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应劭《风俗通·穷通篇》云：“孟轲游于诸侯，所言皆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困殆甚，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皆以为孟子所自撰，与《史记》同。至宋儒撰《孟子正义》引唐林慎思《续孟子书》二卷，以为：“《孟子》七篇，非轲自著，乃弟子共记其言。”韩愈《答张籍书》亦云：“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自是唐人乃有以为“弟子共记”，而不出孟子之自撰者矣！然余读林慎思《续孟子·序》称：“孟子书先自其徒记言而著。”其说亦与赵岐之称“论集所与高弟弟子难疑答问”者无殊指；盖弟子先撰记所闻，而孟子因论集其书也。《朱子语类》曰：“《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然《孟子集注序》说引《史记列传》，以为《孟子》之书，孟子自作，韩子曰：“轲之书非自著。”谓《史记》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则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词”；又第四章“决汝汉”注曰“记者之误”；又若以为弟子记，与韩愈如出一吻者，弟子以问？朱子答曰：“前说是，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王应麟《困学纪闻》）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七篇》为孟子自作，韩昌黎故乱其说；然莫妙于朱子曰：‘观《七篇》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可说。’余亦有一证，《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此其驳韩愈之说是矣！顾余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无恙时，所见诸侯，不应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鲁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轲始见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后人追为之，明矣。”而若璩则从而为之解曰“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王皆加谥焉”；则有当分别论者，何以言之？盖书中有王而加谥者，曰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先孟子而卒者也。有王而不谥者，事皆系齐，疑曰“湣王”。后孟子而亡者也。至滕亡于孟子未卒之前，则孟子及见文公之死而称其谥，亦无足怪！独鲁平公卒于孟子之后，邹穆公无考；傥穆公之卒，亦如鲁平之在孟子后？吾意孟子所记，必俱如湣王之公而不谥。厥后门人淆误是惧，乃援滕文公之例，就其可知者，一体加谥以为识别焉耳？（考证详后。）然则以时君之皆举谥，而证《孟子》之非自作者，固未为知言也！或者谓“书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此又不然！按“鲁平公将出”章，“乐正子入见”赵岐注：“乐正，姓；子，通称；孟子弟子也。”（《梁惠王》下）然则子者，自如赵岐所云“男子之通称”；不必弟子之于师。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孟子曰：“子诚齐人也。”此则孟子自称其门人曰“子”之证一矣。孟子去齐，有欲为王留行者，客自称曰“弟子”，而应之曰“我明语子”，此则孟子自称其门人曰“子”之证二矣。如此之类，难以悉数；何得以此证孟子之非自作哉！

    【《史记》之孟子】按《史记·孔子世家》叙生卒出处最悉；而《孟子列传》阙焉勿详。就其可考者言之：《六国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大书曰：“孟子来，王问利国？对曰：‘君不可言利。’”（《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章）此与《十二诸侯年表》，鲁定公十年大书“孔子相”，皆特笔，史公所矜重者！其见于《魏世家》者，曰：“三十五年，惠王数败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髠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年事与《六国表》同。是年齐宣王七年，周显王三十三年，太史公因《秦记》，采《世本》、《战国策》，著所闻为表，其年系当无大误。既一年，惠王卒，子襄王立；（《梁惠王》上“孟子见梁襄王”）《表》亦与《世家》同。又十一年，而齐宣王卒，子湣王立。湣王立之六年，宋君偃为王。（《滕文公》下“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章）是年魏襄王卒，子哀王立。又二年而燕王哙让国于子之。又二年，当周赧王元年，鲁平公始立；而哙及子之皆乱死。《燕世家》云：“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三年，国大乱。百姓恫恐，将军巿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诸将谓齐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太子因要党聚众，将军巿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巿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巿被死以徇。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梁惠王》下“齐人伐燕”两章，《公孙丑》下“沈同以其私问曰”章、“燕人畔”章）年事与《六国表》同。又二年，为楚怀王十七年，秦败楚将屈丐；而《楚世家》：“怀王十六年，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厥为秦楚构兵之始。（《告子》下“宋将之楚”章）此诸国事皆与孟子相涉者。自魏惠王三十五年，至是凡二十四年；当孟子初至梁，梁惠王谓之曰“叟”，度其年当长于惠王。惠王以魏文侯二十五年生，生三十而即位；即位三十五年，年六十五矣。孟子又长于惠王，其游梁殆且七十也。（桐城吴汝纶《孟子考证》）《史记·孟子列传》称“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是适梁在游齐之后；而《孟子》书先梁后齐者，此盖篇章之次，而非游历之次也。赵岐注：“孟子冀得行道，故仕于齐，不用而去，乃适于梁。建篇先梁，欲以仁义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从，然后道齐也。”（见《梁惠王》上“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章。）其言可谓明且核矣！然《史记》“梁惠王不果所言”之后，别无下文；而苏辙《古史列传》则曰“先事齐宣王，后见梁惠襄，又事齐湣”则是孟子见梁惠王之前，先游齐，见宣王；而孟子见梁襄王之后，复去齐仕湣王。兹以《史记》载伐燕一事，与孟子互证之，其言可信，盖伐燕事在湣王十年也。《荀子·王霸篇》谓“齐闵北足败燕”，其以败燕属齐闵，与《史记》合。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公孙丑》下）王不称谥，盖谓湣王。湣王走死，在伐燕之后三十年，非孟子所及见。盖孟子及见齐宣王梁惠王襄王之卒，故并称谥；而不及湣王之死，故但称王；可断言也。然则《梁惠王》下“齐人伐燕”两章之称“宣王问曰”，“宣王曰”；盖承前十章之“齐宣王问曰”“孟子谓齐宣王曰”而误衍一“宣”字（《朱子语类》谓“湣王后来不好，门人为孟子讳改为宣王”其言迂曲不可信。）耳！“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为辅行”，“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公孙丑》下）凡不系谥者，皆谓湣王。据《史记·六国表》及《田敬仲完世家》，湣王六年，宋自立为王；十年，伐燕；三十八年，灭宋。而《战国策·宋策》载：“宋康王之时，有雀生。史占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是滕最早为宋所灭，当在“宋自立为王”之初；而滕文公问事齐事楚、问齐人筑薛，尚不以宋为患，则又远在“宋自立为王”之前，意者当在孟子游齐适梁之前耶？然则孟子及见滕文公之卒而称其谥，殆可断言！然滕于《六国表》无考。而《六国表》载鲁平公元年，则当齐湣王十年伐燕之岁，而“孟子见梁惠王”之后二十二年也。明年，秦楚始构兵，计其时孟子年当九十余矣；而遇宋于石丘，折之曰“秦楚何说以利”；（《告子》下“宋之楚”章）嘅鲁侯之不遇，解之曰“行止非人所能”；浩然之气，老当益壮！其前后略可考信于《史记》者如此。惟司马温公作《通鉴》，乃舍《史记》不之信，而从《竹书纪年》，以魏襄王在位之十六年，归之惠王为后改元；若曰：“《纪年》魏史出汲冢，所书魏事，必得其真，故从焉。”其后阎若璩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以折其说曰：“不然！《纪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卫公孙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虏，地不割，秦不逼，魏何遽徙都以避之耶？即一徙都如此！尚谓其生卒年月尽足信耶！此余之所以信《史记》以信《孟子》也！”温公舍《史记》而信《纪年》，傎矣！至纪齐年，则又并无依据，夺湣益威，以伐燕归之宣，以求合于《孟子》；于是齐梁二国年系并失，而《孟子》事始末，无征不信，末由考见矣！余故采桐城吴氏之说，本史迁传信之记，疏通证明，折衷诸家，论世者傥有取焉！

    【《孟子》之本子】考《孟子》书之最古者，当推西汉《河间献王本》，《汉书·景十三王传》称“河间献王修学好古，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籍《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是也。然则《孟子》初本为古文矣！惟未著篇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孟子》十一篇，应劭《风俗通·穷通篇》云“作书中外十一篇”，是为十一篇本；惟中外篇目不详。赵岐《孟子篇》叙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孟子以为圣王之盛，惟有尧舜，尧舜之道，仁义为上；故梁惠王问利国，对以仁义为首篇也。仁义根心，然后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孙丑问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羞也。政莫美于反古之道，滕文公乐反古；故次以文公为世子，始有从善思礼之心也。奉礼之谓明，明莫甚于离娄；故次之以离娄之明也。明者当明其所行，行莫大于孝；故次以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也。孝道之本，在于情性；故次以告子论情性也。情性在内而立于心，故次以尽心也。尽己之心与天道通，道之极者也；是以终于《尽心》也。”至《题辞》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记也。”然后知世所传《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为中或曰内；余《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四篇为外也。惟赵岐删其《外篇》，存其《内篇》，著《孟子章句》；是为七篇本。自后传《孟子》者，壹以赵岐《章句》七篇为本；而外书以久废阁致亡！其佚文称引见于汉以前书者；《荀子·大略篇》曰：“孟子三见宣王而不言事。门人曰：‘曷为三遇齐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韩诗外传》曰：“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夫道二：常谓之经，变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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