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制

改。）庙」，此据命决诸说，全不在信。所以王子雍别立为异说以排之，谓「凡七庙者皆不称周？礼纬稽命征室」，意谓夏殷皆然，故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殷亦俨然七庙。此出萧手改易吕览中所引商书「五世之庙」语。说详古文尚书本篇。是其谓夏、殷七庙者，亦不可信也。所谓「昭穆之亲」者，王子雍谓：「文、武不在常庙之数。三昭三穆，是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庙为二祧，并亲庙四，是也。」郑氏曰「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此说非。朱仲晦述郑意而阐明之，其言曰：「谓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七」字，原作「四」，今径改。）。武王初有天下之时，后稷为大祖，而祖绀居昭之北庙，太王居穆之北庙，王季居昭之南庙，文王居穆之南庙，犹为五庙而已。至成王时，则祖绀祧，王季迁，而武王祔。至得王时，则大王祧，文王迁，而成王祔。至昭王时，则王季祧，武王迁，而得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为五庙，而祧（「祧」字，原作「祔」，今径改。）者藏于太祖之庙。至穆王时，则文王亲尽当祧，而别以有功当宗，则别立一庙于西北，而谓之文世室。于是成王迁，昭王祔，而为六庙矣。至共王时，武王亲尽当祧，而亦以有功当宗，故别立一庙于东北，谓之武世室。于是得王迁，昭王祔，而为七庙矣。自是以后，则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复藏于大庙矣。」按：如此凭臆说，礼则亦何难？但谓「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不知此制定于文武乎？抑定于周公乎？如谓定于文武，未有预立其制，诏子孙曰：「勿祧吾庙也。」如谓定于周公，则文、武方在祖祢四亲庙之中也。然定于共王乎？又未闻其有制礼之名，而为此七庙之制也。且谓「文武当祧，而以有功不祧」，自此而下，设又有大功者崛起，必不可祧，将易其制为八庙乎？抑去其四亲之一，而仍为七庙乎？则谓「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者，不可通矣。况本文云「三昭三穆」，明是顺下之词，不当有文武在内也。至于「文世室」「武世室」乃明堂位不经之言，不足为据，说详本篇。又谓「藏祧主于二世室」，尤杜撰。所谓「昭穆之位」者，从来有两说：一为张氏璪。郑氏未详何名。何氏洵直。之说；一为陆氏佃之说。今先节录各说于前，其后则申以鄙论焉。张氏曰：「周制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成王为穆，则所谓父昭子穆也。然则王季亲尽，其庙既迁，武王自右而上，从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何也？盖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为昭矣，则其位在左，自为尊卑而无与于文王之穆也。又四时常祀，各于其庙，不偶坐而相临，此其所以进居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也。及乎合食于太祖之庙，则王季、文王更为昭穆，而世次虽远，不可谓无尊卑之序矣。盖礼有三本，而祖者类之本。故孙常从祖而不从父，武王常从王季而为昭，成王常从文王而为穆，所以『庙制』『世次』并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亲尽毁庙，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飨之祭（「祭」字，原作「际」，今径改。），而文王复为穆，武王更为昭，则是一身既为昭矣，又有时而为穆；既为穆矣，复有时而为昭，不惟乱昭穆之名，又考之经传无所据矣。且生而居处，没而殡葬，以至祔祭入庙，为尸赐爵，皆孙从祖而不从（「不从父」，原作「不居父」，今径改。）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于庙次独不然乎？」郑氏曰：「王季（「季」字，原作「祭」，今径改。）之时，以大王为穆，至惠王时，历十八君而谓之穆；文王之时，以王季为昭，至惠王时，历十八君而谓之昭。宫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大伯、虞仲者，大王之子；虢仲、虢叔者，王季之子。大王于『庙次』『世次』为穆，故谓（「谓」字，原作「为」，今径改。）其子为昭；王季于『庙次』『世次』为昭，故谓其子为穆。武王时，庙次以文王为穆，得王时，庙次以武王为昭，至襄王之世，亦谓其子曰：『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大夫富辰既言之矣，曹伯之臣候儒又曰：『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穆」字，原误作「论」，今径改。）也。』襄王距文王之时，无虑十有八世，景王之子恭王距襄王又七世而远，定四年，卫大夫（「夫」字，原敓，今径补。）祝驼之言犹曰：『曹，文之昭；晋，武之穆。』由此论之，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虽百世无易也。」何氏曰：「说者谓『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其意以谓『庙次与世次不同，故昭穆迁徙无常位』。不知庙次（「次」字，原误作「又」，今径改。）与世次一也。说者引鲁语曰：『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知庙次昭穆与世次异。』臣以为不然。工史所书者，帝系世本之属；宗祝所书者，几筵表着之位；自其谱牒则谓之世，据其班秩则谓之昭穆，此离而言之者也。又楚语曰『宗庙之事，昭穆之世』，此合而言之者也。既曰『昭穆之世』，则庙次昭穆果与世次不同乎？」此一说也。陆氏曰：「昭穆者，父子之号；昭以明下为义，穆以恭上为义。方其为父则称昭，方其为子则称穆，岂不胶哉？张璪、何洵直是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左不可迁于右，右不可迁于左；既为昭矣，有又时而为穆，是乱昭穆之名，此说非也。苟为昭者不复为穆，为穆者不复为昭，则是昔常事父为之者；今虽有子不得为父，苟复为父，则巳为是乱父子之名，可乎？如以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成王为穆；得王为昭，昭王为穆。其后穆王入庙，王季亲尽而迁，则王文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得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谓父昭子穆是也。说者或以左传：『大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管、蔡、郕、、晋、应、韩，武之穆也。』又以书称『穆考文王』，乃谓『文王世次居穆？霍，文之昭也。，武王世次居昭。王季亲尽而迁（「迁」字，原误作「亲」，今径改。），则武王入王季之庙为昭，文王仍为穆，得王入武王之庙为昭，成王仍为穆，穆王入康王之庙为昭，昭王仍为穆』。即是观之，子复为昭，父更为穆，尊卑失序，乱昭穆，非礼意。窃以为世次与庙制不同，世次无迁法，而庙制亲尽则移。盖周自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自不窋为昭，鞠陶为穆，推迁而下至季当昭次，文王当穆次。故左传以世次推之，则昭生穆，穆生昭，而太伯、虞、晋、应、韩，于周为穆。杜预所谓以世次？仲、管、蔡、郕、霍，于周为昭；虢仲、虢叔、计，是也。王者世次虽历无穷，而庙祀七世礼有迭毁，如王季亲尽而迁，则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与王季对而对武王，则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庙。岂可不即七庙分定昭穆，而欲仿先儒远攀世次，令文王庙常为穆，武王庙常为昭乎？至于酒诰所谓『穆考文王』，则如诗之『昭考』『烈考』云尔。且孙从王父之说，本施于祔。故礼曰「从祖●食」。●庙与迁庙异，迁则不得谓之从也。祭统曰：「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故有事于大庙，则昭穆咸在而不失其伦。」若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则子或压父，尊卑失序，岂所谓「不失其伦也」？此一说也。今以愚按之，二说皆未然也。若从张、郑、何三氏之说，则谓「昭常从昭，穆常从穆」，如祖绀、王季、武王三昭，得王入则祧祖绀，升王季、武王，而康王居武王之庙穆不动；大王、文王、成王三穆，昭王入则祧大王，升文王、成王，而昭王居成王之庙昭不动。所谓「子复为昭，父更为穆，尊卑失序，诚有然已」，此固必不可通。若从陆氏之说，从来祖考相承，庙次应同世次，不当庙次自庙次，世次自世次。又如左传所称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等语，果以昭穆一定不移，庙次与世次无别者，不然所谓文之昭者（「文之昭者」，原作「之文昭者」，今径改。），以文为穆而昭其子也；今文有时而为昭。武之穆者，以武为昭而穆其子也；今武有时而为穆。然则历久而犹称文之昭，武之穆者，何耶？而谓「庙次」与「世次」果不同耶？借曰：「庙次与世次不同也。」称「世次」者，何为必以昭穆言？即此亦可了然矣，则其说仍有难通也。然则昭穆之位果何？若曰：「庙次依世次（「次」字，原敓，今径补。）而定，世次依庙次而称。」「庙次」「世次」自当合一，必无有二之理，其谓不同者，妄也。盖三昭三穆之制，定于周公，行于成王，当时祖绀为昭，大王为穆，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迨成王崩而为穆，其时适当六庙整齐，制度已毕，不复更益，故后之称「世次」者，一准乎成王时。周公初定昭穆之称，与夫得王时方六庙整齐，所以有昭穆之称耳。其后得王崩，始入成王之庙，祧祖维，而昭穆一变矣。以文、武言之，文王居穆者，居昭；武王居昭者，居穆。至祧大王时而昭又不变穆，文王仍居穆，武王仍居昭。凡三易而迁六庙已尽于是所藏祧主之庙若文武自别立庙。与合食太祖之如祖绀、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六世，一依得王时之庙次，而世次自同。则所谓「庙次之昭穆者」，此也；所谓「世次之昭穆者」，亦此也。故后世昭穆之称，既本于成得时之昭穆，又本于「合食大庙，永永不变之昭穆」而云。而其六庙递迁之，或变，或不变者，不与焉，以其为暂而非常法也。故曰：「庙次与世次合一也。」若国语云：「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纪世者，本史职；纪昭穆者，本祝职，此一事而两用者。又云：「宗庙之事，昭穆之世。」此则单以庙中而言，前儒各见一隅不能通达。主「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者，油昭穆之名，而紊父子之序，岂可为训？主「昭复为穆，穆复为昭」者，固得之矣，举以左传诸说则不能达；而始以「庙次」「世次」不同为解，亦混而失理也。又曰：「祭法云『适士二庙』，而此云『士一庙』，取左传『降杀以两』为说，故不云『二庙』，而亦但云『士』也。」此疑附会郑氏曰「谓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师者上士二庙」，是则然矣。然举上可知中下，未有举中下以知上者也。郝仲与曰：「大夫祭不得越祢祖，士庶人则并王父母不得祭。」岂人情乎？此说非也。大夫以下庙制虽递减，而祧者仍祭，非不祭也。或奉祀于适寝群主合享，与后世祠堂之制相似。祭法「墠鬼」说虽为不经（「经」字，原误作「轻」，今径改。），然亦云「官师一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可见矣。但郑氏于「官师一庙」注云「祖祢同庙」，则又谬。庙无二主，自天子至士庶皆然。所以定其庙制之数，若数主可合一庙，则又如后世祠堂之制，虽千百主一庙足矣，何必为之定其庙数哉？(卷二一，页一七-二五)

    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

    按：四时祭名，诸经传于「秋」「冬」皆无异，惟「春」「夏」则不同。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祭统同此，一说也。郊特牲及祭义皆云「春禘」，此一说也。天保诗云「禴祠烝尝」，桓八年公羊传云「春曰祠，夏曰礿」，周礼同，皆无「禘」名，此一说也。礼言不同盖如此，然人亦未有异说也。自周礼为「春祠，夏礿」之说，而异说乃�椘鹨印Ｈ缰Ｊ弦酝踔莆�夏、殷祭名；以郊特牲「春禘」「禘」字为误，当为「礿」；又以祭义「春禘」为夏、殷礼。陈用之以郊特牲、祭义为夏礼。马彦醇以王制为虞、夏礼。虙氏以王制、祭统为殷礼，郊特牲、祭义夏礼。陆农师谓：「春可以谓之礿，亦可以谓之禘；夏可以谓之禘，亦可以谓之礿。」吴幼清谓：「春、夏祭名皆记者之误，礿当为祠，禘当为禴。」凡此诸说，或以礼记诸篇所言为前代礼；或以为误；或改其字以从周礼，则皆溺于周礼之故也。

    愚按：「礿」「禘」「尝」「烝」当是周礼，其周礼「祠」「礿」「尝」「烝」乃殷礼也，何也？「禴」「祠」「烝」「尝」之诗在于文武初，其时或尚未行「禘礼」，故举前代之礼为言耳。若「禘」则始于周，祭法谓「虞、夏、殷皆用之」，未然。后儒因诗与周礼无「禘」，遂谓「禘」非时祭，亦未然。

    诸侯不当用禘，此以天子诸侯连言，非是。说俱详于「天子犆禘」节。(卷二二，页二-三)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五祀」之名由来已久。月令谓：「户、？、中溜、门、行。」又曲礼「天子、诸侯、大夫，皆祭五祀」，此云「大夫祭五祀」，即曲礼之「五祀」。盖云「天子祭天地」，自得「兼祭社稷、五祀」可知云；「诸侯祭社稷」，自得「兼祭五祀」可知，而其名亦即月令之名也。自祭法增「司命」「泰厉」为七祀，属之天子；又有「三祀」「二祀」「一祀」，其说皆不经。郑氏独信为周礼，而以曲礼所言为殷礼，又欲以此之所言为周礼，故谓此「五祀」为「司命、中溜、门、行、厉」，以合于祭法「诸侯之五祀」。又谓：「此祭谓大夫有地者，其无地祭三祀。」是其以祭法「诸侯之五祀」，强合于此处「大夫」；以祭法「大夫之三祀」，撰出一「无地之大夫」而属之，其诪张惑乱可胜道哉！又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此取僖公元年（所引见僖公三十一年，作「元年」者，误。）公羊传曰：「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卷二二，页四-五)

    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

    「因国」本左传「晏子曰：爽鸠氏始居此地，而后季萴因之」之「因」。(卷二二，页八)

    天子犆礿，祫禘，袷尝，祫烝。诸侯礿则不禘，禘则不尝，尝则不烝，烝则不礿。诸侯礿犆；禘，一犆一袷（「袷」字，原作「礿」，今径改。）；尝祫，烝袷。

    王者之祭曰「禘」。「禘」，帝也；祭帝之称。丧服小记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传同。按：周之始祖所自出本帝也，故曰「禘」。尔雅云：「禘，大祭也。」若「祫」之名，惟见于曾子问「祫祭于祖」「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惟祫祭」及王制其文言「天子诸侯三时之祫」而已。又文二年经云：「大事于太庙。」杜预以「大事」为「禘」，是也。惟公羊传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毁庙之主，陈于太庙，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然小记之称「禘」，谓「以其祖配之」者，即是合「毁庙」「未毁庙」之主而配之也。故韩诗外传云「禘取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则公羊之云亦即是「禘」。第其时鲁未必「禘其祖之所出」，故公羊特变文以起例尔。是知「袷」即「禘」之别名也。贾逵、刘歆谓「一祭而二名」。孔氏曰：「左传无『祫』文，『祫』即『禘』也；取其叙昭穆谓之『禘』，取其合群祖谓之『祫』。」诸说皆是。但王者得以祭帝，故谓之「禘」。诸侯不得行「禘」，则以「袷」属诸侯为宜。然曾子问以「袷」兼天子言者，因虚主为说，故以「七庙」「五庙」连言，不得油也。总之天子大祭惟此「禘」，春秋诸侯如鲁与晋所行者亦此「禘」。惟文二年经有「大事」之文，公羊因而别名为「祫」，且云「五年而再殷祭」，则俨若「禘」与「祫」为二者，于是后之言「禘」与「祫」者，始皆以为二矣。

    自有公羊传文而以「禘」与「祫」为二者。纬书云：「三年一袷，五年一禘。」其云「三年」者，即本公羊以文二年「大事为祫」之说也。其云「五年」者，即本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说也。于是韦玄成议礼谓「一禘一祫」矣。赵伯循谓「以其祖配之」，仅是始祖？之又？，张纯陈奏直据纬书，以及郑氏作注，且，不合群祖，此言「禘自禘也」。如是则使子孙不得见祖宗之源远，祖宗不得见子孙之流长，于祖宗之精神隔绝不通，殊非所宜。而庙堂之上，寥寥两主，群昭群穆咸不在，又何以称大祭乎？后儒信公羊之说，谓之「大祫」，此言「祫自祫也」。于是有以为「禘」大于「祫」者，此马融、王肃、孔晁据逸礼而云也。有以为「祫」大于「禘」者，此郑氏据公羊而云也。有以「禘」为「三年丧毕之祭」者，此杜预据春秋而云也。「禘」「祫」本三年丧毕之所有事，何也？以丧三年不祭也。春秋闵二年：「吉禘于庄公。」左传云：「速也。」公羊云：「吉者，未可吉者也。」谷梁云：「丧事未毕而举吉祭，故非之也。」是吉禘者，本非所宜行。左襄十五年，「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同此义。诸儒不达，遂以「禘」为「三年丧毕之祭」，此误解春秋「吉禘」二字也。于是有「以吉禘列干大禘之外，别为一禘」者；又有谓「新君即位，新主入庙审谛昭穆，为此一禘不再禘」者，皆瞽说也。禘应于太庙，而云「庄公」者，此春秋沿袭之失。有以「祫」为「三年丧毕之祭」者，此郑氏据公羊而云也。若士虞礼云「哀荐祫事」，此言「三虞」之礼，分「祫事」「虞事」「成事」以为辞耳，不足之为据。即曰：「丧毕而祫，岂葬毕而祫耶？凡此诸说皆非也。

    即王制所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亦本公羊而云也。公羊以「大事」为「大祫」，故王制特举「祫」义为言，而以「祫」配入「禘」「尝」「烝」三祭之中，不知可曰「祫尝」「祫烝」，而不可曰「祫禘」，何也？「尝」「蒸」惟合群庙，「禘」为大祭，不止于合群庙，且「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则「禘」自该「祫」，何必又云「祫禘」乎？若夫「礿」「禘」「尝」「烝」自为天子每岁四时之祭。夏者，大也；百物壮盛，致享得豊，故于此时行「禘」而以为大祭。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今四月也。杂记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今五月也。祭统亦云「夏禘」，则「禘」在夏可知。「禘」既在夏，则每岁行之，又可知所谓「大祭」者，此也；所谓「时祭」者，亦此也。自王制特举「祫」义为言，而以「祫」配入「禘」，于是后之言「祫」者又以为二，言「禘」者又以为二矣。

    自有王制此文而以「祫」为二者，杨氏复。曰：「祫祭有二：曾子问云：『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尝、祫烝。』此时祫也。公羊传：『公毁庙之主，陈于太庙，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祫也。」陈用之曰：「有三年之祫，有时祭之祫。时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不知「祫」无有二。「祫」者，合也；合「毁庙」「未毁庙」之主而名也。时祭既合之矣，三年而又合之何为乎？三年之合有加于此时祭之合乎？曰「无加也」，无加何以分大小也？凡此诸说皆非也。陈又曰：「小祫止于未毁庙之主，大祫则及于毁庙之主。礼记曰：『周旅酬六口。』又曰：『祫于太庙，祝迎四庙之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诸侯迎主止于四庙，非小祫而何？」按：「旅酬六尸」，此礼器文。孔氏曰「大祫多主而惟六尸者，先儒与王肃并云：『毁庙无尸，但有主也。』」又陆农师曰：「周九庙而旅酬六尸，盖言成、得之世，文、武亲未尽犹在七庙之数，此时祭何必大祫？」此说是。又按：「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此曾子问文。迎主止四庙者，其毁庙之主，藏于太庙故也。以「禘」为二者，郑氏据周礼「春祠、夏礿」，则「禘」别为「殷祭」，此以「禘」为「大祭」也。以王制「春礿、夏禘」为「殷礼」，此以「禘」为「时祭」也。陈用之曰：「殷礼春礿、夏禘，而五年之禘为大禘。诗颂长发『大禘』，是也。周礼春祠、夏礿，而五年之禘不称大禘。诗颂雝『禘太祖』，是也。」此即祖郑说，其引诗序为证，又误。诗序以长发为「大禘」以雝为「禘太祖」，前儒多辨其非。杨氏曰：「长发诗但述玄王以下不及所自出。」何玄子曰：「周人禘喾，以后稷配之。」今雝诗无及于喾稷者，且篇末又以文母为言，于禘何与？马端临曰：「大传所谓『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禘也。祭义所谓『春禘秋尝』，王制所谓『天子祫禘』，时禘也。」不知「禘」无有二。王制所言之「禘」，即「大禘」也。大传所言之「禘」，即「时禘」也。中庸「禘尝」之义，乃撮取四时中二祭为言。所以取对「郊社」。曾子问亦云：「尝禘郊社。」祭统亦云：「莫重于禘尝。」僖三十三年左传云：「烝、尝、禘于庙。」则「禘」即在「时祭」之中，而非别有「大禘」明矣。夫「禘」必以「时举」，若谓「时举」者便非「大禘」，则「大禘」必将不以「时举」而后可乎？凡此诸说皆非也。王制此一节可疑者五：「禘」不当加以「祫」名，一也。「诸侯不当有禘」，此云者祗缘见春秋诸侯用「禘」故耳。二也。又「礿则不禘」四句，谓「诸侯岁阙一时之祭」，亦有难通。下云「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云云，夫士无田与庶人亦皆得荐，岂诸侯反不得四时祭乎？郑无以通之，则谓：「虞夏诸侯岁朝，废一时祭。」此不惟虞书「群后四朝」之文，非如此解，若道远之国有须经数时者，又不止之废一时矣，则将如何？此岂可通！又因此文通谓「诸侯岁阙一祭为不禘」，不知曰「禘则不尝」。又曰「禘，一犆一祫，则禘自可知」，何得云然乎？三也。「禘一犆一祫」，「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岂有「犆」者？亦缘见春秋：「吉禘于庄公」。左传云「禘于武公（「公」字，原误作「宫」，今径改。）、僖公、襄公」，故云耳。不知鲁之用「禘」以得祀文王之故，不过用天子之礼乐，亦如歌雍舞俏之类已耳。而「禘」之义则已失之，故有「不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但合毁庙未毁庙之主于太庙」者，又有「不于太庙，而于群庙」者，皆不足为据。四也。天子曰「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曰「礿犆，禘祫，尝祫，烝祫」，其文与天子倒，不知何意？郑氏谓：「天子先祫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祫。」若然，既有「礿」「禘」「尝」「烝」四时之祭，又有「大祫」在此三时祭之先后，不惟误分「祫」与「时祭」，且祭不欲数，安有一岁之中如是之数者？必不可通。陈用之以其不可通又谓：「天子言『犆礿』，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尝』『祫烝』，诸侯言『尝祫』『烝祫』，此特变文而巳，非有异也。」若然，直是稚子之以文为戏耳，岂煌煌谈典制之文而如此乎？五也。

    郑氏曰：「天子诸侯之丧毕，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祫。后因以为常。鲁礼：三年丧毕，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庙。自尔之后，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按：文二年公羊传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何休云：「又从僖八年数之知为大祫。」传又云：「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三年祫，五年禘。」又礼纬亦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按：郑皆本公羊何休传注及礼纬为说，前巳胪列其非矣，然亦不胜辨，惟一说可以直破其妄，故附于后。据公羊之意，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从此以后，「三年一祫」数，则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五年一禘」数，则从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则文二年正当「祫」，故知经「大事为祫」矣。不知从僖八年数之，则十一年祫，十三年禘，随次而下至僖二十三年，当并为「禘祫」，何得云「五年而再殷祭」也？公羊之说既非，而郑之非，可不攻而自破矣。(卷二二，页九-一五)

    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鴈。

    孟子曰：「惟士无田，则亦不祭。」此多「大夫」或俱以失位言则可耳。黄叔阳谓「大夫士无功德而未赐圭田者」。然则大夫竟不得祭乎？此谬解也。

    前云「庶人祭于寝」，此云「大夫士无田则荐」，则大夫士且有不得祭者，况庶人乎？要之祭为总名。王制摭拾礼文，故语多不一，不得油也。

    凡庶人之荐，盖以韭长适当卵育，稻豋适当鴈来，取时物之相配，其它意亦相似。方性夫以阴阳相配，甚凿。以麦黍属南方之谷，为阳；稻属西方之谷，为阴。夫麦黍正属西方之谷，稻正属南方之谷。若以成熟之时，则秋荐黍，黍亦属西也。(卷二二，页一八)

    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寝不踰庙。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祭器不假」，此说是。礼运以「大夫祭器不假，为非礼」，非也。皇氏以「有地」「无地」大夫别之，未确。按：曲礼「无田禄者不设祭器」，前云「大夫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则无田禄者始无祭器，安得竟谓大夫不当有祭器乎？曲礼又云「士寓祭器于士」，则士亦得有祭器矣。又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与曲礼「祭器为先，养器为后」义同。(卷二二，页二○)

    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夫圭田无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请。

    此章皆取孟子之文而以言周制也。「古者」云者，乃秦汉时人称周之辞。「公田，藉而不税」，即孟子「助者，藉也」之义。郑氏因孟子「殷人七十而助」，便为殷制。不知孟子不又曰「虽周亦助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即孟子「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及述文王洽岐之政曰「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是也。郑氏谓「周礼国凶札则无门关之征」，其意亦欲以此市关不税、不征为殷制。果尔，殷家何宽，周家何酷耶！且此为文王之政，焉有文王定其制，而周公敢改之乎？「夫圭田无征」，「夫」字或为「余夫」，脱「余」字。「余夫」与「圭田」，即孟子「卿以下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而云，「无征」足补孟子所未备。郑又谓「此即周礼载师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税什一」，其意亦欲以此「无征」为殷制，不知孟子告滕文公为国，皆述周家分田制禄之法，至以殷制而引大田之诗，曰「虽周亦助」，则其前后皆言周制自可知，岂有「圭田」「余夫」独为殷制乎？夫周之卿以下，圭田皆无征，而郑必谓「士田有征」，何也？孔氏曰：「殷政宽厚重贤人，周则税之。」嗟乎！周家以忠厚立国，故开基八百年，为前古后今之所无，奈何诬之至此乎？此固郑执礼解礼之谬，而实周礼之诬周以启之也。

    孔氏以「用民力，岁不过三日」，强合周礼均人「丰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无年，公旬用一日」之说，又以此为周制。何王制所言，倏殷倏周若此乎？周礼「公旬」「旬」字本是「十日之旬」。郑注周礼欲牵合王制以「旬」作「均」，亦无周礼上「均人」如是，而下「均」字又作「旬」字者，大抵郑孔解礼记本意，未尝不欲以为周制，凡周礼之不合而可以强合者，亦必强合之；其必不可强合者，乃始以为殷制而已。又曰「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呜呼！此先王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也。周礼重征繁役，悉乱世之政，后儒反执之以解礼，其贻害后世有不可胜言者，可胜叹哉！(卷二二，页二一-二二)

    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

    周之官制，周礼既伪，而尚书周官又伪，皆不足据。赖有王制略叙「冢宰」「司徒」「司马」「司空」诸职，尚足见当时官制什之二三焉。后人反因周礼、周官而疑王制，非所谓颠倒见乎？或曰：「前于祫禘之说多不谓然，兹独官制而信之，何耶？」曰：「祫禘之说盖本春秋时沿者而言，故多疑互，若夫官制即春秋、战国尚多与周初未甚变更，汉初去古未远，博士必有考据，而以较夫王莽时之周礼，东晋出之周官，相越万万矣。向来习闻习见之耳目，得此为之顿易，则此篇之传好古尚论者其亦曷可少哉！各职俱详论其下。」按：「司空」之名见于虞书。尧时以平水土为亟，故首命禹宅百揆而兼其职。周制多本于虞，是以王制亦首叙「司空」焉。自周礼以「司空」为掌邦事，而以度地居民之政属之「司徒」。盖其意欲以「司徒」配「地官」故耳。然于「司空」更无可言，则不得不阙之，诪张为幻紊乱巳极。致后人又以考工（「工」字，原作「功」，今径改。）记续补，不知考工记本六工之书，与「司空」了无干涉，后世之人竟不知「司空」专职为何事矣，得此尚见「司空」之真面目也。此谓「平水土，安居民」为「司空」之职，首言取丈尺之度，度地方为城邑井疆以居民也。因地之山川沮泽，因天之四时，于是量地远近，制为城邑井疆，使民兴事任力，而其所使民者，又宽其劳，厚其糈有如此。(卷二二，页二四-二五)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上言「度地居民」，谓「定其城邑井疆」；此言「凡居民材」，谓「定其民居宫室」。观下总叙「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可见「凡居民材」即上「凡官民材」，「材」字不必油解。言凡所以居民材者，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如寒者墐塞之，暖者疏通之，燥者处之以低，湿者处之以高，又因川谷之势而为之，凡此皆异制也。而民生其间亦异俗，因而性情、五味、器械、衣服皆异齐、异和、异制、异宜矣。但在修其教，不必易其俗，齐其政，不必易其宜耳。郑氏谓「居民材」为「使其材艺堪地气」，非也。人生于寒地，自能堪寒；生于暖地，自能堪暖，岂必待上之人择其材艺堪地之气寒暖者，而使之居寒居暖乎？陈可大因郑释「材」为「材艺」有所难通，又谓「居为储积。材为日用所须之物。如毡裘可以备冬，絺络可以备暑，车以行陆，舟以行水」。若是，又与下「衣服、器械」复，亦非也。(卷二二，页二八)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土」字，原作「士」，依今本改。），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按：虞书命禹作司空，继以命弃播百谷，又继以命契作司徒。此言「地、邑、民、居相参。斯无旷土、游民，然后兴学」，故下接「司徒」之事。盖仿虞书为言，尚存古意，不若周礼之颠倒黩乱也。已上言「司空」之职。(卷二二，页三二)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

    虞书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王制本此为言，易「五」数为「七」。按：「司徒」本主「教」，周礼以「司徒」为「地官」，故全杂入「司空」之事，甚谬。又按：「司徒」主「教」，「教」者，教以人伦也；人伦即礼也。故此先言「礼」，后言「教」，若大宗则掌其仪文，大史则掌其典册耳。故周礼谓「宗伯掌邦礼」者，亦谬也。(卷二三，页二)

    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

    注疏执周礼解此者有二谬：「乡」，乡之有司也。注疏以「乡」为「乡大夫」，又以「遂」为「遂大夫」，皆合周礼，于「郊」则无可言，曰「此亦乡大夫临之」，一谬也。「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即「乡射」「乡饮酒礼」。谓自元日始皆于乡之庠习之也。注疏：「周礼州长『射于州序，在州学』；党正『酒以正齿位，在党学』。谓初时耆老聚会于庠学，党择元日州学习射，「党学」「习乡」各在一处，不得同日。」若是，则有「庠学」「州学」「党学」三学矣。支蔓殊甚，更不知「州」何以必习射？「党」何以必习乡耳？二谬也。

    此文凡四不变，三初如礼。盖「元日」是一年，「三不变」「三如初礼」是二年至四年，「不变乃屏之远方」是五年，然不寔下年数，亦大？言之耳。郑氏又执学记「九年大成」以解此文，于「每年」之下加以「中年」；「中年」者，间一年也。于「不变，屏之远方」下已足「九年」之数，又不复云「中年」；孔氏为之说曰：「九日限极，不须云『中年』也。」郑孔执礼解礼，率合无理如此。果尔，亦当以王制所言为「七年，小不成；九年，大不成」矣，岂非笑资乎？

    又云王制或言「司徒」或言「大司徒」，一也。「司空」「司马」「司寇」等官同其云「大」者，必以后以诸侯有此等官，故加天子以「大」字别之耳。周礼之分大小皆非古制。方性夫曰：「此言大司徒，则知上所言司徒者，兼小司徒也。盖欲俊士执事以激群众，非大司徒躬率之不可。然则上文修六礼七教诸事，又可不必大司徒躬率。」即如此解经，触着成碍矣。王制「乐正」分「大」「小」，其「司徒」则有「大」无「小」，足证「司徒」等官「大」字者非「小」矣。(卷二三，页五-六)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学」，国学也。「升之学，曰俊士」，郑氏曰：「可使习礼者。」夫既升于学，其人岂仅能习礼而已乎？此附会书传「适子二十入大学」之文，不可从。

    「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升于学者，本是俊士，但自此「不征于司徒」，而为乐正所造之士，故又曰：「造士，其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二句，只是带说连类以明之之义，与「曰造士」意不贯。已上言「司徒」之职。(卷二三，页八-九)

    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主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

    此本虞书「命夔典乐（「乐」字，原作「学」，今径改。），教冑子」为言。说者谓「即宗伯之大司乐」，固不足据；又有据王制谓「大司乐不当属宗伯，当属司徒」，亦非也。典乐在虞为九官之一，故知亦不属于司徒也。上言「贱者必四不变，然后屏之」；今贵者二不变，而即屏之，岂贵者反严于贱者哉？不然也。王制掇拾群书，其言故多不合，后儒犹欲执礼解礼，不亦惑乎？或谓「乡遂为三年大比之时，国子为九年大成之后」，亦臆意。(卷二三，页一三-一四)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若以大乐正为即周礼宗伯之大司乐，则大司乐为中大夫，岂以司徒贵卿不得告于王，而反籍此中大夫乎？非可知矣。盖大乐正即虞廷典乐之官，所以教冑子者，国学人材是其专这，故得告于王，而司徒不复与与耳。已言「乐正」之职。(卷二三，页一四-一五)

    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之。

    司徒教养之，司马爵禄之，二者相参焉。周礼司马有司士一条，正袭其意，后人遂得借口以释此文耳。(卷二三，页一七)

    有发，则命大司徒教上以车甲。

    此又言司徒与司相参之事也。但司马虽任进退爵禄，然军政乃其本职，王制所言正似略，岂示治世右文而左武之意与？已上言「司马」之职。(卷二三，页一八)

    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臝股肱，决射御。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工」字，原误作「上」，今径改。）。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仕于家者，出乡不与士齿。

    此言技人之事，不知何属？(卷二三，页二○)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附从轻，赦从重。

    按：「刺」字从刀，以刀却牍书名于简曰「刺」。「三刺」者，覆按狱辞凡三以求其情，其或但有旨意而无核实者不听也。「刺」之为「杀」，又别一义。自周礼大司寇袭此「三刺」为说，曰「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日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而郑氏引之为证。今按王制「三刺」，使果如其「讯群臣」诸说，宁有不自疏明之理？且「刺」与「讯」又绝不同，周礼以「刺」为「讯」甚属乖异，然终以「刺」字无着落，则曰「听民之所刺宥」。既以「刺」为「讯」，又以「刺」为「杀」，何周章至此耶？说者曰：「刺而谓之讯者，讯之然后刺故也。」夫所谓「讯」者，必虚其中而听之，凡「刺」与「宥」皆先无所主方可，岂可先以「刺」为主乎？且其于司刺职则直云「壹刺曰讯群臣」矣，则又岂物讯之然后刺乎？缪乱如此，而郑注王制必以周礼实之，千载人群相信，从无有疑而辨者，良可叹也！

    「无简不听」，本吕刑语。「附从轻，赦从重」，亦本尚书「与其杀不酣，宁失不轻」及「省灾肆赦」之义。(卷二三，页二一-二二)

    凡制五刑，必即天论，邮罚丽于事。

    「即天论」，即皋陶谟「天讨有罪」及吕刑「非尔惟作天牧」之意。「丽于事」，即吕刑「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之意。

    郑氏曰「即或为则，论或为伦」，亦近是。但于下「父子君臣」义复。郝仲舆以「天」字句绝，亦非。(卷二三，页二三)

    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意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疑狱，●与众共之；众疑，赦之」为一义，「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为一义；「比」，犹例也；所以比例成狱，与上义不蒙，然郄联下节。此曰「以成之」，下曰「成狱辞」，是也。自孔氏误解，以为「此言虽疑而赦之，不可直尔而赦，当必察旧法轻重之例以成于事」。夫既已赦之矣，又云「不可直尔而赦，当必察按」云云，以误解书之故而立意残酷，使人遵其言而用之，其不造福于斯民甚矣。诸家多仍其误，惟陈可大曰：「比，犹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无往非公也。」其说与上不蒙，得之。(卷二三，页二四)

    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

    郑氏以执周礼谓「正」为「乡师之属」，「棘木」为「左右九棘之位」，以「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解此三「又」，皆非也。「正」何以知是「乡师之属」？周礼「左右九棘」附会此「棘木」之下为说也。「又」当作「宥」，是已。「三宥」即如文王世子所言「三宥」之意，不必定以三事寔之，且其以为「不识」「过失」「遗忘」，尤有可议。王制所言是「听讼，察小大之比。成狱辞，以来史以成告于正，正以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以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三公又告于王」，如此详慎，岂尚有「不识」「过失」「遗忘」之浅显易见者而不知「宥」，直待王始「宥」之乎？周礼之诬说不可用明矣。使「三刺」「三宥」果皆如周礼所言，王制何以隐而不以示人？即不明于此，亦当明于后。如「六礼」「七教」之类，乃必待周礼一一详释之，则又是礼记为经，周礼为传耶，可笑也。

    究之「三宥」之说亦有可商。先王行法以诚实为主，疑狱合宜详慎再三；至于果有确当其罪无可疑者，亦岂必如是乎？是徒为虚文，而启人主市恩于已，委过于下之心矣。(卷二二，页二六-二七)

    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居子尽心焉。

    「轻无赦」即无轻赦，乃倒装字法；谓轻易为赦，则民多犯法，故不可也。若云「虽轻不赦」，其言则峻刻矣。(卷二三，页二八)

    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中杀，不粥于市。关执禁以讥，禁异服，识？，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异言。

    「命服，不粥于市」，则他服可粥矣。云「不中杀，不粥于市」，则「时熟」「中杀」者，可粥矣。又？五谷不时，果食未熟，鸟兽鱼云「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不可晓。孔氏以为与珠玉连文，据华美者言，此为饰说耳。已上言「司市」之职。(卷二三，页三一)

    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郑氏以「国」为「国中小学」，「学」为「大学」者，因下文「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遂附会上文「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而因以此「国」为「国中小学」，「学」为「大学」也。不知「右学」「左学」绝不合「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之文，而「小学」「大学」又绝不合「养于国，养于学」之文，皆牵合无谓。且此文明分「国」与「学」为言，岂得谓「国」亦为「学」乎？按：「养于乡」「养于国」犹「杖于乡」「杖于国」之义，「养于学」即下文「养于庠、序、学、胶」诸义耳。(卷二四，页四)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

    此与孟子「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之文不同。「非人不暖」之人，当这之人子与。(卷二四，页六)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

    「九十，天子有问」，方性夫曰：「前言巡守之礼曰：『问百年者，就见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言则一国之老，又不必有爵者，故其礼为杀；此之所言则天下之老，惟有爵者而已，故其礼为备。」按：此说亦未悉。此所问者，问其道德及政事；彼所问者，但问其年耳，非仅谓「有爵」与「无爵」也。(卷二四，页七)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告存」，谓每月遣人告问而抚存。孔氏谓「告问存否」，非也。(卷二四，页七)

    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事，八十齐丧之事弗及也。

    「五十不从力政」，其义是周礼乡大夫「国中以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苛政，不可用也。又祭义云「五十不为甸徒」，则未六十即不与服戎矣。其说不同。陆农师曰：「祭义『五十不为甸徒』，即此所谓『不与力政』，虽不为『徒』，犹以为『士』，是未免服戎之事也。」此曲说。(卷二四，页八)

    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唯衰麻为丧。

    「五十而爵」与曲礼「艾，服官政」同，或以为「士」，或以为「大夫」也。郑氏必谓「命大夫」者，以王制为殷法，殷则士无爵故也，不可从。「不亲学」，或谓「不能备弟子之礼」；或谓「以前未学，至六十始亲学，晚矣，故不亲学」。二说未知孰是。(卷二四，页九)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

    郑氏曰：「皆学名也。异者，四代相变耳，或上西，或上东。」按：郑注惟此数语是，其余之说，皆附会前「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之文也。其注「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则曰「殷之制」，又附会此处「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之文也。何以见之？其云「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此本「大学在郊」为说也；其云「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此本「小学在公宫南之左」为说也。盖以云：「虞、殷同制也。」其云「东序、东胶，亦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此又反「大学在郊」为说也。其云「西序、虞庠，亦小学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学于西郊」，此又反「小学在公宫南之左」为说也。盖以为夏、周与虞、殷异制也。后世鄙儒见郑此等之说，以为得、成去古未远，其言典制必有所据，而遵信之，即有心疑其非者，然亦不得究其说之所从来，则亦姑置之。今为摘抉其根柢，以见郑之执礼解礼，其武断欺世如此。郑又谓「或贵在郊」，据本文惟谓「虞庠在国之西郊」，初未尝以为贵，则其妄亦可见矣。又谓「周之小学为有虞氏之庠制」，其云「周之小学」固非，其云「有虞氏之庠制」亦非也。岂有大学为东胶，而反以小学法有虞氏之庠制乎？此必谓周养庶老之地，适在昔日虞庠之地，其虞庠之地在国之西郊耳。

    此外别有解者，又有二家陆农师曰：「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于大学养之。记曰『养三老五更于大学』，是也。国老、庶老则养于小学而巳。」按：王制无「养三老五更于大学」之文，何以知其皆为小学？此臆解也。郝仲舆曰：「上庠，国学；下庠，乡学。夏以东序为国学，西序为乡学，上左也。殷以右为国学，左为乡学，上右也。周建东胶于国东，为国学；建庠于西郊，为乡学，亦尚左也。」此说虽近是，然亦无征，未敢以为必然耳。(卷二四，页一○-一一)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

    郑氏曰：「夏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缟衣裳；周则兼用之，玄衣、素裳。」郑欲强合上「修而兼用之」之文，故为此说。但据朝服或是素裳，而玄端则玄裳、黄裳、杂裳，爵弁亦纁裳，周人何尝皆用素服乎？谓「夏黑裳，殷缟裳」，尤武断。

    按：记文但言「衣」，不必增以「裳」，然以「玄衣」论之，是「纁裳」。何也？记文云「冕而祭，玄衣而养老」，则此为冕服，衣以象天，故用玄服以象地，故用纁。玉藻云：「衣正色，裳间色。」纁，赤黄色，间色也。郑注周礼司服亦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正此之证。彼以不合「素裳」之说，故隐其「冕服」，而用「朝服」为说耳。(卷二四，页一六)

    凡三王养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

    引尔雅「陈也」谓「陈其年数」，如八十、九十分别而存恤之也。

    按：以上言「养老之政」可谓详悉矣。然犹是枝叶耳。孟子曰「西伯善养老，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此养老之根本也。(卷二四，页一七)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

    此取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语。「天民」，犹天下之民。(卷二四，页一九)

    瘖、聋、跛、？、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此取国语：「八疾」为说。荀子「五疾」亦同。(卷二四，页一九)

    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踰。轻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徒行」出论语，遂生出「徒食」，妙。(卷二四，页二○)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方十里者，为方一里者百，为田九万亩。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为田九十亿亩。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为田九万亿亩。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取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之文。已下以开方之法推之，十里为百里，是十倍也。「九万亿亩」，当是九千亿亩，旧说是。(卷二四，页二一)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

    「东不尽东海」「西不尽流沙」，取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为说，又变「朔南暨」之文，以为「南不尽衡山」「北不尽恒山」也。其云「不尽」者，亦较禹贡为说，彼言「声教之所讫」，此言「疆理之所讫」也。(卷二四，页二六)

    方百里者，为田九十亿亩：山林、陵麓、州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其余六十亿亩。

    按：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而前亦云「凡四海之内九州岛岛，州方千里」。此云「方三千里」自属误文。孔氏以「三三而九」曲解之，固是不得巳之见。陈可大又以为「方百里」为「田九十亿亩，则方三千里，当云『八万一千亿亩』，如疏义亦沿误释之也。」此说？「三千里」之误，反以疏义为误，益足以欺后学。徐伯鲁又谓：「若九千里则下文亩数合，若三千里则不合，必有一误。」此又持两端之见，无取也。郝仲舆曰：「此明前文『千里内曰甸，外曰采曰流』。州制九州岛岛之地，自禹贡（「禹贡」，原误作「贡禹」，今径改。）『五服』称『五千里』，周礼『九服』称『六千里』，秦、汉以后开拓至万里。今（「今」字，原误作「金」，今径改。）据所记『甸』『采』『流』，四方不过三千里，盖周衰以后之地。」此说亦非也。前文「甸」「采」「流」之说因宜脱误，而此一段又不尽合，必云「据『甸』『采』『流』方四方三千里，周衰以后之地」，不知周衰何所指？若春秋、战国之周，何有三千里？若通言列国，又奚啻三千里？则孟子「方千里者」之说，反不足凭。何且本文明曰「四海之内，断长补短」，则亦不止言「甸」「采」「流」三千而巳，何必执一说以强通耶。(卷二四，页二七-二八)

    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郑氏曰：「周尺之数未尝闻之。按礼制周田以十寸为尺，盖六国是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尺八寸。」按：郑谓「周田以十寸为尺」者，疏以职据玉人职云「镇圭尺有二寸」及「桓圭九寸」之说也。但王制言「八尺为步」，不言「寸数」。说文有云：「尺八寸，周尺也。」郑云「或言周尺八寸」者，必是当时之书有此说耳。其以「十寸为尺」者，见周礼考工记诸文。其云「周尺十寸」，他经传未有其说，郑误信周礼，谓「六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尺以为十寸，后世尺为八寸」，谬矣。盖王制所两云「周尺」乃「八寸尺」也。后世变乱法度，以「八寸尺六尺四寸」变乱「八寸尺八尺」，故王制之言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以见今之曰田里增多于古如此也。若谓以「八寸尺八尺」为变乱「十寸尺八尺」，此岂本文意乎？又「六尺四寸」者，短于又尺十分之二，不可油。六尺四寸以为八八六十四言之。陈用之曰：「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后世四寸乃八尺耳。」方性夫曰：「古者以八尺为步，后世则以六尺四寸为步者，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则以古尺当今适八寸尔。」此二说亦谬。若是，「十寸尺六尺四寸」即是「八寸尺八尺」，正是相合，何必言之？下文何以云「古者百亩」云云乎？此全不察本文，且即如其说，以「八尺之八寸尺」曰「周尺」，以「六尺四寸」为「十寸尺」亦曰「周尺」，不有两周耶？所以陈用之、蔡元定之徒皆以周法「十尺八尺」为文。嗟乎！使周尺果有两，孔子何以曰「谨权量，审法度」乎？故知本文两周尺，皆「八寸」无疑也。若其分步数之古大，王制乃汉儒作是也，以古为周，今为秦汉，史记言「秦以六尺为步」，是也。然管子、司马法亦皆言「六尺为步」，则春秋以来已有。自其所谓「古者」，指「周初」而言，与陈用之以「春秋时六尺为步」，遂谓「古者六尺为步」，而疑王制「八尺」之不同。季明德又袭其说，一以司马为宗，极论王制之附会。其以宗藩司举所得周尺为据，盖言漫无稽矣。

    「古者百亩」以下之（文「文」字，原作「下」，今径改。），考之古皆不合，而不合之中解者又有不同焉。郑氏曰：「或曰周尺八寸，则步更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计之，古者百亩当今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古者百当今百二百五里。」孔子曰：「古者以八寸为尺，今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十四寸。令以周尺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以此计之，为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二亩七十一步有余，与此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不相应也。又今步每步剩古出十二寸，以此计之，则古之百里当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十寸，与此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十二寸二分又不相应。」陈可大曰：「愚按疏义所算亦误，当云：古者八寸为尺，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计之，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一寸六分有奇，与此百四十六亩二十步不相应。里亦微此推之。」愚按：陈说即注说也。疏第以「六尺四寸」之「四寸」，寸分为「寸」，则以「八分」为「寸」，所以不同耳。又曰「东田」亦未详。方性夫谓诗所为「南东其亩」，然此言「东」无「南」字。郝仲舆谓：「古帝都西北，垦田偏在东南。周（原作「用」字，依文意改。）、秦、汉偏居西，中原称东土，故曰：东田。」按：古于本时各地，在后稷开粒食之先，公刘往彻田之至，皆在于西河，曾在东且南耶？(卷二四，页三一-三三)

    天子之县内：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余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余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余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从孟子「上农夫食九人」一句推出。(卷二四，页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