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

    尝考二十八宿之名，三代未有，即尔雅星名亦不全合，而月令昏旦之中其不全合亦然。盖月令自据当时周历而云也。尧典唯见「虚」「昴」二星，而「火」非「房星」，「鸟」又无可征。自孔传以「鸟」为「南方朱鸟」，谓「朱鸟该南方七宿」，不知「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等名，此后世之说，始见于曲礼，而史记以列宿分属之尧时，宁有此乎？且于彼三时不言「元武」「青龙」「白虎」，何独于春言「朱雀」？又「虚」「昴」以宿言，何独于「房」「心」之宿言「火」？又「虚」「昴」各属秋冬，何独以「房」「心」二宿为夏，且以「朱鸟该七宿」属春？观此则其不可以列宿强合尧典明甚。况月令于列宿尚不全合，而后人乃欲以月令强合尧典，尤惑之甚者也。下「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郑氏曰：「孤在舆鬼南，建星在斗上。」孔氏曰：「仲夏，昏亢中，尚书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星火总为大火；月令举其月初，尚书总举一月，故不同也。仲秋，昏牵牛中，尚书云『峨中、星虚』。仲冬，昏壁中，尚书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月令举其初朔，尚书总举一月之中，理亦不异。熊氏云：「弧与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举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宽，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举孤星、建星也。」郑惟云『弧在鬼南』，其实仍在「井」之分域。此『仲春，昏弧中』，尚书云『日中、星鸟』。不同者，如郑意；南方七宿总为鸟星，井星（「星」字，原作「鬼」，今径改。）则鸟星之分，故曰星鸟，与此同也。」愚按：此说无论，「鸟」非「朱鸟七星」。即日「弧星」当「井」「鬼」之间，属之朱鸟七宿矣；若谓「建星」近「斗」，「斗」属「北方玄武」，岂属「朱鸟」乎？孔明知之，所以但举「井」「鬼」，而不言「斗」也。陈用之曰：「书于仲夏举『房』『心』，而月令举『亢』；书于仲秋举『虚』，而月令举『牛』；书于仲冬举『昴』，而月令举『壁』；则书之『中星』常在后，而月令『中星』常在前，盖月令举月本，书举月中也。」按：此即袭孔说，其言夏、秋、冬而不言春，与孔正同。大抵义理有所不通，故其辞遁穷如此。孔氏曰：「三统历：『立春昏毕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历：『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觿一度中，皆不昏参中。』计正月昏参中，依三统历，在立春后六日，参星初度，昏得中也。盖月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内有中者，皆得载之。但二十八宿，其星体有广狭，相去远近；或月节月中之日，昏明之时，前星已过于午，后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见有早晚，明者，则昏早见而旦晚没；暗者，则昏晚见而旦早没，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历法，但举大略耳。」按：孔举汉二历以见日躔中星之不同，乃是岁差之法也。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岁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有余，岁日四分之一不足；故天渐差而西，岁渐差而东，所谓岁差者如此。自晋虞喜发其端，而唐一行阐而已。孔似未达斯旨，乃谓「星体有广狭」，及「星有明暗，见有早晚」，未免鹘突耳。(卷二五，页五-七)

    其日甲乙

    甲丙戊庚壬为阳，乙丁己辛癸为阴。阴所以佐阳。故郑氏曰：「乙不为月名者，君统臣功（「功」字，原作「故」，今径改。）也。」孔疏未明。(卷二五，页九)

    其帝大皞，其神勾芒。

    圣人不语：怪、力、乱、神。自左氏记蔡氏之言，有「句芒」等五官名，及「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诸说，本属荒诞，而月令因之，以为五神，又增配五帝，后人遂以为君臣之号，悉不足信也。(卷二五，页一○)

    其虫鳞。

    尚书于「鸟兽」言「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皆体察造物化生之意，以知时令，自是确当不易。此以「鳞」「羽」「毛」「介」五虫，分配「四季」「五行」，殊凿，且无意义。(卷二五，页一一)

    其音角律中太蔟。

    以「五音」配「四季」「五行」，可；余说见「中央土」，下同。以「十二律」配「十二月」，可。(卷二五，页一二)

    其数八。

    郑氏曰：「数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次之。木生数三，成数八；但言八者，举其成数。」孔氏曰：「郑注易系辞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是水数一，成数六；火数二，成数七；木数三，成数八；金数四，成数九；土数五，成数十。故此云『木生数三，成数八』，云『举其成数者，金、木、水、火以成数为功也』。皇氏用先儒之义，以为『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数一，得土数五，故六也；火数二，得土数五，为成数七；木数三，得土数五，为成数八；金数四，得土数五，为成数九』，此非郑义，今所不取。」愚按：书之洪致自言「五行」，易之系辞自言「阴阳奇耦」，各不相通。郑据「五行」解易辞，分别天地生成之数，今又以解易辞者解月令，縢谬也。月令所谓「其数八」者，固以「五行」言，然亦非天地生成之谓。孔疏引皇氏之说，所不取者，乃是也。盖五行之始于一，而至于五，故一二三四合五而成六七八九，以见土无定位，无成名，无专气，必以水火木金四者合之，而水火木金成，土亦成矣。若如郑分成之数，月令何为但言「成数」而遗「生数」乎？若曰：「以成数为功，故举之。」夫「生数」统于「成数」，「成数」本之「生数」，「生数」岂反无功乎？于是于「中央」推说不去，则又曰：「言生数」。窃恐作月令者，必不举此遗彼，及此同彼异之若是耳。(卷二五，页一三-一四)

    其味酸，其臭膻。

    「五味」配「五行」本洪致，「五臭」则月令所增也。(卷二五，页一四)

    其祀户，祭先脾。

    「五祀」之说见于曲礼、王制及士丧礼，其以「户」「？」「中溜」「门」「行」之名，分配于「四时」「中央」者，则见于月令也。「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肾」，皆无意义，所以诸家之解，悉不可通。郑氏曰：「祀之先祭脾者，春为阳中，于藏值脾，脾为尊。」按：五藏之位：肺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肾为下。则肝为中，可直阴中之秋矣；脾非中，何以直阳中之春？一合一否，余可类推。此一说之不可通也。孔氏曰：「所以春位当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当夏，肾最在后而当冬，从冬稍前而当春，从肾稍前而当脾，故春位当脾；从肺稍却而当心，故中央主心；从心稍却而当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据牲之五藏，而当春夏秋冬之位。」按：谓肾则在后而当冬，则肺在前宜当春矣，何以当夏？其或云「稍前」，或云「稍却」，可见无一定之位，故辞费如此。何得据牲之五藏，而当四时之位乎？此二说之不可通也。马彦醇曰：「春祭先脾，为其木胜而养土；夏祭先肺，为其火胜而养金；秋祭先肝，为其金胜而养木；至其静而辩于物，于道为复，于时为藏，各反其木，冬祭先肾为是故也。土于气为中，而主五行；心于形为中，而主五官；中央祭先心为是故也。」按：此说尤混。于「春」「夏」「秋」以「相先」言，于「冬」以「所属者」言，于「中央」以「居中」言，一事而分三义，此三说之不可通也。吴幼清曰：「以人身五藏之次明之，肺最在上，心次于肺，故候心肺二脉皆在中部；肾最在下，故候肾脉在下部。四时之则，夏至，日近北极，去地最高，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肺。夏至后，日渐南，夏末比夏至之日微下，心之位象之，故中央先祭心。秋分、春分，日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当其腰，脾肝之位象之，故春先祭脾，秋祭先肝。冬至，日近南极，最下，肾之位象之，故冬祭先肾。」按：如其「脉部」之说，肝、脾在中部，土在中央，正宜取脾、肝，何以反取上部之心乎？如其「日行」之说，肝、脾俱在中位，何以知脾单属春，肝单属秋乎？亦无确义。且脾本次于肝，其谓肝之于脾者，妄矣。此四说之不可通也。至明张氏执「五行相胜」之说，谓「中央先祭心，心当作肾，冬祭先肾，肾当作心」。改古人之书以就己说，益妄不足辨。(卷二五，页一五-一七)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凡十二月，每月二气，为二十四气；每月六侯，为七十二候，皆后世所造，月令固无之。二十四气始于汉太初历，七十二候后魏始入于历，而伪周书始妆点之为「五日一候」，故孔氏：「凡二十四气，每三分之，七十二气，气间五日有余，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据此皆撮取月令之文为之者也，而月令则不然，其纪候每月多寡不一，寡则或四，多则或九；又叙参差，每月取行文章法相配，不于一处见之也。徐伯鲁习见后世历书整排六候，以月令之叙次隔越，每指为错简，大可嗤也。且月令纪候中多兼叙事，如「孟春，草木萌动」，下言「王命布农事」；「仲春，玄鸟至」，下言「祀高媒」事；「雷乃发声，始电」，下言「木铎令民」事，余不备述，未尝止为一句，如后世之纪候也。又如：季春，以「鸣鸠拂羽，戴胜降桑」，叙于「毋伐桑柘」之下；孟夏，以「靡草死，麦秋至」，叙于「聚畜百药」之下；季夏，以「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叙于「烧薙行水」之上，余不备述，此取上下文义联属也，此之不辨，安得溺今以疑古乎？上古作历无所谓「气」，但有「候」耳。尧时敬授人时，既审日月星辰，又必验之民与禽兽之间，此纪候之祖也。下此多散见于春秋内、外传，其夏小正则专述其义，盖古人见候之所著，即可以定时，以是令民事而布政尔。若夫所谓「气」，「分」「至」「启」「闭」此八者，春、秋分，夏、冬至，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乃四递嬗之大端，不可与其它縢列为二十四，况其它亦即是候，何必多增以名色乎？观此则月令犹为近古矣。后世二十四气固多增设，而七十二候尤为附会也。谓「五日一候」于何验之？谓「每三分之，以为七十二候」，夫气之所至即为候，气与候又何以别之？且必欲取盈此数，便多牵凑之弊。今以气候二者考之，于月令如：「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至」；「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皆是也。乃取以为气，何耶？「白露降」既取以为「气」，又仍列于「候」，「气」「候」相重，犹可笑也。言「候」者必准于六，故于月令之多者删之，而月令「孟冬」止有「四候」，曰「水始涸，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于是无以足其数，乃取其命有司之辞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闭塞而成冬」，以为「二候」焉。不知「孟春」亦曰「天气下降，地气上腾」，正与此反正，何为取此而遗彼乎？且命有司之辞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四句文义贯通直下，岂可截作「二候」乎？更不通也。「鸿雁来」，吕纪作「候雁北」，是不应「仲秋」言「来」；「孟春」亦言「来」，说见「季秋」下。(卷二五，页一九-二○)

    天子居青阳左？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器」字，原作「气」，依今本改。疏以达。

    郑氏曰：「凡此车马衣服，皆取于殷时而有变焉，非周制也。周朝祀礼、戎猎、车服，各以其时，不以四时异。」按：周礼亦非周制，月令亦非殷制；执周礼为周制，谓月令为殷制，是两误耳。殷礼，孔子无征，岂吕不韦反得征之？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则是王者听政之所，南面向明而治，终岁有大事，必在于是焉可知矣。而月令曰「春，居青阳」；「夏、居明堂」「秋，居总章」；「冬，居玄堂」。如是，则「春」「秋」「冬」三时，皆不得「居明堂」矣，而「冬时北面」尤非所宜。又以中央正位名为「大室」，仅于每季月之十八日居之。如是，则四时之正皆不居中央矣。其以「青阳」「明堂」「总章」「玄堂」之大庙，取配四时；以各分之以为「左、右？」，取配十二月；以「大室」取配土王月，计天子一岁之中，凡迁徙其居者一十有六次，十二月徙十二次，季月徙四次，是十六次也。又如朱元晦「九室」之说：「十二月徙八次，余以随室之方位开门故也，四季月徙四次，则亦十二次也。」不将日无宁处乎？又车马旗衣服悉分五色，几同近世梨园子弟演剧花簇好看矣。人之食性嗜好不同，恐不能拘某时而食某物，又一切器用什物熟习既久，岂能屡易？大抵皆可言而必不可行者也。「仓龙」，释者曰「马八尺以上为龙」，若然，则龙马岂能必得，尤不可训。「食麦与羊」亦无意义，郑氏谓「麦实有孚甲，属木」；或谓「麦为火谷」；或谓「麦以金王而生，当属金」，皆无定论。郑氏谓：「羊火畜，时尚寒，食之以安性。」夫曰御寒，则冬时尤宜食，何以不食乎？或谓「羊属土」；或谓「兑为羊，当属金」；亦无定论。余三时放此，不详辨。(卷二五，页二二-二三)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木」字，原作「本」，依今本改。）。」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

    按：「帝大皞」「神句芒」等名本左传，其所言「迎春于东郊」，或如贾、马、蔡、王之说，谓即迎大皞、句芒犹可也。郑又别据纬文谓「苍帝灵威仰，炎帝亦熪怒，白帝白招拒，黑帝？光纪」，尤为诬诞矣。孔氏曰：「郑独以为『苍帝灵威仰』者，以礼器云：『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大皞是人帝，何能使风雨寒暑得时？」按：礼器「飨帝于郊」，即郊祀上帝之礼，岂所谓「灵威仰」乎？且既曰「人帝」，亦当能使风雨寒暑得时，不然祀之何为乎？然记文亦祗言「迎春于东郊」，未尝言「祭某帝」，总不必以某帝实之耳。(卷二五，页二六-二七)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货，毋失经纪，以初为常。

    郑氏多以月令为殷礼，独因此处「典」「法」二字可合于周礼「六典」「八法」，遂以「凡日月行度之离宿」，谓「离，读如俪；宿俪，谓其属冯相氏、保章氏，相与宿偶当审候伺，」甚矣，其妄也。「宿」，皋止也。「离」，经历也。即诗「月离于毕」之「离」，谓候日月星辰皋止经历之处，为祥为灾，无令差货也。(卷二五，页二八-二九)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候、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此言「祈谷」不言「郊」，然亦可谓「郊」。左传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也，乃祈谷之郊，而非郊天大祭之郊也。「上帝」即「天」；郑谓「大微之帝」。「帝籍」，即「天子之田」；郑谓「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皆诞妄。孔氏疏「天神之田」，曰：「国语谓：『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粢盛于是乎出。』是籍田共上帝，故曰『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按：虢文公又曰「民之蕃庶于是乎生」，则何不可谓之「民田」，而必谓之「天神之田」乎？曲说如此。「保介」，即「田官之副」；郑氏谓「车右」，亦非周颂「吁嗟保介」，而云「如何新畬？于皇来牟」。若车右之勇士，何必问之以「新畬」「来牟」乎？「御」，车右也。(卷二五，页三一)

    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审端径术」，郑执周礼「夫间有遂，遂上有径」，以「术」作「遂」，不知「术」「遂」古字通。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术来聘」，公羊作「遂」。(卷二五，页三四)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

    郑氏曰：「习舞，为仲春将释菜。」又于「仲春上丁，命乐习舞，释菜」，下云：「将舞，必释菜于先师以礼之。」郑谓前「习舞」为「将释菜」，是释菜用舞也；后谓「将舞，必先释菜」，是释菜本不用舞也，前后矛盾。按：文王世子曰「择菜，不舞」，则释菜本不用舞，故孔氏无说而详于「仲春」之下，余亦详彼处。(卷二五，页三六)

    毋聚大众，毋置城郭。

    「毋卵」，王制云「春荐韭」「韭以卵」与此不合。「毋置城郭」，大抵谓「春方发阳，勿为蔽固」之义。(卷二五，页三九)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挚」「至」同。尚书西伯戡黎「大命不挚」，蔡氏谓「伤折」，非。月令于每月之末皆作此一段，注疏各有误解，向来皆踵其误无有觉者，今详之。其云「孟春」「仲春」「季春」行夏令者，于此则分言三月，于彼则统言一时，不定谓「孟春行孟夏令」也。郑氏于「孟春行夏令」曰「巳之气乘之」。按：「孟春行夏令」曰「雨水不时」，「仲春行夏令」曰「国乃大旱」，「季春行夏令」曰「时雨不降」，此三句文异义同，不过谓「夏属火」，则水少之义，何所别「巳气乘之」为「雨水不时」，「午气乘之」为「国乃大旱」，「未气乘之」为「时雨不降」乎？余仿此，不备论。且本文亦有不足尽据者，如：「草木蚤落」当属「秋」，何以属「夏」？「孟春行秋令」曰「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曰「民多疾疫」，「民疫」属「秋」，又属「夏」，其义何居？余亦不备论。是其正言四时且多游移之病，况可谓此之「孟」「仲」「季月」必合彼之「孟」「仲」「季月」乎？此注之误解者也。若其谓「每月行某令则应某事」者，盖指天道变常，阴阳舛错，则灾沴之应乃有如此，而人主鉴是，所当「预为修省以维持调护之」之意，自在言外。如：「孟春行夏令，国时有恐」，则当防患；「行秋令，其民大疫」，则当救疾；「行冬令，首种不入」，则当备荒，其义如是焉尔。而孔氏曰：「从上以来，论当月施令之事，施之顺时则气序调适，施令失所则灾害滋兴；此以下，论政失致灾之事。」此盖拾刘向五行传之余说，初非记文意也。试即依其以「孟春行孟夏令」言之，孟夏之月所施之政，如：「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大尉，赞杰俊，遂贤良，行爵出禄，必当其位」；「毋大田猎」；「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等事，岂天子于孟春时或一行之，即足以招灾致害乎？余不备论。是其说必不可通，所以后儒多疑之。黄叔阳曰：「四时之令，分而言之，虽有对时育物之异；合而言之，亦有相通互法之机。此篇云反某令则有某应，则是四时各专其政而不可相通者，其限于时而废阙者多矣。洪致论『休』『咎』？丑五行，孔子作春秋不着事应，欲人君无所不谨也。若必着之，一有不中，其不怠且玩乎？」郝仲舆曰：「王者奉天时，行四时之令，虽有先后，而通融调剂，权时用中，非举一废余也。若谓某时反某令则召某灾，十二月各专一事而不相通，政之拘于时废阁者多矣。」

    按：上二说固是，但不辨疏之误解，而咎于记文，非也，此疏之误解者也。(卷二五，页四二-四四)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仲春昏旦，举「弧」与「建星」，二者皆非宿名，注疏曲说非是，余详「孟春」。(卷二六，页一)

    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孙文融曰：「全同孟春，独『夹钟』二字异，何不用简叙法？下节亦只『大庙』二字异。」按：此驳月令之为文诚是。(卷二六，页二)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

    「囹圄」，旧说皆谓「周曰圜土，乃秦狱名」，非也。「圜土」之名出周礼，未足据。按：宣四年，左传曰「圄伯嬴于轑阳而杀之」，则「囹圄」正是周狱名也。(卷二六，页五)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媒。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媒之前。

    此附会商颂玄鸟之诗为此说也。(卷二六，页六)

    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

    「先雷三日」，此语未允。天官家推日月星辰行度，故能逆知日月之食；若雷之发声，则无由知之。解者或以为春分前三日；或以为春分后三日；或以为惊蛰前数日，欲为记文弥缝，无非臆论。(卷二六，页一○)

    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

    按：虞书：「岁二月，东巡守。同律、度、量、衡。」此因巡守其方而校验之耳，今亦谓二月日夜分之时而始平之，未免附会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之总名。「甬」，据旧解为「斛」，「衡石」亦「权」类，义皆重复。又「仲秋（「秋」字，原作「夏」，今径改。）」曰「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此不过变文以示异耳。陆农师曰：「仲春，钧衡石，以角斗甬，以正权概，变也，变者阳事；仲秋，平权衡，以正钧石，以角斗甬，阴有顺而已。」此求之过深，况记文「仲春」「钧」字作「均平」解，「仲秋」「钧」字乃「三十斤」之谓，字且异义，乃欲拘牵文法以求之乎？(卷二六，页一二)

    是月也，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以网罟入水曰「漉」，陆德明亦谓「竭」，非。(卷二六，页一四)

    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

    「鲜」，吕纪作「献」，是昭四年，左传曰「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是也。又曰「火出而毕赋」，「火出」，季春也，此于「仲春」言之，不合。郑氏谓「后乃赋之」者，既主传文，兼主周礼凌人「夏颁冰」为说，然岂有二月开冰，而四月始颁者乎？(卷二六，页一六)

    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

    祭用丁日，未详。郑氏但引夏小正「丁亥，万舞入学」，而不详其义，疏亦无论。马彦醇曰：「释菜，用丁为文明故也。」此世俗之说，仪礼少牢「祭祖日用丁巳」，岂亦为文明耶？陈可大曰：「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后甲三日也。」按：以易释月令，说巳非，撮取易中两处之文，又两处每二句仅撮取一句，合夹出「丁」字，与猜谜相似，大可笑也。此本刘原父言。郝仲舆曰：「丁，当也，当祭日也；丁，成也，乐以教成也。」亦臆说。愚前谓郑氏于「孟春」曰「习舞，为仲春将释菜」，是「释菜，用舞」；于「仲春」曰「将舞，必释菜于先师」，是「释菜，不用舞」，前后矛盾。今据孔疏犹足为证，其言曰：「郑以经『习舞，释菜』，恐共是一事，故云『将欲习舞，必先释菜』。必知然者，按：文王世子云『释菜，不舞』，是知『释菜，不为舞』也。必知先有『释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即『释』也。」观孔疏此说，非矛盾而何？郑因月令「习舞」在前，「释菜」在后，故云：「习舞，为仲春将释菜。」有因周礼「释菜」在前，「习舞」在后，故又云：「将舞，必释菜于先师。」若是，则何取于注经哉？按：「习舞，释菜」，吕纪作「入舞，舍菜」，高注曰：「命乐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学宫习舞也。舍，犹置也。初入学宫，必礼先师，置彩帛于前，以贽神也。」按：诸礼云「释菜」，或云「奠菜」，解者皆以「菜」为「芹藻」之类，惟吕纪高注不同，今摘出亦可以广异闻。(卷二六，页一八)

    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记文前云「祀高禖用大牢」，又云「献羔开冰」，此云「祀不用牺牲」，是自为矛盾也。黄叔阳曰：「此虽云爱物之仁，其流之弊将至以●为牺牲，非古礼也。」此说甚是。「用圭璧，更皮币」，孔氏曰：「应祀之时，圭璧更易此牺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币以更之。」此解迂曲，非记意。盖亦谓以主璧更其皮币，以皮亦兽皮故耳。(卷二六，页二○)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寇戎来征」，郑氏曰：「金气动也。」然则非特八月矣，余不备论。(卷二六，页二一)

    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

    「鞠」「菊」通。「鞠衣」，未详所用之意。郑氏谓「鞠衣，黄桑之服，为将蚕求福祥之服」，此因周礼内司服之「鞠衣」而混解及之也。夫曰「鞠衣」，取象鞠之黄也，何以又谓之「黄桑之服」？何不直曰「黄桑衣」，而曰「鞠衣」乎？古无祈蚕之礼，亦似杜撰。借曰有之，下文明曰「麦祈实（「麦祈实」三字，原作「祈麦实」，今径改。）」，此何以不言「祈蚕」？且下文别言别言「蚕事」，则此处必非言蚕矣。或谓即下「祈麦」，然尚间「命舟牧覆舟」一节，安得通之？(卷二六，页二四)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潜诗序曰：「季冬荐鱼，春荐鲔。」月令于「季春」「季冬」言「荐鲔」「荐鱼」与之合。「祈麦」，亦祈于上帝也。郑氏曰：「不言所祈，承寝庙可知。」按：谷麦一类，孟春祈谷于上帝，此何以祈于寝庙乎？不可通。(卷二六，页二五)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名士」，郑氏谓「不仕者」，近是。疏引皇氏谓「贤者，名士之次」，较量高下，非。(卷二六，页二七)

    田猎罝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母出九门。

    「九门」，郑氏曰：「天子九门者，路门、应门、雉门、库门、皋门、城门、近郊门、远郊门、关门。」按：周礼阍人郑司农注云：「王之五门，皋门、雉门、库门、应门、路门。」郑氏增以「城门」「近郊门」「远郊门」「关门」。记所谓「九门」，非实有称九，如「九逵」「九衢」之谓，即曰实有之，亦是秦制，安得以周之门制混填而妄凑之耶？又若「路门」以内天子之居，当曰「入」，不当曰「出」矣。而「九门」为天子都城之门，皆可称「城门」，何得以为一门？其「郊门」「关门」亦取孟子「臣闻郊关之内」为说，悉杜撰也。孔氏曰：「自路门、皋门以内，皆宫殿所在，非田猎之处，亦禁罗网毒药，不得出者。此等门内虽有宫殿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闲之处，得有罗网及毒药所施。」按：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别属郊野之地，故刍荛、雉兔皆得以往。若天子「路门」「皋门」「宫寝」「林苑」所在，百姓安敢以罗网毒药入之，岂有空闲之处乎？如孔氏之说，可谓欲盖弥彰矣。(卷二六，页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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