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饰第三十七

子言难继，以礼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近世阮元为《子思子章句》，亦云：师曾迪孟。见其自序。孟轲之受业，则太史公著其事矣，师曾者，何征而道是邪?释迦言空，不因于老庄，景教事天，不本于墨子，远西之言历算者，不资於厉王丧乱，畴人在夷，世人取其近似言之，遂若典常，此三谬也。清代之遇属国，不大孰何，仍汉、唐、明之旧贯则然，非取法於罗马，戴氏作《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遂人情而不制以理，两本孟子、孙卿，王守仁以降，唐甄等已开其题端，至戴氏遂光大之，非取法於欧罗巴人言自由者，世人欲以一端傅会，忘其所自来，此二谬也。独汉人自西域来，说近情实，远之可傅身毒、大夏，而近犹在氐羌，羌与狎，故亦与西南诸苗同种，今之苗，古之也，与三苗处洞庭、彭蠡间者异实，而世以三苗为神州旧人，汉族攘其地有之，益失实状。汉族虽自西方来，传记所见，不及安息条支沙碛之地，今人复因以傅会，此为陈平秘计之流，探啧索隐则无害，犹不予其质言也。不然者，世久而视听渍，率尔之言，将相保以为实录，其过宏矣。是以孙卿曰：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间。

    征信论下

    传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故非独度事为然也，凡学皆然，其于抽史尤重。何者?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志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今之散儒曾不谕是也，故微言以致诬，玄议以成惑。昔者孙卿有言，曰：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五帝之中无传政，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而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非相》篇。夫《尚书》者不具之史，略引大体，文若铭诔，非质言以纪事，故流别异《春秋》。高贵乡公曰：仁者必有勇，诛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岂降于高祖哉?夏书沦亡，故勋美阙而罔载，唯有伍员粗述大略，其言复禹之绩，不失旧物，祖述圣业，旧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与于此?向令坟典具存，行事详备，则不得有异同之论也。高贵乡公可谓知往志者也。《春秋》已作，而纪传胪言，其道行事始悉，然犹多所残遗，远者庄取滇，秦开却胡，事大而文已约，及夫氐羌僭制，政事尽文，前代苻姚近世西夏之属群盗略地，兵事牙，而多奇计者，皆不如帝室详。下逮近世，韩宋之兴，诸将若关先生、破头潘、芝麻李、大刀敖等，史传犹轶其名，关先生始起绛州，逾太行，转战出塞，毁上都而蔺高丽，其武略虽不逮明祖，视中山、开平犹近，《明史》则已失其行军图法，此则近犹论略，非独久也。学者宜以高贵乡公为法，知其有略，不敢妄意其事，妄意之即与巫言等，比邻神仙之国。旧史盖岁有变更，国有贤豪，则为之生事，延缘巷市之语，以造奇词，往者中土虽有猥语短书，今皆举于士大夫之口，兔丝缘木，蝓缘墙，苟可以傅丽者，无所不，则是使张鲁撰记，而寇谦之为图也。昔者庄周有言，曰：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不可以言传，而世因贵言传书，虽贵之犹不足贵也。《天道篇》。史官陈列往迹详矣，事有巨而因于细，是故吴楚之战，咎始采桑，昭公之出，衅在斗鸡，其类非一也，正史或记其著，不能推本于其微者，桑鸡之事，顾幸而党见尔。细亦因巨，是故陈平以大牢草具为端，足以间亚父，陆生大言汉皇帝贤，而可以臣南越，项王尉佗虽戆，则必不可以一言去就，固有巨者足以离合之，顾史官未尝言，故曰，意有所随，其言不传久矣。愚者徼以为智，随成心以求其情，比于谣诼，是以君子多见阙殆。昔者韩非有言，曰：听言之道溶若醉，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参伍比物，事之形也。《扬榷篇》。夫治史尽于有征，两征有异，犹两曹各举其契，此必一情一伪矣。往世诸子竞于扬己，著书陈事，败人则录之，己屈则不述也，转以九流相校，而更为雌雄者众，其有从横之士，短长之书，必不自言画策无效，或饕天功以为己力，是故鲁连不帝秦王，言秦军却五十里，校以《平原君传》，却秦军者，李同敢死之士之功。贾诩以袁、刘父子答魏王，而言太子遂定，校以文帝陈王纪传，文帝以五官中郎将副丞相，而陈王则为平原小侯，魏王志定久矣。两国殊党，各为其尊亲讳，亦务进己而黜辱人，是故更始始于借交报仇，终于刮席，拓跋始为刘、石附庸，终以言敌国，皆自离也。下及近世，《宋史》称岳飞破胡，兀号大奔，《金史》阙如也。邵长蘅称阎应元守江阴，满洲名王三人，大将八人，皆授首城下，然清官书亦不言，不知胜者溢传之邪?其败者有所讳邪?魏源驳长蘅说云：官书无三王八将名，且亦不见赠恤，断其为诬。案此未可断也，死难有恤 ，本汉土之制，阎应元守江阴时，满洲入中国六岁耳，未能悉谙中国典礼，降臣亦未必乐为文致，不得以赠恤不及，断其为诬；又其支属甚多，位号有滥，虽官书不见，不得谓竟无其人。至於张克捷而讳挠败，又满洲之常度，观诸遗民记载，明师斩馘大捷者，非独郑成功、李定国三数事也，而满洲官书不述其事，直云王师失利而已，足知情存隐讳，不欲布之简书。江阴之役，纵毙三王八将，其文牍且或讳言，况史臣记载邪?从是仇质，自离者诚有可知，亦或忽恍如不可知，抽史者若以法吏听两曹，辨其成狱，不敢质其疑事，愚者以事有两异，虽本无异辞者犹疑，此何但史传邪?曩夕之言，今日亦疑也，鸡鸣之事，日中可谰也。昔者老聃有言，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守者，《墨经》云：弥异所也。古言守司者，犹言寻伺。母子者，犹今所谓因果，因以求果，果以求因，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是故邪说不能离，百家无所窜，则终身免于疑殆，是抽文之枢要也。夫礼俗政教之变，可以母子更求者也，虽然，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颂貌变异，诚有成型无有哉?世人欲以成型定之，此则古今之事可以布算而知，虽燔炊史志犹可。且夫因果者，两端之论耳，无缘则因不能独生，因虽一，其缘众多，故有同因而异果者，有异因而同果者，愚者执其两端，忘其劳起，以断成事，因以起其类例，成事或与类例异，则颠倒而组裂之，是乃殆以终身，弊之至也。凡物不欲，丝于金则不解，马于曼荆则不驰，夫言则亦有，于成型，以物曲视人事，其去经世之风亦远矣。今世社会学者多此病。昔者孙卿有言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偏矣，周于世矣。《劝学篇》夫古今虽异能，相类似者不绝，故引史传以为端绪，其周用犹什三四，当其欲用，必骛于辩说者，犹赋诗有断章，愚者喜论史事为华，因以史尚平议，不尚记事，此其言尽员舆成国之秀民若一概也。往者干宝始为《晋纪总论》，其言挥绰，而还与事状应，然大端不过数首，及孙盛、袁宏、习凿齿、范晔之伦，吹毛索疵，事议而物辩之，固无当夫举措之异，利病之分；譬如弈棋，胜负者非一区之势也，疏附牵掣于旁者，其子固多，史之所记，尽于一区，其旁子不具见，细碎冥昧之事，史官固不悉知，知之亦不可具载。时既久远，而更欲求举措之意，利病之势，犹断棋一区以定弈法，口弊唇，犹将无益也。近世鄙倍之说，谓史有平议者合于科学，无平议者不合科学。案史本错杂之书，事之因果，亦非尽随定则，纵多施平议，亦乌能合科学邪?若夫制度变迁，推其沿革，学术异化，求其本师，风俗殊尚，寻其作始，如班固、沈约、李淳风所志，亦可谓善于平议矣。而今世之平议者，其情异是，上者守社会学之说而不能变，下者犹近苏轼《志林》、吕祖谦《博议》之流，但词句有异尔。学校讲授，徒陈事状，则近于优戏，不得已乃多施平议，而己不能自知其故，藉科学之号以自尊，斯所谓大愚不灵者矣。又欲以是施之史官著作，不悟史官著书，师儒口说，本非同剂，惟有书志当经考索之功，其论一代政化，当引大体而已，若毛举行事，订其利病，是乃科举发策之流，违于作述之志远矣。彼所持论，非独暗于人事，亦不达文章之体也。章炳麟曰：是五志者，皆明德之远言，耆艾之高致也，智者用之以尽伦，愚者用之以绝理，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岂谓是邪?言而有畛，连无伤者则有矣。盖昔老聃良史之宗，定箸八十一章，其终有乱，夫其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吾以告今文五经之家；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吾以告治晚书疑前史者；颜师古注《汉书》，凡后出杂书纬候异事，一切刊落，最为可法。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吾以告出入风议尚论古人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