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施虐倾向

、挑刺、提出贪得无厌的要求。但是，除非我们认识到他的绝望给他与自己的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否则我们无法知道他的破坏性程度，也无法领会到他刚愎自用的自以为是。

    虽然他亵渎了人类尊严最基本的要求，但与此同时，他心中怀有一个道德标准特别高、特别刻板的理想化意象。他是那些对于要达到这些标准感到失望的人（之前我们谈到过他们）之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决定要尽可能变“糟糕”。他可能成功变糟，带着一种令人绝望的快乐沉溺其中。但通过这么做，理想化意象与现实自我之间的鸿沟变得不可逾越。他感到无法补救，也无法得到宽恕。他的绝望越来越深，还发展出一种无所可失的胆大妄为。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他就确实不可能对自己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任何试图使自己富有建设性的直接努力都注定徒劳，也出卖了他对自己情况的无知。

    他的自我憎恨达到了无法正视自己的程度。他必须通过加固已有的正义装备，使自己坚定不移地对抗这种憎恨。最轻微的批评、忽视或缺乏特别的认可都可能调动起他的自轻自贱，因而必须当作不公平而予以拒绝。因此，他被迫外化自己的自卑，去归罪、痛斥、羞辱他人。然而，这使他落入恶性循环的陷阱中。他越是蔑视他人，他就越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自卑————然后自卑就生长得越猛烈、越无情，他也越绝望。于是，袭击别人成了一件自我保护的事情。前面举的某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过程，那个病人控诉她的丈夫犹豫不决、想让她崩溃，然后她意识到其实她是对自己的犹豫不决大为不满。

    就此而论，我们开始领悟到，为何对于施虐者来说，贬损他人是势在必行的。而且我们现在也能看到，他想要改造他人，或至少是改造对方的驱力具有强迫性，而且有时还具有幻想性，这种驱力自有其内在逻辑。由于他自己无法达到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所以对方必须做到；而他对自己的严酷愤怒，因为对方在这方面的任何失误而迁怒到对方身上。他有时可能问自己：“为何我就不放过他呢？”但很明显，只要内心的战争还在继续，还在外化，这种理性思考就是无济于事的。他往往把压力合理化，以“爱”或“发展”利益的名义施加到对方身上。无须说，这并不是爱。但也不是沿着自己的路线、跟从自己内心的发展利益。事实上，他试图给对方施加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实现他（施虐者）的理想化意象。他不得不发展出来的正义作为一个抵御自卑的盾牌，使他带着自鸣得意的把握来这么做。

    理解这种内心挣扎还能使我们更好地洞察到，施虐症状所固有的另外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因素是：像毒药一样渗入施虐者每个人格细胞中的报复心。他怀恨在心，也必须怀恨在心，因为他把对自己强烈的轻视转向外了。由于他的正义使他看不到自己在任何困难中的责任，所以他必须觉得自己是个被虐待的受害者；由于他无法看到所有绝望的源头都在他内心，所以他必须让别人对此负责。他们毁了他的生活，他们必须弥补————他们必须自食其果。正是这种报复心，而不是其他因素，扼杀了他内心所有同情与仁慈。为什么他应该同情那些糟蹋了他生活（加上还比他过得好）的人？就个体情况而言，复仇的渴望可能是有意识的，例如，他可能意识到了自己对自己父母的报复心。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弥散性的人格倾向。

    正如我们迄今所见，施虐者因为感到被排斥，而且被判定是胡作非为，就在盲目报复中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别人身上。而且我们现在知道，通过使别人痛苦，他力图缓解自己的痛苦。但这算不上是完整的解释。单是破坏性的方面，还不能解释许多施虐追求中专心致志的热情。其中必然还有更正向的收获，这些收获对施虐者来说重要至极。这种说法可能看似与施虐是绝望的结果这个假设相矛盾。一个绝望的人怎么可能还期待并追求什么，而且还怀有如此充沛的精力？然而，其实站在主观立场上是受益匪浅的。在贬低他人中，他不仅减轻了自己无法忍受的自卑，同时还给自己带来优越感。当他塑造别人的生活时，他不仅收获一种主宰他人的刺激感，还找到自己人生的替代性意义。当他在情感上剥削他人时，他给自己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情感生活，这减轻了他感觉的贫乏。当他挫败他人时，他赢得了因胜利而来的耀武扬威，这掩盖了他自己绝望不可救药的失败。这种报复性胜利的追求也许是他最强烈的驱动力。

    他的一切追求也用于满足他对于激情与兴奋的饥渴。一个健康平衡的人并不需要这种激情。他越成熟，就越不在乎激情。但施虐者的情感生活是空洞无物的，除了那些愤怒与胜利喜悦，基本上所有感觉都被遏制了，他虽生犹死，因而需要这些强烈的刺激来让自己感觉还活着。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他以施虐方式应对他人，这给他带来力量感与自豪感，这些感受又加强了他无意识的万能感。在分析过程中，病人对自己施虐倾向的态度会经历极大的变化。当他第一次意识到施虐倾向时，他很容易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态度。但这种含蓄的拒绝并不是真心实意的，而或多或少只是在口头上赞同现行标准。他可能会间歇性地自我厌恶。然而，之后一段时间，当他濒临放弃自己的施虐生活方式时，他可能突然觉得自己即将失去某个珍贵的东西。他可能表现出担心，唯恐分析会把他变成一个令人鄙视的懦夫。而且，就像通常在分析中那样，病人的担心在主观上是正当的：他失去了让别人满足他情感需要的力量，觉得自己是个可怜无助的人。最终他会发现，他从施虐中夺来的力量感与自豪感只是一个可怜的替代品。它之所以对他如此珍贵，只是因为他无法获得真正的力量、真正的自豪。

    当我们认识到这些收获的性质，我们就会看到，绝望的人可能狂热地追寻某物这个说法并不矛盾。但他所期望找到的并不是更大的自由或更好的自我实现，所有构成他绝望感的东西都没有改变，而他也不指望改变它们，他所追求的是替代品。

    情感方面的收获是通过替代性的生活来实现。要施虐就意味着要通过其他人来过具有攻击性的生活，还要在极大程度上过具有破坏性的生活。但这对于一个如此溃不成军的人来说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他不顾后果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这种鲁莽产生于绝望。既已无可失，他便只可能有所得。在这点上说，施虐追求有一个积极的目标，而且必须被视为一种尝试弥补的方式。之所以如此热切地追求这个目标，是因为通过战胜他人，施虐者能够消除自己对失败的可怜感。

    然而，这些追求中固有的破坏性成分只有反弹到他自己身上才能维持。我们已经指出过自轻自贱能达到的程度，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反弹作用，就是产生焦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害怕报复：他害怕别人会以牙还牙，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有意识中，这并不常表现为一种恐惧，而只是觉得别人会尽可能（即如果他没有先发制人）“待他不公”是理所当然的。他必须非常机警地预见与预言任何可能性的攻击，由此在实际情况中不可侵犯。觉得自己不可侵犯的无意识信念常常相当重要。它给他带来一种不可一世的安全感：他绝不可能受伤害，他绝不可能被揭露，他绝不可能遭受意外或感染疾病，他甚至不会死。如果尽管如此他还是受伤了，不管是人为还是意外，他伪造的安全感就会被击碎，而他会很容易极度惊慌失措。

    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焦虑是害怕自己心中具有爆发性和破坏性的成分，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携带着炸弹的人，需要过度的自控和持续警戒来制约这些危险的成分。当他酗酒时，如果在酒精的影响下不够畏惧放松，这些危险的成分就可能浮出表面，那他可能变得极具破坏性。在他觉得诱惑的特殊情况下，这些冲动也可能很容易被察觉。因此，在左拉的《人兽》中的施虐者，在被一个姑娘吸引的时候会变得恐慌万分，因为这引发了谋杀她的冲动。目击一次意外或残忍行径也可能导致恐惧发作，因为这唤醒了他的破坏冲动。

    自卑与焦虑这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施虐冲动的压抑。压抑的彻底性与深度各不相同。通常，破坏性冲动只是被阻止在意识之外。总的来说，在个体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到底实施了多少施虐行为是令人吃惊的。他所意识得到的，只是偶尔想要虐待弱者，只是当他阅读到一些施虐行为时会感到兴奋，或有一些明显的施虐幻想。但这些零零碎碎的看法是彼此孤立的。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对别人所做的大量行为在极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他对于自己与他人的感觉麻木，这是掩盖这一问题的一个因素；就算消除这个因素，他也无法在情感上体验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用来掩盖施虐倾向的理由也往往非常巧妙，以至于不仅蒙骗施虐者自己，还甚至蒙骗了那些被他影响的人。我们不能忘记，施虐是严重神经症的末期。因此，他所采用的这些理由依赖于产生施虐倾向的神经症结构。例如，依从型人会以爱的无意识伪装来奴役对方。他的种种要求也被归咎于他的需要。因为他太无助，或太忧虑，或太虚弱，对方就应该为他服务。因为他无法独处，对方就应该常伴他左右。通过无意识地证明别人使他有多么痛苦，他能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责备。

    攻击型人会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施虐倾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更能意识到这些倾向。他毫不迟疑地表现自己的不满、轻蔑与要求，但他除了觉得这是完全正当的之外，还觉得他只是直率。他也会将自己不考虑他人以及剥削他人的事实外化，还会通过明确告诉他们对他有多不好来威胁他们。

    离群者在表达施虐倾向方面异常低调。他会悄无声息地挫败他们，通过他的回避倾向使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在束缚或干扰他，并暗自以让他们出洋相为乐。

    但施虐冲动可能被压抑得更深，于是引起所谓的转换型施虐。这里所发生的情况是，这个人极度害怕自己的冲动，因而极力防止这些冲动被暴露给自己或别人。他会回避一切类似于主张、攻击或敌意的东西，因而会彻底且广泛性地遭到抑制。

    只需简要叙述就能说明这个过程带来了什么问题。要竭力阻止自己奴役他人就得没有发号施令的能力，更不用说要采取负责或领导的姿态。这导致在施加影响或给予建议方面过于小心谨慎，它还涉及压抑最合理的嫉妒。一个优秀的观察者也只会注意到，当事情不顺心如意时，这个人会有头痛、胃病或其他症状。

    竭力阻止自己剥削他人会使自谦倾向引人注目。它表现在不敢表达任何愿望，甚至不敢有愿望；不敢反抗虐待，或甚至不敢感觉被虐待；偏重于把别人的期望或要求看得比自己的更合理或更重要；情愿被剥削，也不愿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人进退维谷。他害怕自己的剥削冲动，但又鄙视自己的谦逊，他认为谦逊是懦弱的表现。而一旦他（一如既往地）被剥削，他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之中，可能会表现出抑郁状态或某些功能性症状。

    同样，他不是挫败别人，而是过于担心不要使他们失望，要体贴周到，要宽宏大量。他会竭尽全力避免任何料想中会伤害别人感受的事，或会以某种方式羞辱到他人的事。他会凭直觉挑“美好的”来说，例如会提升他人自信的赞美之词。他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把责任推给自己，并一再地致歉。如果他必须做出批评，他会以最温和的形式。即使别人过分谩骂他，他也只会表现出“理解”。但同时，他又对羞辱非常敏感，并为此痛苦不堪。

    一旦深深压抑，施虐性地玩弄感情可能会被替代，觉得自己无力吸引任何人。因此，一个人可能真心相信（常常无视反面证据）自己对于异性没有吸引力，相信自己必须满足于残羹剩饭。要说这种情况是自卑感，只是用另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人的有意识感受，以及只是他自轻自贱的表达方式。但这里相关的是，没有吸引力的观念可能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畏惧，躲避玩征服与拒绝的激情游戏。在分析过程中，病人无意识地篡改了自己各种爱的关系的全貌，这点可能会逐渐明晰。还会发生一个令人费解的改变：“丑小鸭”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渴望和吸引他人的能力，但一旦别人重视他的进步，他就会愤慨、轻蔑地仇视他们。

    随之出现的人格状况具有欺骗性，而且很难评估。它与依从型人具有显著的相似性。事实上，虽然明显的施虐者通常属于攻击型，但转换型施虐者通常始于主导性依从倾向的发展。有可能，他在童年期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打击，并被迫就范。他可能歪曲自己的感受，而且，他不是反抗压迫者，而是转为去爱那个人。随着他长大，也许大概到了青春期，冲突就会变得无法忍受，他就会求助于离群。但当他面对失败时，他就再也无法忍受象牙塔中孤立的状态。于是他似乎又回归到之前的依赖，但有一点差别：他对爱的需要非常强烈，以至于为了不独处，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与此同时，他寻得爱的机会减小了，因为他的离群需要还存在，持续干扰他与某人接触的渴望。这种挣扎使他疲惫不堪，他开始绝望，并发展出施虐倾向。但他对人的需要如此迫切，以至于他不仅要压抑自己的施虐倾向，还要竭力阻止它被揭露。

    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人在一起是一种压力，尽管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倾向于呆板与羞怯。他必须一直扮演一个与他施虐冲动相反的角色。很自然的是，他自己应该觉得自己真的喜欢人们，而一旦他在分析中意识到，他对他们完全没感觉，或至少非常不确定自己的感觉，他就会感到十分震惊。在这一刻，他倾向于把这个表面上的缺陷当作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但实际上，他只是处于放弃伪装正面感受的阶段，而且他只是无意识地选择毫无感觉，而不是面对自己的施虐冲动。当他认识到这些冲动，并开始克服它们，才可能开始发展对他人的正面感受。

    然而，在这种状况中，某些要素向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表明这种施虐倾向的伪装。首先，可以看到他总是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威胁、剥削和挫败别人。对他人往往有一种可觉察到但却是无意识的蔑视，在表面上归因于别人低等的道德标准。此外，有大量指向施虐的不协调性。例如，这个人可能有时会忍受针对自己的施虐行为，似乎怀有无限的耐心，但另一些时候，又对最轻微的支配、剥削或羞辱表现得非常敏感。最后，他给人的印象是“受虐”，顾名思义，也即是沉浸于受害感。但由于这个词语及其背后的观念具有误导性，所以最好绕过它，改为描述相关的要素。转换型施虐者在自我维护方面受到弥散性的抑制作用，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容易受害。但是，除此之外，因为他在自己的软弱中深感恼火，所以他其实常常受到公然施虐者的吸引，赞赏他们的同时又痛恨他们————如同后者觉得他是个自愿的受害者，也会被他吸引。因此，他让自己妨碍剥削、挫伤与羞辱。然而，他远非享受这种虐待，而是深受其苦。它所带给他的，是有机会通过别人来实施自己的施虐冲动，而不必面对自己的施虐。他可以感到无辜，并在道德上愤懑不已，虽然他同时又希望有朝一日能胜过这个施虐者，然后打败他。

    弗洛伊德观察到了我所描述的这种景象，但他的推论削弱了他的发现。通过使它们符合他的整个哲学框架，他用它们来证明，不管一个人表面上有多善良，内在仍具有破坏性。实际上，这种状况是某种神经症的某种产物。

    我们从把施虐者视为性变态，或用复杂的术语来说他是一个刻薄恶毒的人，已经经历了一段漫漫长路。性变态相对比较罕见，一旦出现，也只是在表达对于他人的一般性态度。破坏性倾向是无可否认的，但一旦我们理解了它就会看到，在这些表面上缺乏人性的行为背后，有一个正在受苦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能通过治疗而影响到这样的人。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孤注一掷的人，他在为一种打败过他的生活而索赔。

    * * *

    [1]埃里希·弗洛姆，《神经症的个体与社会根源》，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第9卷，第4期，1944年。

    [2]奥尔德斯·赫胥黎，《韶光有尽时》，哈珀兄弟出版社，1944年。

    [3]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法勒-莱恩哈特出版社，19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