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 神经症冲突的消除

    我们越是意识到神经症冲突给人格造成的无限伤害，真正消除它们的需要就显得越迫切。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明白的，由于这既不可能通过理性的决策来完成，也不可能通过逃避，更不可能通过运用意志力，那又怎么可能实现呢？唯有一条路：冲突只能通过改变形成冲突的人格条件来消除。

    这是一种激进的方法，也是一种困难的方法。鉴于改变我们内心的任何东西都会遇到困难，我们会四处搜寻捷径也是非常情有可原的。也许，这也是为何病人和其他人总是会问：一个人看到了自己的基本冲突不就够了吗？答案很明显，还不够。

    即使分析师在非常早期只是辨别出他有多分裂，并能帮助他意识到这种分裂，这种见解也不会即刻奏效。它可能带来一些舒缓，因为病人开始看到自己这些问题的具体原因，而非只是迷失在神秘不可知的阴霾中，但他无法将其运用于生活。感知到自己相异的部分如何运作与彼此干扰能使他不再那么分裂。他听到这些事实就像听到一条陌生的消息，看似有理有据，但他不知道这对于他的含义。他一定会通过各种无意识的保留态度来使它无效。在无意识中，他会坚持认为分析师在夸大冲突的规模；如果不是因为外部环境，他一定会安然无恙；爱或成功能使他摆脱自己的不幸；只要远离人群，他就能逃避冲突；尽管平凡人的确不可能一人侍二主，但他靠自己无限的意志力与智慧可以设法做到。或者，他可能无意识地觉得，分析师是个庸医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笨蛋，佯装职业性的乐观；分析师应该知道病人已经无可救药了————这意味着病人以自己的绝望感来回应分析师的建议。

    由于这种内心的保留态度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病人要么依附自己特定的解决途径————这些对于他来说比冲突本身更真实，要么他对痊愈根本不抱希望，所以在可以有利地处理基本冲突之前，必须先修通所有尝试途径与所有尝试后果。

    寻找更易行的路引发了另一个疑问，弗洛伊德对于起源的强调使这个疑问更重要：一旦认识到这些冲突驱力，就与它们的根源和在童年期的表现联系在一起，这不就够了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而且在极大程度上，也是同样的理由。即使巨细靡遗地回忆早期经历，也无非只是使他对自己更仁慈、更纵容。

    虽然，全面了解早期环境影响与其对儿童的人格影响并没有直接的治疗价值，但对我们询查神经症冲突所产生的环境有影响。[1]毕竟，最初引起冲突的是他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上的改变。我在之前的著作中描述过这种发展，[2]也在这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描写过。简而言之，一个小孩可能发现自己处于某个环境中，这个环境威胁到他的自由、自发性、安全感、自信心————简而言之，他心理存在的核心。他感到孤立无助，所以他第一次试图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并不取决于他的真实感受，而是策略性需要。他不可能只是喜欢或讨厌、信任或怀疑、表达自己的愿望或反对别人的愿望，而当然是必须要构思出应对他人的方法，而且以对自己危害最小的方式来操纵。这样发展出来的基本特征可能被概括为对自我与他人的疏远、无助感、弥散性忧虑，以及对于自己人际关系中的敌意，这种敌意的范围是从一般的小心谨慎到具体的敌意。

    只要这些条件还持续存在，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摆脱自己的任何冲突驱力。相反，引发冲突的内心需要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还会愈发迫切。伪解决会使他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中的紊乱更严重，这意味着越来越不可能真正地解决。

    因此，治疗目标只能是改变这些条件本身。必须帮助神经症患者找回自己，使他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感受与需求，使他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并使他在自己的感觉与信念的基础上将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魔术实现这一切，那么这些冲突一定不攻自破。然而并没有这种魔术，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要采取哪些步骤才能带来我们想要的改变。

    由于每种神经症都是一种人格障碍，不管其症状有多戏剧化、有多不近人情，所以治疗的任务是分析整个神经症的人格结构。因此，我们能越清楚地界定这个结构及其个体变化形式，就能越准确地勾画出我们要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们相信神经症是围绕基本冲突而修建的保护性建筑，那么分析工作就能大概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仔细检查这个病人所采取的所有无意识尝试解决的途径，以及这些尝试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其中包括研究他的主导性态度、理想化意象、外化等的全部内涵，无须考虑它们与潜在冲突的特殊关系。认为我们无法在冲突变清晰之前弄清和处理这些因素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尽管它们产生于调和冲突的需要，但它们也有自己的生命力，它们有自己的分量，也能发挥它们的影响力。

    另一部分包括处理冲突本身。这意味着不仅要让病人意识到冲突的大体轮廓，还要帮助他仔细看到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也即是，他那些产生于冲突的矛盾驱力与态度在某个具体情况中是如何彼此干扰的：例如，降低自己地位的需要是如何通过转换型施虐而加强，又是如何阻碍他赢得一场比赛或在竞争中取胜，而同时，想要战胜他人的驱力又使胜利成为一种强迫性需要；或者，来源于各种原因的禁欲是如何干扰他对同情、爱与放纵的需要。我们还必须向他展示他是如何穿梭于两种极端之间的：例如，他如何在过于律己与过于宽己之间转换；或者，他将对自己的要求外化，这种外化如何通过施虐驱力而加强，如何与他无所不能与无所不宽恕的需要相冲突，以及他最后如何摇摆于谴责与赦免他人之间；或者，他如何在捞取所有权力与感觉自己无权之间转变方向。

    此外，这部分分析工作还包括解释病人试图做出的所有调解与让步，诸如试图把以自我为中心与慷慨无私结合在一起、将征服与爱结合、将控制与牺牲结合。其中包括帮助他完全明白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外化等是如何被用来摆脱冲突的，如何掩饰冲突，又如何缓解它们的破坏力。总之，要让病人彻底理解自己的冲突————它们对他人格的一般影响以及对他症状的具体影响。

    大体而言，病人在每个分析部分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阻抗。虽然分析了他尝试解决的途径，但他一心要保卫他态度与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因而反抗一切对它们本性的洞察。在分析他的冲突的过程中，他主要感兴趣的是证明他的冲突并不完全是冲突，从而模糊掉他的驱力是矛盾的这个事实，并贬低其重要性。

    至于这些主题所应采取的顺序，弗洛伊德的建议自始至终都最为重要。他把药物治疗中有效的原则运用于精神分析，并强调，在解决病人问题的任何方法中，有两个考虑因素很重要：阐释应该是有益的，以及它不应该是有害的。换言之，分析师在心里必须产生两个问题：病人此时能够承受这个见解吗？以及，这个见解可能对他产生意义并使他以建设性的方式思考吗？我们仍然所缺少的，是明确的诊断标准来准确判断病人可以承受什么，以及什么有利于促进建设性的见解。病人之间的结构差异非常大，无法在解释的时机方面有任何独断性的标准，但我们可以以这个原则为指导：在病人的态度发生改变之前，某些问题既无法有利地解决，也没有过度的风险。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总是适用的措施：

    只要病人一心要追寻他所以为救赎的幻影，让他面对任何主要冲突都是无益的。他首先必须看到这些追求是徒劳的，而且干扰了他的生活。用更简明扼要的话说，对尝试解决途径的分析应该先于冲突。我并不是说要极力避免提到冲突，这个方式需要多谨慎取决于整个神经症人格的脆弱性。如果向有些病人贸然指出他们的冲突，可能会使他们陷入惊慌中。而对于其他神经症患者，这些话毫无意义，只被当作耳边风。但从逻辑上讲，只要病人依靠自己的解决方式，并无意识地指望以此“得过且过”，我们就无法期望病人对自己的冲突有任何高昂的兴致。

    另一个要谨慎开口的主题是理想化意象。在这里讨论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在早期解决理想化意象的某方面会使我们偏离主题。不管怎样，小心谨慎是可取的，因为理想化意象常常是病人觉得唯一真实的部分。此外，也可能是能给他自尊、能防止他掉入自卑中的唯一要素。在病人能忍受任何对于他理想化意象的破坏之前，他必须获得大量真实的力量。

    在分析早期去处理施虐倾向无疑是徒劳无益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倾向的表现与理想化意象形成鲜明对比。即使是在后期，意识到这些倾向也会让病人心怀恐惧与反感。但是，之所以将这部分分析推迟到病人不再那么绝望、更能随机应变的时候，更确切的原因在于：在他还无意识地相信自己只剩下替代性的生活时，就不可能有兴趣克服自己的施虐倾向。

    当向个体解释的时机取决于具体的人格结构时，就可以运用同样的指导原则。例如，一个攻击倾向占主导的病人，他认为感觉情绪都是软弱的表现并加以鄙视，还褒扬一切看起来有力量的表现，这种态度及其所有影响都必须首先修通。优先考虑他对人与人亲密关系的需要是不对的，不管这种需要在分析师看来有多明显。病人会憎恨任何诸如此类的行径，觉得这威胁到他的安全感了。他会觉得自己必须提防分析师想要使他做一个“好好先生”。只有当他更强大时，他才能够容忍自己的依从倾向与谦逊。对于这种病人，我们还必须暂时绕开绝望的问题，因为他会拒不承认这种感觉。对他来说，绝望具有他所排斥的自怜自艾的含义，而且意味着不光彩地承认失败。反之，如果依从倾向占主导，在能够解决任何支配或报复倾向之前，必须彻底解决所有涉及“亲近”他人的因素。而且，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个伟大的天才或情人，要解决他对于被鄙视与被拒绝的恐惧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甚至更徒劳的是处理他的自卑。

    有时，能够在初始阶段解决的对象范围很有限，尤其是当高度的外化作用与刻板的自我理想化结合在一起时————一种只接受完美无瑕的姿态。如果有某些信号向分析师揭露这种状态，那他避免任何解释就能节省大量时间，哪怕只是隐约暗示病人问题的源头在于他内心。然而，这个阶段可能可以触及理想化意象的具体方面，诸如病人对自己的过度要求。

    熟知神经症人格结构的动力机制，也能帮助分析师更快速简洁地抓住病人在自由联想中想要表达的东西，以及据此应该在当前解决什么问题。他会能够从看似毫无意义的迹象中设想与预测病人人格的一个完整的方面，从而可以把他的注意力直接对准需要注意的要素。他的位置就像一个内科医生，当发现病人咳嗽、夜间盗汗、下午疲乏，就会考虑肺结核的可能性，并据此引导他的检查。

    例如，如果一个病人的行为总是充满歉意，总是称赞分析师，而且他的自由联想透露出谦卑倾向，分析师就会设想涉及“亲近”他人的所有因素。他会检查病人是这种主导态度的可能性，而如果他找到进一步的证明，他就会从各个可能的角度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如果病人反复谈论令他感到羞辱的经历，并表明他也是由此来看待分析的，分析师就会知道，他必须处理病人对羞辱的恐惧。而且，他会挑选既是这种恐惧的来源又最能被接受的解释。例如，假如已经有部分理想化意象进入意识中，他就可能将这种恐惧与病人需要肯定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联系起来。此外，如果这个病人在分析过程中表现出惰性，而且谈到自己觉得命中注定，那么，分析师就必须在可行的时机里处理他的绝望。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非常早期，那分析师只能指出其含义————即病人放弃了自己。于是，他会试图告诉病人，他的绝望并不是来自真正绝望的处境，但却形成了一个可以弄明白并最终解决掉的问题。如果绝望在较后期表现出来，分析师也许可以更具体地将其与病人对找到冲突出路的绝望联系起来，或与他对达到自己理想化意象的绝望联系起来。

    这些建议措施仍然给分析师的直觉留有充分的空间，也为他对病人的敏感留有余地。直觉与敏感依然宝贵，甚至是分析师应该努力发展到极致的必备工具。但是，运用直觉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只处于“文艺”领域，或只运用常识就够了的范围内。神经症人格结构的知识使得在此基础上的推理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使分析师能以严密、负责的形式来引导分析。

    然而，因为个体在人格结构上的变化形式是无限的，分析师有时只能通过尝试错误的方式来工作。我说到错误，并非指一些严重的错误，诸如加入与病人相违的动机，或没有抓住他本质的神经症动力。我指的是非常常见的错误，即做一些病人还没准备吸收的解释。虽然严重的错误可以避免，但未风先雨的错误始终无法避免。然而，如果我们高度警惕病人对这种解释的反应，并以此为导向，就可以更快意识到这个错误。在我看来，我们过于强调病人的“阻抗”，强调他接受或拒绝某个解释，而不够重视他这些反应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不幸的，因为正是这种反应的所有细节表明了，在病人准备好处理分析师提出的问题之前必须先修通什么问题。

    下面这种情况可以作为例证。一个病人意识到，在他的人际关系中，他对于对方提出的任何要求都表现得非常恼怒。即使最合理的要求也被视为压迫，最理所应当的批评也被视为侮辱。同时，他又不由自主地要求过度的奉献，并随随便便地表达尖酸刻薄的批评。换言之，他意识到自己应当得到一切特权，同时又否定对方的任何特权。他逐渐明白，这种态度就算不摧毁也会损害他的友谊与婚姻。到目前为止，他在分析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积极且卓有成效。但当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态度的后果之后，就会陷入沉默；会略微有点抑郁和焦虑。一些自由联想也表明一种强烈的回避倾向，这显然与他之前渴望与女性建立良好关系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回避冲动表明了他一想到亲密关系会有多无法忍受：他在理论上接受权利的平等，但在实践中却拒绝这个观点。虽然他的抑郁是对于发现自己处于无法解决的困境中的反应，但回避倾向意味着他正在摸索一种解决的途径。当他意识到回避的徒劳，并看到除了改变自己的态度别无他法，他就开始对为何自己如此难以接受亲密关系而产生兴趣。此后的自由联想很快表明，在情感上，他只看到两种选择，要么拥有所有权利，要么什么权利都没有。他吐露出一种忧虑，如果他放弃任何权利，他就再也无法为所欲为，而只能永远服从别人的愿望。这反过来又打开了他的依从与谦虚的全部领域，尽管之前接触过这一块，但从未看见它们的所有深度与重要性。出于各种理由，他的依从与依赖非常强烈，以至于他必须建立起一种虚假的防御措施来为自己捞取所有特权。在他的依从性仍然是一种迫切的内心需要时，要放弃这种防御就意味着独自堙没。在他能考虑改变自己主观的解决途径之前，还必须修通他的依从倾向。

    从这本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中可以明确，我们研究一个问题绝不可能只通过一条途径，我们必须反复从各个角度来研究。这是因为，任何单一的态度都有各种来源，而且在神经症的发展中都担当着不同的功能。因此，举例说，息事宁人与“忍辱负重”的态度起源于对爱的神经症需要，只有解决了这种需要才能处理这种态度。只有当理想化意象动摇时我们才能重新审查。从这点来说，我们认为和解态度是病人觉得自己是圣人的表现。它还涉及避免摩擦的需要，我们在讨论他的离群需要时就会发现这点。此外，在病人害怕他人并需要极力避免施虐冲动显现时，这种态度的强迫性也会更为清晰。在其他例子中，病人对于压迫的敏感可能首先被当作一种来自离群倾向的防御态度，然后被视为他追求权力的投射，之后也许被视为外化、内心压迫感或其他倾向的表达。

    任何在分析中得以明确的神经症态度或冲突，都必须从它与整个人格的关系上来理解，这就是所谓的修通。它涉及如下步骤：使病人意识到这种倾向或冲动的所有显在和隐匿的表现，帮助他认识它的强迫性，并使他能够领会它的主观价值与不利后果。

    当病人发现一种神经症特点时，倾向于通过立刻提出质疑来逃避检查：“这是怎么来的？”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自己这么做，他都希望通过转向其历史根源来解决这个问题。分析师必须阻止他逃到过去，并鼓励他首先检查这个特点涉及哪些问题————换言之，即鼓励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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