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西汉

以“与安所为文不类”为嫌乎？高诱序亦言：“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正合《汉书·艺文志》序杂家者流称“出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盖出于当日众人之杂议，各抒所见而作，以故列入杂家。而杂家之所以异于儒、道、名、墨诸家者，盖所由来者不同。诸家本师说传授，杂家出众议驳杂也。杂家者言，无不“剽窃曼衍”者，盖与议者不专一家、尊其所闻故也。尊其所闻，故不嫌“剽窃”，不专一家，故旁涉“曼衍”，势所必至，何必以此致讥于《淮南》乎？然《淮南》不以集众为讳，而以裁定之权，自命一家言，故其宗旨，未尝不约于一律，斯又出于宾客之所不与，杂而犹成其家者也。

    《盐铁论》者，汉始元六年，公卿贤良文学所与共议者也。桓宽辑而论纂，本末具见《汉书·公孙刘车王杨蔡陈郑列传》赞。所论皆食货之事，而游文六艺，言必称先王，自《隋书·经籍志》皆依《汉书·艺文志》列儒家。然宋高似孙《子略》曰：“汉世近古，莫古乎议。国有大事，诏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议郎杂议，是以庙祀议，伐匈奴议，捐珠厓议，而右渠论经亦有议，皆所以谓询谋佥同。”此盖杂家之支与流裔，而与《汉志》序称“杂家者流，盖出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其意有合者也。而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成一家之法者，则西汉有《盐铁论》，东汉有班固《白虎通德论》。倘以《吕氏春秋》、《淮南鸿烈》为例，当入杂家。如以《盐铁论》、《白虎通德论》游文六艺，当入儒家。则《淮南鸿烈》，其大较归之于道，何不入道家乎？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按《汉书·楚元王传》曰：“向本名更生。元帝初即位，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给事中张猛相继谮死，更生伤之，乃著《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疑《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盖皆《世说》中篇目，即《世说》也。传又曰：“成帝即位，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都向所序《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合《世说》八篇，《列女传》八篇，凡六十六篇，视《志》称所序六十七篇尚少一篇，不知为何？“所序”云者，明其述而不作，如传所云“依兴古事”，“采取《诗》、《书》所载”及“采传记行事”是也。《世说》今亡，《新序》、《说苑》亦残。《隋书·经籍志》载《新序》三十卷，《说苑》二十卷，合五十卷。卷即是篇，与《汉书》五十篇之数合。今传《新序》十卷，《说苑》二十卷，皆每卷一篇，则《新序》亡二十篇。然据乌程严可均景文《铁桥漫稿·书说苑后》称：“宋本《说苑》有刘向序，言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今本《说苑》计六百六十三章，视向序少一百二十一章。”是《说苑》亦非完书。余姚卢文弨抱经《群书拾补》中有《新序校补》、《说苑校补》。所录皆春秋至汉初轶事，而春秋时事尤多，大抵采百家传记可为法戒者，以类相从，故颇与《春秋内外传》、《战国策》、《太史公书》相出入。两书体例相同，大指亦复相类，其所以分为两书之故，莫之能详。有一事而两书异辞者，盖采摭群书，各据所见，既莫定其孰是，宁传疑而两存，盖其慎也。高似孙《子略》谓：“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纪纲，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归监者，尽在此书。”固未免推崇已甚。至其推明古训，以衷之于道德仁义，庶几“游文六艺，留意仁义”，不失儒者之旨已。《列女传》存而亡其图。《别录》曰：“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初学记》卷二十五引。而《汉书》本传称“《列女传》凡八篇”者，据王回序云：“此书有《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孽》等目，而各颂其义，图其状，总为卒篇。传如太史公记，颂如《诗》之四言，而图为屏风。”图今亡，独仪征阮福喜斋仿宋刻《列女传》，有晋大司马参军顾恺之图画，郝懿行妻王圆照，汪远孙妻梁瑞，陈衍妻萧管道，俱有《列女传》注本。然向所序，依兴故事，不同诸子之立意为宗。章学诚《校雠通义》曰：“《说苑》、《新序》杂举春秋时事，当互见《春秋》之篇。《世说》今不可详，本传所谓《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诸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似亦可以互见《春秋》。惟《列女传》本采《诗》、《书》所载妇德可垂法戒之事，以之讽谏宫闱，则是史家传记之书。而《汉志》未有传记专门，亦当附次《春秋》之后，可矣。至其引风缀雅，托兴六义，又与《韩诗外传》相为出入，则互注于《诗经》部次，庶几相合。总非诸子儒家书也。”《汉志诸子篇》。《列女传》盖自《隋书·经籍志》即入杂传类云。

    刘向述而不作，以依兴古事。扬雄独抒己见，以橅笵经文。《太玄》橅《易》，《法言》橅《论语》，《方言》橅《尔雅》。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刘向以之。钩深索隐，《易》学也，扬雄以之。然《易》刚柔无常，兼权进退，而扬雄为《太玄》，则偏主于柔退，其指一本老氏。《朱子语录》曰：“扬子为人思沈，会去思索，其学本似老氏，如清净渊默等语，皆是老氏意思。”此宗旨之不同也。又《太玄》虽准《易》而作，然托始高辛、太初二历而为之，故《玄》有方州部家，凡四重而为一首九赞，首名以节气起止，赞义以五行胜克，通七百二十九赞有奇，分主昼夜，以应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首准一卦，始于《中》，准《中孚》；而终于《养》，准《颐》。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与夫二十八宿错居其间，先后之序，盖不可得而少差也。夫卦气之说，出于孟喜，而其书不传，其说不详。《汉书·京房传》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注引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说亦见于《易纬稽览图》、《是类谋》。所云卦气起《中孚》，以一卦主六日七分，六十卦主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大谊略同。此《玄》所准者也。然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则论《太玄》虽扬雄拟《易》而作，然自为一书，其数并非《易》数，《易》数自一而二，二而四，四四而八，以逮于六十四，皆偶数；《太玄》自一而三，三而九，以逮于八十一，皆奇数。老子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算数如是。积算至三，则可生万。《大戴礼·易本命篇》：“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孔顨轩补注以太乙主客算明之，是也。九九八十一，为变之极，可引之而至于无穷，故黄钟以八十一分立数，十二律皆由此生。扬雄精算术，依《太初》以作《太玄》，与老氏之言适合。其用数则《汉书·律历志》详言之，《困学纪闻》引叶石林之言，是也。三为生物之数，《太玄》用之。五为天地中数，司马光《潜虚》用之。邵康节《皇极经世》用偶数，乃《易》之本数耳。《易》明阴阳，阴阳一奇一偶，故以二起数。程子谓先天是加一倍法。盖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康节本此为推，非有他异。其于天地人物，皆以四事分配，亦此意也。以《太玄》非《易》之本数，班氏入之儒家，位置最当。此用数之不同也。按《汉书·雄本传》称：“《玄》首四重也，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太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则是《太玄》推律历节候而作，其说至明。卷首所列旧图，具七十二候。顾明龙泉叶子奇撰《太玄本旨》九卷，一扫星历之说，谓《太玄》附会律历节候而强其合，不无臆见，因别为诠释。亦如《易》家之有王弼，废象数而言义理者也。

    司马光《扬子序》曰：“韩文公称荀子，以为在轲、雄之间。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贤，祖六艺而师孔子。孟子好《诗》、《书》，荀子好《礼》，扬子好《易》。古今之人，所共宗仰。然扬子之书最后，监于二子而折衷于圣人，潜心以求道之极致，至于白首，然后著书，故其所得为多。孟子之文直而显，荀子之文富而丽，扬子之文简而奥。惟其简而奥也，故难知。”韩退之盛推孟，司马光独宗扬，宋儒多在韩退之门下讨生活，欧、苏、曾、王之论文，二程、张、朱之尊孟，其灿然者已。独司马光超然绝出，不同寻常。其论学不信孟子，《疑孟》有书；其文章直起直落，质实骏爽，不为描头画角，而真气贯注，王安石推其文类西汉，可谓卓然有以自立者。世人浅见寡识，论古文限于唐宋八家。而不知司马光疏疏落落，其雄骏掩韩、欧而上之。余故特表而出之云。

    阅《史记·儒林列传》，取《汉书》校一过。窃谓《儒林列传》，而仲尼弟子七十七人及孟子、荀卿不与者，以其身通六艺，而不专一经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儒家者流，游文六经之中，留意仁义之际。”《论衡·超奇篇》曰：“能说一经者为儒生。”而《儒林》所列，“能说一经者为儒生”也，儒之不名家者也。班固作《汉书》，亦崇儒家而薄儒生，《扬雄传》称雄“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以见为章句训诂之通者少也。何谓通？《艺文志·六艺略》言：“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此之谓“游文六经”，亦此之谓“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而儒生则不然，能说一经，为章句训诂。《易》之有施、孟、梁丘，《书》之有欧阳、大小夏侯，《诗》之有齐、鲁、韩、毛，《礼》之有大小戴、庆氏，《春秋公羊》之有严、颜，《史记》、《汉书》著入《儒林传》者皆是，亦称辟儒。《艺文志·诸子略》叙儒家称：“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五经乖析”者，谓其“能说一经”，而不能“游文六经”也。《六艺略》称：“后世经传既已乖离，而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68]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于十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亦指儒生而言。若夫儒家者流，则不专一经，不为章句训诂，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游文六经，留意仁义。其著书则录入诸子，不专经而名家；其人则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而特显以专传，若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者是也。大抵儒生不工文章，而儒家者流则无不能文者。亦称鸿儒，《论衡·超奇篇》曰“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是也。《汉书》之例，儒生入《儒林》，儒家立专传。而范晔《后汉书》以贾逵、郑玄兼通五经，立专传而互见《儒林》，亦用班《书》贾谊、董仲舒、刘向互见《儒林》之列也。

    谭汉学者，多诵训诂而昧理学。不知宋儒有理学，汉儒亦有理学。而治汉儒理学，尤不可不读《春秋繁露》、《白虎通》两书。《春秋繁露》有江都凌曙晓楼注，《白虎通》有句容陈立卓人《疏证》，皆以名家。《尔雅》、《说文》只知逐字解诂，而全体大用欠分晓，但言训诂名物，未明义理。而读《春秋繁露》及《白虎通》，则以《繁露》为《春秋》之名宗，阐《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之意；《白虎通》为礼家之名宗，发礼官正百物、叙尊卑、控名而责实之指。义理征于训诂，而人伦道妙之全体大用，即见名物训诂之中，然后复由训诂名物以通义理，途径顿辟。然后进而读《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以见威仪节文，不过以征理之不可易，而知控名责实，义理之即名伦等物而见。此汉儒之理学也。汉儒以礼为理，承荀卿礼宗之绪；宋学认性即理，发孟子性善之指。汉儒蹈礼履仁，附会阴阳家言；宋学明心见性，多杂禅宗说。汉儒只于威仪事为，著实体认；而宋学则性天道奥，愈勘愈深，此其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