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西汉

    陈澧东塾读书记之论汉儒　陆贾新语　贾谊新书　董子繁[63]露　司马迁之史记　淮南子　盐铁论　刘向所序六十七篇　扬雄太玄经　扬雄　儒家与儒生　汉儒之理学

    唐蔚老诒我番禺陈澧兰甫《东塾读书记·西汉》一卷，原十三，坊本未刻，乃新出。历举西汉之焯然名家者十二人，曰陆贾、河间献王、贾谊、董仲舒、太史公、司马相如、贾山、桓次公、著《盐铁论》。淮南子、王吉、刘子政、扬子云，而力称河间献王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为楷模。谓《淮南子》云：“有符于中，则贵是而同今。古无以听其说，则所从来者远而贵之耳。”《修务训》。此说虽亦贵是，而不重好古。然《论衡》云：“俗好高古，而称前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所造，蜜酪辛苦。”《超奇篇》。此即《淮南》所谓“从来者远而贵之”，拘儒颇有此病，病在好古而不求是也。又谓：“好言阴阳灾异，实汉儒之病。”则是汉儒之所贵，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而不在“好言阴阳灾异”也。此亦陈氏论学之眼，犹之其论汉《易》之言训诂举大谊，而不喜理纳甲卦气之说也。语见卷四。

    阅陆贾《新语》十二篇，开宗明义《道基第一》以为：“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仗义而行，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故制事因短而动益长，以圆制规，以矩立方。”又称：“道莫大于无为。”《无为》第四。而颂舜之无为而治。盖儒而入道，衍子思、孟轲一派，而非荀卿之纯儒也。子思《坊记》以《春秋》律《礼》，《缁衣》以《诗》、《书》明治。赵岐《孟子题辞》称：“孟子长于《诗》、《书》。”而《史记·贾本传》称：“陆生时时前称说《诗》、《书》。”其著书亦多引《诗》、《书》、《春秋》，固与荀卿之“隆礼义而杀《诗》、《书》”《儒效篇》。者不同。此其同于思、孟者一也。又《论衡·本性篇》引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谓之道。”是即子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孟子“性无有不善”之说也。此其同于思、孟者二也。然则陆贾者，其思、孟之支与流裔耶？惟按之《史记》、《汉书》，其书有不可信者。《史记·贾本传》称：“陆贾为高帝言：‘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是即贾生著论《过秦》之指。而高祖乃谓生：“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号其书曰《新语》。征者，即征秦、汉之所以存亡也。此《新语》之所由作，岂其语有泛设哉？今《新语》泛称道德，而无一言“著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之者何”，是谓答非所问。高祖何由称善。不可信一也。又《汉书·司马迁传》称：“迁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则是陆贾《新语》与《战国策》、《楚汉春秋》同为记事之书，如《晏子春秋》、刘向《说苑》之比，其中必有“著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之者”，故史迁采以入《史记》，必其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而非托之空言。《楚汉春秋》之采入《史记》者，张守节《正义》犹引之，今佚不可见。《战国策》取九十三事，皆与今本合。独取陆贾《新语》者无征。其不可信二也。惟马总《意林》所载，皆与今本合，李善注《文选》，亦有所采，则伪造此书者，当在唐以前耳。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有《贾谊》五十八篇，《新唐书·艺文志》则称贾谊《新书》，其中《问孝》、《礼容语上》两篇，有其目而亡其书，仅存五十六篇。章学诚《校雠通义》谓贾谊五十八篇收于儒家，然与法家当互见。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则是贾生不以儒征，而廷尉言生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也。文帝召以为博士者，召以为诸子百家之博士。《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书让[64]太常博士》曰：“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者是也。然考生所著书，《过秦》则著其仁义不施，以为监戒。又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庶几于《汉志》叙儒家者流所谓“顺阴阳，明教化，游文六艺之中，留意仁义之际”者，故以隶于儒。而歆书亦称之曰：“在汉朝之儒，贾生而已。”《汉志》之著录贾谊入儒，《孝文传》十一篇同，盖皆取其宗旨，而非论其生平也。《史记》、《汉书·儒林传》称：“文帝本好刑名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则是文帝者，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十一篇》其所著书，注“文帝所称及诏策”，而以隶儒者，岂不以文帝除收帑及肉刑、求直言、除诽谤祠官、劝农等诏，皆尔雅温厚，有儒者气象，庶几所谓“顺阴阳，明教化，游文六艺之中，留意仁义之际”者邪？无疑于贾谊书矣。

    贾谊儒而明法，董仲舒儒而通阴阳。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西京杂记》载董仲舒梦[65]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此书记刘歆所撰。而《论衡·案书篇》则曰：“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其书推本《春秋》以言天人相与之际，而往往及阴阳五行，漫滥旁衍，若亡纪极，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有与孟子相表里者。何以明其然？《孟子·万章上》称尧、舜以征天视民视、天听民听之义，犹董子《贤良策对》案《春秋》之中以明天人相与之际，一也。《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赵岐注：“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又《离娄下》：“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赵岐注：“窃取之以为素王也。”夫《滕文公下》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谓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称之曰天子之事。《离娄下》又从舜明于庶物，说到孔子作《春秋》，以为其事可继舜、禹、汤、文、武、周公。此与《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二十三》所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绌夏，新周，故宋”同指。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犹董子言以《春秋》当新王，故赵注用《公羊》素王之说。素王，谓空设一王之法。此其二也。程子曰：“仲尼只说一个仁，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孟子之言仁义也混，如《梁惠王上》“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仁义骈举，而未析其所以异。而董子之言仁义也析，《仁义法第二十九》：“《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自不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义对称，而勘明其所以异。要其归，在于说仁义而理之矣，而《繁露》足匡孟子所未逮，三也。孟子儒而通阴阳，董仲舒亦儒而通阴阳。《繁露》多阴阳五行之谈，虽无征于七篇，然荀子非子思、孟轲，谓其“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有《孟子》一篇，则是孟子别有其书，四也。独《深察名号第三十五》[66]谓：“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犹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号取诸瞑。使性而已善，则何故以瞑为号？”斯则与孟子性善之说有异耳。

    司马迁之学，出于董仲舒《春秋》，而与父谈异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谓：“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指，谓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也。其意五家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并致其不满之词，而独推崇老氏道德，谓其兼有五家之长，而去其所短，且又特举道家之指约易操，事少功多，与儒之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两两相较，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也。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犹刘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氏》也。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汉书·叙传》。处士如盖公、《曹参传》。邓章、《袁盎传》。王生、《张释之传》。黄子、《司马迁传》。杨王孙、安丘望之[67]《后汉书·耿弇传》。等皆宗之。而迁独不然。观其下文称引董仲舒之言，隐隐以己上承孔子，其意可见。”语见卷六。《史记·孔子世家》曰：“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亲当作新，则与《繁露》“绌夏，新周，故宋”之说有合。而《自序》则明引董生，以见“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亦本董子以《春秋》当新王之旨。而自明百三十篇之所为作，则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能有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斯”者，指百三十篇而言，自谓继《春秋》而攸作也。而托之于先人有言者，盖儒者善则称亲之义也。若论载笔之法，则以两语赅之，曰“厥协六经异传”，曰“整齐百家杂语”。如《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伯夷列传》：“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此所谓“厥协《六经》异传”也。又《五帝本纪》：“《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择其言尤雅者。”《孝武本纪》：“余究观方士祠官之言。”《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穰苴列传》：“余读《司马兵法》。”《孙吴列传》：“《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商鞅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郦生陆贾列传》：“余读陆生《新语》书。”此所谓“整齐百家杂语”也。曰“厥协”，曰“整齐”，而观其会通，一以六经为衡。《伯夷列传》所谓“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者也。《汉书·司马迁传赞》乃谓：“迁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此自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指耳，于迁何与。但不便斥老，斥老，则形父指短耳。

    《扬子法言·问神篇》云：“或曰：‘淮南其多知欤？曷其杂也？’曰：‘人病以多知为杂。’”而上元梅曾亮伯言《柏枧山房集·淮南子书后》曰：“《淮南子》剽窃曼衍，与安所为文不类。”此实似是而非之论。按《汉书·艺文志》杂家《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师古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所存者二十一篇，盖内篇也。后汉高诱为之注解而序其书，称：“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则是立言有宗，其大较归之于道。善有元，事有会，则亦何病以多知为杂也。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则叙目也。自来无言《淮南子》伪者，然自来亦无言刘安作者。而梅氏乃称其“剽窃曼衍，与安所为文不类”，不知《汉书·淮南王传》称：“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本不言安作，而出众人手笔，如《吕氏春秋》二十六篇之“出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也。《史记·吕不韦传》、《汉书·艺文志》。何必以“与安...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