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春秋下

    太史公纪传本于春秋　二十四史之体例增损　史笔有二　史记与汉书　史记与三国志　四史文章　晋书与晋略　梁书　魏书与西魏书　新唐书与五代　史附南唐书　金史　明史与明史稿　二十四史补志十四家补表七家　赵翼廿二史劄记远胜钱大昕廿二史考异[4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两书　资治通鉴与文献通考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史学家与史家　章学诚文史通义　现代史学之趋势　竹书纪年

    汉刘氏向、歆父子叙录群书为《七略》，无四部之名，而《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悉以隶《春秋》。唐刘知幾《史通》论史六家，而统以二体，曰：“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盖《春秋》编年之体，《史记》纪传之祖也。而会稽章学诚实斋扬榷文史，撰论《通义》，独深有会于刘氏向、歆之意，而推原纪传本于《春秋》，盖纪编年以包举大端，《春秋》之经也；传列人以委曲细事，丘明之传也。一辨章流别，一考镜源流，谊各有当，不必此之为是，而彼之为非也。

    太史公综合古今，发凡起例，创为百三十篇。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纪侯国，十表以谱年爵，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国故朝章，网罗一编，显隐必该，洪纤靡遗。历代作史者遂不出其范围，《汉书》以下二十三史，可考而知也。然而时移事易，体例增损，固亦有之。阳湖赵翼云崧撰《二十二史劄记》，勘比诸史，较其异同，条为五事，而参以鄙意，颇有可得而论者焉。其一曰本纪。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太史公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楚义帝立自项氏，政非己出，不为立纪。项羽则宰制天下，封诸侯王，莫敢不听命，自当入本纪。《汉书》改为列传，则以断代为史，当王者贵。惟《周本纪》、《秦本纪》，自其先世为侯伯皆入之，颇失裁断。然不如是，则先后参差，不得不为变例。魏收作《魏书》，遂承用其例焉。《金史》于《太祖本纪》之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此则仿《尚书》、《世纪》之名，而视太史公为典切矣。《三国志》但有《魏纪》，而吴、蜀二主，皆不立纪，以魏为正统故也。《后汉书》又立《皇后纪》，盖仿《史》、《汉·吕后纪》之例，不知太史公以政由后出，故《高纪》后即立《后纪》。至班固则先立《孝惠纪》，孝惠崩，始立《后纪》，其体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废，所立者非刘氏子，故不得以伪主纪年，而归之于后也。若东汉则各有帝纪，即女后临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编在帝纪内，何必又立后纪？《新唐书》武后已改唐为周，故朝政则编入《后纪》，而宫闱琐屑，仍立后传，似得体要。《宋史·度宗本纪》后，附瀛国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国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为君，而犹附于纪后，则以其正统绪余，已登极建号，不得而没其实也。至马令、陆游《南唐书》作《李氏本纪》，吴任臣《十国春秋》为僭大号者皆作纪，殊太滥矣。其时已有梁、唐、晋、汉、周称纪，诸国皆偏隅，何得亦称纪耶？其二曰世家。太史公《卫世家》赞“余读《世家》言”云云，是古来本有《世家》一体，太史公用之以记王侯诸国。刘知幾《史通·世家篇》曰：“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按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然孔子以一布衣，栖皇终老，未尝开国承家，而亦列之世家者，太史公见义于赞曰：“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殁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岂不以孔子开来继往，以六艺世其家，胜于天下君王开国承家，以爵土世其家邪？而宋儒王安石《读孔子世家》乃讥之曰：“进退无所据”，“自乱其例”。太史公所为致叹于“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汉书》则有列传而无世家，虽爵土弗替之王侯，亦以入列传。然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一体改列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如世家之次其世系。其体世家，其名列传，斯则进退无所据矣。然自《汉书》定例后，历代因之。《晋书》于僭伪诸国数代相传者，不曰世家，而曰载记，盖以刘、石、苻、姚诸君有称大号者，不得以侯国例之也。欧阳修《五代史》则于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楚、越、闽、南平皆称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国世家》。《辽史》于高丽、西夏，则又变其名曰《外记》。此本纪之变体，而非世家之本然也。其三曰表。太史公作十表，昉于周之谱牒，曰：《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与纪传相为出入。纪传之所有者，则综以挈其纲；纪传之所无者，则该以拾其遗。作史体要，莫大于是。《汉书》因之，作七表，以《太史公书·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皆无与于汉也，其余诸侯王，皆本太史公旧表，而增武帝以后沿革以续之，惟《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则补太史公之所无。至《古今人物表》，则殊非宜。盖以汉为书，而表综古今，不知限断，刘知幾讥之，宜也。见《史通·表历第七》。《后汉书》、《三国志》、《宋》、《齐》、《梁》、《陈》、《魏》、《齐》、《周》、《隋》诸《书》及《南北史》皆无表，《旧唐书》亦无表，《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以增旧书之所无。薛《五代史》无表，欧《五代史》亦无表，但有《十国世家年谱》。按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谱之于表，其实一也。《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而表之多者，《辽史》为最，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属表》、《属国表》。表多，则传可省。如皇子、皇族、外戚之类，功名卓著者既为列传，此外无功过者，则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其姓氏，惟列之于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则附书。内而各部族，外而各属国，亦列之为表，凡朝贡叛服征讨胜负之事，皆附书以省笔墨。故《辽史》列传不多，《辽史》列传四十六卷。而一代之事迹赅焉，此作史良法也。《金史》有《宗室》、《交聘》二表。《交聘表》数宋人三失，而惜不知守险，不能自强，而切中事机，卓然有良史之风。《元史》有《后妃》、《宗室世系》、《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而《明史》五表，则仍诸史之旧有者四，曰《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辅》；创诸史之新例者一，曰《七卿》。盖明太祖废左右丞相，而分其政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督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其四曰书志。八书乃太史公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郊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宋儒郑樵作《通志》，开宗明义，以为“书契以来，惟司马迁《史记》，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志。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盖归狱于班书之断代，无以观其会通也。然其中亦自有别。固之断汉为书者，惟本纪、列传耳。至表则有《古今人物》，所载自秦而往，不言汉事。而志之《礼乐》、《刑法》、《食货》、《郊祀》、《五行》、《地理》、《沟洫》诸篇，尤皆上溯邃古，下迄当代，何尝断汉为书而不观其会通耶？盖人物可以间世而一出，不碍断代列传，而典章必有所因而制作，何能置前不论也。至于志《艺文》，则增损刘《略》，删七为六，通著六艺诸子，皆非汉人著述，更何得谓之断汉为书？《隋书·经籍志》虽变六略而为四部，然兼录古今载籍，则与班同，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藏也。唐宋《经籍》、《艺文》诸志因之。独《明史·艺文》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厘次成志，此则断代著录之创例耳，而班《书》不然。然则班《书》断代，只限纪传，而非所论于十志。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后汉书》改《地理》为《郡国》，又增《礼仪》、《祭祀》、《百官》、《舆服》四志。《三国》无志。《晋宋》、《齐书》大概与前书同，惟《宋书》增《符瑞志》，不知何所取义？史公传《龟策》，以三代圣王重卜筮也。然且为《史通》所疑。见《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第二》。若东汉而后，图谶之学，直是妖言，篝火狐鸣，帛书牛腹，自昔觊觎非分者，莫不造为符命以摇惑人心。沈休文乃欲以挽力征逐鹿之风，何异扬汤而止沸也。《南齐书》亦分《祥瑞》于《五行》之外，萧子显特欲侈其先世受命，以掩其篡夺之迹耳，休文至此胡为乎？《梁》、《陈书》及《南史》无志，《魏书》改《天文》为《天象》，《地理》为《地形》，《祥瑞》为《灵征》，余皆相同，而增《官氏》、《释老》二志。《齐》、《周》及《北史》皆无志。《隋》、《唐》本亦无志，今志乃合《梁》、《陈》、《齐》、《周》、《隋》并撰者，其《艺文》则改为《经籍》。《新唐书》增《仪卫》、《选举》、《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类有减无增。欧《五代史》另立《司天》、《职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变其名也。《宋史》诸志，与前史名目多同。惟《辽史》增《营卫》、《捺钵》、《部族》、《兵卫》诸志，其国俗然也。《金》、《元》二史志目，与《宋史》同，惟少《艺文》耳。《明史》志目与《宋史》同，其《艺文志》，著述以明人为断，斯为特例，盖长州尤侗之所草创也。侗有《明艺文志》五卷别行。然考其初载，亦有自来。《北史·宋隐传》载：“族裔世景从孙孝王为北平王文学，非毁朝士，撰《朝士别录》二十卷。会周武灭齐，改为《关东风俗传》，更广见闻，成三十卷。”而《史通·书志篇》则云：“《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当变其体。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惟取当时撰者。习兹楷模，庶免讥嫌。”岂《明史·艺文志》者著录群籍，限断当代之例所自昉乎？其五曰列传。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所以诂经，非以叙人物也。而叙人物以为传，则自太史公始。又于传之中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又别立名目，以类相从。自后作史者，各就[41]一朝所有人物传之，故不必尽拘太史公旧名也。《汉书》省《刺客》、《滑稽》、《日者》、《龟策》四传，而增《西域传》，盖无其人不妨缺，有其人不妨增。至《外夷传》则又随各朝之交兵、通贡者而载之，更不能尽同也。惟《货殖》一款本可不立传，而《汉书》所载《货殖》，又多秦时人，与汉何涉？《后汉书》于《列传》、《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独《儒林传》最为后世所称，五经分类叙次，各先载班《书》所记之源流，而后以东汉习经者著为传，以征师法渊源之所自。列传则《卓茂传》叙当时与茂俱不仕莽者孔休、蔡勋、刘宣、龚胜、鲍宣等五人，《来历传》叙同谏废太子者祋讽、刘玮[42]、薛皓、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朱伥、第五颉、曹成、李尤、张敬、龚调、孔显、徐崇、乐闱[43]、郑安世等十七人。此等既不能各立一传，而其事可传，又不忍没其姓氏，故立一人传，而同事者用类叙法，尽附见于此一人传内，其例盖仿于《三国志》。《三国志·仓慈传》后，历叙吴瓘、任燠、颜斐、令狐邵、孔乂等，以其皆良吏而类叙之；《王粲传》后，历叙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及阮籍、嵇康等，以其皆文士而类叙之。历官行事，随事附见，以省人人立传之烦，亦见其简而该也。《三国志》传目有减无增，《方术》则改为《方伎》，《方伎传》内，如华陀则叙其治一证，即效一证；管辂则序其占一事，即验一事，独于《朱建平传》总叙其所相者若干人，而又总叙各人之征验于后，盖仿太史公《扁鹊等传》而变通其意者也。《晋书》改《循吏》为《良吏》，《方伎》为《艺术》，不过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义》二传，其逆臣则附于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书》但改《佞幸》为《恩幸》，其二凶亦附卷末。而叙次则多带叙法，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有附见于某人传内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如此者甚多。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与《后汉》、《三国》之类叙，俱为作史良法。但《后汉》、《三国》于类聚者，多在本传后方缀履历，此则正在本传叙事中，而忽以带叙者履历入之。此则同而有不同者。其大兵刑，辄以始末备之一传，余文互见。端绪秩然，不克尚友孟坚，固已抗手蔚宗。《齐书》改《文苑》为《文学》，《良吏》为《良政》，《隐逸》为《高逸》，《孝友》、《忠义》为《孝义》，《恩倖》为《倖臣》，亦名异而实同。其敌国者亦附卷末，而类叙传孟坚意，带叙用休文法。《梁书》改《孝义》为《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陈书》及《南史》亦同。惟《南史》则侯景等另立《贼臣》名目。《魏书》改《孝行》为《孝感》，《忠义》为《节义》，《隐逸》为《隐士》，《宦者》为《阉宦》，亦名异而实同。其刘聪、石勒、晋、宋、齐、梁，俱入《外国传》。《北齐》各传名目无所增改。《周书》增《附庸》一款。《隋书》改《忠义》为《诚节》，《孝行》又为《孝义》，余皆与前史同，而以李密、杨玄感次列传后，宇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传名目，与前史同，增《僭伪》一款。《旧唐书》诸传名目亦同前史，其安禄山则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书》增《公主》、《藩镇》、《奸臣》三款，《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为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袭》一款。欧《五代史》另立《家人》、《义儿》、《伶官》等传，其历仕各朝者谓之杂传，又分忠义为《死节》、《死事》二款，又立《唐六臣传》。盖五代时事多变局，故传名亦另创也。《宋史》增《道学》一款，以别出于《儒林》，又有《周三臣传》，余与前史同。《辽史》亦多同前史，惟改《良吏》为《能吏》，另有《国语解》。《金史》无《儒学》，但改《外戚》为《世戚》，《文苑》为《文艺》，余与前史同，而以金初灭辽取宋，中间与宋和战不一，末年又为蒙古所灭，故用兵之事，较他朝独多，其胜败之迹，若人人铺叙，徒滋繁冗。《金史》则详叙一人以为主，而诸将之同功一体者，旁见侧出，以类相从，有纲有纪，最得史法。亦有《国语解》。《元史》增《释老》，余亦与前史同。《明史》各传名目，亦多同前史，惟《阉党》、《流贼》及《土司》三传，则前史之所无。盖貂党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羶，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可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靡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制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而其编纂之得当，如数十人共一事者，举一人立传，而同事者各附以小传；如同事者别有专传，而此一事不复详叙，但云语在某人传而已。

    史笔有二：有解偶为散以疏其气者，纪传则有司马迁之《史记》，陈寿之《三国志》，萧子显之《南齐书》，姚察之《梁书》，姚思廉之《陈书》，李延寿之《南北史》，宋祁等之《唐书》，欧阳修之《五代史》，托克托等之《宋史》、《辽史》、《金史》，宋濂等之《元史》，张廷玉等之《明史》；编年则有司马光之《通鉴》；记言则有《战国策》，此一体也。有寓偶于散以植其骨者，纪传则有班固之《汉书》，范晔之《后汉书》，房乔等之《晋书》，沈约之《宋书》，魏收之《魏书》，李百药之《北齐书》，令狐德芬之《周书》，魏徵等之《隋书》，刘昫等之《旧唐书》；编年则有左氏之《春秋传》；记言则有《国语》，此又一体也。大抵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散，而其枢机之转，只看《国语》、《国策》二书便见。昔年李续川与余论文章，问《国语》、《国策》之异同？余告之曰：“《国语》、《国策》，记言体同，而文章攸殊。《国语》寓偶于散，以植其骨，《左传》之枝流也；《国策》解偶为散，以振其气，迁史之前茅也。”续川赞其了当。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而《史记》、《汉书》不可不全部读，以其四通六辟，运而无所积，一为史学之开山，一为经部之枝流；一为子家之要删，一为文章之大宗。何以言之？史家二体，编年、纪传，《史记》则以纪传革编年之体，《汉书》又以纪传为断代之祖。故曰史学之开山。《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汉书·律历志》及《艺文志》之《六艺略》又《儒林列传》，则群经之叙录也。《史记·五帝》、《夏》、《殷》、《周》诸本纪、《三代世表》，与《尚书》相表里，《十二诸侯年表》、《吴太伯》、《齐太公》、《鲁周公》、《燕召公》、《管蔡》、《陈杞》、《卫康叔》、《宋微子》、《晋》、《楚》、《越王句践》、《郑》十二世家，与《春秋左传》相表里。《礼书》、《乐书》，与《礼记》相表里。至《汉书·地理志》，推表山川，则《尚书·禹贡》之传，《五行志》征应五事，又《尚书·洪范》之传，而《礼乐志》为《戴礼》之支裔，《百官志》又《周官》之继别，故曰经部之枝流。《史记》列传管、晏、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商君、孟轲、驺衍、淳于髡、慎到、荀卿诸子，即叙次其生平，又推论其著书，于书即为叙录，于人遂为列传，而《太史公自序》要指六家，《汉书·艺文志》亦略诸子，纂言钩玄，若网之有纲。故曰子部之要删。《史记》积健为雄，疏纵而奇，以为唐宋八家行散之祢。《汉书》植骨以偶，密栗而整，以开魏晋六朝骈体之风。文章变化，不出二途。故曰文章之大宗也。读一书抵千百书。

    余于二十四史，《史记》外喜读陈寿《三国志》，以其工描写而别出机杼。史公笔意诙诡，寻常人物，亦描写不寻常，如《游侠》、《滑稽》、《货殖列传》是也。陈寿辞旨雅澹，极不寻常人物，而能描写其寻常，如袁绍、公孙瓒、诸葛亮等传是也。而明人归有光《震川文集》中之《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44]》，只以寻常笔墨，写寻常细碎，却自风神疏澹，别饶意趣。姚惜抱每谓：“归震川之文，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话。”余谓史公能于不要紧之题，说要紧之话；陈寿乃于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话，各具一付本领。而震川只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话，后来人穷老尽气，尽自赶不上也。

    三儿钟英问四史文章，孰为优劣？余告之曰：“马、迁短长相生，而出以雄肆。班、范奇偶错综，而求为雅练。陈寿《三国》，雄肆不如太史公，雅练又逊《前》、《后汉》，而清微淡远，妙造自然。柳子厚得其清简，而化以奥峭，其品峻。欧阳永叔似其淡远，而出以荡逸，其神暇。此中低昂，非汝钝根人所能会。”

    唐太宗以何法盛等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命房乔等重加撰次，分类纂辑，以成《晋书》，借功众手，指归不一，详略失当。加之半出词臣，言多骈俪，不合史裁，诃讥者众。刘知幾《史通·杂说》则诋之曰：“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所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取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而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尤相讥切，以为：“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宏奖风流，以资谈柄，是直裨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至道光间，荆溪周济止庵撰《晋略》一书，举《晋书》中之繁芜浮诞，及义所未安，言之不顺者，悉汰之，文省而事增，什七折衷，依于司马光《通鉴》；事以类附，例以义起，为本纪六，表五，列传三，十六国传十一，汇传七，宗室、笃行、清谈、任达、良吏、文学、隐逸。序目一，计六十六篇。事即前史，言成一家。其诸论赞中，于攻取防守地势，必反复曲折，确有指归，俾览者得所依据。自言“此书为一生精力所萃，实亦一生志略所寓也。”则以寓平生经世之学，借史事发挥之，遐识渺虑，非徒考订笔力过人。

    南朝四书，《宋》、《齐》、《梁》、《陈》，其文章当以《梁书》称首，而为八家古文之前茅。赵翼《廿二史劄记》每极称之，以为：“行文自出炉锤，直欲远追马、班。盖以时争尚骈俪，即叙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如《韦睿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钟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南史》虽称简净，然不能增损一字也。至诸传论，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郑公《梁书总论》犹用骈偶，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所论精卓不磨。

    北朝四书，《魏》、《齐》、《周》、《隋》，独《魏书》最被谤议，号称秽史，《北齐书》收本传具著其迹。独《四库全书总目》为之辨正，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不甚远于是非，其辞甚备。而余读《北齐书》收本传曰“修史诸人，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寻所云“修史诸人”，收实总其成。而仁和谭献《复堂日记》则云：“阅《魏书·恩幸传》首列王睿，其子椿即收之姑夫，而传称：‘魏抚兄子收，情同己子。’乃不以旧恩曲回史笔。直道如此，犹蒙秽称。”此一事为《总目》所未及，足为古人雪谤。然魏收仕于北齐，修史正在齐宣文时，故凡涉齐神武在魏朝事，必曲为回护。而欲以齐继魏为正统，故自孝武后，即以东魏孝敬帝继之，而孝武西迁后诸帝，不复作纪。按齐神武起兵讨尔朱氏，废节闵，会朝臣议，佥谓孝文不可无后，故立孝武，天下共以为主已三年，寻与神武不协，乃走关中，依宇文泰。神武别立清河王亶子善见为帝，是为东魏。而孝武为西魏，是则魏统之所系。孝武崩，文帝立。文帝崩，废帝、恭帝继之，皆魏之正统也。魏澹作《魏书》，以西魏为正统，自是正论，惜其书不传。故西魏文帝等纪年纪事，转见于《周书·文帝即宇文泰纪》内，在《周书》为赘悬，在《魏书》为阙漏。让清嘉庆间，南康谢启昆蕴山乃撰《西魏书》，以续《魏书》，为纪一，表三，考四，传十二，载记一，凡二十四卷。著其兴衰治乱，详于因革损益。卷帙不广，条目悉具。编年纪月以经之，旁行斜上以纬之。辑北朝之遗闻，补《魏书》所未逮。其考纪象也，兼正光之推步，较《天象》而益精焉。其考疆域也，订大统之版图，较《地形》而更密焉。其考氏族也，厘代都之门望，较《官氏[45]》而尤详焉。其为《封爵》、《大事》诸表也，则于魏收所未备者，取法于迁、固而加核焉。特以周、隋两朝人物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余人，《周书》列传，非西魏臣者十无一二，势难废《周书》而改为西魏，其为列传，以宇文受禅为断，而下仕周、隋者，即不为立传，虽尉迟迥、独孤信之伦，勋业烂然，亦严立限断，听其入于《周书》。然《封爵表》载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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