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春秋上

    春秋三传之不同　例　兼采三传　刘敞春秋传　焦循与章炳麟　朱一新论公羊改制　凌曙以公羊言礼而开湘学蜀学　康有为与廖平　左绣春秋外传　廖平五经异义

    论《春秋三传》之渊源者，莫析于马、班。《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33]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贬损之文辞[34]，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曰：“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因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35]皆形于传，是以隐，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大抵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主于记事。公羊、穀梁受传指而索隐，嫥为诂经。公羊、穀梁二家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羊、穀梁未尝言之。而左氏叙事见本末，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有《春秋》所无而左氏著其事者焉，有《春秋》所有而左氏不著其事者焉。故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而推本公、穀，以为真《春秋》之意也。陈氏之学，所贵在通，尤崇郑玄，尝谓：“郑氏有宗主，复有不同，不为何休之《墨守》，亦不同许慎之《异义》。”论《春秋》盖以《左传》为主，以为“欲知其义，必先知其事”也。顾论《左传》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历指其例之不可通，谓“当以一传为主，而不可尽以为是”，可谓有宗主，复有不同者矣，盖郑氏之家法也。

    古无例字，属辞比事皆比例。《汉书·刑法志》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秋》之失乱。”记者引此为夫子自道。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说，故自言“属辞比事”为《春秋》教。《春秋》文简意繁，若无比例以通贯之，必至人各异说，而大乱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36]乱。”故说《春秋》者多言例。何休《公羊解诂序》曰：“往者略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胡母生条例散见《解诂》，未有专书。何休《文谥例》见徐彦《疏》引。《公羊传》条例虽佚，而著见《七录》。则是说《公羊》例者不一家矣。范宁解《穀梁》亦有例，杨士勋《疏》引之，有称范氏《略例》者，而有称范例者，有称范氏《别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别为《略例》，故称《别例》，则是说《穀梁》者有例矣。《左氏》之例，始于郑兴、贾徽，其子郑众、贾逵，各传家学，亦有条例。颍容已有释例。皆不传。独杜预撰有《春秋释例》十五卷，其大指以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亦有旧史所不书，适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为义，非互相比较，则褒贬不明，故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先列经传数条以包通其余，而传所述之凡系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释例》。唯《公羊》、《穀梁》家以时月日为褒贬，而《左氏》无时月日例。至清武进刘逢禄申受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三十篇，其《释时月日例第四》，引子思赞《春秋》“上律天时”，以为“《春秋》不待褒讥贬绝，以时月日相示，而学之者湛思精悟”，推阐甚析。《穀梁》时月日例，更密于《公羊》，海州许桂林同叔撰《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以发明之。而章炳麟《太炎文录》卷二有《再与刘光汉》、《丙午与刘光汉》两书，极称杜预《释例》，以为“《左氏》初行，学者不得其例，故傅会《公羊》以就其说，侍中刘歆所奏，有云：‘《左氏》同《公羊》，什有七八。’贾、服虽善说经，然于五十凡例外，间有所补，或参用《公》、《穀》，不尽《左氏》。亦犹释典初兴，学者多以老、庄皮傅。征南生诸儒后，始专以五十凡例为揭橥，不复杂引二传，则后儒之胜于先师者也。”独陈氏主《左传》之记事而不取五十凡例并历斥《公》、《穀》之时月日例，以为：“《春秋》所重者固在其义，然圣人所谓窃取之者，后儒岂易窥测之。与其以意窥测而未必得，孰若即其文其事，考据详博之有功于经乎？《孟子》之说《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记事也。事有变而不同，则文不能一成而不易。执其同者以为常例，而以其异者为违常例，奚可哉？黄楚望云：‘凡《左传》于义理时有错谬，而其事皆实，若据其实，而虚心以求义理至当之归，则经旨自明。然则学《春秋》者，姑置虚辞，存而不论，而推校《左传》之事以求圣经。’但当胪列书法之同异，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则为之说，其不可知者，则不为妄说，斯得之矣。”信通人之论也。要之，《左氏传》之有裨于《春秋》，不在五十凡例，而治之者亦无事龂龂言例。事实而外，历法、舆地、兵制、礼制、氏族、官秩，各有专门。杜氏《释例》不专言例，而旁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即前事之师也。贾、服注与杜氏异者，大义不过数十条，余皆无关宏旨。嘉兴李贻德次白辑述《春秋左传贾服注》二十卷而疏解之，是矣。长兴臧寿恭眉卿著书六卷，名为《春秋左氏古义》，而多引《公》、《穀》以汩《左氏》，不知三传各有指归，无庸强合，若文字异同，非皆古义也。贾、服注与杜氏互有得失，而二家注已不全，治《左氏》者，不得不以杜氏为主。逊清儒者，多申贾、服而抑杜，此一时风气使然，非持平之论。杜氏于日月、舆地、氏族、官制之类，分门专治。吾邑顾栋高复初得其意，成《春秋大事表》六十四卷，部居别白，心裁独出，而推溯所自，其法实在本杜氏。杜氏训诂之学虽疏，地理之学不疏。阳湖洪亮吉稚存为《春秋左传诂》二十卷，其他无论，而言地理，必欲司马彪、京相璠等之残文坠简，以相诘难，故用力多而成功少也。

    陈氏之言《春秋》，宗《左》为主，而兼采《公》、《穀》，以有不同，盖祧康成而祢陆淳者也。何休《解诂》，墨守《公羊》；杜预《集解》，独宗《左氏》，虽义有拘窒，必曲为解说，盖专门之学如是。惟范宁《穀梁集解》，宗主《穀梁》而兼采三家，开唐啖、赵、陆之先声，异汉儒专门之学派。盖经学至此一变，而其变非自范氏始。郑玄从第五元先习《公羊》，其解礼多主《公羊》说，而针膏起废，兼主《左传》、《穀梁》。尝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已开兼采三传之嚆矢。晋刘兆作《春秋调人》三万言，又为《左氏传》解，名曰《全综》，作《公羊穀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似已合三传为一书。而其书不传，未晓三传何主？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其书十卷，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家，以意去取，合为一书，盖陈氏《春秋》之学所自出。陈氏言：“《三传》各有得失，不可偏执一家，尽以为是。郑君之《针膏肓》、《发墨守》、《起废疾》，即此意也。然当以一传为主。郑君注《左氏》未成，以与服子慎，而不闻注《公羊》、《穀梁》，是郑君之治《春秋》以《左传》为主也。陆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之求意，经文可知。’盖其意亦以《左传》为主，但其书名曰《集传》，则不主一家，无师法耳。”此可以征陈氏师法之所在矣。

    宋刘敞撰《春秋传》十五卷，用陆氏《纂例》之体，删改三传而为一传。善化皮锡瑞鹿门《春秋通论》极推之，以为宋儒治《春秋》最优者。而陈氏则讥讽其删改多不当。特以刘氏之褒贬义例，多取诸《公羊》、《穀梁》，陈氏主《左传》，而善化治《公羊》，所主不同故耳。

    儒者论古，亦各视其身世而不同。甘泉焦循理堂为《春秋左传补疏》五卷，其序称“杜预为司马懿女婿、司马昭妹婿，作《左氏春秋集解》，于《左氏》云‘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师旷所谓‘其君实甚’，史墨所谓‘君臣无常位’，皆假其说而畅衍之，以解司马氏篡弑之恶，与孟子所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指大异。”陈氏引其说，亦言：“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左氏》开卷记颖考叔、石碏二人最详，此大有意也。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君子曰：‘石碏，纯臣也。’贾逵云：‘《左氏》义深于君父。’此之谓乎？”而清季世，章炳麟专攻《左氏》而言革命。乃谓：“贾逵言《左氏》义深于君父，此与《公羊》反对之词耳。若夫称国弑君，明其无道，则不得以义深君父为解。杜顶于此，最为宏通。而近世焦循、沈彤辈，多谓预借此以助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则所谓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犹视乎薮泽也。”见《太炎文录》卷二《再与刘光汉书》。斯又张革命以申杜预矣。

    章炳麟以《左氏》张革命，康有为以《公羊》说改制。应运而生，皆迫于时势之不得不然，此颂《诗》读《书》之所以有待于知人论世也。独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则深斥不改制之说，原其所以，谓：“《公羊》家之说，以为周道既[37]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汉室将兴，因损益百王之法，为汉赤制。第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鲁史具存，即借其事以寓褒贬，故曰‘加吾王心焉。’夏尚忠，殷尚质，三王之道若循环。周末文胜，夫子欲变之以殷质，而具褒贬诛绝之法，不敢自专，寄之于鲁。此以《春秋》当新王之义，非谓真以鲁为新王也。麟为王者之瑞。夫子论次十二公之事，为万世法，王道浃，人事备，西狩获麟，于周为异，《春秋》则托以为瑞。故曰所闻世，著治升平。所见世，文致太平。此张三世之义。曰文致者，明其非真太平也。《公羊》家多非常可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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