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唐代文学

论文书所说的“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在这两句话中也可见他们作风之一斑。

    何以说诗到韩退之的手里究和从前的大不相同呢？因为他首先不用作诗的方法来作诗，他硬用作散文的方法来作诗，所以叙事发议论都能畅所欲言。他是一个儒家的学者，他的哲学却是在第二流以下，然而他的学问极渊博。他所崇拜的是孟轲、扬雄。他的辟佛，大约是学孟子的距杨、墨，而他的文学造诣，却受了扬子云不少的影响，单看他的诗句的来源，便知此言之不谬。

    （一）以字书入诗 汉代文学家如扬雄、司马相如之流，同时又是小学家。韩愈对于小学也很费了一番苦功，他自己又有“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的口供。他用了许许多多为平常所不经见的字，放在他的诗中，如他著名的《南山诗》《陆浑山火》及与孟东野《城南联句》，并不是一个并未研究过小学的人一翻就看得懂的。不但如此，有时他的诗句有六个字或竟一整句都是名词，那简直是有意模仿字书上的句法了，如《陆浑山火》中的“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又有几于连句都是动词的，如同篇中之“燖炰煨爊孰飞奔”。这显然是有意学《急就篇》的句法以炫新奇的。

    （二）以作赋之方法作诗 汉赋每喜用奇字奥义，韩诗亦然。可见两者取字的途径是一样的，此层前段略已提及。且赋最尚铺张排比，而韩退之的《南山诗》历叙山上之土、石、草、木，与春、夏、秋、冬，极其详尽，与汉赋之历叙东、西、南、北、草、木、鸟、兽章法颇相类。我们不妨说《南山诗》就是一篇每句五个字的赋。

    （三）打破诗中之句法及节奏 这层就是他以散文入诗的具体方法的表现，如《石鼓歌》之“其年始改称元和”直是一句散文。他的五言偏偏要用上三字与下二字分节，如“有穷者孟郊”“淮之水悠悠”。七言中用上三下四的拗句，更属平常，如《送区弘南归》之“落以斧引以纆徽”，及“子去矣时若发机”，又如《陆浑山火》之“溺厥邑囚之昆仑”及“虽欲悔舌不可扪”。这些地方，的确是不遵守诗句的成规的。

    他的诗近体不如古体，五言不及七言。

    他对于文学的主张，可见他与李翊书，大抵很注意于“惟陈言之务去”一点。他很推崇他的同时人，善为“涩体”的樊宗师，这位先生死后的墓志，就是退之的大笔。“不蹈袭前人一句，何其难也！”这是那篇文章中的警句。可惜樊氏虽能不蹈袭前人一句，而故意作来令人不懂，所以他生前所作诗文在一千首以外，流传到而今的只有两篇文、一首诗。而且令后世的人注来注去还是读不清楚。元代的陶宗仪、清代的孙之 算是勉强把句子点断了。这种“涩体”，真可算是“矫枉过正”的成绩了。

    在没有往下讲以前，且把中唐的几个著名的文人的生卒年月列表于左，以资比较。

    从上表看来，以孟郊年岁为最早。长寿的有白居易，活了七十五岁。短命的有李贺，只活了二十七岁。

    韩愈在当时极倾倒孟郊，而元和之诗风实自孟郊始变。

    孟郊

    孟东野虽然活六十四岁，但是穷一辈子，下第，再下第，到五十岁以后才登进士，并未得到高官显爵。当他的晚年，儿子又死掉了。他的确是一个家苦而孤独的诗人。他的性情，他的境遇，都逼他走到刻苦惨凄的道路上去。如他《赠别崔纯亮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真是活活画出一个愁云暗淡的苦吟诗人的形态。又如《秋怀诗》：“孤骨夜难卧，吟虫相唧唧。老泣无涕洟，秋露为滴沥。去壮暂如剪，来衰纷似织。”无怪乎后来的人都怕读他这种惨颜无欢的哀鸣语呢。

    究竟这位诗人的才气很大，他不仅工于苦吟，而且有时出语的气象却非常之阔大，如《游终南山诗》“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赠郑夫子鲂》“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等句，胸怀又是何等的宽宏！真是与穷愁的孟郊几不相类。后世诗人固然有尊重他的，也有不满意他的，如苏东坡以寒虫比他的风度，以小鱼及蟚 比他的品格，元好问又给他加上“诗囚”的绰号。这由于他们的遭遇及工力各不相同，所以大家不一定能互相了解。

    再者，韩愈乃当时文宗，一代诗豪，何以偏偏颂扬他到极处，竟有“我愿化为云，东野化为龙”等句，这实在是因为孟郊的奇险，实开前代未有之创局；不仅是能改变唐代的诗风，而且是一个认真作诗的人。看他《吊卢殷诗》中的两句话：“有文死更香，无文生亦腥。”可见他的意旨之所在。

    至于像他一般狭碍的胸怀与穷苦的境遇，而诗的风格又颇相仿佛的，在汉则有郦炎与赵壹，在魏又有程晓，以后诗人之学东野的，有北宋的王令（有《广陵集》）及南宋之谢翱（有《晞发集》）。在元和同时诗人中，与孟郊相近者，尚有柳宗元。柳诗中也有幽怨苦楚，与孟东野抱同病之处，而且他们又同是有学谢灵运的地方，尤其是关于诗的色泽一方面。东野学到谢的烹练词采，子厚学到谢的藻绘山水。

    柳宗元

    再谈柳子厚吧。他是此期中山水文学之代表者，而他的渊源，乃出于六朝。

    谈到六朝的山水文学，诗则推大小二谢，文则有郦道元。郦道元的《水经注》有些地方简直是散文诗，但柳子厚则能兼而有之。

    大谢的描写山水的诗，不仅内容富丽，即诗题亦颇费工夫。柳子厚更学到大谢工于制题这一点。柳诗的题目佳妙的很多，随便举几个，如《湘口潇湘馆二水所会》《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以及《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老实说，莫说以上所举的几首诗的内容本来不坏，就是这些题目的本身，已经充溢了葱郁的诗意呵！

    以后到了宋人，只有姜夔的词题制来颇为精妙，可说是由谢与柳传下的。

    卢仝与刘叉

    唐代的诗人数目极多，无论什么派别都有。讲到怪僻的作家不得不推卢仝与刘叉，他们都长于杂言，而带有一种特殊风格的。

    刘叉的诗，存到而今的，只有《冰柱》及《雪车》两首。但只要这两首，已足以充分表现这位怪僻诗人之打破从前一切拘忌而畅所欲言呢。

    卢仝的诗，完全收在《玉川先生集》内。他有一首极著名的《月蚀诗》。这首诗的背景，是当时宦寺之乱。稍后有韩愈的《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到宋代欧阳修又作《鬼车诗》，都是极力模仿他，但是兴趣索然。惟有明代刘基作的《二鬼诗》还能仿佛得到他的好处。又有王令学到他的五言的一部分，此外十分注意他的人并不多。但他却不因注意他的人少而减少他的真价。

    至于玉川子诗的来源，倒也别致。他不肯去模仿前代鼎鼎大名的诗人的风格，而另外去学汉代童谣及铙歌等类。他的诗取材的地方也极广，即如《汉书》中的《天文志》一大部分都被他采用在他作的《月蚀诗》内。

    因为他太怪僻了，后来许多以大家自居的诗人，对于他这种“舍正路而不由”的态度是不大以为然的，且引元遗山论诗的诗，以见一斑：“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真书不入今人眼，见辈从教鬼画符。”

    张籍与贾岛

    唐代诗人擅长于五律的约分两派：第一，是杜甫的一派，气象磅礴，到宋以后占有极大势力，然而当时却不大兴盛；其次，就是张籍、贾岛的一派，就人人眼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能道的写出。要想把平常的题材，写得出奇，所以不得不借重于苦吟。

    张籍在当时，他的乐府诗也很有名，即最善于作此类诗的白居易都很佩服他呢。“张公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词，举代少其伦。”这是白乐天读文昌诗时的赞词。他不但长于乐府，五律也作得很好。看去似觉平淡，实在是从平常一般人所不经意的处所挑剔出来的，所以难能而可贵。

    至于贾岛作诗，更较刻苦。后来讲作诗叫作“推敲”，就是由于他因为一句“僧推月下门”或“僧敲月下门”而惊动了韩愈的大驾的故事而来。他更由韩愈之提奖而还俗。他所作的关于咏和尚的诗尤其特别的好，如写火化和尚时，有两句是“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又有送和尚还山的诗，写“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下有夹行小注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于此正可以证明他的苦吟之一斑。

    从张、贾二人以后，唐代诗人作五律的几无有能出二人范围以外的。晚唐诗人一派学张，一派学贾，此种势力，到清代尚盛。如乾隆年间有高密李怀民、李宪乔专门学张、贾的五律，竟成了高密诗派。怀民所作的《中晚唐诗主客图》，对于此派原委，分列颇为详审。此图引在下面：

    以上将《主客图》中人物胪列出来，可惜此书流传不广，刻本很难得。后来谈到此书的，有吴振棫在他的《养吉斋余录》载有此种掌故，再有杨钟羲在《雪桥诗话》上曾有批评。这是由于高密派首领当时只作客于桂林李松浦家（有《韦庐诗集》《二李评语》），与外边隔绝，故知道此派的人绝少。可是李氏兄弟之说，也不一定是创见，却受了明代杨慎《艺林伐山》中所说的影响。

    此外学贾岛而最肖者：在南宋有永嘉四灵（赵灵秀、翁灵舒、徐灵辉、徐灵渊），到清末有释寄禅，号八指头陀者。明代人倒少有学他的。

    李贺

    他是唐代一位极聪慧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短命的诗人。太白既被人称为诗中仙才，而长吉乃被人称为诗中鬼才。他的诗格极幽细，七言比五言好，古体比今体长。他又善为乐府诗，但不像白居易、张籍用此种体制来诉民间疾苦。他的乐府诗，却是从齐、梁的宫体学来而改变面貌的。他的诗又很得力于楚辞，故虽为宫体，而不流入于浮艳。到了晚唐，有李群玉学他。李商隐、温飞卿也学他。到宋代的词人，多少都与他有点关系。

    王建

    王建，字仲初，被人称为宫词之祖。以七绝诗描写宫闱琐碎之事，计一百首。其后王涯又继之为《宫词》。还有曹唐的《游仙诗》、胡曾的《咏史诗》，都各有一百首之多。后代最精于此体者，为清初之厉鹗及清末之饶智元。前者有《南宋杂事诗》，后者有《十国杂事诗》流行于世。

    以上叙述元和之诗已完，再叙其散文。

    元和之文————韩愈

    元和时代之文，也如此时之诗一样，通通是以变化为原则的。韩愈在当时大做他的“古文”运动。

    自来散文之派别，不外二种：一属于理致，例如周、秦诸子之文，其用在说明义理，本非为文而作文；再属于词采，例如六朝人之文。自魏、晋以后，文笔之界分别甚严，凡为文者均以文为主而略于笔，但不幸到了元和时代，文笔的界限实已漫漶不可再分。若以晋后文笔的界说去衡量当时韩、柳的作品，他们所作的是笔而非文。单看他同时人的理论便可知道，如刘禹锡祭韩愈文中有句说“子长在笔，余长在论”。稍后杜牧的诗也说道：“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可见唐时人是不承认韩愈的作品为文的。在后晋刘昫作《旧唐书》第一百六十卷上，才开始用“韩文”的名称。北宋苏轼作《潮州韩文公庙碑》称他的“文起八代之衰”。老实说，以纯粹文学的眼光来看，晋、魏、六朝的文学并未衰，到韩愈起而改革以后，倒真的把文弄衰了。但他虽未必能起八代之衰，却能变八代之貌。因为从韩愈以后，把四部书中的子集合糅起来，以集之文，发子之理，有时子的成分更多，把文学的界限弄到混然无存，于是文学的独立性质因之而失掉。他又挂起一块卫道的招牌，及其末流，就有一种“文以载道”的主张出来，这乃韩氏为厉之阶，咎无容辞的。

    总之，从元和以后，文之最大趋势，即为以笔代文，以集代子。此种运动，实以韩愈为一个大力的斡旋者。但作文用单，并不始于韩愈。不过从他以后，更成为一种风气罢了。用单笔当以《史记》为宗，复笔当以《汉书》为祖。由六朝至中唐，可说是《汉书》的时代；自从中唐以后，可以说是《史记》的时代。但是在六朝举世以复笔为风尚之时，其中还有少数人，如北朝之苏绰、南朝之姚察他们的作品都是“笔”而非“文”。至初唐，陈子昂亦用单笔。盛唐时，又有元结亦用单笔。其后，又有独孤及，与他同调的又有萧颖士与李华，由独孤及而梁肃而苏源明，也是使用单笔的。韩退之初年作文，就是学独孤及。与韩同时齐名的有柳宗元，还有李观、刘禹锡、欧阳詹。出于韩的门下的，为李翱与皇甫湜。晚唐则有杜牧、皮日休、刘蜕、孙樵，都是从韩文脱胎而出的。到了唐代以后学他的更多，甚至以单笔的文跃而为正宗，而作复笔文者乃退为旁支。

    韩愈的势力似乎越到后来越见显著。此后，人家对于他的批评，《旧唐书》作者，与《新唐书》作者就不一样。宋祁作《新唐书》自然有许多材料是根据刘昫的《旧唐书》而来的。刘氏对于退之尚有褒有贬，但是到了宋祁的手里，把贬他的话一齐都删去，而尽变为褒词了。

    《旧唐书》说韩愈“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世称韩文。”

    《新唐书·韩愈传》赞曰：“自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又说：“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

    从以上所引的两段话中，可以看出韩愈的几点：

    （一）他以孟子自居，隐然以承继道统之人物自命，尤其是他的辟佛之无理取闹，也正与孟子之距杨、墨之无端谗骂一样。这是他文章的内容。

    （二）他又隐以司马迁自比。西汉以后的文人，他一个也瞧不起，所以他作文好用单笔，除句调参差以外，颇注重于文之气势。他论文气颇有精到之处。又文中琢句练字的地方，颇得力于扬雄，这是他文章的形式。

    其实韩愈的文章对于后世的影响极大，是无容讳言的。但论到他的思想，却是非常之浅薄。他虽挂起招牌拥护孔、孟，可是品行也多可笑，很爱赌博，他教训他的儿子，不过只有升官发财的思想。辟佛而晚年又专门与和尚往来，辟老而晚年颇信服食之说，竟吞硫黄而死。像这种言行矛盾、思想浅浮的文人，充其量能继道统，也不过如此而已。

    讲到读书，柳宗元实比韩愈为精。如《辨鹖冠子》《辨列子》等作，开后世辨伪之风气，较之韩愈之《读荀子》《读墨子》等篇之空空洞洞说几句话的不同。至于子厚的文学的来源，乃学楚辞而兼之以诸子，与退之之专门开口孟轲，闭口扬雄的不相类。清代方苞极推尊韩文，而对于柳文尚有不满之处，也可以见二人文学之异趣。但他二人对于小学均有相当之研究，故文中涉及训诂处颇精，至宋朱后之学古文者，不过只剩得一副空架子罢了。

    附单笔复笔兴替表

    长庆之诗文

    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这一期的文人，大半是与韩、柳生于同时。他们所以不归入元和而算在长庆期内，一则因为他们比较元和诸公死得更迟；二则因为他们的集子是在长庆年间编成的，所以这期的两个代表作者，如元稹有《元氏长庆集》，白居易也有《白氏长庆集》。

    元、白虽说与韩、柳生当同时，但元和与长庆的诗风完全不同。元和诸公如韩愈、樊宗师等所作的诗文，惟恐被别人知道，故处处故意要别人难懂。但到长庆时的元、白作起诗来，惟恐人家不懂，所以白居易的诗，竟有老妪都解的传说。到宋代苏东坡批评他二人为“元轻白俗”，也无非是嫌他们的诗太容易了解的缘故，而且到了此时，元、白对于作诗的观念，不惟与元和诸公所怀抱的不同，更与从前许多作诗的宗旨相反。自来诗人，大半是用诗以发抒自己的情感，如《史记》所说的“《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即相传的诗必穷愁而后工，总是表明诗是为自己而作成的。换言之，作诗即是诗人的目的。可说这是从汉、魏起直至元和所有的诗人所抱的极普遍的观念。但到了元、白，这个观念完全改变了。他们并不以作诗为目的，而却以作诗为手段，可说他们正是受了相传的子夏所作的《诗大序》上的话————“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影响。其实三百篇作者的本意是否如此，尚属疑问；不过从汉代的经师的眼光中看来，这种讲法几成铁案。总之，这派人的意见，总可以代表诗是为人而作的这种意见，这点是他们显然与元和诸人不同之处，可说韩愈是将子部与集部合而为诗，白居易则混同经师与文人的观念而为诗。他对于文学的具体主张，在他与元九（稹）的书，可以完全看出。（见《旧唐书》第一百六十六卷及《白氏长庆集》）最重要的两句话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由此观念出发，所以他极推重有比兴的诗，谓“诗为六经之首”。他说自汉至唐诗道中绝，对于唐代极大诗人李白也不见得满意，对于杜工部只不过取他的合乎为时为事而作的一部分，如“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塞芦子》《留花门》又最赏识老杜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句子。他又觉得从前人专门爱用诗以炫耀他们自己的学问，所以用了许多险字奇句，故意叫人不懂；诗的功用既是用来感化别人，自然要使懂得的人越多越好，故诗中所用的字，必令一般人都能了解。当时完全能了解他同情他的人，最著者有元稹，其次为邓鲂，为唐衢。看他《寄唐生诗》有“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唐生对于时事愤嫉而大哭，但他却是以诗代哭。他又说他的当哭之诗，乃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我们看了他的《与元九书》，可以知道他作诗的理论；读了这篇《寄唐生诗》，又可以知道他的作诗的方法。是非求格律高，不务文字奇，一方面又代替下层社会的苦人说话，一方面又容易使人懂得。无怪乎当时得名之盛，“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甚至于鸡林贾人，专门到中国来贩买他的诗呢。

    他的诗在当时的势力如此之大，同时所遭大人先生之忌刻亦不小。因为他代替困苦的小百姓说话，有时不得不伤犯执政的官人的面子，因此得罪了当时许多有权势的贵人，所以白氏的官运并不亨通，连遭几次的贬谪，反叫他有机会去游历忠州、江州、杭州等地。及至到了晚年，壮气消磨，颓然自废，天天只知吃酒看花，决不再歌民生的痛苦，学学明哲保身之训，而改作闲适一类的为己而作的诗了。

    与白氏同调而且与他实际合作的诗人，当然推元稹，可惜此君早死。最先是元、白齐名，到后来又有刘禹锡起而继之，世人称为刘、白。关于讽刺类的新乐府，白氏所作的共五十篇，而元氏的乐府十三篇，即与白氏的同名，为：（一）《上阳白发人》；（二）《华原磬》；（三）《五弦弹》；（四）《西凉伎》；（五）《法曲》；（六）《驯犀》；（七）《立部伎》；（八）《骠国乐》；（九）《胡旋女》；（十）《蛮子朝》；（十一）《缚戎人》；（十二）《阴山道》；（十三）《八骏图》。从以上的题目看来，可见他们是同用一种题材，是抱同样的目的而作的。这派讽刺诗影响到后来的力量很不小。后来专门学此派诗而著有成绩的人，有元代的王冕（元章）的《竹斋集》（《邵武徐氏丛书》），清代的金和（亚匏）的《秋蟪吟馆诗钞》，及与金和同时之杨后（柳门）所作的《混江龙》等词。

    元、白的诗影响及于后代的，除了他们有意所作的讽刺诗以外，还有一种纪事诗，如白居易之《长恨歌》，元稹之《连昌宫词》及《望云骓》，到后来的势力也很大。因为此类诗在元、白以前，也是不大发达的。略将长庆以前的有名的纪事诗依代列举，如：（一）汉辛延年之《羽林郎》，叙霍光家奴冯子都事迹；（二）《陌上桑》叙罗敷辞使君事；（三）《孔雀东南飞》之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写焦仲卿与其妻兰芝的悲剧；（四）魏左延年与（五）晋傅玄之同写女侠秦女休之故事，而为《秦女休行》；（五）《木兰辞》，述梁师都部下木兰女之事实。到了唐代又有：（六）卢照邻之《长安古意》；（七）骆宾王之《帝京篇》及《咏怀》；（八）崔颢之《江畔老人愁》与《邯郸宫人怨》；（九）杜甫之“三吏”“三别”《丽人行》等篇。一直传至元、白，更能发扬而光大之，如白之《长恨歌》，记太真生前及死记后艳迹；元之《连昌宫词》由一座宫殿而感到沧桑之变；《望云骓》从一马而看出唐代的兴亡大事。元、白二人此类作品，最得力于《孔雀东南飞》，不过改五言为七言罢了。因为用诗纪事之风一开，文人同时可以代替史家，而经师又可以合于文人。此后到了晚唐，郑嵎有《津阳门诗》，以一千四百字述唐明皇之华清宫门，可以觇当时之盛衰。至于用这类诗以专描写一个人的，有李绅、杨巨源之《崔莺莺歌》，司空图之《冯燕歌》，到了韦庄的《秦妇吟》，可以看到黄巢当时扰乱的情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此派诗到明末又演变为吴伟业之《陈圆圆曲》及《永和宫词》，可由吴三桂的爱姬，及崇祯帝的田妃事迹中，看出明末将亡的景象。到了清代中叶，陈文述（云伯）的《碧城仙馆诗钞》中颇多此种作品。清末有王闿运（壬秋）的《圆明园词》，从他的自注本中，可以得到清代当时外侮内忧的缩影。近来有王国维（静安）之《颐和园词》，亦可觇清末政变先后之迹象。总之，此种诗的两种特点，一是长篇，二是通俗。所以到了明代，竟化身成为弹词，最著的如杨升庵之《廿一史弹词》，及明末人的《天雨花》之类。但明、清的许多文人所作的纪事诗，篇幅虽然仍是长的，但通俗一层，绝不顾及，反而炫才逞博，堆了许多故典及辞藻。谈到这里，我们更不能不佩服元、白二公才气之大，所以颇能以白描见长呵。

    元白与小说

    中国的小说起源本来很早，但从来未被人重视，因为一般文人并不把作小说当作一件正经事干。到了唐代，始有专门作小说的文人出现，而且小说起源于神话，上古的神话与小说每难分别，如《山海经》中与《天问篇》中之种种神话与传说。到汉、魏遗留至今的小说，多半是稍后的文人伪造，不定据为史料。截至唐代以前，一切号称、或真的是汉、魏、六朝之小说，总不脱灵奇与鬼怪两个特点。到唐代始有人注重于人事之描写，照流传到今日的唐代小说看来，和从前不同的略有数点：

    （一）短篇 如宋时章回小说《宣和遗事》之类，此时绝无。

    （二）文言 词采浓丽，不以白描见长。如宋代之诨词小说，此时亦无有。

    （三）内容 第一是虚构，创造若干非世间的人物，如中唐李朝威之《柳毅传》。第二是缘饰，故意张大其词，如杜光庭之《虬髯客传》。但此中有一公同的特点，即是以人物为中心。

    我们今日尚能得见此等小说，全靠有北宋人所修的《太平广记》五百卷。

    在讲元白时与小说相提并论，却有两个缘故：一是中唐的几个有名的小说家，不是元、白之兄弟，即为二人之至友，如白行简为居易之弟，元稹、陈鸿均为居易之友；其次是元、白一派所作纪事诗，颇有与当时作小说的同用一题材，如白居易有《长恨歌》，陈鸿即有《长恨歌传》，元稹有《会真记》（《太平广记》作《崔莺莺传》），而杨巨源有《崔娘诗》，李绅有《莺莺曲》。

    现在且把唐初至元和的小说，列一简目，并注明见于《太平广记》之卷数以便翻阅，也可以窥见唐代小说是到中唐才盛行的。

    隋、唐间 王度《古镜记》（见第二百三十卷）

    唐初 江总《补白猿传》（见第四百四十四卷）

    武周 张鸾《游仙窟》（今从日本抄回）

    大历、贞元 沈既济《枕中记》（见第八十二卷）、《任氏传》（见第四百五十二卷）

    元和 沈亚之《湘中怨》《异梦录》《秦梦记》（见第二百八十三至二百九十六卷）

    陈鸿《长恨歌传》（见第四百八十六卷）、《东城老父传》（见第四百八十五卷）

    白行简《李娃传》（见第四百八十四卷）、《三梦记》（见《说郛》第四卷）

    元稹《莺莺传》（见第四百八十八卷）

    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见第四百七十五卷）、《谢小娥传》（见第四百九十卷）、《庐江冯媪传》（见第三百四十三卷）、《李汤》（见第四百六十七卷）

    唐代小说之分类

    关于小说之分类法，起源甚迟。因为当时人只知道提笔就写，替他们分类的，始于明人。罗列数说如下：

    （一）胡应麟之六分法（见《少室山房笔丛·九流叙论》下第二十九卷）

    1.志怪 《搜神记》

    2.传奇 《崔莺莺传》

    3.杂录 《世说新语》

    4.丛谈 《容斋随笔》

    5.辨订 《资暇录》

    6.箴规 《颜氏家训》

    由以上看来，可见胡氏对于小说二字观念之复杂。前三类尚是小说，后三类似不应列入，且所引例，也不限于唐人作品。不过因为是最先为小说分类的一人，故先引及之。

    （二）《四库提要》之三分法

    1.叙述杂事 《世说新语》

    2.记录异闻 《山海经》

    3.缀录琐语 《酉阳杂俎》

    （三）日本盐谷温之四分法（见《中国文学概论》中）

    1.别传 《东城老父传》《李林甫外传》《高力士传》

    2.剑侠 《虬髯客传》《红线传》

    3.艳情 《游仙窟》《霍小玉传》《李娃传》《会真记》

    4.神怪 《柳毅传》《非烟传》《南柯记》《枕中记》

    唐代小说，自元、白以后，何以竟至如此之兴盛。据日人铃木虎雄之解释，以为由唐之小说盛而演成叙事诗。其实我们的推测，正同他相反。就是到了此时，各种诗体均已作完，诗之地步臻于极境，乃在诗国以外另觅一个发展的园地。将诗的含义，用散文的体裁写出，于是乃由诗而变为小说。我们用这种解释说明唐代小说兴盛之故，想来不致大错吧。

    第四期 晚唐文学

    从宣宗大中以后直到唐末，这段时期，姑且定之为晚唐。我们可用对待中唐文学的眼光移来看这几十年的作品，大概不错。因为此时诗人文人的态度，均以对于元和、长庆诸公的向背而分他的派别，他们对于中唐作者，不是附和，即是反对。诗文至此，不过唐代之尾声而已。

    以文而论，中唐韩退之等化复为单，而此时学他的有孙樵、刘蜕、皮日休、陆龟蒙等人。杜牧虽未直接学韩，而气势颇相近。但同时又有一班专门做骈四俪六的复笔文章的，有号称三十六体之李义山、温飞卿、段柯古，他们又显然是与退之背道而驰的。

    至于诗，前人每以中晚唐并举，这实由于此时的诗人都逃不出中唐诸家之范围。且诗至此已成强弩之末；近体纷起，而作古体者绝少。要把他们分成数派颇不容易，现在仍旧以他们对于元和、长庆诸公向背的态度而勉强分之如下：

    功利派

    这派均属《主客图》中人物，从前早已讲过。他们作诗，颇以格律为重，大半都长于作五律的近体诗。此派以清奇僻涩为工。尤其是贾岛，他死得很晚，晚唐诗人均与他相见。又因科举试律之故，遂刻意讲求。晚唐人热心于科第，较从前更甚。试举刘得仁的诗为例。他说：

    “外族帝皇是，中朝亲故稀。翻令浮议者，不许九霄飞。”

    后来栖白和尚做了一首诗吊他，道：

    “忍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

    其他如李山甫因举选士不第，跑去帮藩镇为乱。又如许棠老而始第，他快活异常，自己说登第后筋骨轻健比少年更好，成名乃孤进之还丹。又如罗隐因不第，投奔吴越钱镠。其后南唐使者至吴越，钱问识罗隐否，答以不知，钱甚以为怪，使者回答说：“只因金榜无名，所以不知。”那时又有投卷之风，又如李昌符专作婢仆诗，因而成名。当时的诗人对于科举之眼红如此，所以无怪乎张、贾诗之流行而诗风之不振呵。此外，与张、贾立于反对地位的，有：

    词华派

    甲、杜牧 他的《樊川集》完全保存至今，晚唐诗人中他很负盛名。人每以二杜并称，号杜甫为大杜而牧之为小杜。他的诗词采华艳。当时有一位善于五律学贾岛的诗人喻凫，以诗见杜牧，他置之不理，凫出语人曰：“吾诗无绮罗铅粉，宜其不售也。”从“绮罗铅粉”四字中，可以看出他的诗格，又可以看出他与诸家的不同处。他的作品，文有《罪言》，赋有《阿房宫》，诗有《杜秋娘》。他不但不满意于张、贾，亦且不满意于元、白，完全为一无依傍之作家。他虽说词采动人，然而诗文均富有纵横之气，故能华而不缛，决不至于为辞藻所囿。以下再举一派专门以词胜者。

    乙、李商隐、温庭筠 这两位诗人所作，大都不脱宫体之意味。唐诗词采之胜，到温、李可谓登峰造极，直可称他们的诗为宫体之正宗，原出于李长吉。义山的七律颇能学杜，既不同于韩、孟之险怪，复不同于元、白之轻俗，更不甘为张、贾之僻苦，看来满眼都是“绮罗铅粉”，内容不外是闺情怨思，有时诗意不免为词所害，所以解义山《无题诗》的人宋以后议论纷纭莫定。飞卿虽专学长吉而加以变化。用比喻来说：长吉之诗，如满身珠翠见之于月下者；而飞卿之诗，则如满身珠翠之见于和风暖日中者。总之，他们都富有一种幽光冷艳的风格，不愧为唐诗别派。他们所擅长的诗体均为七古，李之七律较温为佳。此派诗到后来影响颇大，如昭宗时韩偓之专以描写宫闺为对象的《香奁集》，乃学温、李而变本加厉的。（后人有疑此集为五代人假托者，经清人震钧著《香奁集发微》考证诗中之背景，确为致尧所作无疑。）及至北宋初年，西昆体源出于李。两宋词人，亦每每学他，如北宋周清真、南宋吴梦窗均与义山脱不了干系。

    此时另有一派诗人，从来不大为人所注意，现在方有人研究及之的：

    皮日休、陆龟蒙 前者是湖北襄阳人，著有《松陵集》。后者为苏州人，著有《笠泽丛书》（“丛书”二字从此始，然与宋后“丛书”之意不同。）二人诗最有关系者，为同居太湖时诗咏太湖周围风景者。说到他们的根本思想，在唐代诗人中最为奇怪。前乎此王维、白居易好佛，杜甫晚年好道，均不出于哲理之外。而皮、陆的脑子中，竟满装着道教思想，他们作品中讲到服食修炼之处极多。此种思想，在唐诗人中极为少见，李白稍微有点痕迹。至于他们诗的来源，乃是学韩愈（唐人学韩至皮而止）。最显著的是句调之奇特，如五言每句总是以上二字下三字各为一节，七言乃以上四下三各为一节。至韩退之作诗，五言乃有“淮之水悠悠”，七言乃有“虽欲悔舌不可扪”等句子。此调皮、陆诗中倒可常时见到，如皮日休《缥缈峰》有两句为“恐足蹈海日，疑身凌天风”，简直是以上一下四各为一节了。又如陆之《和寄题玉霄峰》有句云“天台一万八千丈，师在浮云端掩扉”，第二句又以上五下二各为一节了。又如陆之《引泉》有句为“余来拜旌戟，诏下之明年”，这第二句实无异于文句。此风亦从唐人开端以后，宋人的变更加厉。皮、陆源出于韩愈还有其他证据。每个诗人作诗取字，必有一种路径可寻。比如韩诗用字光怪恢伟，乃从汉赋而来。退之志则孟子，文则扬雄，他显然受了子云不少影响。此时皮、陆不惟学到韩的本身为止，反学韩之所学者。如二人所选之字，多取《太玄经》中，那正是从扬雄那里学来的。以后学皮、陆的还是有人，学得最肖的有南唐之陈陶，他的近体诗颇有名。至宋则姜夔五古出于皮。宋末谢翱的五律最善学陆。这派诗人所走的是僻路小径，平常人是不大注意的，所以将他们的源委略加以上的说明。

    此外尚有专门学元、白的一派，内中又分旁支数起。

    元、白派

    甲、讽谏诗 以聂夷中为代表，他长于咏田家的诗，代替不平之农夫呼号。可以说他是唐代之关心于“农民运动”者，此种诗专学白居易之《秦中吟》等诗。

    乙、纪事诗 此类不多见，所用诗之形式，则为七古，如郑嵎之《津阳门诗》乃咏华清宫遗事，司空图《冯燕歌》描写当时一侠士，韦庄之《秦妇吟》写黄巢作乱长安女子被虏事。（但此诗早佚，虽吴任臣《十国春秋》亦不载。近世乃从敦煌石室中发现之。）此种诗来从白居易之《长恨歌》及元稹之《连昌宫词》。它的特点是诗而兼史，且为长篇，兼咏一中心人物，与西洋之史诗略略相似。

    丙、通俗诗 此种诗绝对不避俗字俗句，求老妪能解。以罗、杜最擅此道。（唐末“三罗”齐名，即罗隐、罗虬、罗邺。此处指罗隐。杜乃杜荀鹤。）此派诗最新浅易读。

    此外还有一派，乃宫词之变体。自中唐王建作宫词，同时有王涯亦能之。其后曹唐《游仙》、胡曾《咏史》及罗虬《比红》及以后之和凝《官词》，与花蕊夫人之《宫词》皆为其流裔，乃由“附庸蔚为大国”了。

    唐词

    唐代的诗人最多，唐代的诗风最盛，而唐代的各种诗体都完备。到了晚唐几乎再也作不出更好的诗出来，于是乎有一种应运而生以代替诗之位置的新文体产生，这就是词。

    诗与词不同的地方为长短句，而句有固定句法；其次是古诗不能歌唱，乐府诗却可入乐。唐及五代的词，更替代了乐府的地位，都是可以“被之管弦”。（词至宋以后，也不能歌唱了。）

    若照以上所举两个标准，即长短句之能唱者以评衡古句，则词之起源颇不始于唐代。六朝人诗之近于此体裁者，最著的为鲍照之《梅花落》《代夜坐吟》，梁武帝之《江南弄》《春晴》，陶弘景之《寒夜怨》，徐勉之《迎客》《送客》，王筠之《楚妃吟》，徐陵之《长相思》。所以毛西河以词托始于宋代，这话大致可信。且举鲍照之《梅花落》如次：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到了隋代，此类长短句之诗渐多，盛唐以下更不少。平常人谈到最早的唐词，而又最为人所传诵者，莫不举李太白之《菩萨蛮》及《忆秦娥》二首。这两首词作得极好，但是否出于李白之手，实属疑问。比如五言诗托始于苏、李，那诗倒也作得不差，但不是苏、李所作的。最初怀疑李词的人是胡应麟。他说李白不屑为此，又谓此词虽工丽而衰飒，详其意调，绝类温方城所作。胡氏的话，约略可信，因为此词的风格很像温飞卿。再则《菩萨蛮》调子，是中唐以后才盛行的，而飞卿又以善作《菩萨蛮》著名。

    太白为盛唐人，若谓盛唐无可信之词，则又不可。最显明的如唐明皇之《好时光》，其词如下：

    宝髻偏宜宫样。莲脸嫩，体红香。眉黛不须张敞画，天教入鬓长。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

    到了中唐以下，词体便渐渐加多，如张志和之《渔歌子》，以后如白居易之《忆江南》、刘禹锡之《潇湘神》，都是极负盛名的长短句。

    词体既盛于中唐，而讲词的每以晚唐为词之正式成立时代，这由于晚唐以前无专门的词人。以数量而论，不过每人有几首作为诗的附庸的小词。专以作词成家，复有词的专集的，不得不推晚唐。讲到千古词人之祖，自然要落在温庭筠的头上来了。他的相貌极丑，外号温钟馗，然而他的词正与他的容貌成反比例。他的词集，自宋以后见于著录的，有《金荃集》与《握兰集》，可惜后来竟散失了。二集现在虽不得见，幸而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倒保存了六十六首温词。（今人朱古微先生所刻《彊邨丛书》中收《金奁集》，题温飞卿作。但过细看来，其中竟杂有韦庄、张泌、欧阳炯诸人之词在内，此集恐非原来之书。）温庭筠的词，最有名的为《菩萨蛮》与《更漏子》，其实皆为宫体之流变。自从飞卿以后，唐代的词人渐多，如皇甫松（子奇）、韩偓（致尧）与张曙（阿灰）各人都有相当的成就。

    词体究竟从何而来？从宋后人所称的“诗余”的名字看来，词乃由诗蜕变而成，这是无足讳言的，尤其是从乐府变来。乐府诗之所以异于古诗，是一面有词，一面又有声，其中又夹有有声无词之“泛声”（或谓之“和声”）。其后将泛声填以实字，乃成为词。可见词之成立，乃将乐府中文字之范围放宽，更进而侵占之一部分。大抵“泛声”填成实字之日，即词体正式成立之时。这话从前有朱熹及沈括都已说过，大概可信。

    唐及五代之词，多系小令。北宋时慢词方才发生，何以唐代小令独盛？这就可以用词本由绝句变来去解释。现在考最初的词，非由五绝变成，即由七绝变成，痕述甚为显然，如《南歌子》与《生查子》即由五绝变成，至于由七绝变成的，就有白居易的《忆江南》及刘禹锡的《潇湘神》及诸人之《浣溪沙》，又如《浪淘沙》之名起于刘禹锡，纯为七绝诗，至李后主就把它变成词调。可见最初之词，乃将五七绝增减而成，这也是不可磨灭的事实。

    唐代文学批评

    从前曾经说过：每当文学极盛时代，批评之风亦极发达。如齐、梁文学茂美，同时产生《文心雕龙》和《诗品》两种不朽的批评名著。假若用这个例子去推测唐朝批评界的情形，几乎适得其反。唐代的诗文，如日中天；而论文之著作，竟寥若晨星。所以后人都说唐人只知作诗，而宋人才专门出来替唐人作诗话。不过这层还须考虑。我们不能因为唐代的文学批评著作流传于现在的绝少，就贸贸然断定唐人文学批评之风不盛。如谓不然，请翻开《新唐书·艺文志》总集之末所排列的唐代论文专书，便可知唐代论诗者纷纷不少，其目如次：

    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二卷。元兢《宋约诗格》一卷。昼公《诗式》五卷，又《诗评》三卷。王起《大中新行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炙毂子《诗格》一卷。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李洞集《贾岛句图》一卷。张仲素《赋枢》三卷。范传正《赋诀》一卷。浩虚舟《赋门》一卷。倪宥《文章龟鉴》一卷。刘蘧《应求类》二卷。孙郃《文格》二卷。

    以上共计论文家十六人，书十七种。其中虽有几部不免带有讲文法的色彩，然总可算具体而微的批评之作。现在我们见得到的，只有昼公（释皎然）的《诗式》一种了。而此仅存之一部唐人论文著作，远不及《文心》与《诗品》。他徒谆谆在形式上去讲求，殊不知唐诗之妙处，并不是只靠形式的。

    假使要编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各朝均容易收辑材料，只有唐代较感困难，因为当时论文书籍都未能流传至今。如日本之铃木虎雄著了一部《中国诗论史》，他的次序是从周讲起，到六朝以后便接住明朝讲下去，中间丢了唐、宋六百年间不说，只提了几句。殊不知唐代论文专书，现今虽不可得见，而唐人关于批评文学的意见，散见于各种文体中的很不少，若肯过细去搜辑起来，材料颇觉丰富。现在略举收集此类材料之途径如下：

    （一）史论 如《南北史·文苑传》与《隋书·文学传叙》等。因为这几部史书之编纂者，均为唐人，可看出初唐文人对于文学批评之意见。

    （二）诗 如李白之《古风》、杜甫之《偶题》及《戏为六绝句》、韩愈《荐士诗》及白居易《寄唐生》，对于前代及并世人，每有极精到之批评。

    （三）书札 如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白居易《与元九书》、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四）传志 如元稹的《杜工部墓志》、李阳冰的《李白墓志》、韩愈的《孟贞曜志》与《樊绍述志》。

    （五）集叙 如李汉的《昌黎先生集叙》、杜牧的《李长吉诗集叙》。

    （六）杂文 如李赞皇的《文章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从以上看来，便知唐人论文，虽无专著流传至今，而此项材料却不少。研究唐代批评文学，最应当着眼的，是看他们转变风气的地方。唐代文人，一方面结束六朝以前，一方面又开启宋代以后。此朝实为中国古今文学变化之枢纽。

    注释

    [1]此处原文缺字。————编者注

    [2]此句实出自白居易《题浔阳楼》。白居易推崇陶渊明和韦应物，在本诗中评曰：“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