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唐代文学

    总论

    唐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这一代文学的范围极其广大，可以说是古今文学的一个转折的时期，它结束了由周至隋的旧时代，而开创了由唐至清的新时代。虽说为时不过三百年，但文学的情形却十分复杂。且先把它的各种特点提出来讲一讲：

    （一）文人数量之激增 提及唐代文学，我们便联想到唐诗。单就唐代诗人的数目，大约来计算计算，宋人计有功作《唐诗纪事》时所采录的就有一千零五十家，到了清康熙时所辑的《全唐诗》，入选的约计二千二百家。平均说起来，唐朝每年都有七个诗人产生，至于其他作家尚不计算在内。

    （二）各种文体之完备 前代所有的各种文体，唐代都保全了，而且又开创了几种新文体。以下分别说明：

    甲、诗 汉、魏、六朝的古体诗，在唐代还是盛行，此外更加了一种近体诗。除了五言诗以外，七言诗更非常兴盛。

    乙、词 唐代为词的萌芽时代。虽世传之李白的作《菩萨蛮》不可靠，但到了白居易之作《忆江南》，刘禹锡之作《竹枝词》及《潇湘神》，总算为由诗入词之过渡作品。至唐末温庭筠更为填词的大家。

    丙、赋 律赋始于唐人，与汉赋、六朝人赋不大相同。

    丁、文 无韵之文，唐代作家更多。随便翻开《文苑英华》与《唐文粹》之类来看，质与量均不弱于他代。宋以后所说之古文，亦由唐代韩愈、柳宗元而起。至于骈偶的文章，自有李商隐、段成式等推波助澜，以后他们又被推为后世所称的四六文之祖。

    戊、小说 唐代文人，多半把他们的空闲时间来做小说，实开宋、元短篇小说的风气。如沈下贤、白行简、元稹等，均为短篇小说之能手。凡唐人所作流传至今的《柳毅传》《霍小玉传》《虬髯客传》等篇，都是很幽美动人的作品。

    （三）风格之特殊 唐代文人，只要成为大家，莫不具有一种特殊之风格。如杜甫与李白虽同为诗人，都各有其独到之处。韩、柳与温、李虽同作散文，然前者则醇古有致，后者又工致绝伦。

    （四）思想之复杂 唐代文人，大半是自由思想者，毫不为一家成见所拘束。如杜甫的思想，出入于儒家、道家之间。李白不惟有道家与神仙家思想，且受景教的影响。王维与白居易很相信佛教。至于皮日休、陆龟蒙简直有道教的思想。诗人思想派别之复杂，可谓达于极点；正惟因其思想之复杂而不受拘束，所以能成其为伟大。

    以上所说的，只是唐代文学的几种特点，但是构成这种种特点的原因在哪里呢？

    （一）政局之统一 统一南北朝的为隋代。承隋之后，而规模更见宏大的，便是唐代。此时南北思想打成一片，故文学上绝无南北的界限。在唐朝以前诗人的籍贯，南人较北人的数目为多。但到了唐朝，北方的诗人，反而比南方的多，如唐初的四杰，王勃是龙门人，杨炯是华阴人，卢照邻是范阳人，他们都是北方人，只有骆宾王为义乌人。又如温庭筠是太原人，李商隐是河北人。其他北方著名的诗人尚不少。可见当时是无南北的界限的。

    （二）交通之便利 不但南北的界限至唐代而消灭，就是东西的界限，也至唐代而推广。当时由天山南路以通西方印度、波斯、大食等处。这是由于李渊起家在陇西成纪，与胡地相近，立国后对于东西门户，完全开放。因为当时亚洲的文化除印度以外，只有中国最高，所以东西各国，如日本、高丽、波斯、阿拉伯的人，都相约而来。而且唐代的用人，完全注意人才，无国界的限制，外人取功名的亦不少。因为唐代文化的远被四方，所以外国人至今日尚有称中国人为唐人的。我们可以说唐代不只可以代表中国之文明，且可以代表亚洲之文明。因政局一统与交通便利，就发生以下两种情形：

    甲、学校 当时学校制度即已盛行。太学学舍竟有千二百区，同时听讲学生，竟有八千人之多。新罗、高丽、百济、高昌、吐蕃等国，均派有子弟来留学，日本人也从那时学了许多中国的文化过去。

    乙、宗教

    1.佛教 贞观时，玄奘法师留学印度，法相宗因此传入，密宗亦在唐时传到中国。

    2.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起源约在隋代，然传至中国最早时即在唐代。

    3.景教 当贞观时，景教由波斯传入中国，此教即耶教之一种，当时被称为波斯教，因波斯为大秦所灭，故又称之为大秦景教。（郭子仪曾将其私宅捐为礼拜寺。）

    4.祆教 即拜火教。此教以火为光明之象征，拜火即崇拜光明之意。亦由波斯传入。

    5.犹太教 后又称之为挑筋教，盛行于开封一带。

    6.摩尼教 亦从波斯传来。

    此外尚有一种中国本来的宗教，在唐代被立为国教的道教。唐代皇帝姓李，自以为是老聃的后裔，乃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但唐代绝不因自己崇拜道教之故，而摧残别的宗教。当时信仰极其自由，并且每种外教传入之后，还受唐代法律的保障。

    （三）君主之提倡 唐代的君主能作文章的颇多，如太宗、玄宗等尤为杰出。太宗时召集一班有文才的人，名之曰十八学士，如虞世南、欧阳询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在他的敕修的《晋书》之内，他很崇拜陆机的文学，与王羲之的书法，所以《晋书》中的《陆机传论》及《王羲之传论》，都是出于唐太宗的“御制”。

    （四）选举之影响 中国选举的制度，隋代实是一个转机。以前所通行者为荐举：先由州郡选好以后，再进之于朝堂。但是流弊甚大，自晋、魏以外，选举差不多是以门户做标准的，只要翻开《南史》《北史》一看，凡九品中正之选，南朝人不是姓王便是姓谢，北朝人不是姓崔便是姓卢；至于寒门微族，被选的希望绝少。至隋文帝大业时，方废除门户而改用科第制度。到了唐代，仍然因袭此制，不过考试的科目更加繁多。唐代科举，竟有数十种，最贵者有秀才、进士、明经几种。唐人取明经考试时，用帖经之法，颇浅薄可笑，所以唐人的经学不甚发达。而且在唐人的眼光中，把明经科看得不甚重，当时士人都以得中进士科为荣。即如孟郊、贾岛诸人的诗中且以进士落第为莫大憾事。韩愈作诗诫子，也谆谆望他们后来取得一官半职。于此我们可以说唐人作诗的动机，或者不如宋人的纯洁，因为他们都是有所为而作的。不过这种原因，倒未必尽然。唐代考试用诗赋，不一定开国时就是如此，最初考秀才、进士、明经三科，皆用策。至高宗永隆二年（六八一）考试，才用箴、铭、论、表等杂文；至武周垂拱元年（六八五），又改用赋。到了开元七年（七一九），才正式以诗取士。那时用的是排律诗，虽说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湘灵鼓瑟》）、崔曙的“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明堂火珠》）等名句是从考试进士中得来的，然而可惜唐代的两位代表诗人————杜甫与李白都并不是进士及第。

    （五）生活之繁丰 唐代门户大开，以致国中五方杂处。许多从前没有的宗教，未见过的外国人，都从外面输入。当时又承隋代统一之后，武力文治，都臻极致。人民生活在这样太平的新时代，对于优美的人生，定是用一种享乐的态度，至于生活之丰裕，自不待言。

    （六）外乐之输入 每代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多少不免同音乐脱不了关系。唐初音乐名目颇为复杂，有俗乐、雅乐之分。又从西域如龟兹、疏勒、印度等地输入了新的调子。故七言乐府，在唐时很盛行，如什么《伊州曲》《凉州曲》《渭州曲》都是在与外族毗邻的境界中，受“胡乐”的影响而产生的。

    唐代文学分期说

    论到每代的文学分期法，本来是一件极勉强的事。就唐诗来说吧，前人多分为初、盛、中、晚四期。但是有些诗人，不知究竟要分在哪一期才好，即如杜甫，他本来生于睿宗时，而死于大历中，若举他来代表盛唐，但是他有许多好诗大半是到中唐时所作；又如钱起为大历时诗人，足可以代表中唐，但是他是天宝十年（七五一）的进士，在当时已很享盛名。可见这种人工分期法，是极其牵强的。但为讲述便利计，却又未能免俗呵。

    现在且把从前人对于唐代文学的分期法，列举如下：

    （一）三分法

    甲、姚铉（见《唐文粹》）

    第一期 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

    第二期 张说“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颋“继以宏丽，丕变习俗”。

    第三期 韩愈“起绝群流，独高邃古”。

    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宋人与唐人论文之眼光完全不同。唐贞元以前论文的眼光，还是用的六朝人的，而宋人论文的眼光，乃用唐人元和以后的。

    乙、宋祁（见《新唐书·文艺传序》）

    第一期 高祖、太宗“江左余风” 以王勃、杨炯为代表。

    第二期 玄宗“崇雅黜浮” 以张说、苏颋为代表。

    第三期 大历、贞元“法度森严” 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

    照宋祁以上所分，是以无韵文为主体，但诗之变化，不一定受此影响。

    丙、严羽（见《沧浪诗话》）

    一、汉、魏、晋与盛唐 （开元、天宝之间）“第一义”

    二、中唐 （大历以还）“第二义”

    三、晚唐 “声闻辟支果”

    严沧浪以禅理喻诗，他生在南宋，他颇不满意于北宋人之一心揣摩韩愈而抹杀其他作家。他力矫此弊，所以发出这种议论。照他的说法，韩愈已打入第二义以内去了。

    （二）四分法

    甲、杨士弘（见《唐音》）

    一、始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二、正音（由王绩至张志和）

    三、接武（皇甫冉至刘禹锡）

    四、遗响（贾岛至吴商浩）

    乙、高棅（见《唐诗品汇》）

    一初

    二盛

    三中

    四晚

    既明知分期之不当，但为讲述的便利起见，姑且暂定标准如下。

    第一期初唐（六一八至七一二） 高祖武德元年起。

    第二期盛唐（七一三至七六五） 玄宗开元元年起。

    第三期中唐（七六六至八四六） 代宗大历元年起。

    第四期晚唐（八四七至九〇七） 宣宗大中元年起，至唐亡。

    第一期 初唐文学

    在每次开国时期的文学，它的变迁决不如改朝换代之显著。而且新朝之初，与旧朝之末的文人，到底还是这一班人。如魏黄初的文学，是建安之余绪。宋初文人，尚有十国之遗老。可见开国时文学的趋势，一方既然保存着前代旧的体格，一方还要另外创造些新的花样。唐初的文学，当然不是例外。据《唐书·文艺传序》里说：

    “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但是在姚铉的《唐文粹》的序上说法又不同。他说：

    “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

    其实以上两种说法，本是相反而又是相成的。《文艺传叙》从保守旧的文学一方面着眼，所以举唐初四杰为代表。《唐文粹序》从开国后革新文学一方面入手，所以举陈子昂为代表。以下再分开来说明：

    （一）齐、梁派 唐太宗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他曾亲为晋代文人陆机作赞论。他很喜欢作宫体艳诗，颇引起虞世南的正言谠论。然而虞世南虽知劝人，到他自己名下作起诗来，仍然不免是“靡靡之音”。唐太宗虽然赋有文学天禀，他又开文学馆召集当时一班有学问的人，名曰“十八学士”。这些人都是陈、隋遗留下来的；里面有政治家，如房玄龄、杜如晦等；有经学家，如孔颖达、陆德明等；有史学家，如姚思廉等。只不过有一个蔡允恭入了《唐书·文艺传》，倒可称为一个十足的文人。但是其余的虽与唐初政治与学术大有关系，但对于文学上的影响，实在并不甚大。所以谈到初唐文学，应当注意的，当在高宗以后，且略举几个最著名的文人如下：

    一、上官仪 他是此时代表齐、梁派的第一人。他是贞观初年的进士，在当时极负盛名。他的诗被人传诵的秀句，有“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等。这种当时所谓“上官体”诗的趋势，不外乎声律调协，及对偶工稳。说到对偶，且看《文心雕龙·丽辞篇》也不过举四种，如什么“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至于上官仪又弄出六对、八对的名目。他所说的六对，就是：（1）正名对，如“天地”对“日月”；（2）同类对，如“花叶”对“草芽”；（3）连珠对，如“萧萧”对“赫赫”；（4）双声对，如“黄槐”对“绿柳”；（5）叠韵对，如“彷徨”对“放旷”；（6）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他所说的八对：（1）地名对，如“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2）异类对，如“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3）双声对，如“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4）叠韵对，如“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5）联绵对，如“残河若带，初月如眉”；（6）双拟对，如“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7）回文对，如“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8）隔句对，如“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对偶的分类竟如此之麻烦，恐他自己提笔时也未必能完全记得呵。

    唐自开国以后，本袭江左余风，又加以上官仪之推波助澜，时尚较前尤为绮丽，他的孙女婉儿后来在武周时也掌握文学的权衡。她的作品及对于文学的见辞，却是承袭她的祖父而来的，当时一般人的风气，当然可以想见了。

    二、沈、宋及四杰 诗之分为古体与近体，始自初唐，而沈佺期与宋之问即被人称为律诗之祖。自从王融、沈约一班人创为四声之说，以后诗的声律的限制，较前为密，但是沈约等自己创立的规则，当时却未必能完全遵守。由古体诗演进到近体诗的途程中的一种过渡的作品，近人王壬秋把那吟作新体诗。自沈约以后，一直至初唐，此风总未改变。直到沈、宋出来，才把真正的律诗的格式树立起来了。究竟新体诗与真正律诗之分别又在哪里呢？看《谢灵运传论》说：“前有浮声，后须切响。”这岂不是明明指的平仄而言？如“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即属此例。《文心雕龙·声律篇》中飞沈之说，可举“辘轳交往，逆鳞相比”二语来说明律诗的真相。律诗的平仄如下示：

    第一，律诗要有周期。满了四句，又周而复始，此即谓之“辘轳交往”。第二，律诗的平仄相间，两平两仄，相排而下，故谓之为“逆鳞相比”。真正律诗的格调，必要合乎上述两个条件。至于所谓新体诗，不过声调和谐，顶多能做到逆鳞相比一项。例如薛道衡的《昔昔盐》：“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

    以上所举的诗，还谈不到辘轳交往。到了唐初，此风尚未改变，即到沈、宋出来，律体方正式成立。随便举他们的律诗来作例，如沈佺期之《杂诗》：“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此种律诗的格词一成，与当时的绝句及考试的试律诗均有关系。绝句乃以四句为一周期，五七律诗增至八句，分为二周期。至于当时试律，更增至十二句，乃至成为三周期了。

    更奇怪的，就是当时及以后所作的古诗，亦几与律诗同化，如张若虚所作的《春江花月夜》，以古体诗而夹着许多律诗的句调在里面。

    律诗发达的次序，是先由五言而起的，由五言再进而为七言。

    四杰乃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虽非律诗之倡始人，但在当时的名声，及被盛唐时人所称述，更较沈、宋为高。四杰的文集，至今尚存，可惜沈、宋的多已散佚了。这四位不消说是齐、梁派中之健将，不惟作诗负盛名，即骈文亦华赡可观。他们大半是学庾子山的。他们的才调纵横，气象亦甚阔大，虽为后来复古派所讥评，但大诗人杜甫等对于他们也有相当之敬意。在他的《戏为六绝句》中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当时的诗的形式，是格律化。但是内容较前代怎样，趁此说明如下：

    一、宫闺 这完全是承江左之余风，乃六朝宫体诗之一种变相。初唐诗人，多少总与这方面脱离不了关系。

    二、边塞 唐代武功，炫耀四方。所以歌颂战功的作品很多，同时又有许多非战思想的文学出现。

    三、玄谈 在前有鲍照《行路难》之类，诗中陈说许多玄理。此时不过易谈玄之五言诗为七言或杂言。自武周以后，七言名家很多，四杰之外，如刘希夷、张若虚、李峤等，都是长于七言的。在武周以前，七言诗多属短篇，如乐府诗《行路难》之类，到武周后长篇始出现。这里举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来说明。

    《春江花月夜》，原为乐府诗，由陈后主造题，与《玉树后庭花》《堂堂》等同调。陈代歌词，可惜而今不见。现在此词可见而又最古者，是为隋炀帝所作。其词为：“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新奇可诵，但只有五言四句。即至张若虚作此题时，洋洋长篇，极诡丽恢奇之能事，满篇富有玄理，而毫不觉沉闷，如“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谁能举出答案？此外又如刘希夷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李峤之“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都是带有玄理的。

    可是此派的作家，我们虽暂定名之曰齐、梁派，其实与六朝不同之处有最显著的几点，就是较之从前词句更加长密，律调更加谨严，而文气亦更加壮盛。

    （二）复古派 这差不多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每朝的文学运动达到极盛的时候，同时必定生出一派反动思潮与之对抗。或许这正是一种好现象，因为大家倒不必同齐逼上一条路上去走。唐初文学，沿江左余风，最早对于六朝艳体生反动的，要算虞世南，他劝太宗不可作宫体诗，但他的话在当时毫未发生效力，即他自己作的诗，也不脱齐、梁圈套。

    在贞观时，十八学士之一姚察的儿子名叫思廉的，继续他的父亲未竟之业修梁、陈二书，传论多用单行直叙，远宗《史记》派之单笔，与《晋书》等之宗《汉书》用复笔的大不相同。这是一位初唐时散文中复古派之代表。

    作诗与当时潮流反抗的，最初有王绩（字无功），现在还有他的《东皋子集》传于世。他的诗，多属于赞美自然，清微冲淡，风格极似陶渊明。他对于当时诗人的脂粉习气，丝毫也不沾染。但是他自己尽管这样做下去，对于当时一点儿影响也没有。一半固然由于积习骤难打破，再则由于他是入《隐逸传》的名士，当时交游不广，所以不能形成一种改造的风气。

    以上一位史学家与一位隐逸诗人，虽有心复古，但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对于当时并未发生什么影响。最先把复古的旗帜张展起来的，还要让到武周时的陈子昂，以后韩愈不是明明称颂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吗？

    陈子昂，字伯玉，四川射洪人。相传他原来默默无闻，他用了千金的高价把当时人很注意而不敢买的长安市上的胡琴买回家去，许多名士都欣然被请去听他弹弄；不料他突然将此乐器摔在地上，立成粉碎状，当众人齐声叹惋之时，他却大发牢骚，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比胡琴还珍贵到十分的诗文上面去。他趁此机会将他的文集散给大众，于是一日之间，各满长安。从这个故事看来，他兼能诗文，不若姚思廉之只能作散文；他善于做一种革新文学的运动，不比王无功之只留作自己欣赏。

    他所作的极有名的《感遇诗》三十八首，是学正始中阮籍的《咏怀诗》。他所作的五古，多属单笔，然而作起律诗来，还是遵守当时的体制。他不惟作诗改变风气，即散文亦然。在武后时上书言事，完全带建安文人的风格。所以我们在今存的《陈伯玉文集》中，读到他的论事书疏，皆疏朴古茂，毫无华饰。然而他所作的贺表及序之类，仍然是用复笔作的。总之，他是一个有意复到建安正始的时候的文人。他之所以为韩退之所佩服，就是因为他们的文都是主变，而且以起衰为原则的。但子昂的诗，却能在当时树立一派。至于改变散文的风气，到了元和韩退之的时候，才能算正式成功，此时不过发端罢了。

    唐代两个复古的诗人，陈子昂与李白都同是蜀人。

    第二期 盛唐文学

    唐代固有的文学到了此时，才一齐正式成立。略比于从前汉武帝时代。实为唐朝文学的最高顶点。

    让我们假设一种走路的比喻，来说明此代文学的趋势，当更得到一种明了的观念。

    先从初唐讲起吧：那种雕琢藻绘的姿态，若以境界而论，倒像琼楼玉宇，深闺重闼。我们试读宫体与律诗，仿佛在闺阁中拜见满身珠翠的千金小姐一般。到了盛唐他们经不惯房帏的掩闭，于是走到康庄大道，乘着高车驷马，尽驰骋之能事。后来谁不佩服李、杜二公之诗境壮阔，旁若无人呢！可惜大路虽宽，现已被人走过，于是另外又有一些人，觉得深闺太拘，而康衢又太阔，反不如桓盘于花园果囿，优游卒岁；或竟至往来于鸟道羊肠，铤而走险。前者是大历十子，后者乃元和诸公。这岂不是中唐的一幅绝妙写照吗？在中唐时期另外有一班人，因为无论大路小径，坦途险道，都已被人走尽，他们不得不再觅他种方向，不得已拣择一块旷野平原，信步盘旋，这就是妇孺都解的元白诗所到的境界。凡是真正特立杰出之人物，决不屑走人家已走过之旧路。先是走窄路，渐走到宽路，又转到窄路，又跑到宽路，但是不幸而陆地上的路都已有人迹之时，于是不得不舍陆而涉水，舍车而乘舟了。到了晚唐五代，大家觉得好诗已被前人做得差不多了，所谓“诗余”之词，乃不得不应运而生，这正犹如一般人颇以陆行为厌倦而另寻水路一般。

    开元、天宝之际，可说是唐代极盛的时期，也可说是唐代极衰的时期。无论极盛极衰，都是为不朽的作品造种种机会。前章早已说过，唐代文学之发展，与当时科举颇有关系。因科举而使唐代的诗人激增，虽说不是唯一的原因，却是最大的原因。且将开元、天宝两榜进士的名单节抄如后：

    甲、开元中进士之兼为诗人者，计有：

    张子容 李昂 王冷然 刘慎虚 王湾 崔颢 祖咏 储光羲 崔国辅 卢象 綦母潜 王昌龄 常建 贺兰进明 陶翰 王维 薛据 刘长卿 阎防 梁肃 李华 萧颖士 邹象先 李颀 张 薛维翰 万楚 葛万 丁仙芝

    乙、天宝中进士之兼为诗人者，计有：

    岑参 张谓 杨贲 包何 包佶 李嘉祐 钱起 鲍防 张继 元结 郎士元 皇甫冉 皇甫曾 刘湾

    我们看完上表，所得结论有二：

    （一）进士中尽有大诗人在内，如王维、李颀、储光羲、崔颢、钱起，等等。

    （二）再从表外去一想，如与王维齐名而又为王所佩服之孟浩然，他的名字并不见于此表中。至若世人所盛称的诗圣杜甫、诗仙李白也是榜上无名。李白功名心虽淡，而杜甫则屡试不第。于此可见科举虽可以开通风气，然有少数杰出之士，决不为风气所囿而埋没其独立的志趣。我们可以断定说，科举可得人才，而未必能得天才。

    除了诗人的数量当此时较为激增以外，还有几种特点：

    （一）各极所长 前乎此的诗风，如初唐诗人所表现的，论形式则以七古与五律为最多，谈内容则多描写宫闺情绪。他们的面貌，大抵相似，还没有专门擅长某种体制的诗人出现。到了此时，风气较前不同。各个诗人，就其性之所近，对于各种体制，都有特殊的专长，至于做到各体皆美的诗人，仍极少，因为天才实均有所偏至的缘故。

    论到五古，李白不能不首屈一指，储光羲亦可称为大家。七古与歌行，仍然推太白为第一人，如李颀、岑参、高适辈，亦属此中能手。再说近体诗吧，王维、孟浩然的五律，实能出色当行。崔颢、王维与李颀的七律，委实令人难及。善于五绝的除王维外，还有裴迪等人。善于七绝的，更不能不推李白与王昌龄及王之涣呢。他们中间还有一个怪杰，几于各体皆备，而且各体皆好的，舍了杜甫还有谁呵！

    （二）题材繁复 初唐诗人，承袭六朝以来遗风，诗的境界更加狭碍，所以他们描写的对象，每每为宫闺所拘囿。到了盛唐的诗人，取材便开展得多了。此时不惟内容改变，即声调亦多与以前不同，如作歌行并不用律调，他们的分派，如太白东川之诗，每多参入玄理，前者更杂以神仙家之言。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诗，极负盛名。还有一个田园诗人储光羲。至若岑参与高适，最长于边塞之作。临到杜甫，更好于诗中大发其议论，实为诗之散文化的鼻祖，他又以诗记载时事，所以后人把他叫作“诗史”。

    （三）学古途广 文学最后的目的是创造，而最初总不出于模仿，尤其是在重视师承的古代诗人。他们的诗出于从前某家，其中每有线索可寻。初唐诗人所取法的古人，寥寥无几，而且限定极出名的诗人，才用来做模范。如建安正始的诗人，除陈子昂仿阮嗣宗的《咏怀诗》外，简直没有被唐初的诗人学步的资格。到了盛唐，他们作诗的题材既阔大，所以被模仿的古诗人的时代也延长，数量也加增。而且在当时，或以后不大为人所重视的诗人，也被此时人用来奉为圭臬，且发扬而光大之。如陶渊明与鲍照，前者的诗入文选的只八首，而后者又被人惋惜为“才秀人微，取湮当代”。曹操诗且被《诗品》列入下品，在齐、梁时学阮籍的，只有一个江文通。大谢虽称雄一时，然其诗颇难作，而且难懂，从前学他的也不见多。到了盛唐时，差不多自建安以后的，无论有名无名的诗人，都有被他们学步的资格，而且有时故意检取当时不为人所注意的诗人而取法之。推移时尚，以造成一种风尚。以下略举盛唐人学古之一斑。

    杜工部之五古，当以《北征》《咏怀》和《三吏》《三别》为主，其得力处为曹操之《薤露行》与《苦寒行》，以及蔡琰之《悲愤诗》，实为杜诗所自出。至其五律，当以《秦州杂诗》为主，那些诗的渊源，是从庾子山的《感怀诗》二十七首出来的。（唐初未尝没有学庾子山的，但只取其浓艳而遗其感慨之处，惟杜工部不如此。）他的山水诗兼学大谢、小谢，颇能得灵运之雄厚而兼玄晖之明秀。次如李太白之《古风》五十九首，很可看出他从建安曹、刘直学到阮嗣宗的《咏怀》。他的山水诗又学谢朓。至于他的《蜀道难》《远别离》等与李东川之《杂兴诗》，则皆学鲍照之《行路难》。还有学陶渊明与二谢，尤其是小谢而为山水诗的，便是王维与孟浩然。学陶渊明的农家诗而喜咏田园的，便是储光羲。唐代学陶的还有几人，但以储氏为最肖。其他诗人，均各有其师承，以上不过略举数例而已。

    于此可见他们学古的途径之广。齐、梁以来，被湮没的诗人与诗风，于此尽皆复活起来，而且真正的唐诗，亦于此时方能算正式出现。

    李白与杜甫

    唐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唐诗又是唐代文学中的精华，而李白、杜甫又为唐代诗人之代表作家。自来谈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没有不推尊李、杜的。不过在我们未讲此题之先，须将一般人对于李、杜比较的种种观念之不妥当的略加辨正。

    （一）根据于地理的 以杜代表北方诗人，因为他家于河南巩县，住长安也很久，所以他的诗颇偏于写实一方面，这是北方诗人的特色，又以李代表南方诗人，以为他生于四川，后又到了湖北。所以他的诗很偏于浪漫一方面，这是南方诗人的特色。这种议论，尤以日本人之研究中国文学者为尤甚，如笹川种郎之《中国文学史》便主此说，近来颇影响到中国作文学史的人。以地域关系来区分文学的派别，只有在交通不便，政局不合，如南北朝、五代等时代尚可适用，到了唐代，文学早已没有分南北的界限了。

    （二）根据于思想的 又有人以杜甫的人生观代表儒家，说他的作品，句句都不离社会，而以李白的人生观代表道家，因为他的诗大半有超脱人世之感。这话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杜甫的思想，也并不是儒家可以包括的。至于太白之尚理想，崇虚无，诚然带有很浓厚的道家色彩；至于他的种种飞升远举之想，那是属于神仙家的，而且不免方士化了。其实太白又何尝完全抱着出世之想呢？人们总不能离弃社会而独立，惟其责望于人世者越大，故其对于世间之失望也越甚。到了不能“兼善天下”之时，只好逼上遁世的一条路上去。他的超出世间的思想，完全是由于他不能忘却世间的苦痛。如古之屈子、阮生均属此类。何况太白自幼便富于纵横之志，后来到处都不得意，精神渐归郁结。可见李、杜二人的思想，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分歧之处。

    他们真不愧为千古的大诗人！决不易受时代及环境的影响。虽说他们在诗国的成就最伟大，但均不得意于当时之科举。他们都不是进士，他们的友谊虽然很浓密，但对其文学的主张毫不妥协。他们都能摆脱当时及从前被齐、梁所拘束之风气，各自寻找途径，出全力全智，去造就他们的艺术之王宫。

    因为他们所走的路不同，我们更有比较二者之必要。大约言之：李白主张复古。他偏偏肯把他的旁逸斜出之天才，安置在古人已造好之模范以内，可说当得起建安以来古诗之一位结束的人物。杜甫主张革新。他的诗真是无所不学，但同时又能无所不弃，也不愧为元和以后诗风之开山师祖。先讲李白：

    我们万不料这位被古今一般人目为大才横绝的太白，竟给我们派他一个复古派的健将的徽号，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太白之前的诗家而倾向复古的人，尚有如陈子昂、张九龄、孟浩然等人。可惜他们的天才均不及太白的伟大，所以成绩不大好。至太白便不同了。他有时颇以复古为己任而且自豪，他曾说过：“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他又以为“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这也是他的一种复古思想的表现。因为诗之最古者为四言，五言次之，七言更后出。他的《古风》五十九首，开口便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又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他断至建安为止，以外便看不上眼。这是太白论诗的大主张。现在更从他所存留于现在的诗的形式上看来，古诗占十分之九以上，律诗不到十分之一，五律尚有七十余首，七律只得十首，而内中且有一首只六句。《凤凰台》《鹦鹉洲》二诗，都是学崔颢的《黄鹤楼诗》，但也非律诗；因为只收古诗的《唐文粹》中，也把此诗收入。自从沈约发明声病以后，作诗偏重外表，太白很不满意于这种趋向，乃推翻当时所流行之齐、梁派的诗体，而复建安时的古体。在他所作的古体内，可以找出许多不同的来源。因为他的天才太大，分别去学古人，同时又能还出古人的本来面目。他的五古学刘桢，往往又参入阮籍的风格；七古学的是鲍照与吴均，五古山水诗学的是谢朓，又学到魏、晋的乐府诗，到了小谢以后，他便不再学下去了。可是魏、晋人作诗，多不大能变化，如陶、阮只善用单笔，颜、谢只长于复笔，惟太白则颇能变化，七古多用单笔，五古描写诗多用复笔。有人在此要反问道：太白诗既复古，何以集中乐府诗竟占一百十五首之多？杜甫曾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阴铿不明明是陈人吗？不过我们可以如此回答说：凡是反对某种风气的人，对于那种风气，必有极深的研究。太白对于梁、陈以来的诗风，极有研究，所以才不满意而欲复建安之古，故李阳冰说：“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他是真知李白之为人，而这样说的。

    这里再转过来谈杜甫。他不惟不满意于齐、梁，而且不一定以太白之学汉、魏为然。以为永明、建安都是过去了的时代，说是古体，均差不多，又何必厚彼薄此？而且每代有每代之胜，又何必苦苦宗那一代呢？所以他说：“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他一方面既不轻看古人，对于自己作诗，又总以求新为贵。所以他又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他并非完全不学古人。可以说在他的眼光中看来，从来没有一家不好，但同时又没有一家尽好。所以他学习许多的古人，但同时又推翻他所学习的古人。他正是一位诗国的革命家，从以下几种特点，可以看出：

    （一）用字 古诗最重情致，而略于练字。最初有佳篇而后有佳句，再后有佳字。即如太白的诗，多为一气呵成。至于工部用字，极重锻炼的功夫。他颇有自知之明，他自己批评自己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说：“新诗改罢自长吟。”他很佩服阴铿及何逊，因为六朝的诗人，到了阴、何最讲求炼字。少陵有时且直用阴、何的成语。（黄伯思《东观余论》曾举出许多证据来。）可见“颇学阴、何苦用心”之句不是假话。相传李白也曾调笑他说：“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来作诗苦。”杜诗中炼字最注意于动词，如“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之“悬”字，“爽携卑湿地，声拔洞庭湖”之“拔”字，都用得十分恰当而生动。

    （二）内容 杜诗的内容，约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描写时事，一种是输入议论。唐以前人作诗的内容，不外抒情、谈玄，或描写山水，藻绘宫闺。但用诗以咏叹时事的并不多，不过仅留蔡琰的《悲愤诗》、王粲的《七哀诗》、庾子山的《咏怀诗》等寥寥数种而已。至于在诗中大发议论的，尤为少见。以诗描写时事，为诗之历史化；以诗发抒议论，乃诗之散文化。把诗的领土扩大，不愧“诗史”的称呼，而又善于融化散文的风格的，不能不推子美为第一人。此类最重要的作品，如《奉先咏怀》《北征》等均是。元和时代的韩愈很受了他的大影响。到了宋代黄庭坚、陈与义诸人，更推波助澜，达于极点了。他的七古更能上下千古，议论纵横，远胜于前。在他以前的纯粹七言诗，如《燕歌》《白纻》用以抒情，《行路难》用以谈玄，到唐代李颀、李白亦更张鲍照之旗帜而发扬之。杜甫的七古亦然，且能兼有二李之长。他能将无论粗语细语，都装在他的诗内，而且没有不雅的。宋人学他的，有时便现出粗犷之相。他的五律作得很有名的，如《秦州杂诗》二十首之类，可认为是从庾信的《咏怀诗》化出的，这也是一条唐人所未走过之路。

    （三）声调 自从齐、梁声病之说盛行以后，古诗即变为律调，开元、天宝间诗人，又生出了一种反响。但太白还是爱作乐府诗，竟占有三卷之多。子美不作乐府，他把诗和乐的性质完全分离。且看王渔洋的《古诗平仄论》，及赵秋谷的《声调谱》，渔洋发现古诗的平仄，自以为是“独得之秘”。他们的结论是：凡七古用平韵的，末后三字，必是平声，尤以第五字为最要。且随便举例，如昌黎诗：“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东坡诗：“春江绿涨葡萄醅，武昌官柳知谁栽。”若改第五字平声为仄，便变成律调了。东坡的七古，本学韩退之的，又学杜。然最初发生此种变调的，要算王昌龄的《箜篌引》，惟到工部时更加尽量引用。又说七绝的声调，此种体裁之最早作家，为释汤惠休的《秋思引》：“秋寒依依风过河，白雪萧萧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灭，渺渺悲望如思何？”梁人七绝更多。隋代有无名诗人所作的“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均属声调和谐。太白七绝，受此等诗的影响甚大，故去拗调子极为铿锵悦耳。惟《山中问答》一首句句用拗体为例外。至于老杜的七绝，则以拗体的占十分之九以上。而如《江南逢李龟年》之声调和谐的作品，反算是例外。我从前曾作过《杜诗声调谱》，得一定例如下：就是他的七绝，全首以前二句拗者居多，前二句中又以第一句拗者为多。此种调门，后来黄山谷、李空同最喜欢学他。总之，子美的诗，无论内容及声律各方面，都极力避去前人已经走过的路，所谓用一调即变一……[1]尚能得他的善变之处，至于明代人，只学得他的高腔大调罢了。

    第三期 中唐文学

    开元、天宝之际，为唐朝文学极盛时代。虽不必说盛极必衰的话，然而极盛以后，的确难乎为继。谈到诗的境界气象，竟由阔大而变为纤小，由雄奇而变为秀美。此期派别甚多，略分之为三大段，即大历、元和与长庆。

    韦刘与大历十子

    大历诗实为盛中唐文学之分水界。此时杜甫尚未死，而钱起、刘长卿亦为开元时人。然钱、刘并不列入盛唐，杜甫不被称为中唐的诗人，只因为从钱、刘以后诗风与前不同：既由伟大变为高秀，而所学的目标不出于王维诸人，再上不过学到小谢，且此时近体诗较前更为发达，如钱、刘之律诗，李益之七绝，均甚有名。惟韦应物专作五古，然其源流仍同于钱、刘二人。

    韦应物与刘长卿

    韦诗为人所称道的一点，总说他是出于陶渊明，不惟时人以陶、韦并称，他自己也承认“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2]。但是细玩他的诗词高秀而华偶，与陶不很相像，这层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已说得明白，其言曰：“韦之五言古体，源出于陶而溶化于三谢，故真而不朴，华而不绮。但以为步趋柴桑未为得实。‘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陶诗安有是格耶！”此处所说的三谢，指的是谢灵运、谢惠连与谢朓。其实三谢的诗格距离太远。惠连之诗存于今者甚少，不得而评。至于大小谢完全不相类。韦诗高秀，乃是出于小谢。单就用字来说，大谢诗中所用的颜色字极其浓厚而强烈，至于小谢则着色清微而秀发。如大谢的“原隰荑绿柳，虚囿散红桃”，并不似小谢的“霜剪江南绿”与“春草秋更绿”之用“绿”字，更来得空灵缥缈。回头再来看，韦应物所遗留的一二百首诗中用“绿”字者，竟至四五十处之多，恐怕不只是与小谢暗合，而且是有意学他，所以与其说韦诗溶化于三谢，反不若说他出于小谢更为得当。除了小谢外，韦氏还学王维的五古。

    当时一般人最喜作五古诗，故七言古诗很少见。有一位五言最负大名而被人称为“五言长城”的刘长卿。他诗的来源与韦同，但律诗较韦为多。不知为什么到了此时都趋向于做短诗的路上，五律、七律、七绝而外，还只有五古。至若像前代之纵横卷舒之七言长篇，很不容易得见，所以他们颇不易成为大家。

    大历十子

    关于十子的记载，后来意见颇为纷歧。我们现在且列举数说，略资比较：

    第一说见《新唐书·文艺传·卢纶》，其人名为：

    卢纶 吉中孚 韩翃 钱起 司空曙 苗发 崔峒 耿湋 夏侯审 李端

    第二说见江邻几《杂志》，其人名为：

    卢纶 钱起 郎士元 司空曙 李益 李端 李嘉祐 皇甫曾 耿湋 苗发 吉中孚

    不知为什么既称十子，共计却有十一人。

    第三说见于严羽之《沧浪诗话》，他未能将十子的姓名列举出，但是举有一个为前二说所未列的冷朝阳。

    他们都是各说各人的话，不知有什么根据。至于十子之中，如崔峒、苗发、耿湋之流，所作的诗，而今实在不可得而见，于是在清代有一个以大历年代的诗人到如今尚有存诗可考者为标准，而厘定十子之数目，于是有————

    第四说，为管世铭之《读雪山房唐诗钞》，其人名为：

    刘长卿 钱起 郎士元 皇甫冉 李嘉祐 司空曙 韩翃 卢纶 李端 李益

    大半管氏之说，也未必有所本。不过他所举的十子，个个的诗尚不坏，而今现在我们人人得见。

    所以把他们十个人列在一起，就是因为此时诗人，对于个性之表现不甚强烈，看去大家的风格差不多是大同小异，或竟至含混不清，哪能像盛唐之李诗与杜诗各有千古呢？十子的诗，照现在所存的看起来，大概都能做到“颜色鲜美、声调铿锵”八个字。

    元和之诗文

    此处虽标题为元和，而元和略前略后之时代均包在内。讲诗则以韩愈、孟郊为代表，讲文则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诗与文至此时皆开前古未有的局面，且诗与文同时变化，而散文之变化所发生的影响更大。宋以来文人口中所说之“古文”，均从此时开端。韩愈结束了由汉到唐以复笔作散文的风气，而代之以单笔，直到清代桐城派为止，他的势力不可谓不大。现在先论此时诗之变化。

    讲到元和的诗人，每以韩、孟并称。照寻常人的揣测，以为韩愈的名声很大，孟郊一定是学韩的，其实完全不然。若以文而论，韩愈所走的是变古的一路。至于作诗，恐怕韩愈还要受孟郊的影响呢。此时的诗风，是追随杜甫以后而变本加厉的。他们都趋于悬崖绝壁的一流，诚有如陆机《文赋》所说的“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的境界，韩愈与韦中立论文书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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