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书

最精莫如佛，而教外别传之旨，尤为卓绝。自达摩东度，宗风独盛于蕲黄。蕲水三祖、三祖灿得法后驻锡蕲水之清泉寺，见《黄州府志》。 蕲春四祖、黄梅五祖，迭相授受，独成中国之佛学。黄梅传慧能神秀，遂衣被南北，永为后世利赖。有明心学兴，姚江一派阳儒阴释，既不自居于释，毕竟不可谓儒，故称为心学。 黄冈郭氏、善甫先生为阳明高弟，阳明尝延为其子师，而《明儒学案》不载，盖先生不务声誉故也。 黄安耿氏、圻春顾氏，并为荆楚大师。儒家者流，则梅先生长公之焕，甄先生锦石淑，均以劲节立衰朝。而甄先生劾权阉，忤东林党，江夏熊公之死，叶向高、邹元标之徒实主之。逞意气之私，而不恤人亡国瘁，船山所以诋王学末流为妖孽也。甄公以救江夏罢官，遂终身不出。 尤内守深沉，绝无当世气矜之习。杜于皇先生，志节坚苦，诗文本诸血性，以遗老为东南学者所宗。于皇弟苍略、子杜和尚，皆才奇而行晦。和尚走西南，密谋举义不就，饮恨以终。 王子云、官抚宸、顾黄公、熊渭公，博学高节，亦于皇流亚。清虏入中夏二百余年，楚人不忘国耻，于皇诸老之赐也。清世，曹本荣、刘子壮之伦，以肤学事虏，风义始凌替。然非明之故臣，又持躬廉让，比于今之媚势取权者独贤。其余笃行畸节之士，与夫著书立说者，志乘多有之。《明史》有传者，已五十余人，即此可见其盛。 尚考先贤学术，宗趣互殊，各有独到，如五音辐辏，异曲同工；八宝庄严，仙佛齐现，亦可谓大观矣。今夫天日月星辰书夜迭运，大地山川草木，众象森罗，唯其并育并行，所以不相悖害。学派之纷歧，亦若是焉已耳。自清虏严讲学结社之禁，而学术式微。楚士又好为一意孤行，不近标榜，蕲黄尤甚。故先哲流风，亦以莫为显扬而日就澌灭。前贤之遗泽即斩，后嗣之趋向益迷。世变以来，士大夫乃有以不健全之思想，妄逞其无等之欲，邪孽竞煽，害气充塞，将使先人文化，随国土俱溃。而楚士之汩流扬波，哺糟啜醨者，亦所在皆是。此可为痛哭者也。丁巳春，问津书院理事某君，怵世变之方殷，仰先贤之遗范，拟就书院设学会，即以问津名之，期于发皇旧德，保存国粹，挽回叔季之颓流，傥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欤。议既成，不鄙不学，而属启于继智。继智以为近世学者之患，皆物为之累，而气不自振；奸生于心，而诐辞以祸世。邦人君子，傥返求诸先哲，由诸祖以证唯心胜义，而不滞于物；上溯诸儒气节文章之盛，而求无愧于先；慎独而可示于众，乐群而不私于己；日渐月渍，成为风气，世乱其有廖乎！是故略述前徽而为之启。

    外舅传晓榛先生与王蔼庭丈，属为此启，然举会尚未成也，姑存此文。子真识。

    记梁君说鲁滂博士之学说

    顷见梁漱溟引法博士鲁滂之说，比合佛旨，融相入性，科学家执心外有物，庶开其蔽尔。按鲁君说：‘以太涡动，形成原子，非物质之以太，能变成岩石钢铁。力与物质，同一物而异其形式。质力非不灭者，质力之相续灭，则归于万物第一体不可思议之以太。’此其大旨也。梁君说其义曰：‘所谓第一本体不可思议之以太者，略当佛之如来藏或阿赖耶。《起信论》云“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者也。”鲁君所获虽精，不能如佛穷了。以太涡动，形成原子，而成此世界。此涡动，即所谓忽然念起，何由而动，菩萨不能尽究。故鲁君亦莫能知，莫能言也。世有问无明何自来者，此涡动，便是无明。其何自，则非所得言。涡动不离以太，无明不离真心。涡动形成世界，心生种种法生。然虽成世界，犹是以太，故《起信论》云：“是心从本己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为无明所染，有其染心。虽有染心，而常恒不变。”又云：“因无明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相，不相舍离。而心非动性，无明灭，相续则灭。”此相续，即质力不灭之律。然涡动失，则质力随灭。真按：证以此方《大易》之言，即所谓《易》不可见，而乾坤熄。《易》以变易为义，即鲁云涡动。 故无明灭，相续则灭也。然所言灭者，唯心相灭，非心体灭。如风依水，而有动相，若水灭者，则风相断绝，无所依止。以水不灭，风相相续。唯风灭故，动相随灭，非是水灭。《起信论》 。盖灭者，谓质力之相续灭，而消归于以太，非以太灭。《楞严》云：“如水成冰，冰还成水。”《般若》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谓质碍，即此之物质。唯鲁君亦曰：“非物质之以太，能变成岩石钢铁。”真按：万法当体真实，山河全露法身。 又曰：“力与物质，同一物而异其形式。”《楞严》正脉疏云：“权外多计性为空理，而不知内有空色相融。”又云“深谈如来藏中，浑涵未发，色空融一如此。”鲁君亦可谓能深谈者矣。’

    与张素武

    书至，适在纷扰中，比覆，未知作何语，甚悔甚悔。大论以肉体不死立宗，极善。然所据以为断者，乃谓肉体变化于宇宙间，有聚散，无消灭，论者所徽，神气离合聚散，我、物无常等。 故无死，此犹张载、王夫之之旧说耳。船山宗张子，以物之生死，由太虚理气浑然之实体变动而有聚散，聚而生物，散则物死，大化周流不已，然能化与所化祇是一体。故船山曰：‘不是阴阳五行之外别有个天。’其说为主动，与近世柏格森之旨略近，非善读者不能得之，以其言皆散见也。 如若所云，肉体既聚散无常，岂无常之物，而可谓不死？请更论之。死之定义，依佛家小乘，说五蕴灭坏为死，肉体唯是色蕴。今之所论，即此色蕴可灭与否，经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肇论》云：‘事各性住于一世。’则色蕴不灭明矣。寻夫事相常住之旨，岂谓相灭，而有实体不灭哉？又岂灭已还起他相，故不灭哉？夫惟全理成事，事事皆真，当体常住，非于事外求理，故即相以见不灭尔。试即色蕴为征，譬如一人，昔为朱颜，今成白首。以今望昔，可说朱颜为已灭不？不也。何以故，今对昔有故，如无昔者，则无有今。昔既不无，朱颜自住在昔，亦犹白首自住在今，同不灭故。以今望后，白首住今，亦复如是。故通三世为一际，一切物常住，无起亦无灭。仲尼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新故之云，顺俗为言，意明凡物互相依住。《华严》无尽缘起义，宜细参。 交臂之喻，见无起灭徽朕也。一切法无起灭，色法恶有灭，是故说言肉体不死。

    钩王

    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案其言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以虚静统天下。《读通鉴论·晋论》。 远西虚君共和之治，此先发之矣。值世网密，微辞以见意，思深哉。船山处异族专制之下，不敢倡言民王，而思想实及之。 船山固东方之孟德斯鸠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非其伦已。

    读孟子

    子舆论政，重教养，贵民。当时列强对内行武断政策，对外持侵略主义，故孟氏提倡民权。 以学者为社会之中坚，而惧夫生心害政。故游说横议，诸待浅薄之论及挟异端者，皆与之力辩。以公孙衍、张仪为妾妇之道，谓‘善战者服上刑’，又以杨墨为禽兽，唯攻墨为过。 识卓哉！当乱世，阅历人事至深，斯言之切也。

    罪言

    国有乱人，而奸雄乘之；国有武夫纵横，而游士倚之。游士分两种：甲、政客之挟阴谋以利用军人者；乙、非政客谓军幕客食僚佐是也。 必亡无疑也。道国之经，曰正德、利用、厚生，相其民以自求多福。乱人兴，武夫逞，则国之经制破坏，民被祸而国危矣。然乱人躁动，武夫恃血气，均少远虑。救之不患无道。有奸雄出，刈夷乱人，有如云之游士，凭依方镇，然后国亡不可救。何也？奸雄游士，皆纵一己之欲壑，不惜以民生国命为殉，倍甚乱人武夫也。奸雄操术深，应机捷，利用人类之劣根性，威劫利饵以便自恣。游士无恒心，吸拒纵横阴阳喜怒之变，百出不穷。二者交乘，名义任其所托而名亡，法律随其所援而法坏。名亡，则是非泯；法坏，则利害昏。熏染所及，相率为盗贼，为妖孽，尚谁与立国哉？是故范晔黜奸雄，而孟轲贱游说之士。

    读陆贽请还田绪所寄撰碑文马绢状

    陆敬舆事庸猜之主，值藩镇数叛，卒能绥靖。虽执政未久，唐室赖以弗倾，贤者固不可测哉。及读《请还田绪所寄撰碑文马绢状》，然后知其驭世之经也。案《状》曰：‘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恶不为，竟逭天诛。田绪尚干宸严，请颂遗爱。臣备位台辅，未能涤除奸慝，而又饰其愧词，以赞凶德，纳彼重赂，以袭贪风，情所未安，事难固强。’又曰：‘仲尼修《春秋》而乱贼惧，褒贬苟明，亦足助理。’观此，则敬舆所以绥难者可知已。自昔武人跋扈，靡不亡国。何者？狼子野心，各拥方镇而握兵符，大者连衡，小者合纵，剥朘兆庶，蕃育爪牙，一旦兴戎，元黄遍地。势敌则负隅，情激则卖国。凶猘之性，宁有顾忌哉？然此辈率起自臧获盗贼，非有智计过人，遇衰世凭傅以兴。在朝执政与不表裹，士大夫相依以得志，赞襄策画，彼始有轻天下之志，而敢于横行尔。倘社会有健全之舆论，政府无奸回为内援，自有以消凶暴之气。而生其是非之心，则纠纠之夫，皆国家干城之倚，又何患耶？如敬舆待田绪，碑文不轻假，绢马不苟受，静而自正，刚而无欲，使犷悍之徒，知名义不可犯，士大夫不可亵，则欲自恣不得也，故敬舆驭世之经在是矣。后世乃有上下并援武人以肆志，自速其国之亡，有识者所为痛心也。

    思曾

    曾涤生诵法程朱，以书生奋起立功名，味止足之戒，勇退自全，而国民之蒙其福利者亦至矣，涤生起自乡团，用使湘军之威，南逾岭表，北度沙漠，收束为难，玆可想见。然事平遣散，将士帖服，唯其平日自矢忠贞，急公义，遗私利，将士熏陶有素，故能消积威于俄顷，化兵气为祥符，非偶然也。使涤生怗权私利于上，其下相畔援，则武人纵横，民亦劳止，国之亡也忽诸。李少荃提挈淮军，递嬗为北洋派，以是知涤生远矣。蔡松坡功盖天下，观所著曾胡治兵语录，抑取法乎上也。世人以曾胡戴满清为病，然尔时民族民权诸义未明，无怪其然也。其为人自可法。

    诸葛武侯出师表书后

    王船山谓刘备忮刻，专任亲故；武侯侵淫申韩术，治蜀不务教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鸣呼！船山之论允矣。余观武侯《出师表》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辞哀惋，亦自知身死国与俱殄尔。

    熊持危传

    熊持危，字海澄，湖北黄冈人。少负志略，年十余岁，从军奉天，入学讲武堂。毕业，调赴山西，任新军尉。辛亥武昌光复，持危首事响应，攻娘子关下之。时各省独立，省界甚严，持危不得志于晋，还鄂任第一师副官。元年八月，鄂军马队变，持危助平之，都督黎公即命收拾残余，领其众。二年春，鄂军悉遣散，持危失职。是秋，南北难事底定，袁世凯以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持危往依之，就职都督府三等副官。四年冬，世凯叛国，称皇帝，改元洪宪。云南出师讨贼，各省志士集上海，议分道起兵。蔡济民中将，奉孙中山密令规湖北，熊持中佐之。持中，持危兄也。以为图鄂宜先定湘，密电持危问计。持危遣使赴沪，密道北军困于战地，省城空虚，同志义愤可用。约期，属持中赴湘学事，持中以筹饷愆期，持危恚甚。其党阴泄谋于芗铭，芗铭召持危对狱，直认不讳。芗铭不欲杀之，军法课长某持之力，遂处枪毙。妇张氏闻之自缢。湘人哀愤。五年十二月，持中赴湘，以持危张氏遗骨，归葬于黄州赤壁上首聚宝山。湘督谭延恺以其遗像入祀长沙烈士祠。

    张翊辰李专遗事

    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如羊祜之识金镮，崔咸之征墨志，事载本传，宁皆诬妄。挽近麻城有张翊辰次常，李专静甫，并能追忆往事。言前世俱圻州医士张某子，专为兄，翊辰则弟也。兄弟同日患痘死，兄年十岁，弟仅八岁。死时，俱灵魂从头脑破裂出，立释肉体苦痛。顷之，不忍父母恸，复撞头脑入，又出，乃不可入。兄弟阴依其母，母弗觉。数年，俱之麻城，兄先投生李氏，是为专；弟后专生三年，投生张氏，是为翊辰。翊辰伯父文藻，清选拔贡生。李氏延为专师，文藻携翊辰偕就学。翊辰时年八九岁，专年十二三，两儿故未一面，骤见呼兄弟，痛哭相持抱不解，两家父母争怪诧，固问之，翊辰、专俱云云。专叔父久春好奇，遂率专、翊辰，同访圻州张氏。张夫妇俱存，专、翊辰直前呼父母，以次识其家旧时器具，张夫妇大骇。久春为具道所以，乃泣下沾襟。张夫妇后生一子，久春属与专、翊辰结为兄弟，俱就其家教之。圻州张氏子，后为邑诸生。专光绪壬午科举人。翊辰光绪乙酉科选拔贡生，后官河南商城知县，民国初，犹健在。翊辰与余妻祖傅雨卿学正，同纂修《黄州府志》，屡自言其事。专在时，吾家太晶孝廉识之，亦云然。此事见闻极确，故记之。他所闻尚多，以非耳目亲及，不敢载也。按《八识颂》曰：‘受熏持种根身器，去后来先作主公。’是投胎不自产时也。内典说‘产时投生者为夺胎生’云。颜之推曰：‘形体虽死，精神犹存，人生在世，望于后身，似不相属，及其没后，则与前身，似犹老少朝夕耳。凡夫蒙蔽，不见未来，故言彼生与今，非一体也。若有天眼，鉴其念念随灭，生生不断，岂可不怖畏耶？’无生居士言：‘学佛者当自信轮回回始，此处信不及，则佛之教义全盘推翻。’月霞比丘亦云然。蒋智由观云尝谓：‘佛氏既言轮回，又明无我，无我则谁为轮回之主体？’不知《八识颂》明言‘去后来先作主公’矣！余杭章先生则谓：‘唯其无我，所以轮回。’此义甚深，学者宜细参之。真理不明，人心靡所皈依。世变愈亟，人欲横流，不知为自作自受，良可悼悯。近者，伍秩庸先生尝自述与幽灵交通事，盖非诬妄之谈。余恐世人信心未牢，故记张翊辰、李专事为劝诱耳。

    马让三传

    马让三，名云翼，以字行，黄冈人也。为学以坚苦克励为宗。少时便弃举业，治博物算术。家贫，讲树畜，耐勤劳，致数千金。尝曰：‘儒者不问家人生产作业，故尚空谈，逐禄利，游手交构，而天下之祸日亟。’识者叹为至言，自奉俭约，布衣大袖，粝饭菜蔬自甘。岁时盘飧食客，品数有限，然甚雅洁。居恒滑稽混俗，独临义利之界，严峻不苟。民国初元，始开选举，党人挟巨金购票，诸选民怀票争致金钱。让三愤曰：‘民意没于利，共和其危乎！’遂拒金裂票去，其行事多类此。伤世乱，亢怀嘉遁，推迹楚风之变自张之洞，恒语人曰：‘吾楚明季以丰功伟节动天下，江夏熊公，江陵张公，应山杨公，天门胡石庄先生，其着也。清初，孝感熊赐履，始以伪学事虏，风谊少衰。挽近南皮督鄂，宏奖学校，短于核实。诸华士剽窃新闻，揣摩风气，禄利征逐自此厉，楚其不竞矣！’常欲论次乡先贤，为旧德传，亡何染疾，以戊午八月卒，年四十九。

    熊子真曰：让三父某，笃行君子也，尝命让三从余先君其相文学游。适文学公下世，让三以不逮事为恨，始交余伯兄仲甫，交谊之笃，有古人风。犹忆先母高太夫人病疫，亲族不敢至，让三省视，累日不忍去。及卒，为治丧，夜与余兄弟宿太夫人殡前。数日始去，竟不染疫。余兄弟贫不聊生，清季流寓江西德安，垦荒自给，让三驰念切至。壬癸以来，伯兄，六弟强，五弟刚，相继卒。让三闻而哭，又以书解余痛，然凄惨不可卒读，反益余痛。夫势交利合者，相缔以猥贱，势穷利尽，则反眼不相识。唯相契于不可知之地，饥渴疾痛，常相关而出于不觉，有时絮匕话家故，无不尽之情，乃真朋友之乐尔。让三不幸短命死，余既自伤孤零，又悼古谊沦丧，故备书所感，以质世之君子。

    忧问

    问曰，吾国自胜清道咸以降，恒有新旧二派，然二派思潮，皆应世界潮流以递变，终非画若鸿沟。所谓新派者，其始言洋务而已，浸假则言立宪，又进言革命与民主共和，至此而止矣。所谓旧派者，始唾弃洋务，继且力仿新政，清末各督抚皆以新政自粉饰。 进而预备立宪，改革后，密唱虚君共和，亦至此而止矣。夫二派思潮所止，或则民主共和，或则虚君共和，名义固殊，究实言之，真能行虚君共和，即民主共和，抑何不可？二派所持，非甚相远，然而相争以成大乱，何哉？夫易之为道，趣时应变，而以仁义立本。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动而无本，蔑不倾矣。孟子悯战国，欲正人心而道仁义，诚知本也。凡争起于利害不齐，仁以平物我之情，义以如彼此之分，则齐其不齐而争泯。失义亡分，则不齐，失仁纵情，则穷于齐，乃相争以大乱。今吾国人浸淫满清污俗，利禄荡其廉耻，而自私自利之习成。登庸滥，而侥幸之风长；专锢久，而智昏。为新为旧，同怵于外人，而貌袭以相应，实无改其贪贼险诈浊乱荒淫之心理。灵台既蔽，一切学说，皆逢恶之媒，一切政法，皆济奸之具。灭绝仁义，自胡清已然矣。迄于民国，而伟人之淫纵，袁氏之盗窃，藩镇之騃戾，率天下以不仁不义，淫情轶分。利独，而众不齐；众不齐，将无独利，此其时矣。是故吾国今日之乱，不缘新旧思潮异趣；仁义绝而人理亡，国无与立也。今欲明仁义之本，又群诋为迂阔，无以遏邪说暴行而挽其横流，吾国吾种，其终亡灭乎！抑尚有他道以救之也。

    草此稿竟，或曰，共和国体，毕竟与吾国历史不合，故不利于行尔。曰，何为其然，尚考春秋之世，社会恒有中坚人物，主清议而持国政，如仲尼讥季氏伐颛臾；史不载鲁伐颛臾事，或因仲尼之言终止。 郑商人弦高秦师。则当时学者与实业家，各能发挥其能力，以赞国事矣。又春秋贵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诛奸雄而退英雄，英雄者，务揣摩时势，鼓舞群情，而急功利者也，常导一世于狂迷。如今世列强，竭脂膏以扩军备，弃生命于沙场，其始实由少数英雄之徒，鼓吹竞争，遂成时行，转生误会，乃构此大祸尔。大抵众生因迷惑而有生，英雄如幻师作幻术。圣人相物之宜，去泰去甚，而为于无为，则非英雄所知矣。英雄者，社会之不祥物也。英雄不死，斗诈不止。使人人有自知、自立、自由、自重之精神，则无有尸英雄之名者矣。《春秋》太平，不奖英雄，桓、文、管、赵，皆被讥焉。若奸雄，则乱贼是也，《春秋》诛之。奸雄与英雄之辨，他日当论之耳。 纯持民本主义。秦汉以下，领土大，而政府干涉之范围狭，教育实业诸要政，任民间自为，蔚然称盛，其自营之力，诚有足多。彼以共和为不合吾国历史者，岂非妄自菲薄哉！特自宋明以来，国人渐失其固有之长，明太祖作法于凉，终明世上无礼下无学，吾国衰亡之因，种于明者尤多。 满清则摧残益甚。今日之乱，犹胡清余孽尔。子真识。

    至言

    政治根柢在社会，社会良恶，着见风俗。故先王观风以知治，免罝汉广，周用崛兴，青矜溱洧，郑始式微，其征验不爽也。后世于诗之外有小说，益能曲尽社会情伪，可增征验。友人鄂城刘伯垂芬言：‘读《儒林外史》而知清世士习之可丑，其衰宜矣。’ 余夏间游沪，过书肆，偶思购汪容甫述学，遍索不可得，唯见列肆尽诲淫诲盗之小说尔，斯可恫矣。门人燕添溟耻，因言，近来诗人多习为淫辞艳语，亦妖征也。 道家之术，盛于西汉，承战国暴秦之后，栖神淡泊，养其清刚，故汉时国力最澎张，其治近古，有明效矣。汉初，道家者流，于上有萧何、曹参、张良、文帝，于下有黄石公、即圯下老人，子房之师，世称黄石公。 四皓，子房能为惠帝致四皓，盖同为道家故也。案，《子房传》，谓吕泽曰：‘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辨士固请，宜来。’夫四人者，高帝所不能致，岂爱金玉，又岂辨士所能说？金玉也，辨士也，子房必别有用意处。或以安排使令与驰说之徒，使朝野震惊于四皓之为太子来，以悚高帝之听耳。 盖公之伦。司马谈父子，亦希踪柱史，此其略可征者也。自武帝董仲舒出，始定一尊于儒，而毒流后世。武帝有材勇，不学，武功资民力，固前人所涵育尔。仲舒迂怪，其细已甚，不足道，然其衣钵不绝于今，何哉？

    昔儒颂东汉名节，清季党人益张之，差有其风。戊戌政变，谭康诸子喋血，同盟会兴，益踔厉敢死矣。虽然，尚名无本，其病气矜，下流乃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此所以有今日也。昔者宣圣盖忧名教，特于《易》言精义人神；孟子以集义养浩然之气，立本焉尔。然名义本世间观待道理，何以故？依义立名，亦依名诠义故。是以义可以名假也，义可假，则非本甚明。其惟元圣，亡名，小仁义，体清净，冥极无为，即不动真体。 尚已。由其道，下者亦能强固神志。故西汉尚黄老，任侠往往在民间。高帝雄猜，慑于四皓而不敢易储，其时民气之盛可见。 哀平之变，则张禹贱儒开其先也。权德舆言，亡西京者张禹，亡东京者胡广。 东汉党锢诸公，名节虽若可称，然考《抱朴子》所征论，其末流浊乱滋甚。《抱朴子外篇汉过篇》曰：‘历览前载，逮乎近代，俗微道敝，莫剧汉末也。’此虽多斥奄尹，然以云：‘懒看文书，望弋空名者，谓之业大志高；结党合誉，行与口违者，谓之以文会友。’斯则讥党锢诸公矣。又云：‘闻之汉末诸无行，背叛礼教而纵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敝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 故不百年而胡祸兴。清季士大夫以挂名党籍为荣，蹈死不悔，然试深迹其瑕眚，则校《抱朴子》所以刺汉者，有过之无不及。袁氏因得乘其敝而夷之，祸乱乃无宁日，哀哉！察其所以，盖叔世学绝道丧，诸党魁初兴，又尝为一切破坏之说，往往以爱国美名，作士大夫敢死之气，即所谓名节也。其流为无拳无勇而阶乱，则非始愿所及。无深根宁极之道，而以名义鼓人，恶得不如此哉！今者乱极，不可别美恶好丑，故名穷。名穷宜返本。夫惟载其清净，休乎无为之宅，自本自根，可行己信，庄子语，郭注云：‘行者信己可得行也。’憨山云：‘日用皆真体流行，信有真实之体可信。’ 遗名归真，合气于神，则乱不自生。至精不可以被物，持戒而镇之以朴。自顷绍兴蔡先生之北京大学进德会，案进德会之等第，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为道日损，足以胜物，养其清刚，毋为乱阶，庶几老氏之遗矣。

    迩者余杭章先生尝曰：‘鄙人自处，唯欲振起姚江学派，以挽今世颓靡巽懦之习。’丁巳夏与民友会书。 迹先生行谊，固佛之侠者，何取托于姚江哉？近人颂明季节义，归功姚江者，盖祖黄宗羲。宗羲学行，固不逮衡阳远甚。衡阳尝痛心于明季士大夫，以气矜亡国。力诋姚江，其说实非过激。王守仁有术智，未能忘功名，而以圣自居。此即我执为无穷祸根。故其党多气矜。观挽世予圣之士，其偏执妄逞，何尝不诵法姚江也。要之挽明士风近季汉，今不可取则。

    箴名士

    自六朝以降，始有所谓名士者。迄于唐宋，而韩愈、元稹、白居易、苏轼兄弟，并以文采风流倾动朝野，声施后世，吸其流者不绝。惟衡阳之圣，痛中夏覆亡，推迹士习之坏自名士，而于二苏元白之伦，攻之不遗余力。案其言曰：‘此辈类皆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荡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则不足以厌其所欲。而精魄既摇，廉耻遂泯，方且号于人以为清流之津径。而轻薄淫佚之士，乐依之以标榜为名士。如此而能自树立，以为国之桢干、民之荫藉者，万不得一。文章之用，以显道义之殊涂，宣生人之情理。简则虽喻，重则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务推荡宛折，畅快宣通，而后可以感人。于是游逸其心于四维上下古今巨细，随触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为当世之所不能舍，则苏轼所谓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者是也。始则覃其心以达其言，既则即其言以生其心。而淫佚浮曼矜夸傲僻之气，日引月趋，以入于酒肉嬉游服饰玩好书画之中。而必争名竞利，以求快其欲。抑且博览六籍，诡遇先圣之绪说，以济其辨。则陈民情，策国事，皆其所可。沉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训》、《说命》、《七月》、《东山》之可与颉颃矣。今之打电报着政论者，鲜不如此。 乃有道者，沈潜以推致其隐，则立心之无恒，用情之不正，皆可即其述古昔称先王之中，察见其诐淫。况其滥于邪说，侈于游冶者，尤不待终篇，而知其为羊膻蚁智之妄人哉！’船山之责名士如此，可谓洞见症结。乃至今谬种流传，士大夫相率为浮华浅薄，淫佚流荡，而无精湛之思，淡泊之操，此言学言治之所以终于无幸也。夫名者实之宾，救名之敝莫如实。古者大学造士，始教以格物，尚征验而有条贯，故其言中伦而行中虑。实学废，文辞兴，然后有名士，是以顾宁人耻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