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

    一

    经济是人生一个“基本”问题，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若使经济问题不得好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将受影响。可是经济问题并不包括人生的整个问题，也不能说经济问题可以决定人生其他的一切问题。我认为经济在全部人生中所占地位，消极的价值多，积极的价值少。缺少了它，影响大；增加了它，价值并不大。譬如一个人要五百元维持一月的生活，缺少了一百元，对整个生活影响大；但增多了一百元，则此一百元之价值决不能和缺少的一百元相比。甚至经济上无限增加，不仅对人生没有积极价值，或许还可产生一种逆反的价值，发生许多坏处。个人如此，整个社会世界亦复如此。所以经济价值是“消极的多于积极的”。换言之，经济只是人生中少不得的一项“起码”条件。若论经济情况的向上，却该有其一定比例的限度。由整个文化、整个人生来看经济，经济的发展是应有其比例的“限度”的。倘若个人或社会，把经济当作唯一最重要的事件与问题，那么这个人的人生决非最理想的人生，这社会也决非最理想的社会。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可以决定一切，全部人生都受经济条件的支配，这一理论，就今天西方世界来说，未尝没有它部分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已是病态的真理。我们若真受经济问题来支配决定我们的一切，这一个人生，这一个社会，这一段历史，这一种文化，已经走上了病态。马克思的理论，是在西方社会开始走上病态后才产生的。因此他讲人类社会演进，完全在经济问题上着眼。他说：“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社会。”这样讲法，至少有两个缺点：

    第一，他只能讲通半部西洋史。中古时期的欧洲，是一个封建主义的社会；近代欧洲，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这算是对了。可是以前，还有很长的一段。在希腊、罗马时期，马克思说它们是奴隶社会，这话便太牵强。单拿“奴隶社会”四个字，包括不尽希腊的文化人生和罗马的文化人生之显然不同处。我想马克思是先研究了近代欧洲社会，再推到中古时期，认为是由封建社会转成资本主义的社会，这算是对了。再向上推，而仍要单从“经济”一观点来讲西方全部历史，就有些说不通。

    此刻我们单根据他后半一段来讲，封建社会有两个阶级之存在，一是“贵族”阶级，一是“平民”阶级。这里有该特别注意的一点，西方的贵族阶级，不全是政治上的公爵侯爵等，同时还有教会，也等于封建大地主。这一社会渐渐演变，到近代都市兴起，乃有新的工商业，所谓“中产阶级”，起来向上面的封建贵族争取自由，争取政权，造成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讲个人平等信仰自由，结果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经济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伦敦，看到当时种种工业生产之不人道，经济上的不平等，发表他的“资本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一套的理论。他说：资本愈集中，无产阶级愈扩大，中产阶级便不可能存在。无产阶级经过了资本主义的严格管理，他们有知识，有训练，有组织，只要扩大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这个世界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大家都说马克思这个预言失败了。照他的理论，应该在资本主义极度发达的国家，才愈容易引起无产阶级的反动。今天共产主义并不产生在美英等国，而产生在经济落后的俄国。

    实在马克思预言也并不错。我们若不把各个国家分开单独看，而从整个世界的共通处去看，由于资本主义个人自由的经济发展，在国内固造成有产、无产阶级之对立，但由资本主义之向外发展而成为帝国主义之殖民侵略，却使国内穷的不太穷，富的更富了。但就整个世界言，正如希脱勒所讲，有许多变成“有”的国家，有许多变成“无”的国家，如是则并不是在一国之内变成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对立，而是在整个世界上分成了“有”的国家与“无”的国家之对立。俄国正是一个经济落后的“无”的国家，所以列宁要补充马克思所没有强调的一句话，即是“打倒帝国主义”，这只是马克思预言的局部修正。

    今天的世界，若没有更好的方案，终不免会产生“有”的国家与“无”的国家的斗争。这是说明了今天的西方，已经走上了经济问题成为最主要问题的时代，这根本是一个病态的时代。马克思确实指出了近代西方的病态，但共产主义并不能解决这个病。有了资本主义才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反动”。倘使资本主义不加修正，共产主义不可能完全消灭，这是西方现代文化一大困难。

    二

    今天要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形态。照我下面所讲，却可证明马克思理论的第二缺点。它只能讲西方，不能讲中国。因为中国历史并没有依照马克思观点而发展，特别重要的，中国社会乃由其他部分来领导经济，控制经济，而并不单纯的由经济问题来领导社会、控制社会。所以经济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实在比较地能把经济安放在其“消极价值”之应有地位上。今天中国人纵然就此吃了亏，似乎一向太不注意经济的发展。但就中国全部历史看，经济问题所以不成为中国社会人生惟一大问题的，乃因其有领导控制的经济力量在。这个力量，我们要客观地指出，平心地检讨。

    第一点，中国社会与西方有一显然不同处。西方社会常有显明的“阶级对立”，中古时代是贵族与平民，近代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国在西周及春秋时，也可说是一封建社会，但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不完全相同。西方中古时期，由日耳曼人南侵，罗马帝国崩溃，政府法律一切组织解体了，社会上一个个力量便纷纷而起。他们的封建，指的是那时一种“社会形态”。中国古代封建，却是一种“政治制度”。由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卿大夫，统治各地，于是造成中国古史上的“大一统”。这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所造成的社会封建势力，截然不同。中国封建形成，是“政治”的，“由上而下”；西洋封建形成，是“社会”的，“由下而上”。

    现在暂不讲这一点，而转讲双方的相同处。最要是双方同样有两个阶级之对立，一是“贵族”阶级，一是“平民”阶级。所不同者，中国贵族阶级是纯政治的，没有教会僧侣宗教性的贵族。西方封建社会由城市工商人发展成为中产阶级，起来争取政权，这可说是由于近代的资本主义起来推翻了封建主义。中国呢？到了战国以后秦汉时代，封建社会消失了，不再有贵族、平民阶级之对立，但也没有资本主义之兴起，这事实说明了与马克思理论之不相符。

    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在一般人脑海中，并没有“阶级”，但却有“流品”。我们可以说，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流品社会”，并不是一个阶级社会。中国社会上从此分为士、农、工、商四流品，亦可称为“四民社会”。流品不是阶级。若我们不明白士、农、工、商四流品，亦将不明白中国社会之特点。农、工、商三流，西方社会也有，现在我们先讲“士”的一流。

    平常说“士”是读书人，这并不恰切，因中国社会向没有禁止农、工、商人读书。有人说“士”是知识分子，也同样不恰切。中国人对士之一流，却另外有一种不平常的涵义。因“士”可以参加国家考试，跑进政府，预闻政治。我们常说“士大夫”“士君子”，士是参加政府的一特殊流品。而且秦汉以后的政府，亦仅由此辈士人所组织。中国秦汉以后的政府，便变成了“士人政府”，这和封建社会里的贵族政府绝不同。

    在西方封建社会后期，工、商人兴起，在先只是对政府争取监督租税收支，审核预算决算，而不是直接要求参政。那时的政府则仍是贵族的。这个审核机构，即是今天议会的雏型。其后因议会种种刁难，政府无法应付，乃由议会中多数党出来组织内阁，形成了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他们这一转变，是“有钱人”起来打倒了“有权人”。

    中国秦汉以后，早不是贵族政府了，参加政治组织政府的，都是平民中间的士。“士”经过了政府之察举和考试而加入政府，这一制度，由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之建议而确立。但既做了政府官吏，便该和社会平民有分别。做官后，由国家给以俸禄，理论上应该专为公家服务，再不该顾及各自的私生活了。若其再谋个人经济，经营私家生活，则将妨碍公众，亏负本身的职守。其余农、工、商三流，则各自经营私生活，而负有缴纳租税的义务。

    这个道理，自孔子时即开始提出。《论语》里屡次说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类的话。孟子也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农、工、商生活有私家经济之凭藉，惟士则无恒产而有恒心。其精神所注在于“道”，不在私人衣食。汉武帝时规定做官人不许经商，唐代规定应考人做官人都不能兼营工商业。士人报考，必须声明身家清白，此所谓清白，亦包有不兼营私人生产工作而言。因此中国社会上的士，其身份地位，很有些相当于佛教的和尚或外国的教士。不过和尚是要出家的。在西方，宗教与政治分途，“上帝的事由上帝管，凯撒的事由凯撒管”。传教徒既没有家庭，也不参加政治。而中国的士，则是不出家的，不但有家庭，还要参加政府，要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人生的大任务。西方社会里的最高人生理论寄托教会，中国社会的人生大道理，则寄托在士的一流。有志做士的，便不该自谋个人生活。他的个人生活该由旁人来替他解决，他则应该专为公众服务。孟子之徒问孟子：“先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不太奢侈吗？”孟子说：“尧以天下让舜，舜受了尧的天下，也不算奢侈。像我这样，怎便算是奢侈呢？”因此中国社会上的士，是可贫可富的。

    在中国，士是双料的和尚。因西方教士和佛教和尚，不要家庭子女，不参加政治，所以说是单料的。中国的士，却有家庭，须得仰事俯蓄，但又不准他为自己谋生活，专要他讲道，假使不这样，又如何负得起治国平天下之重任？诸葛亮做了汉相，临终遗表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这是中国社会士的传统精神。积极方面要参加政治，来管公家事；消极方面不许他兼营管自己的经济私生活。所以说他们是双料的，至少也是半宗教性的。这是说：中国的士，至少该有一半的和尚精神。因其不经营私人产业，便和出家人无异。

    一个国家的政治，交给这批人来管，这批人既是向来不考虑个人经济，则对其整个国家的经济，他们的思想和政策会怎样呢？这一层，诸位自可想象及之。若使从中古时期以下的西方，全把政权交给与教会，我想至少也决不会让社会产生此后的资本主义了。今天西方的政党，其背后是代表着社会的资本和产业的。

    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因为有了士的一流品，它可不要宗教，它的政府也不会变成贵族政府、军人政府、富人政府或穷人政府等，而永远是一种“士人政府”。此乃中国社会的根本特殊点，韩愈的《原道》，排斥佛、老，他说：社会上只有读孔子书的“士”，可以不从事生产，因为他是为公众服务的。“僧”“道”并不为公众服务，何能不事生产而依赖别人生活？因此，在一方面讲，中国的士是半和尚，因其不事生产而有家庭。从另一面讲，又是双料和尚，负了治国平天下的大责任，因而又不许他经营私人生活。

    中国在秦汉以后形成了士人政府，社会由士人来领导与控制。所以我对两汉社会，称它做“郎吏社会”。两晋南北朝，称它做“门第社会”。唐代以后，则称它为“科举社会”。这是完全着眼在“士”的一流品之转变上来划分的。这完全和西方不同。若把马克思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必然如隔靴搔痒，搔不着真痒处。

    三

    现在再讲到中国社会中之农、工、商三流品。

    中国社会也可称是一个“农业社会”，因农民占了国家最多的户口，农村是中国最广的基层。要讲中国的农民生活，必须先讲到“土地”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传统上一个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所谓土地问题，便是讲土地的“主权”问题。土地的所有权，应该是国家公有呢？还是由农民私有？

    中国在封建时代就有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和“封建社会”是不可分离的。井田制度乃是封建政治下一个重要的节目。井田就是土地国有。当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照法理讲，全国土地都是天子的。天子分封给诸侯，诸侯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使用，便形成了井田制度。土地开始分配，以九百亩划分九个单位，由八家承耕，每家分种一百亩。当时似乎尚无像后世租税的观念。唯一条件是八家共同耕种那中间一百亩的一块，把其收获交给公家。实际上，等于公家拿了九分之一的租额。但此制后来发现了缺点，农民全把精力放在分配到的田亩上，各家的一百亩私田耕得都很肥熟，对公耕的百亩便不免荒芜了。于是贵族地主不得不改变办法，不再将土地分公私，全部交给与农民，而向各家征收其十分之一的田租。这一转变便生了问题，因把土地“所有权”的观念改变了，渐渐地循致不再去管每家一百亩的平均分配了。他耕一百亩也好，耕一百二十亩也好，政府反正只要向他收取十分之一的租税。政府变为“认田不认人”，不问你耕多少田，只知道按田收租，于是逐渐转变为“耕者有其田”，将原来平均分配的精神打破了。

    这样由土地“国有”转变到“私有”的过程中，并没有革命暴动，也没有任何一套明显的理论来鼓吹，若把西方眼光来看中国历史，这是难以了解的。这像后来印度佛法传入中国，到唐代已变成为中国的佛学，这是宗教上一大革命，然而也并没有像西方宗教革命般的显然争持和流血残杀。可见中国历史并不是没有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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