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篇第五

    （解题）曹操曰：“用兵任势也。”王晳曰：“势者，积势之变也；善战者，能任势以取胜，不劳力也。”

    基博按：“势”与“形”不同：“形”者量敌而审己，筹之于未战之先。“势”者因利而制权；决于临敌之日。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

    （训义）杜牧曰：“分者，分别也；数者，人数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别人数多少各任偏裨长伍，训练升降，皆责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陈皞曰：“若聚兵既众，即须多为部伍；部伍之内，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数，使之训齐决断，遇敌临阵，授以方略，则我统之虽众，治之益寡。”张预曰：“统众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数，使不相乱，然后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独，二人曰比，三人曰参，比参为伍，五人为列，二列为火，五火为队，二队为官，二官为曲，二曲为部，二部为校，二校为裨，二裨为军；递相统属，各加训练，虽治百万之众，如治寡也。”

    基博按：明戚继光撰《纪效新书》十八卷、《练兵实纪》九卷、《杂集》六卷，专明束伍练阵之法；以为：“束伍之令，号令之宜，鼓舞之机，赏罚之信，不惟无南北水陆，更无古今；其节制，分数，形名，万世一道，南北可通也。若夫阵势之制，随敌转化。或曰：君用兵酷嗜节制，节制工夫从何下手？曰：束伍为始，教号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权重焉，不能传也。”所著《纪效新书》十八卷，以一卷为一篇；曰束伍，曰操令，曰阵令，曰谕兵，曰法禁，曰比较，曰行营，曰操练，曰出征，曰长兵，曰牌筅，曰短兵，曰射法，曰拳经，曰诸器，曰旌旗，曰守哨，曰水兵，各系以图而为之说；皆阅历有验之言。而《练兵实纪》，则在蓟门练兵之作；一练伍法，二练胆气，三练耳目，四练手足，五练营阵，六练将；以为：“教兵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曰实纪者，徵实用也。至清代，上高李祖陶所著《迈堂文略》，中有《读戚武毅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有述》之作，称“采六经之腴，拔百家之萃，精微广大，兼而有之；而总归到节制上去。节制者何？如竹之有节，节节制之，虽笋抽丈余而不倾欹。又如木之有干，干上报节，节上生枝，枝上生叶，节节固之，虽千花万蕊而不紊乱。无节制，则虽李广才气无双而战辄败北；有节制，则以孔明将略非所长，而司马仲达亦不敢与战。夫节制工夫，始于士鼓各有所用，音不相杂，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杂；人人明习，人人恪守，宁使此身可弃，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拌，此节不可不重；视死为易，视令为尊；如此，必收万人一心之效，必为堂堂无敌之师。而万人所以为一心，只是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万。兵退走，则斩将；将败死，则斩兵；一节一节，互相瞻顾，有欲走而不能走，欲走而不敢走者！孙子之书，形而上者也；戚氏之书，形而下者也；然形而上者之道，即寓于形而下者之器之中。倘兵无节制，则虽有权谋，无所可用，用亦不能成矣。”《孙子》之谓“分数”，戚继光谓之“节制”；以将校之统御言，曰“节制”；以部伍之分编言，则曰“分数”；既而洪秀全、杨秀清起于广西，走湘破鄂以抚有南京，号太平天国；清兵屡败而不可振，则有丹徒戴楫汝舟撰《算兵》一文，见所著《纯甫古文钞》；其辞曰：“古之善言兵者，莫如孙子；近世则推戚氏继光为最。《孙子》曰：‘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戚氏本其意以治兵；其《纪效新书》首以束伍立说。其《操练篇》所言结队法，虽与所用鸳鸯阵法，人数不同，然会通全书之说而为之详其法；大约五人为伍，伍有伍长；五伍为队，队有队长；四队为哨，哨有哨长；四哨为一官，官有哨官；四哨官为一总，总有把总；五总以上有中军，为主将。其《军法》、《禁令》等篇所载军法，皆责成于其长，而治之以连坐之法。其临阵退缩也，令甲长管兵，队长管甲长，哨官哨长管队长，把总管哨官哨长；若故纵，罪坐其长。其当先不救也，一人当先，八人不救，致令阵亡，八人俱治罪；一甲当先，二甲不救，一队被围，本哨各队不救；一哨被围，别哨不救，失陷者，皆罪其哨队甲长。其对敌先退也，兵退，治甲长罪；甲长与各甲俱退，治队长罪；一哨各队长兵俱退，治哨长罪；一哨官之兵与哨官俱退，治哨官罪。其队长哨长哨官不退阵亡，而甲下之兵、队兵、哨长以下甲兵退者，皆罪其属下之甲长与各哨队长。其平时兵丁逃走，罪其同队兵。愚尝反覆其书而知其立法之善也！盖主将一人至寡，而三军至众，以主将将三军而无法，则无以制其众，而为众所制；无以制其众而为众所制，则兵不畏将而畏贼；兵不畏将而畏贼，则逃。今若如戚氏所言队伍之法，主帅所将，除中军未明言其数外，为兵者八千人，为把总者五人，为哨官者二十，为哨长者八十，为队长者三百有二十，为伍长者一千六百，凡把总，哨官，哨队伍长，共二千二十有五人。夫以八千人计之，则不如一千六百人之少而易治焉！以一千六百人计之，则又不如三百二十人之少而易治焉！八十人又少而易治焉！二十人比之八十人，又少不如五人之治二十人；一人治八十人，又不如二十人之治八十人；一人治三百二十人，又不如八十人之治三百二十人；一人治一千六百人，又不如三百二十人之治一千六百人；一人治八千人，又不如一千六百人之治八千人为治之者之多而易治焉！且使甲长治兵，其不治兵也，斯队长治之矣；使队长治甲长，其不治甲长也，斯哨长治之矣；使哨长治队长，其不治队长也，斯哨官治之矣，使哨官治哨长，其不治哨长也，斯把总治之矣。彼甲长焉得不治兵，队长焉得不治甲长，哨官哨长焉得不治哨长队长耶！且兵各有长，长各有属；犯法者各治其长与其属，则功罪不相及；功罪不相及，则赏罚行。何者？主将法令虽严，在下之兵，虽或有怨其主将者；而各有部伍统属而不能一，则军士之骄横者，无自而为变。且同队同伍，有连坐之法；同队同伍者，惧法之连及，则互相管束，不使一人恣行，得以累及于众人，而不容其犯法。此《周礼》所言伍两卒旅师军之遗制，而《孙子》之所谓‘治众如治寡’也。由此而推，虽将十万之众，无难焉！乃今之制军则不然！各路调发之兵，领兵官或一人领数百人，多者或至千人；又或数人领之，而部伍不分，兵士众多，漫无统纪。且兵既未经选练，又自他处调发而至，与主将素不相习；各路之兵，勇怯不齐，心迹各异；是以兵勇虽多，有如乌合，数里之外，望气奔溃。嗟乎！兵无队伍，主将其能与士卒亲乎？士卒遂畏主将而奉其命令乎？且主将即欲赏罚其众而部伍不分，遂能行其赏罚乎？则兵众之卒然逃散，主将其遂能禁之乎？盖惟有制军之法，而后军法可以明；惟军法明，而后军法可以行；惟军法行，而后可以行军；可以行军，斯可以灭贼！可以守土地，保人民，安国家；成法具在，主将有欲杀贼立功名者，胡不讲求其法而行之也？”其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治湘、淮军，皆用戚继光束伍之法以有成功；则信乎“分数”之以“治众如治寡”矣！然“分数”之用，不惟节制以治军，抑亦战斗以应敌！而《孙子》以治军之节制言，故谓之“分数”；克老山维兹兵法以应敌之战斗言，则谓之“战斗序列”。特克氏之言“战斗序列”，有足以补《孙子》之所未及者，不惟论列军、师、旅、团、营、各队级之节制；抑亦兼及步、骑、炮，各兵种之混成；见所著书第五卷《论战斗力》，中有专章论军队之战斗序列，其持论以谓：“战斗序列者，乃将各兵种部分编制以为全体之一肢节，而配备于空间，以形成尔后战斗之基本形式者也。故战斗序列之涵义有二：一曰部分，以算术之要素而成立者也。一曰配备，以几何学之要素而成立者也。其以算术之要素而成立者，为由平时固定之军队所编成，以步兵营、骑兵连或团及炮兵连等一定之部分为单位；自此而上以形成更大之肢部，渐次成为全体配备，乃将军队为战斗而行之配备以预为规定者也。是故战斗序列，乃十七世纪以后战斗之所有！盖战线之广袤以无限延长，而军之全正面，无不为类似之肢节所成立，而可以分割为任意之断片；凡断片，不但互相类似，且有全军所缩小同一之组织；所以今日之军，非单一不可分离之全体，而为多肢节之一全体，有极大之伸缩性，因敌制胜，散全体以成部分，合部分以成全体，可分可合，而战斗序列不以紊乱；是故部分之为贵也！夫军之所以不可不有部分者，不论军之如何小，而欲为独立之全体以行动时，至少必三分其军；盖一置前方，一置后方，而其一为中央部队以成纵队；纵队者，由一路线而继续前进之兵团也。然以中央部队为军之主力，不可不较前军、后军为强大；则四分其军，而以全军四分之二为中央部队；以视三分其军者为实用；然尤不如八分其军；盖先以一队为前卫，而以三队为中央部队，横延左右成两翼以成军之主力；以二队为后卫；而其余两队，则分置于左右翼外若干之距离，以掩护纵队之侧面也！然总司令官之直接命令者，不过三四人，则指挥易；而经三四人以转达其下部队，其中亦有不利！第一，命令所经过之阶级愈长，则失去其迅速、力量与精确之程度愈大；如总司令官与师长之间，介有军长，是也。第二，总司令官直属各指挥官之活动圈愈大，则总司令官之威力与权势以减杀；盖各指挥官之于所属部队，皆有其自身之威望与权力；而至于脱离总司令官之指挥时，殆常有拒绝之倾向也！此部分之所以多阶段，不如多分支！然分支过多，亦以徒招混乱！吾人试思以一军司令部指挥所部之八分队，已为不易；何况欲指挥十以上之分队耶！今以二十万之军分为十师，一师分为五旅，则一旅之兵，得四千人，此一法也。然吾人亦可以二十万之军分为五军团，一军团分为四师，一师分为四旅，则一旅之兵为二千五百人；两者相衡，孰为得失？则分五团，不如分十师！何者？第一，以军团介于师与军之间，而总司令官命令传达之阶梯，有过长之缺陷！其次，二千五百人之一旅，兵力可谓劣弱；而一军之旅得八十，以视分十师之得五十旅者，又太烦复；则兵力以寡而见薄，指挥以多而不易！此分五军团之所以为失；而总司令官之所得者，不过直接命令指挥官之数减半耳！至一旅之兵，二千五百人，固形太少；而五千人，亦不可过！何者？第一，旅者，乃以一指挥官直接之口令所能指挥之部队，而视人声所能达之范围，为其兵数之最高限度。其次，步兵集团至五千人以上时，则必有炮兵附属，而混合有异种兵者，无不视为特别之一部队，未可漫以旅呼之也！战略上之所需以求各种兵之混成者，为军团；若无军团，则以师为限；师以下之肢节，则不过以应乎一时之必要，而得许可为一时之混成而已！是故部分之不可不知者有三焉：第一，全军之肢节少，则失去其伸缩性。其次，肢节失之过大，则最高意志之威力薄弱。其三，命令经过之阶梯复杂，则力量以杀，而失其精确与迅速。所以阶段不宜多，而分支不可少也！至战斗序列之必涉及各兵种之混成，则以近代之兵学，不以各部队全体集合为目标；而以肢分节解，为通力合作，蕲于互相隔离之行军，得为各自独立之战斗；顾非各兵种之混成，不能为独立之战斗！盖战斗，不外二者所构成；一为射击之歼灭；而一则为白兵战，即个人之战斗，是也。炮兵有效于射击之歼灭；骑兵特利于个人之战斗；步兵则两者兼有之！又防御以固着于阵地而抵抗；而攻击，则以敏捷活泼之运动为第一义。骑兵缺固着之性能，而运动，则保持有优秀之力；故骑兵可专为攻击之用。步兵能固着以行抵抗，而亦不缺运动之性能也。战斗以歼灭为主，而炮兵有效于射击之歼灭，厥为各兵种中之最可畏者！然缺乏运动之性能而固着于静止，以致军队之运动，亦因而迟钝；此其所短！傥炮兵无掩护之部队，往往有为敌军袭击而以委炮于敌手者，盖炮兵无个人战斗之能力也。然敌军得我之炮，而射击我以为歼灭，则害莫大焉！骑兵以增加军队之运动力；若骑兵过少，则失军事动作之迅速性！无炮兵，则以减杀军队之歼灭力；无骑兵，则以减杀军队之运动力！盖步兵虽能运动而不如骑兵之迅速；无骑兵，则不能以追奔逐北，杀敌致果，而胜利之收获不大矣！自十八世纪中叶，菲烈德立大王视运动为军事成功之惟一原理，而欲以出乎敌人意表之运动力，风发电迈以争胜利；所以拿破仑之用骑兵，比率大于寻常；盖骑兵以敏活运动而为决大胜之武器也！然以火器之进步，而骑兵失其重要性；抑亦自然之理也！然而炮兵无步兵，则不能掩护；步兵无炮兵，则不能歼灭！步兵为全军之主兵，其他骑炮二种兵，则从属之；大抵骑兵之于步兵，以比率五分之一为最适；而炮兵，则千人之兵，炮兵则为三门或四门，乃至五门之比率；过此以往，是否有害作战，而非委之于经验，无以知也！所以于全部无障害之炮兵最大数，与全部能满足之骑兵最小限，如何适当，不可不熟虑也！”然则克氏之所谓战斗序列，盖师以上之编制；而《孙子》之所谓“分数”，则相当于师以下之编制；众寡不同，而义相发也！

    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

    （训义）曹操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张预曰：“《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鼓铎；视不相见，故为旌旗。’今用兵既众，相去必远，耳目之力所不闻见，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听金鼓之号而行止；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故曰此用众之法也。”

    基博按：“形名”者，军队作战之所以指挥也。古人以旌旗为“形”，金鼓为“名”；而今军中所用之手旗、烟火、手电筒、信号弹、光号弹，皆以为“形”之指挥也；军号、口笛、锣、鼓，则以为“名”之指挥也。然古之战场小，军队之组织简单，故“形”“名”足以指挥；而今之战场广，军队之组织烦复，仅“形”“名”不足指挥；而指挥之权，操于将校；指挥之事，管以通信。德国军事家尝谓：“通信部队，即指挥部队；无通信，即无指挥！”而世界各国，行军通信机构之最先进者，莫如德国；当一九一七年攻俄时，其通信机构，即从步兵连着手；而俄军之所以此进彼退，指挥无方者，只以通信之不灵活耳！及大战以后，英、法诸国之建军，无不扩充通信部队以至步兵连通信班为止！盖连为战斗单位，其指挥连络之灵活，往往决胜利于俄顷；其野战电话线，无不架至连；而背囊式无线电之使用，甚而下达第一线班及最小搜索单位者！诚以部队之指挥运用，非出以机动突击，不能制胜；而部队之协同连系，又非有赖于通信灵活，不能“斗众如斗寡”也！我国以科学不竞，而电气通信器材之缺乏，仅团以上有配属；而营连之指挥，不废“形”“名”！“形”“名”之用，在营以下，始特显著，多使用于近距离，小部队；盖耳力体力之范围，不能超过一千米也。然以兵器之进步，摧毁与破坏之力日大，电话通信，亦虞或断；而山地战斗之电话架拆，尤为困难；则以“形”“名”之器材轻易，手续简单；而紧急之情报，无不以密约信号，灵活传递，抑亦以发挥最大效能也！形名之中，以手旗及军号、口笛为最普通使用而各有攸宜。盖手旗为前线部队之用；不论行军驻军战斗间小部队之指挥联络，船舶、铁道等运输间之连系，无不左宜右有；尤以搜索警戒部队与后方之隔离，或湖沼地敌前架桥作业之连络，最为有效。至于军号、口笛，不惟为军队作息时间及行动之信号；而临阵之际，尤可以预约之信号，达紧急之命令以指挥一切，实为营、连、排长指挥之利器也！惟我军之用手旗，多依据通范三部，用数字符号以行通信；特以军语繁复，记诵翻译困难；而通信勤务，尤多沿用电报收发规则办理，手续繁琐，费时太久，亦失手旗通信简单之初意；当以依据步兵操典，射击教范，而改用简明易记且易想像之记号通信为宜！至于军号、口笛，我军虽早使用；然亦固执一定之形式，拘泥旧法，而为敌人所熟知，往往模效以误我！除用之为各种警报外；尤应在平时加以特种训练，以适应临阵之实况，而规定各种简明易记之信号，随时变换以自由运用；此之不可不察也！

    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

    （训义）曹操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李筌曰：“当敌为正，傍出为奇。”何氏曰：“兵体万变，纷纭混沌，无不是正，无不是奇。若兵以义举者，正也。临敌合变者，奇也。我之正，使敌视之为奇；我之奇，使敌视之为正；正亦为奇，奇亦为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无奇正而胜者，幸胜也，浪战也。”张预曰：“三军虽众，使人人皆受敌而不败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说，诸家不同。《尉缭子》则曰：‘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曹公则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李卫公则曰：‘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此皆以正为正，以奇为奇，曾不说相变循环之义。唯唐太宗则曰：‘以奇为正，使敌视以为正；则吾以奇击之。以正为奇，使敌视以为奇；则吾以正击之。’混为一法，使敌莫测，兹最详矣。”郑友贤曰：“或问：‘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受敌，无败，二义也；其于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论分数、形名、奇正、虚实四者，独于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义所主之要也。复曰：‘凡战，以正合，以奇胜。’正合者，正主于受敌也；奇胜者，奇主于无败也；以合为受敌，以胜为无败，不其明哉！”

    基博按：郑氏之说，苦心分明而未得其指。夫“以奇胜”，岂止“无败”；“以正合”，不限“受敌”。“受敌而无败”，一意相贯，非二义也。其曰：“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盖意在为不可胜，而自立于不败之地；所谓“奇正”者，不必指我之“以正合，以奇胜”；乃谓识奇正之用，而以测敌军之孰为正，孰为奇，而后可以“受敌而无败”也！一九一七年，法国赴美军事委员奥维埃诏美人以取守势之作战法曰：“总司令部参谋中人，知敌人之将大举也，聚而测以三事：（一）敌军之真正意向。（二）敌军将在何处前敌之何段进攻。（三）敌军人数。然而有未易者！盖敌人每出种种狡谋，以愚吾之耳目。或则于前敌各处悉立有取攻势性质之建筑工程，以为疑兵之计。或其可用之军，本在后方休息，突运往某处前敌；顾非自其地进攻；特以处心积虑，欲愚其所占地内法、比居民及我军间谍。若同时由数地进攻，必系疑兵之计以分吾军兵力。如敌人于攻击凡尔登前，先攻其北诸地暨香槟、业罗拉纳二地。吾人虽知其志在凡尔登，然军队不能集中。吾人又稔知敌人必先由数处进攻，然又不敢断其皆无重要关系；我以备多而力分，疲于奔命，敌遂捣虚而入。”易言之，即必先测识敌军之孰为奇正，而后可以受敌而无败也。既而又曰：“我既推测敌军之意念所欲矣，苟我确知敌军将由前敌之某地进攻，必须厚集兵力于后方；不独防误计敌军进攻地点，且以第一道防线濠沟为敌军炮弹之点，势必全被毁坏，密集其中，反多所牺牲；宜择一适中地点，屯兵策应；其地各道濠沟之联络，机关枪之炮位，炮垒之地点，皆须用掩饰术种种方法，使敌人对于我军主力所在之地点，茫然不知，而长虑却顾，如骨鲠在喉，不除不快；苟非尽毁地上各物，其顾虑之心，永不能消灭，若全力攻未陷各段，转予我以反攻之机；盖其密集之点，既足引我步军注目，又为我军炮队之的。”此又我军之奇正。故曰：“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

    兵之所加，如以碬击卵者，虚实是也。

    （训义）曹操曰：“以至实击至虚。”李筌曰：“碬实卵虚。”梅尧臣曰：“碬，石也，音遐，以实击虚，犹以坚破脆也。”张预曰：“夫合军聚众，先定分数；分数明，然后习形名，形名正，然后分奇正；奇正审，然后虚实可见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基博按：四事承上篇而备陈其目。分数、形名、奇正三者，所以自立于不败之地；而虚实，则所以不失敌之败也。虚实云者，谓避实击虚，避坚击瑕，不虚耗吾力以攻敌之坚；以碬投卵，喻其易耳！夫用兵之法，贵于明奇正，识虚实，而攻守相兼，奇正为用。甲午中日之战，我之所以败，兵力非甚薄也，军械非不足也，乃不为攻而为守，而守又不布远势而局一隅！方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之护诸将以自牙山败退也，日人迟回王京，未敢薄我，盖大兵未集，孤军无继也。叶志超护大同镇总兵卫汝贵、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奉天府都统丰升阿、提督马玉昆诸将兵三十五营以屯平壤；而聂士成与四川提督宋庆、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及其他诸将以所部七十余营联屯鸭绿江上，如荼如火，既不知分道争利，直趋王京以攻敌人之虚；又不能扼险屯兵，互为策应，而予敌人以瑕。叶志超在平壤置酒高会，而日军源源而至，遂成坐困。既而三战三北，日军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安东、凤凰诸城。而安东之敌，分兵西陷岫岩，入海城；且将东窥辽阳，西瞰营口、牛庄，于是关外宁远、锦州诸城大震！宋庆帅所部自盖平北援。然是时，海城之日军以孤军悬入；盖平既未失守，惟析木城一线为其后路；而日军之入海城者，仅六千人；大小炮才二十门，粮械不继；而宋庆所部倍之，苟以全力分布，绝其归路，固可聚而歼焉！乃以全军二十余营，屯距海城二十余里之缸瓦寨，逍遥容与；而海城之敌，从容布置，乃避实击虚以先发制我矣！于是聂士成大愤，以谓：“战事之起，止闻敌来，未闻我往，故敌得前进无忌！”乃电请于诸帅：“愿得精卒数千人，直出敌后，往来游击，截饷道，焚积聚，多方扰之，时聚时散，不予敌人以可测；及其罢于奔命，而后以大军蹙之，必大克之！”此蹈敌之瑕，以成我之奇，兵家之制胜也！然诸将尼之不果行焉！此不为攻而为守之失也！及其守也，则又不识奇正之用；敌布远势以攻我，我局一隅以应敌，而以我之株守，成敌之用奇。牙山之战，聂士成驻成欢，扼两山间之大道；战方酣，而不虞敌之出奇兵，绕登东山以袭我侧也；势不支，遂败，而就叶志超合军以趋平壤。既而日军分四道来攻，志超乃大严诸军，附郭而屯，只防东南一路以悉力当敌冲；而莫虞彼狡之自西北分道以议我后也！马玉昆方大捷于东南，而日军则袭城北以破玄武门矣！至于守旅顺，不固守金州；防威海，不兼防成山；我悉全力以当敌冲，敌出奇兵以议我后，屡败而不之悛！《孙子》曰：“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然则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败者，则以昧奇正之用，而不虞敌之出奇以制胜也。用兵者可以知所监矣！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训义）曹操曰：“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杜牧曰：“以正道合战；以奇变取胜也。”张预曰：“两军相临，先以正兵与之合战；徐发奇兵，或捣其旁，或击其后以胜之。若郑伯御燕师，以三军军其前，以潜军军其后，是也。”

    基博按：战之为道，在歼灭敌之主力；而歼灭敌之主力，则必“以正合，以奇胜”；虽在今日，不能例外！然而议论纷纭，亦各不一：或主侧翼包围，则有当于“以正合，以奇胜”者也。或持中央突破，则不必“以奇胜”，而蕲决胜于“以正合”者也。在一九一四年，欧洲上次大战未起之前，法国兵家曾以此诤议甚烈。莱格里为包围论之领袖；朗格罗为突破论之领袖；而朗格罗以一九〇二年，著《最近二次战争之教训》一文，则以一八七八年之俄土战争，与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之南非战争为论据，而发凡起例，以谓：“作战者，必在敌人之战线，得其可突破之一点，而集中可用之兵力以为攻击，则战必胜！拿破仑之作战原则，至于今不废；然侧翼突破之战术，不得不受限制于现代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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