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酒中酿出新味来

    古代希腊哲人说，悲剧能净化人们的灵魂。我看，怀旧也同样能净化人们的灵魂。这一种净化的形式，比悲剧更深刻，更深入灵魂。

    ————季羡林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副校长

    政治哲学的新发展

    ◎君主必须像狐狸一样狡猾

    伴随着文艺复兴，近代思想也在意大利兴起了。15世纪，近代思想普及了宗教和世俗领域的大部分人群，但直到17世纪，一批重要的改革派人物才开始主张尊重科学。

    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当中很多人还依然崇敬古人的威信。15世纪的意大利，几乎任何一种思想都可以从古人或教会那里找到依据。

    文艺复兴没有产生重要的理论哲学家，却在政治哲学领域造就了一位卓越人物，他就是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人，1498年时在当地政府担任一个很不起眼的职务，但却经常履行重要的外交使命。14年后，由于和美第奇家族为敌，马基雅维利被捕，后来被准许在佛罗伦萨的乡下隐居。

    从那时起，马基雅维利开始著书立说。一年后，他写出了《君主论》，这是一部旨在讨得美第奇家族好感的著作。与此同时，他还写出了带有显著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论李维》。然而，《君主论》并没能帮助他博得美第奇家族的欢心，他只得继续隐居著述，一直到文艺复兴运动寿终正寝的那一年才死去。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是科学性的经验哲学，并不谈论目的是善意的还是邪恶的，只说明为达到目的应该采用的手段。在当时，人们普遍赞叹这种利用高超的手段赢得声誉的行为，尤其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意大利，这种赞叹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尽管崇尚手段和希望意大利统一这两件事并存于马基雅维利心中，但它们并未合二为一。他认为，承担祖国统一大业是出于对权势和名望的热爱之心。

    何为英明的君主？马基雅维利认为：“人们对于君主的爱戴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对于君主的敬畏则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英明的君主应当确保自己立足于自己意志的基础上，而不是立足于他人意志的基础上。只是，君主必须努力避免被人憎恨。”

    在《君主论》一书里，马基雅维利否定了公认的一般道德，他认为君主必须像狐狸一样狡猾，像狮子一样凶猛，如果太善良是要灭亡的。书中还说，有时候君主必须不守信用，只有在守信用有好处时才能守信用。

    《论李维》的语调与《君主论》大不相同，在这部著作里，马基雅维利在道德上将历史人物分为七级，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宗教的创始人，其次是国家的奠定者，再次是知识分子。这三个级别的人是“好人”，而宗教破坏分子、国家的颠覆者、不尊重道德和知识的人都是“坏人”。这样一来，包括恺撒在内的建立专制政权的人都是“坏人”，而杀死恺撒的布鲁图斯则是“好人”。

    《论李维》对教皇权力的论述特点是如此的详尽和真诚，书中还阐述了“制约与均衡说”，认为只有在宪法中体现了君主、贵族和平民三者的利益，那么他们才会彼此互相制约。他认为，民族独立、安全和有序的政治结构是最重要的。在君主、贵族和平民之间按实际力量的大小分配权利是最好的，这种结构之下的革命最难以成功，国家也因此最接近于稳定。为国家的稳定而给予平民一定的权利是明智之举。说到底，不论是什么政治目的，各种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他还说：大多数的文明人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

    和大部分古代人一样，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在某个方面显得肤浅，不考虑社会的实情，就想创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但与过去的世界相比，现在的世界更接近于马基雅维利的世界了，谁企图驳倒马基雅维利的哲学思想，就必须进行一场超越19世纪的深思。

    ◎君主论（节选）

    除了伟大的事业和作出卓越的范例，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君主赢得人们崇高的尊敬。

    在当代，阿拉冈国王费尔迪南多，即今天的西班牙国王，就是一个范例。他凭借自己的声望与光荣，从一个弱小的君主，一跃而成为基督教世界中独一无二的国王，因此他几乎可以被称为一位新的君主。

    如果注意观察他的行为，就会看到他的所有一切都是最伟大的，其中有些甚至是非凡卓越的。在他统治初期，他进攻格拉纳达，这项事业就为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一开始，他从容不迫，并且对任何阻碍都毫不害怕。他使卡斯蒂利亚贵族们的精神都关注在这项事业上面，只考虑那场战争而不考虑革新，同时，在不知不觉中他赢得盛名和驾驭贵族的统治权。他用教会和人民的金钱来维持他的军队，并且通过长期的战争，为他的武装力量奠定基础，而这支武装力量一直让他引以为荣。

    此外，为了更好地实现他那更伟大的计划，他常常以宗教为借口，乞灵于宗教上的残酷，把马拉尼人从他的王国驱逐出去，并且把他们劫掠一空。在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悲惨和罕见的事例了。他在同样的宗教外衣下进攻非洲，然后侵犯意大利，最终进攻法国。这样，他常常在完成了一件大事后又计划另一件大事，通过这些大事使他的臣民们始终心神不宁，同时他们又惊叹不已地关注着这些事情的结果。而他的这些行动都是一个接一个地实施的，在这一行动和另一行动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使人们无法从容不迫地开展反对他的活动。

    另外，一位君主，假如像关于米兰的贝尔纳博的传说那样去做，每当遇到任何人在社会生活中做出非同一般的事情，无论这些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会抓住机会在内政管理方面做出罕见的范例，选择人们必定非常重视的关于给予奖励或惩罚的办法。这对君主是很有好处的。而最重要的是，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的行动去赢得作为一个伟大人物或具有非凡才智的声誉。

    当一位君主是一个人的真正朋友或真正敌人时，就是说，假如他公开表示自己支持某方而反对另一方的话，这位君主也会受到尊重。他这样做总是比保持中立更有利，因为假如你的两个强大的邻国互相打起来时，情况肯定是这样：当它们中的一国取胜的时候，你或者会害怕这个战胜国，或者你不害怕。

    在这两种情况之中，无论将来出现的情况是哪一种，你公开表态并且勇敢参战总是要好得多。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之下，假如你不公开表态，你将来就可能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而那个失败者会因此感到高兴和满意，而且你还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辩护，也无法使人庇护你，因为胜利者不会需要在自己处于逆境时不援助自己的朋友，而失败者当然更不会庇护你，因为你过去不愿拿起武器与他共同战斗。

    安蒂奥科应埃托利亚的请求，进入希腊驱逐罗马人，他派遣使节到罗马人的朋友阿凯亚人那里，希望他们保持中立。而另一方面，罗马人却劝说阿凯亚人拿起武器保卫他们。阿凯亚人在会议上对此事进行审议。安蒂奥科的使者在那里劝说他们保持中立，对此罗马的使者这样回答：“要求你们不介入战争，这与你们的利益相距甚远，假如失去友谊和尊重，你们肯定会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

    事情就是这样：他与你假如不是朋友，就要求你保持中立；假如他是你的朋友，他就会要求你拿起武器公开表态。但是优柔寡断的君主，为了躲避面临的危难，常常选择中立的道路，而最终也常常因此被人消灭。而当君主明确表态支持一方时，如果和你联合的一方取得胜利，虽然胜利者很强大，你必须听他支配，但是他仍然对你有一种义务，因为他已经同你建立了友谊，而且他们也绝不会忘恩负义地压迫你。

    再说，胜利从来不会彻底地让胜利者不需要有任何顾虑，特别是对于正义的顾虑。即使你支持的一方失败了，你也会受到他的感激，一旦他有能力的时候，就会帮助你，变成你可能东山再起的命运的同伴。

    真信仰是一种愚痴

    文艺复兴在西欧其他国家开始的时间比意大利晚，后来还和宗教改革纠缠在了一起。与意大利相比，这些国家的文艺复兴有很多不同之处，它不仅井然有序，而且还与道德紧密相连，尽管它不如意大利的先驱们那般辉煌，但却比较坚固。

    这一时期文艺复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伊拉斯谟。伊拉斯谟出生在鹿特丹的，在他尚未成年时，他的父母就先后死去了，他的监护人诱骗他在修道院做了修士。1493年，伊拉斯谟做了康布雷地方主教的秘书，这使得他有了游历各地的机会。

    1499年，伊拉斯谟第一次访问英国，在那里认识了莫尔和约翰·柯列特。他接受莫尔和柯列特的建议，开始着手研究实际的工作。伊拉斯谟还从柯列特讲授《圣经》课程的经历，认识到学习希腊语的重要。于是，在离开英国后，他就开始自学希腊语，两年后便熟练掌握了希腊语。1506年，伊拉斯谟抵达了意大利，很快他发现这里没有值得学习的东西，于是开始选编圣杰罗姆的著作，还计划着编著一本希腊文圣经新约。十年后，他终于完成了这些工作，从意大利前往英国，这是他第二次访问英国，在那儿他停留了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激发英国的人文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现在还有人读的唯一一本伊拉斯谟的著作是《愚人颂》。在这本书里，“愚人”兴致勃勃地发表自白，这些自白涉及人生的各个领域、职业和阶级：如果没有他，人类就会灭亡；最幸福的人是抛弃理性的近乎畜类的人，因为建立在幻想上的幸福的代价最低，因此是最高的幸福。的确如此，想象当国王比实际当国王要容易得多。

    伊拉斯谟认为，真信仰是一种愚痴————关于愚痴，《愚人颂》里通篇只有受到嘲讽的颂扬和受到真心的颂扬两种。其中，后者的那类愚痴是从基督徒淳朴的性格中显露出来的。伊拉斯谟厌恶这种颂扬，根据这一见解，他认为神学全部是多余的，真正的宗教信仰是发于情的。

    他写过一本名叫《基督教骑士手册》的书，在书里，他奉劝没受过教育的军人读读《圣经》和柏拉图、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为了普及拉丁语的用法和习惯，他还编著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拉丁语格言书。此外，他还编著了一本名叫《对话》的书，教导人们用拉丁语谈论日常生活和事物。

    那时候，旧教和新教两派都极力拉拢他，但他都不为所动。在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1518年，他曾猛烈抨击教会的弊端和教皇的罪恶，创作并发表了讽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进天国未果的作品————《吃闭门羹的尤利乌斯》。由于讨厌马丁·路德蛮横的作风和对斗争的憎恨，伊拉斯谟最终还是投进了旧教的怀抱。

    1524年，伊拉斯谟发表了一部旨在维护自由意识的著作，与否定自由意识的马丁·路德展开了辩论。结果，马丁·路德的凶狠答辩迫使伊拉斯谟进一步走向反动，地位也日渐衰落，最终脱离了时代。

    最低级的奴隶也能享有自由

    ◎注定的名人

    莫尔与伊拉斯谟私交很好，两个人都有渊博的学问，都瞧不起经院哲学，都主张教会的变革应从内部开始————可是当变革真正发生时，又都悲痛不已。

    莫尔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不太显赫的富有家庭，幼年丧母，由父亲带大。他的父亲曾担任过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一位勤俭持家、正直明达的人，对儿子要求极为严格，这对莫尔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莫尔13岁时，父亲将他寄住在坎特布雷大主教、红衣大主教莫顿的家中做少年侍卫，在那里莫尔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影响。这位主教对聪明好学的莫尔极为赏识，常对朋友夸奖说：“我的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名人。”

    在牛津大学读书时，莫尔对希腊语很感兴趣，这被认为是对意大利的“不信者”表示好感。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学校开除了。之后，莫尔迷上了卡尔图斯教团，并打算加入这个教团。就在此时，他认识了伊拉斯谟，在伊拉斯谟的影响下，他放弃了这个打算。

    莫尔是一个虚心而真诚的人文主义者。由于父亲是法律家，他还决定从事法律这个行业。1504年，身为国会下院议员的莫尔带头反对亨利七世增税的决定，虽然他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愤怒的亨利七世却把他的父亲关进伦敦塔，囚禁了一段时间。

    亨利八世即位后，莫尔不仅得以重操旧业，还被委以重任，五年后被封为爵士。尽管亨利八世对莫尔宠信有加，但他却并不对这位国王抱有幻想，他认为，亨利八世很可能会因为一座城池的好处而牺牲他。果然，不久莫尔便因反对亨利八世为迎娶安·布琳而与凯萨林离婚而失宠。失宠之后的莫尔于1532年辞去公职，可惜他与亨利八世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最终，莫尔被亨利八世判处死刑。

    ◎莫尔的“乌托邦”

    人们记得莫尔还有一个原因————他写了著名的《乌托邦》。

    《乌托邦》跟柏拉图的《理想国》描写的相似————所有东西都归公有，主张没有共产制度就没有平等。但他本人又反对说，共产制度会让人变得懒散，还会破坏民众对长官的尊敬。

    在乌托邦的国度里，所有居民衣着统一且一成不变，但有男人、女人、已婚者和未婚者之别。人们每天只在午饭前和午饭后各工作三个小时，晚饭后娱乐一个小时，晚上8点准时上床睡觉。如果长官发现生产出的物品还有剩余，就可以暂时缩短工作时间。

    乌托邦的福利设施非常完善，有医院、吃饭的会堂————当然，人们也可以在家里做饭，只是规矩比较烦琐。在婚姻方面的规矩也不比吃饭简单。按照规定，不论男女，如果结婚时不是纯洁之身，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夫妻任何一方犯有通奸或其他不能容忍的罪行，另一方可以提出离婚，有罪的一方不能再次结婚；如果夫妻双方愿意，也可以无条件离婚；破坏他人婚姻的人会被贬为奴隶。

    这里生活的居民认为快乐即是福，他们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不禁欲，能包容一切宗教，几乎人人都信仰神和永生，无信仰者无权参加政治生活。

    《乌托邦》一书的很多观点带有惊人的进步性，这主要体现在它关于战争、宗教自由、反对杀害动物和赞成宽大刑罚方面。不过，乌托邦里的生活好像也很单调和枯燥。这恐怕是一切计划性制度的共同缺陷。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创始

    ◎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出生于贵族之家，他的父亲和姨妈都是爵士。23岁时，培根便成为一名国会下院议员，并且做了艾塞克斯伯爵的顾问。后来，艾塞克斯伯爵因发动政变倒台，培根又在起诉艾塞克斯伯爵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经历使培根饱受非议。总体来说，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期，培根的仕途并不顺利。詹姆斯一世即位以后，他才时来运转。

    1617年，培根获任他父亲曾经担任的掌玺大臣一职，一年后便升任大法官。在当了两年大法官后，培根因接受诉讼人的贿赂而受到惩罚。他不仅被罢免了公职，还被处以罚款和监禁。不过，这份判决并没有完全执行————他只被监禁了四天，也没有人强迫他缴纳罚款。此后，培根远离官场。他认为：“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世上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在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中，在人的思想、想象、见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统治和权威。”于是专注于著书立说。

    实用性是培根哲学的基础，具体表现为利用科学技术，使人类发现或发明能够控制自然的力量。培根信仰传统宗教，主张哲学和神学应该分离，虽然他认为从理性出发也能证明确实存在神灵，但在他看来，除此之外的神学都是凭借启示认识的。

    他认为是经院哲学阻碍了当代科学的发展，因此他极力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权威。他还进一步揭露了人类认识产生谬误的根源，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种族的假相、洞穴的假相、市场的假相和剧场的假相。他指出，经院哲学家就是利用四种假相来抹杀真理、制造谬误，从而给予了经院哲学沉重的打击。

    但是培根的“四假相说”渗透了培根哲学的经验主义倾向，未能对理智的本性与唯心主义的虚妄加以严格区别。他认为，科学必须追求自然界事物的原因和规律。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以感官经验为依据。他提出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原则，认为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要获得自然的科学知识，就必须把认识建筑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经验归纳法，主张以实验和观察材料为基础，经过分析、比较、选择、排除，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也许是认为数学的可实验性不强，培根很轻视数学。同时，他也不喜欢亚里士多德，但对德谟克里特的评价却很高。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致效因产生的必然结果。他不否认世间万物都遵从神的旨意，但反对在具体研究中夹杂功利之心。

    培根一生成就很大，在逻辑学、美学、教育学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思想，著作颇丰，最终成为中世纪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创始者，马克思称其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论说文集（节选）

    彼拉多曾这样笑着问周围的人：“真理是什么？”他并不期望能得到任何答案。世人的心态大多会随着外界环境变化而变化，他们觉得坚持一种信念就相当于给自己戴上一副枷锁，会让思想与行为无法自行其是。

    尽管这类学派的哲学家们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上仍有一些偏好夸夸其谈的才子，这是与那些先贤一脉相承的，与古人相比仅仅是少了些血性，多了些狂妄而已。

    然而谎言之所以会博得人们的欢心，并不完全是因为人们在发现真理的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这就需要付出努力；也并不完全是在于，一旦找到真理它就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影响，而是同时，人们对谎言自身有一种天生的、几乎接近堕落的爱。

    曾经，希腊后期有一位哲学家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不明白，为何那些欺世的谎言会如此迷人，虽然它们不像诗歌那样清新，也不像经商那样会让人致富。但我不能妄下这结论，因为真理是未加修饰的日光，如果要想使这世间的各种假面舞会、化装演出和胜利庆典显得优雅高贵，那么这种光是比不上灯烛之光的。

    要是想把那些狂妄的见解、喜人的希望、虚假的评价、肆意的想象等从人们的大脑里清除出去，那么在有些人大脑里所剩的东西也就屈指可数了，会充满忧郁和厌恶的，那些表情庄重的神甫曾非常严苛地把诗歌称为“魔鬼之酒”。

    因为想象都被诗歌占据了，而诗歌仅仅是充满谎言的幻象而已。对人有害的并不是大脑里瞬间即逝的错觉，而是那种沉入心底并盘踞心中的假象。

    但尽管这些假象深深地扎根于世人堕落的观念和情感之中，只受自身评判的真理仍然会教导我们去追求真理、认识真理并相信真理。追求真理就是要向它表示爱慕，并向它求婚，认识真理就是要和它相依相随，而相信真理就是要享受真理的快乐，这就是人类天性中最真最善的东西。

    上帝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创造出来的首样东西就是感觉，末样东西是理性。而从那之后，他在安息日里所做的工作，就是以他的圣灵昭示世间的人们。

    他先是把光洒在物质，也可以说是混沌的表面上，然后又把光芒映射到每个人的脸上。现在他仍然用光照耀着他的选民，让他的选民们享用这些阳光。

    感性主义哲学在很多方面是肤浅的，但有一位诗人却因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而载入史册。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居高临下远观那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进的船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站在堡垒中巡视激战中的战场也是一件快乐的事，但这些都不能和向真理的高峰攀登，俯视尘世中的各种谬误和迷障、烟雾和曲折的那种快乐相提并论！”————只要这个俯瞰的人不骄傲自满。

    这些话说得非常好。的确，一个人要是在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大爱，那么他的行为就会遵循崇高的道德准则，永远只围绕真理的枢轴而转动，也就是说，他虽然生活在人间，但其实也就等于已经步入了天堂。

    君主拥护者

    ◎人生沉浮

    霍布斯自小遍览古典著作，14时岁便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15岁时进入牛津大学学习经院派逻辑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然而，在晚年时，他却认为这段大学经历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益，因为经院派逻辑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成了他憎恶的怪物。

    1610年，22岁的霍布斯担任哈德威克男爵之子，也就是后来的德文郡公爵威廉的家庭教师。这使得他得以跟随威廉周游世界。就在这时，霍布斯了解到了开普勒和伽利略，这两个人和他们的学说影响了霍布斯的一生。1636年，霍布斯拜访了伽利略。

    作为哲学家，霍布斯很欣赏数学方法在哲学中的应用，在伽利略的影响下，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见解。

    在巴黎时，霍布斯得到笛卡儿等许多知名科学家的欢迎。但是，他在1651年发表的《利维坦》给他招来了灾难————《利维坦》宣扬的理性主义惹恼了在法国的英国流亡者，而对旧教的尖锐抨击又得罪了法国政府。霍布斯只好再次逃回英国，并退出一切政治活动。

    霍布斯的一生是忙碌的一生。他曾与布兰霍尔主教就自由意志问题展开论战；他幻想自己发现了怎样“化圆为方”，并与牛津大学的几何学教授瓦里斯就此展开辩论；王政复辟时期，霍布斯受到王党人士的抬举，他的肖像甚至被国王挂在了自己的寝宫内。

    然而，大法官和国会却对霍布斯这个无神论者得到此等恩宠感到不满。后来，国会下院下令检查包括霍布斯的著作在内的所有无神论书籍，这带来的结果是几乎他所有著作都不得在英国出版。

    ◎专政下的自由

    毋庸置疑，霍布斯的声望主要是通过《利维坦》获得的。在这本书的开篇，他就表示自己信仰彻底唯物论。他认为，生命是四肢的运动，机器人的生命是人造的。国家，即利维坦，是人的技巧创造的，是一个模造的人，主权是它的灵魂。在结尾部分，霍布斯说，这本书有趣而易读，希望主权者也可以看到这本书，以便成为一个绝对的主权者。

    尽管霍布斯很钦佩开普勒和伽利略，但他却始终没能正确领悟如何使用归纳法求得普遍定律。与柏拉图相反的是，霍布斯认为理性是靠后天的勤奋得来的。然后，霍布斯开始探讨各种激情，认为意识的趋向就是欲望，反之就是厌恶。意识只是考虑再三后剩余的欲望或厌恶，是冲突中最强烈的欲望或厌恶。

    与大多数专政拥护者不同的是，霍布斯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在没有诞生任何政治制度之时，人们都希望自身自由，同时又希望能控制他人。这两种期望都源自保持自身自由的冲动，一切人类之间的战争也都是因此而发生的。

    霍布斯说，人类约束自己，是为了在因希望自身自由和控制别人而引起的战争中保护自己。关于为什么人不能像蚂蚁、蜜蜂那样互相合作的问题，霍布斯认为，蚂蚁、蜜蜂的合作是天生的本性，而人类的合作却是契约的产物。为保证合作正常进行，人类要把权力集中给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毫无疑问，霍布斯喜欢君主制，他的抽象的观点也适用于这样的政体。

    与前辈政治理论家相比，霍布斯有着显而易见的高明，他的观点清晰合理，人民也完全可以理解他在伦理学上的见解。除了见识更为狭隘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是第一个阐述政治理论的近代著述家。即使他有错误，也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基础不现实，而是由于太简单。

    我思故我在

    ◎戴面具的哲学家

    法国哲学家、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儿，以发现者和探索者的身份写哲学，文笔平易近人，异常出色，对近代哲学而言，这种令人敬佩的文学感是值得庆幸的。

    笛卡儿的父亲是一位拥有大量地产的地方议员，他死后，笛卡儿卖了这些地产，转而投资商业，每年能够获得六七千法郎的收入。在1612年之前，他有八年的时间在一所耶稣会学校读书，在这里，他获得了比一些大学生还要好的数学教育。这之后，他隐居在巴黎郊区，在那里潜心研究几何学。后来，他的朋友们扰乱了他的生活，于是他躲进了荷兰军队之中。

    在军营里的头两年，笛卡儿依然过着不受干扰的沉思生活，后来他参加了巴伐利亚军。在巴伐利亚，由于天气寒冷，他经常躲在一个火炉边思考。他自己说，他的一半哲学思想就是在那时形成的————苏格拉底有在雪地里沉思的习惯，而笛卡儿的大脑似乎在觉得暖和时才能思考。

    1625年，笛卡儿在巴黎定居。他的朋友们经常在一大早就来拜访他，而此时的笛卡儿还没有起床，这让他苦恼不已。于是，在1628年时，他再次参军。之后，他在荷兰住了20年，因为17世纪的荷兰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有思想自由的国家。

    有段时间，笛卡儿与瑞典女王有了信件联系。笛卡儿赠给了她一篇关于爱情的论述，还送她一篇论灵魂的文章。为了答谢笛卡儿，女王邀请笛卡儿到她的王宫里居住。但是，除了笛卡儿睡意正浓的凌晨5点，女王再也抽不出任何时间听笛卡儿给她讲解哲学。所以，对于体质一向孱弱的笛卡儿而言，在冬日里早起，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笛卡儿终于一病不起，于1650年2月逝世。

    笛卡儿的哲学带有主观主义倾向，他认为物质是只有从对于精神的所知出发，并通过推理才能认识的东西。欧洲后来的唯心论者以此为荣，而英国经验论者却恰恰相反。近代哲学很多提出问题的方法都源自笛卡儿，只是他提出的解答没有被接受。

    对于“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笛卡儿说，已被证明存在的“我”是由“我思”推知的，因此在“我思”————甚至是只有在“我思”时，我才存在。如果停止了“我思”，我便没有存在的根据。这个观点，是笛卡儿所追求的哲学的第一条真理，也是他认识论的核心，包含了其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

    由上面这个观点他还得出这样的结论：灵魂与肉体完全不同，不过比肉体更容易认识，即使不存在肉体，灵魂也会保持原状。于是，笛卡儿又得出这样一种一般准则：能想象得清楚明白的事物都是真的。但困难的是，要分清楚哪个才是真的事物。

    笛卡儿常感叹自己无知，他说知识越是渊博越是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有人曾对此大惑不解，问他：“您具有如此渊博的知识，为什么总是感叹自己无知呢？”

    他答道：“哲学家芝诺用圆圈来表示知识的范围，圆圈里是已知的知识，圆圈外是未知的知识，知识范围越多，圆圈越大，圆周也越长，圆圈的边沿与外界空白的接触面也就越大，因而未知部分当然也就更多了。”

    笛卡儿不是一个勤奋的人，他很少读书，工作时间也很短。他的成就仿佛都是在短暂的精神集中时取得的。《方法论》《沉思录》《哲学原理》等记载着笛卡儿的大部分科学观点，都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笛卡儿是第一个拥有高超的哲学能力并接受了新物理学和新天文学影响的人。他另起炉灶，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从未有过的，是给科学带来新的自信的标志。

    ◎哲学原理（节选）

    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意识，可用来否定可疑的事物，由此来避免错误。可是，不管给我们生命的是谁，不管他如何有力，如何欺骗人，我们仍然感受到自己有一种自由，使我们借以质疑各种不确定、不明显的事物，并由此防止受骗。

    我们在质疑的时候，不能质疑自己的存在，并且我们在按此类推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第一认识。我们既然如此地排斥了稍有怀疑的一切事物，甚至幻想它们是虚假的，那么我们真的很容易假设，既没有上帝，也没有老天，更没有物体；也很容易假设我们自己甚至没有手足，最后竟然连身体都没有。可是我们在质疑这些事物真实性的同时，我们却不能同样假设我们是不存在的。因为要幻想一种有思想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那是一种矛盾。所以，“我思故我在”的这种认知，是一个有合理根据和逻辑能力的人所能最先体会到的、确定的知识。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人心和身体的差距，或是能将思考的事物与物质的事物区别开来。这就是发现人心本性的最好办法，也是发现人心与身体差距的最好办法。既然我们假设除了我们的思想，没有任何事物真的存在，那么我们在审视自己的时候，分明就看到我们的身体是如此的庞大、形象，可以变换位置，以及其他类似的都不属于我们的本性，除了思想。

    所以，我们对自己心的认识，是在我们对所有事物具有认识之前就存在的，而且是比较确定的，因为我们在认知自己的思想时，还在怀疑身体是否存在……

    如何才能认知自己的心比认知自己的身体还明确？要想让人知道，我们对于心的认知比对于身体的认知更先、更确定、更明白，那么我们必须说，各种性质不可能是虚无的，而是按照一定的良知可以明确看到的一个道理。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看到什么性质，在那地方一定有一种事物或实体是他们的依托。

    这种良知还指导我们，在一种事物或实体发现的性质越多，我们就越明白该事物或实体。但是我们看到的性质分明就比在别的事物中看到的多，无论什么场合，我们在认知一种事物时，必然要更先认知我们的心。比如，我们因为接触着地球，看见地球，就判断地球是存在的，那我可以因同样的理由和更大的根据相信我的心是存在的。因为即使我认为自己是触着地球的，可是它或许就是不存在的；而我既然如此判断，那这样判断的心，当然就不能不存在。

    关于如何呈现我们内心的一切物象，我们都可以这样说。

    被骂名包围的哲学家

    从性情方面讲，斯宾诺莎可算是最高尚、最温和的一位哲学家了，有些人的才华也许能超越他，但在道德方面却绝对没有人能超越他。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即使是在他死后，他都被视为坏得可怕的人。

    他的经历简单而平凡。早年时，为躲避异端审判所的迫害，斯宾诺莎一家从西班牙（一说葡萄牙）迁居到了荷兰。因为漠视钱财，物质生活简单，只有很少的人认识他，但即使是不赞成他的哲学观点的人也很拥护他。在45岁时，斯宾诺莎因肺痨死去。

    斯宾诺莎对科学很感兴趣，但他最关心的还是宗教和道德问题。作为一名犹太人，他却被犹太教驱逐；基督教对他也是恨之入骨；“神”的观念充斥着他的哲学思想，正统信徒却斥责他为无神论者。

    他接受了源自笛卡儿时代的一套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物理学，并以此为基础，试图要给虔诚的信念和献身于“善”的生活寻找一块栖身之所。这一宏伟的举动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肯定和钦佩。斯宾诺莎还继承了巴门尼德所创造的形而上学体系，认为只有“神即自然”这一个实体，除此之外任何有限事物都不能独立存在；对神的全能关系之外，分别由思维和延伸性限定的精神和物质也可以独立存在。在斯宾诺莎看来，神处处都是无限的，思维和延伸性也是神的属性。

    斯宾诺莎视时间为非实在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决定论里解释说，正因为我们无知，所以我们才觉得我们能改变未来，其实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未来和过去一样不可改变。希望和恐惧的产生都是因为缺乏智慧。

    此外，斯宾诺莎还反对过分的热情，认为神不被任何情感打动，因为任何事情都是神的一部分，“神不会敬爱任何人”与“神只敬爱他自己”没有矛盾。神只敬爱自己这件事很容易办到，更何况以理智表达敬爱毕竟是一种很特殊的爱。

    除了能说出基督徒该说的话，斯宾诺莎还能说出一些令人颇感意外的话。

    在他看来，一切罪恶皆源于无知。他建议要联系原因分析这罪恶，把这罪恶视为自然力的组成部分，这样就能理解罪恶了。他还说，即使遇到天大的灾难，也不要让自己孤独地游荡在悲伤的世界里。如果按照灾难的实质看待灾难，把它当做起于时间开端、止于时间结尾的因果一环来看，你就会发现，这灾难并不是针对整个宇宙的灾难，它只是针对你的灾难。对宇宙而言，这场灾难不过是为了加强最后的和声而出现的暂时的杂音罢了。

    大致说来，斯宾诺莎的哲学学说杂糅了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也许这些思想还不能发展成为宗教信仰，但是在这充满苦难的人世间，它们倒也是一股促使我们清醒的助力，也是一剂医治绝望和麻木不仁的良药。

    《神学政治论》是一部融会了《圣经》批评和政治理论的奇妙著作。在对《圣经》的批评方面，斯宾诺莎为一部分现代观点开了先河。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一呼百应的哲学家

    英国经验论的代表人之一约翰·洛克，对政治哲学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他不仅是认识论中经验主义的奠基者，还是哲学自由主义的鼻祖。

    洛克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牛津大学讲授的仍旧是经院哲学，但是洛克受笛卡儿影响很深，因此憎恨经院哲学和独立教会的狂热。后来，洛克做了一名私人医生，1682年洛克逃往荷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洛克回到英国，在商业部任职。

    “光荣革命”之前，洛克没有冒险参与政治，而是静心创作了他这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人类理解论》，该书完稿于“光荣革命”前一年，出版于1690年。此外，洛克的大部分著作：《论宽容》《政府论》《论教育》等都是在革命之后的几年内发表的，这些著作如实地表达了这次革命的精神。

    在《人类理解论》的第一卷，洛克就论述了没有“天生的观念”的原则。他认为，人类的所有观念来自感觉作用和对自身心灵活动的知觉。人们不会先于经验获得任何知识，因为不仅我们的思考要借助观念，而且人们也是通过经验获得所有观念的。

    洛克认为，知觉作用可以被称为“走向认识的第一步和第一阶段”。对于洛克而言，“认识要依赖知觉作用”这种彻底经验主义的观点是带有革命性质的。从柏拉图时代到笛卡儿和莱布尼茨，在这漫长的时期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许多可以被我们人类称为“最宝贵的知识”的东西不是由经验得来的。

    在18世纪的法国，洛克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哲学家和稳健派改革家都信奉他。当时，在形而上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实体”的概念，洛克却认为“实体”没有任何用处。不过，洛克也承认，形而上学中证明存在神的种种证据都是正确的。

    同时，洛克是一个虚心的人，也是一个热诚的基督教徒。他认为，在行为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必定永远会被一种欲望驱使，这种欲望是每个人追求个人幸福或快乐的本能。他给整个自由主义运动传下了“少独断”的精神。显然，这种精神与宗教宽容、议会民主政治、自由放任主义及自由主义的整套准则有关。洛克说，给予一个主张多少的同意，应当取决于支持它的概率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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