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弗洛伊德与荣格

内在生活力量的恰当关系。同样，我认为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总体上也具有积极的价值，从中，我们看到了从外在世界着手去理解人类心理的艰难努力。我认为，诺斯替教（gnostic religions）则从相反的方向做出了同样惊人的努力：从内在寻求有关宇宙的知识。我内心的世界图景，既包括一片广阔的外在领域，也包括一片同样广阔的内在领域；而人类站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时而面对这个领域，时而面对那个领域，然后依据他自己的心境或气质，把其中一个领域当作绝对真理，而否定或者牺牲另一个领域。

    当然，这个图景是假设性的，但它所提供的假设非常有价值，以至于我无法将之舍弃。我认为，它在启发性和经验性方面都得到了证实，而且，它还得到了一般共识（consensus gentium）的支持。这个假设显然来自我的内在领域，尽管我可以想象，是基于经验的研究让人们发现了这一假设。我的类型理论正是根据这一假设推论而来，它还使我与一些不同的观点（比如弗洛伊德的观点）得以调和一致。

    我发现，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的活动，并从这一观念出发发展出了我的心理能量（psychic energy）概念。我认为，心理能量来自对立双方的活动，就像物理能量涉及势能的差异一样，也就是说，存在着暖和冷、高和低这样的对立概念。弗洛伊德一开始把性欲视为唯一的心理驱动力量，直到我与他分道扬镳后，他才承认其他心理活动也具有同样的地位。就我而言，我把各种心理驱力或力量都归到了能量的范畴内，为的是避免一种只探讨驱力或本能的心理学所具有的那种任意武断。因此，我所谈论的并不是单独的驱力或力量，而是“价值强度”（value intensities）。[1]我上面所说的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想否认性欲在心理生活中的重要性，虽然弗洛伊德固执地认为我确实要否认这一点。我的目的无非是想为性（sex）这个已被滥用的术语设定一个界限，因为它有可能破坏一切关于人类心理的讨论，我希望把性欲本身放到其恰当的位置上。常识始终会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性欲其实只不过是生的本能（life-instincts）当中的一种————只不过是心理生理功能当中的一种————尽管这种本能或功能毫无疑问已经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意义重大。

    毫无疑问，在当今的性生活领域中，存在一种明显的混乱状态。众所周知，当我们牙疼的时候，我们往往无暇顾及其他。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性欲无疑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性强迫症（sexual obsession），每当需要迫使或诱使患者摆脱某种错误的态度或情境时，这种强迫症就会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堆积在一个大坝后面的被过分强调的性欲；只要正常发展之门打开，它马上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性欲常常被困在对父母和各种关系的积怨之中，被困在家庭情境中那些令人厌烦的情感纠葛之中，这种情境常常会阻断生命的能量。这种阻断现象会经久不衰地表现为一种性欲，即所谓的“婴儿期性欲”。它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性欲，而是对完全属于生活的另一个领域的紧张感的一种不自然的宣泄。既然如此，在这个洪水泛滥的国度里驾驶着小船划来划去又有什么用呢？诚然，具有冷静而有条理之思考的人都知道，此时，与其在洪灾中划舟奔逃，还不如凿开泄洪的渠道。我们应该在改变的态度或新的生活方式中，努力找到释放被阻隔的能量所需要的通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而实际上，这正是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可能会导致的威胁所在。它并没有为人们指明道路，帮助人们走出无法更改的生物事件的循环。这种无望感会使得人们像使徒保罗一样大声呼喊：“我真是苦啊！有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躯体呢？”而我们当中有智慧的人通常会走上前，一边摇头，一边借用浮士德的话说：“你所意识到的只不过是一种冲动而已。”即只能意识到肉体的联系，它向前可以追溯到与父亲和母亲的联系，向后可以追溯到与传承了我们血脉的孩子的联系————与过去“乱伦”，也与未来“乱伦”，这是家庭情境中永远存在的原罪。除了生活中与之相反的冲动，即精神，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从这种联系中解脱出来。拥有自由的，并非血肉之躯的孩子，而是“上帝的孩子”。在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的家庭生活悲剧小说《死亡日》（Der Tote Tag）的结尾，那个化作了魔鬼的母亲说：“奇怪的是，人们竟然不知道上帝就是他的父亲。”这是弗洛伊德永远都不会得知的事情，也是所有赞同他观点的人不允许自己得知的事情。至少，他们永远都找不到打开此种知识宝库大门的钥匙。神学帮不了那些寻找这把钥匙的人，因为神学需要信念，而信念是不能凭空杜撰的：从最为真实的意义上说，信念是一种上帝恩赐的礼物。我们现代人亟须重新发现精神生活，我们必须重新去亲身体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破那个将我们束缚于生物事件之循环中的魔咒。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弗洛伊德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之间的第三个不同点。因为这一点，有人便指责我是神秘主义者。不过，我并不认为以下这一事实是因我而导致，即不论何时何地，人类总会自动发展出宗教的种种表现形式，而且从远古时代起，人类的心理之中就充满了宗教情感和宗教观念。凡是看不到人类心理这一方面的人，都是盲目的；而凡是选择通过解释或者“启蒙”来把这个方面消除掉的人，则都没有现实感。弗洛伊德学派的所有成员，包括弗洛伊德本人，都具有恋父情结，我们是否应该可以从这种恋父情结中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任何值得一提的从不可变更的家庭情结中解脱出来的方式呢？人们非常固执、过于敏感且狂热地捍卫着这种恋父情结，这种情结其实是被误解的宗教虔诚的外壳，它是用生物学和家庭关系表现出来的一种神秘主义。至于弗洛伊德的“超我”观念，只不过是一种鬼鬼祟祟地想要偷取一向受人尊敬的耶和华意象的企图，然后穿上心理学理论的外衣而已。当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时，其实还是开诚布公地说出来为好。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用人们一直以来所熟悉的名称来称呼事物。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从原始的入会仪式开始，人们的精神生活一直在前进，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人们之所以允许科学对其研究领域进行划分，并提出有限的假设，那是因为科学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运作；但是，人类的心理却不能分割开来。心理是一个整体，意识是心理的一部分，心理是意识之母。科学思维只是心理的一种功能，因此它永远也无法穷尽生活的所有可能性。心理治疗师不能戴着病理学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世界；他永远都不能忘记，病态的心理也是人类的心理，尽管处于疾病状态，但也是人类整体心理生活的一部分。心理治疗师甚至还要能够承认一点，即自我之所以生病，正是因为它与整体的联系被切断了，失去了与人类以及精神的联系。就像弗洛伊德在《自我与伊底》（The Ego and the Id）中所说的，自我确实是“恐惧之地”，但只有它不回到“父亲”和“母亲”[2]那里时才会如此。弗洛伊德在尼哥底母（Nicodemus）的问题上遭遇了挫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能再次进入母亲的子宫，然后重新出生吗？”见微知著，我们可以说，历史在这里重现了，因为如今这个问题再一次成了现代心理学争论的焦点。

    几千年来，入会仪式一直教导人们的是如何获得精神上的重生；但奇怪的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忘记了神圣生殖（divine procreation）的意义。当然，这不能证明精神生活的强大；然而，这种误解所导致的惩罚是沉重的，因为它简直就是一种神经质的衰退、极度的痛苦、萎缩和贫乏。把精神拒之门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一旦我们这样做，生活就会变得淡而无味————生活也就失去了它的滋味。幸运的是，古代入会仪式的核心教义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这一事实证明，精神的力量常在常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时会出现这样一些人，他们理解上帝是我们的父亲这一事实所具有的意义。因此，肉体与精神的平衡并没有在世界上消失。

    弗洛伊德与我之间的比较，可以追溯至我们的基本假设存在的本质区别。假设是不可回避的，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佯装自己没有做任何假设，那就错了。这就是我要探讨根本问题的原因所在，以这些基本问题作为出发点，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之间的多种细微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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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比较文章“On Psychical Energy” in 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Co.，London, 1928。

    [2] “父亲”和“母亲”，也就是精神和自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