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生的阶段

    探讨与人生发展阶段有关的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意味着要展开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心理生活的画面。在本章有限的框架之内，我只能勾勒出这个画面的大致线条，而且请大家务必理解一点：我们本章的描述不涉及各个阶段所发生的正常心理事件。相反，我们会仅局限于处理一些特定的“问题”，也就是，处理那些困难的、有疑问的或者模棱两可的问题；总之，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答案不止一个————而且，这些答案总是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对于这其中的许多问题，我们都要在脑海里给它们加上一个问号。而且，更糟糕的是，有些事情，我们必须不加怀疑地接受，而有些事情，我们却必须不时专心致志地进行猜测。

    如果心理生活只是由一些外显的事件构成————在原始水平上，情况就是如此————那我们只需坚信经验主义就可以了。但是，文明人的心理生活却充满了各种问题，我们甚至只能从问题着手对其进行思考。我们的心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反思、怀疑和试验构成的，而对原始人无意识的、直觉的头脑来说，这一切几乎完全是陌生的。文明人之所以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当归因于意识的发展，问题是文明送给我们的一件可疑的礼物。人类正是因为偏离了本能————人类让自己与本能相对抗————才创造了意识。本能是自然的，它所追求的目的是使自然长存，而意识却只能寻求文化或否定文化。甚至当我们在卢梭式渴望的启发之下回归自然时，我们也是在“教化”自然。只要我们沉浸于自然之中，我们就仍然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也仍然生活在不知问题为何物的本能的庇护之下。我们身上所有仍属于自然的部分都在回避问题，因为问题就是疑云，疑云笼罩之处，便是不确定性和可能发生分歧的地方。当有几条路都可行时，我们就会偏离本能所提供的确定指导，而陷入恐惧之中。因为此时需要意识来做自然一直为她的子孙们所做的事情————做一个确定的、不容置疑的、毫不含糊的决定。在这里，我们被一种过于人性的恐惧包围着，担心意识————我们所谓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征服————可能最终也无法取代自然来为我们服务。

    这样一来，这些问题便将我们带入了一种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境地，我们被自然抛弃，被驱赶到了意识的领域。现在，我们不得不依靠意识来做出决定、解决问题，而在以前，我们信任的则是自然事件。因此，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拓宽意识的范围，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告别幼稚的无意识以及对自然的信任。这种需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事实，以至于它成了基督教必不可少的象征性教义之一，即纯粹的自然人的牺牲————无意识的、天真朴实的人由于偷吃了伊甸园里的苹果而开始了他悲惨的命运。《圣经》中有关人类之堕落的记载，表明意识的启蒙是一种诅咒。事实上，我们起初正是从这一视角来看待问题的：每一个问题都迫使我们拥有更多的意识，使我们离无意识的童年乐园越来越远。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逃避自己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压根不想提起，或者甚至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简单、确定、顺利，因此，问题便成为了禁忌（tabu）。我们选择确定的事物，而不要任何有疑问的事物————只要结果，不要试验————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只有通过怀疑才能获得确定性，只有通过试验才能获得结果。人为地否认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带来确定感；相反，要想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确定感和清晰感，则需要一种更为广泛、更为高级的意识。

    这段引言虽然比较长，但在我看来，为了搞清楚我们这个主题的性质，却很有必要。当必须处理某些问题时，我们会本能地拒绝走那条需要穿过黑暗和模糊的路。我们只想听到毫不含糊的结果，而全然忘记了我们只有冒险进入黑暗，然后再从黑暗中走出来才能获得结果。但是，要穿过黑暗，我们必须唤起意识所能提供的全部光明力量；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甚至必须任凭自己沉溺于猜测之中。因为在处理心理生活的问题时，我们会不断地遇到不同知识分支之私人领域的原则问题。我们常常会打扰并且激怒神学家、哲学家、医生和教育家，我们甚至会在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领域中摸索前行。我们之所以做出这种过分的行为，不是因为傲慢自大，而是因为人的心理是各种因素的独特组合，而这些因素同时也是各个领域专门研究的主题。人类正是通过其自身以及自身的独特构造创造了科学。这些科学便是其心理的表征。

    因此，如果我们自问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什么跟动物世界明显不同的人类会有问题？”————那么，我们就会陷入那个若干世纪以来成千上万个智慧的头脑也没有解开的结。我不会像西西弗斯（Sisyphus）那样在这个混乱的杰作上做无用功，而只是在人类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努力将我的答案提供给读者以作参考。

    没有意识，就没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提这个问题：意识是怎样产生的？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处于意识形成阶段的小孩来寻找答案。只要留心，每一个家长都会看到这一点。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是：当小孩能够辨认（recognize）某人或某物时————当他能够“认识”（know）某个人或某样东西时————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小孩开始有意识了。毫无疑问，这正是伊甸园中的智慧之树会结出如此致命的果实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个意义上的辨认或认识又是什么呢？当我们成功地把一种新的知觉与一个已经确立的情境联系起来，并且将这种新的知觉和情境都保存在我们的意识之中时，我们就说“认识”了某样事物。所以，“认识”是建立在心理内容之间的有意识联系之上的。我们无法认识毫无关联的内容，甚至意识不到它们。因此，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意识的第一个阶段，是将两个或更多的心理内容联系起来。在这个阶段，意识仅仅只是断断续续的，仅限于少数几种联系的表象，而且此后这些内容也不会存在于记忆中。事实上，在生命最初的几年，是没有什么连续的记忆的，至多存在一些记忆的孤岛，它们就像无边黑暗中的一盏盏孤灯或发光物。但是，这些记忆孤岛与心理内容那些最初的联系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它们所包含的内容更多、更新。这些内容非常重要，正是这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内容，构成了所谓的“自我”（ego）。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最初的一系列内容，是意识中的一个客体，正因为如此，儿童最初总是用客观的方式称呼自己，也就是用第三人称。只有到了后来，当自我的内容充满了属于它们自己的能量时（这很可能是练习的结果），主观的感觉，或者说“我性”（I-ness）才会产生。毫无疑问，从这一刻起，儿童便开始用第一人称来称呼他自己了。在这个阶段，连续的记忆也开始出现。因此，从本质上说，连续的记忆是一种连续的自我记忆。

    在意识尚处于孩童阶段时，还没有出现问题；任何事情都还不能依赖于主体，因为儿童自身此时还仍完全依赖于其父母。这就好像是儿童此时还没有完全出生，他仍然被包围在父母心理氛围之中。心理上的出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将自我与父母有意识地区分开的过程是正常的发展过程，一般发生在青春期，并伴随着性生活的突然出现。生理上的变化通常伴随着心理上的剧变。因为身体的各种症状非常强调自我，以至于它常常毫无节制或不顾一切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个时期有时候被称为“让人无法忍受的年纪”（the unbearable age）。

    在青春期之前，个体的心理生活基本上被冲动所控制，很少或者完全不会遇到什么问题。甚至当外在限制与主观冲动发生冲突时，这些限制也不会让个体与其自身相矛盾。他要么屈从于这些限制，要么绕过它们，始终与自己保持一致。他此时还不了解问题所带来的那种内心紧张的状态。只有当外在限制变成内在的障碍时，也就是一种冲动与另一种冲动发生冲突时，内心的紧张状态才会出现。如果采用心理学的术语，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种由于某个问题的存在而引发的状态————也就是与自我不一致的状态————是在一系列的自我内容与另一系列同样强度的内容同时产生时出现的。这第二个系列的内容由于它所具有的能量价值，从而与自我情结在功能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另一个自我或第二个自我，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可以从第一个自我手里夺过主导权。这便造成了与自己的疏离————这种状态就预示着问题要出现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如下：意识的第一个阶段由辨认或“认识”构成，是一种无序或混沌的状态。第二个阶段，即自我情结发展的阶段，是一个独裁的或一元化的阶段。在第三个阶段，意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它包括对自身分裂状态的认识，这是一个二元化的阶段。

    到这里，我们才开始进入实际的主题，也就是人生阶段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讨论青年时期（the period of youth）。它的大致范围是从青春期一直延伸到中年（开始于35岁到40岁之间）。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要选择从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呢？难道就没有与童年时期相关的困难问题吗？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医生来说，儿童复杂的心理生活当然是一个具有第一重要性的问题；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儿童并没有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问题。只有当一个人长大了，他才有可能对自己产生怀疑，与自己发生分歧。

    对于青年时期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根源，我们都已经了如指掌。对大多数人来说，问题起源于生活的需要，这些需要匆忙地终结了童年的梦想。如果个体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其向职业生涯的转变可能就会比较顺利。但是，如果他紧紧地抓着那个与现实相矛盾的幻想不放，那么，问题肯定就会出现。没有哪个人在生活的过程中不做一些假设————有时候这些假设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些假设可能并不符合个体所处的情境。于是，问题往往就会出现，比如期望过高，低估了困难，盲目乐观或者态度消极，等等。我们可以列出许多引发了最初的意识问题的错误假设。

    但是，导致问题出现的，并非总是主观假设与外界事实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也有可能源于内在的心理失调。即使当外部世界中的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问题也可能存在。干扰心理平衡的通常是性冲动；同样，由于难以忍受的敏感而产生的自卑感也常常会干扰心理平衡。甚至在无须费力便能适应外部世界的时候，这些内在的困难也可能存在。这就好像是那些不得不为生存而奋力挣扎的年轻人往往可幸免于内在的问题，而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很容易适应外部世界的年轻人，却常常会因其自卑感而遭遇性或冲突的问题。

    那些自身气质就会带来问题的人，通常是神经质的，但如果把存在的问题与神经症混为一谈，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神经症患者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而那些气质会带来问题的人并没有生病，他只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而备受折磨。

    我们发现青年时期有着无穷无尽的个人问题，如果试着从中提取出一些共同的必要因素，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几乎所有案例都有一个特征：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明显地固着于童年时期的意识————表现出一种对命中注定的力量的反叛，而这种力量无处不在，试图将我们卷入这个世界之中。我们内心有某种东西希望我们依然还是个孩子；它希望我们是无意识的，或者最多只能意识到自我；它希望我们拒绝一切陌生的东西，或者至少让它顺从于我们的意志；它希望我们什么也不做，或者无论如何都要沉溺于追逐快乐或权力的渴望。在这种倾向中，我们观察到了一些类似于物质惯性的东西；与二元化阶段相比，它要保持迄今为止的状态，即它的意识水平更低、更狭窄、更自我。因为在二元化阶段中，个体往往发现自己被迫要承认和接受一些不同的、陌生的东西，并把它们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是把它们当成“另一个我”（also-I）。

    二元化阶段的本质特征是生活范围的扩展，而个体对此是抵制的。诚然，这种扩展————或者用歌德的话说，这种舒张（diastole）————早在二元化阶段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它开始于个体出生的时候，当时，婴儿放弃了母亲子宫的狭窄限制；从那时起，它便日渐成长，直至达到某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个体被各种问题所困扰，于是便开始抵制它。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变成不一样的、异质的“另一个我”，并让早先的那个自我消失在过去，那么，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过程。从布道时所说的要抛弃以前的亚当到原始民族的再生仪式，所有宗教教育的根本目的，都是要把人改造成一个崭新的、活在未来的人，并让旧有的生活形式逐渐消失。

    心理学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理中没有什么东西是陈旧的，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彻底地消失。就连圣保罗，也有一根刺留在了他的肉体里。凡是想让自己免于接触新奇陌生的东西而退回到过去的人，与那些认同新的东西而背离过去的人一样，都会陷入同样的神经症状况。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个人疏离了过去，另一个人则疏离了未来。从原则上说，他们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紧紧抓着一种狭窄的意识状态不放。解决的办法就是利用对立物的活动中所固有的张力————存在于二元化阶段中————来打破这种狭窄的状态，从而建立起一种更为广阔、更为高级的意识状态。

    如果在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能有此结果，那这个结果将是很理想的————但难就难在这里。首先，自然丝毫不在乎更高水平的意识。其次，社会也并不认为心理的这些技艺有多么重要的价值；社会所褒奖的对象始终是成就，而不是人格————在大多数情况下，后者（即人格）只有在人去世后才会受到赞赏。既然如此，一种解决这个困难的特殊方法就变得具有了强迫性：我们被迫要限制自己去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被迫将我们的特殊才能区分开来，因为只有这样，有能力的个体才能发现他的社会存在。

    成就、有用等是我们的理想，它们似乎可以引导我们走出各种问题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在扩展和巩固我们的心理存在的冒险过程中，它们可能就是我们的北极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扎根；但是，它们却不能引导我们发展出那种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更为广泛的意识。无论如何，在青年时期，这样的过程都是正常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比陷入杂乱无章的问题中翻来覆去要好得多。

    因此，这个两难问题通常是这样解决的：过去所给予我们的一切都要适应于未来的可能性和要求。我们若限制自己只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的一切潜能。有的人会失去一部分有价值的过去，有的人则会失去一部分有价值的未来。每个人都能回忆起这样一些朋友或者同学：他们曾是很有前途、很有理想的年轻人，但若干年以后再遇到时却发现，他们似乎已经江郎才尽，被束缚在了一个狭窄的空间中。这些便是上面所列举的解决办法的例子。

    然而，人生中的重要问题永远都不能彻底解决。如果什么时候它们看似完全解决了，那么这只是一个迹象，说明有什么东西被遗漏了。问题的意义和目的似乎并不在于其最终的解决，而在于我们不断地去解决它这个过程。单是这一点，就能使我们免于头脑愚钝和僵化。对于青年时期的问题（即限制自己只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解决来说，也是一样的；从更深的意义上说，这种解决只是暂时有效，但不能持久。当然，为自己在社会上赢得一席之地，从而转变自己的天性，使之或多或少适合于这个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项重要的成就。这不仅是一场外部的斗争，也是一场内在的斗争，可与儿童为保卫其自我而进行的斗争相媲美。我们必须承认，这场斗争有很大一部分是观察不到的，因为它在暗中进行；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些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依然固守着幼稚的幻想、预设和自我中心的习惯时，我们就能意识到，这场斗争消耗了他们多少能量。那些在青年时期引导我们走进生活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和态度（我们为了它们而奋斗、受苦，最终获得了胜利）已经成为我们自身存在的一部分，我们似乎变成了它们，于是我们便兴高采烈地允许其永远存在，视之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像孩子在面对世界时会不顾自己————甚至有时候会恶意地对待自己————来维护其自我（ego）一样。

    我们离中年越近，就越能成功地牢固确立我们的个人立场和社会地位，也就好像越能够找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理想和行为准则。因此，我们便把它们当成了永远有效、一成不变的东西，紧紧抓着它们不放，并把这些行为视作一种美德。我们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获得社会奖赏的成就往往是以个性的萎缩为代价而赢得的。生活中有许多，或者说太多本应该也要去体验的方面，却与许多尘封的记忆在一起，被丢在了废旧物品储藏室。有时候，它们甚至成了灰烬下面燃烧着的煤炭。

    统计表显示，在40岁左右的男性中，精神抑郁症的发病率有所上升。而对于女性而言，神经性障碍出现的时间通常要早一些。我们看到，在生命的这个阶段————35岁到40岁之间————酝酿着人类心理的一次重大改变。起初，这个改变是无意识的，也不明显；更确切地说，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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