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心理治疗的目标

    现在，人们一致认为，神经症是一种功能性的心理障碍，可以通过心理治疗方法将其治愈。但当谈及神经症的形成和治疗的基本原则这些问题时，大家便开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了。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没有关于神经症本质和治疗原则的令人满意的概念。诚然，有两种趋势或思想流派颇受人关注，但它们的学说绝没有穷尽我们这个时代各家各派所表达的无数相互冲突的观点。在这众说纷纭之间，还有许多不属于任何流派的人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因此，如果将这种状况用一张全景画来表示的话，那么，我们的调色板上必定拥有彩虹般五彩缤纷的颜色。

    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我一定很乐意画这样一幅画，因为我始终觉得有必要将这众多的观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长期以来，我都从未能给这些观点以应有的公正的评价。如果不是与某种多少有点儿流行的独特倾向、特殊性格和基础心理经验相一致的话，这些观点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有人追随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从而加以排斥的话，那就相当于把这种特定的倾向或者这种独特的经验当作错误的东西，将其拒于门外————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歪曲我们自己的经验材料。弗洛伊德用性欲理论解释神经症的现象，他认为心理的一切活动本质上都取决于婴儿期的快乐及其满足，他的观点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心理学家应该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弗洛伊德这种思维和感觉的方式恰好与相对普遍的倾向和精神潮流不谋而合，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外，这些倾向和潮流还在其他地方、其他情况下，在不同人的头脑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把这种现象称作集体心理（collective psyche）的表现。我可以列举出许多例子，首先是蔼理士（Havelock Ellis）、奥古斯特·福勒尔（Auguste Forel）以及《人类生活百态》（Anthropophyteia）的诸位撰稿者，此外，还有后维多利亚时期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性的态度，以及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所引发的在一般文学作品中对性的广泛讨论。弗洛伊德是当今某种心理倾向的倡导者之一，但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不能在此深入讨论其历史渊源。

    阿德勒在大西洋两岸所获得的认可并不比弗洛伊德少，据此，我们可以做同样的推断。不可否认，用权力欲望起源于一种自卑感来解释人们所面临的问题，让许多人获得了满足。同样无可争议的是，这种观点还对一些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没有给出应有位置的真实心理事件做出了解释。集体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力量构成了阿德勒观点的基础，同时，也正是这些力量促使了这一理论的形成，对此我几乎不需要阐述任何细节。这些事实已经明显地摆在我们眼前。

    如果忽视弗洛伊德学派或阿德勒学派观点中的真理成分，将是一个不可宽恕的错误，但如果把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奉为唯一的真理，也同样是不可宽恕的错误。这两种真理都与一些心理现实相对应。有一些真实案例，它们大体上可以用这两种理论中的一种来进行最合适的描述和解释。我无法说出这两位研究者有何差错，但是，我可以试着尽可能地运用这两种假说，因为我完全接受它们相对的合理性。倘若我没有偶然发现一些事实，迫使我不得不修订弗洛伊德的理论，那我肯定永远也不会想到要与他分道扬镳；我和阿德勒所提出之观点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似乎没有必要补充说，我认为自己观点的真理性也只是相对的，此外，我也把自己视为某种特定倾向的提倡者。

    如果现在有某个领域需要我们保持谦虚的态度，并承认数种看似矛盾的观点都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这个领域必定是应用心理学；因为人类心理是最具挑战性的科学探究领域，我们还远远不能完全了解它。当前，我们只不过是获得了一些看起来合理但却彼此之间不能兼容的观点。因此，当我试着以一种笼统的方式呈现我的观点时，我希望自己不会被人误解。我并不是要向大家推荐什么新奇的真理，更不是在宣称一种终极真理。我只能说，我是在试着弄清楚那些令我感到费解的心理事实，或者说试着弄清楚需要做哪些努力才能克服在治疗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既然我们觉得这最后一个问题最有修正的迫切需要，那我在这里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讨论。众所周知，一个人可以长时间容忍某个不恰当的理论，但却不能容忍不恰当的治疗方法。在我将近三十年的心理治疗实践中，我曾经历过相当多的失败，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远比成功深刻。从原始的巫医和祈祷者——治疗者（prayer-healer）开始，似乎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功地实施心理治疗。但是，心理治疗师几乎不能（或完全不能）从他的成功经历中学到任何东西。成功只能让他在多次失败的经历中增加点信心而已，而失败才是一种无价的经验，因为它不仅打开了通往更为深刻之真理的大门，还迫使他改变他的观点与方法。

    当然，我承认，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先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的工作；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在治疗患者的实践中运用他们的观点。不过，我仍然坚信这样一个事实，即我觉得，如果我早些考虑到那些后来促使我修正他们观点的经验资料的话，我本可以避免那些失败。我不可能在此将我所遭遇的失败情形一一描述出来，只能把其中几个较为典型的病例提出来讨论。我遇到的最为棘手的病例通常是一些年长的患者————也就是说，年过四十的患者。在处理一些较为年轻的患者时，我发现，通常情况下，只要运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观点就足够了，因为这些观点能够帮助患者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生活，过上正常的生活，而且显然不会出现不良的副作用。但根据我的经验，在较为年长的患者身上，情况却往往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心理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变化之大，简直可以说是生命早期与生命晚期的心理学之间的区别。一般说来，年轻人的生活特点是：总体上是展开的，追求一些具体明确的目标。年轻人如果得了神经症，病因通常可归结为他在该过程中面对必须要做的事情时所表现出来的犹豫和退缩。但是，年长者的生活特点是：力量的衰退、对已取得之成就的肯定，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停滞。年长者如果患上神经症，则主要是因为他仍执着于已经不合时宜的年轻时的态度。年轻的神经症患者畏惧生活，而年长的神经症患者则恐惧死亡。对年轻人来说是正常的目标，对年长者来说则可能不可避免地变成导致神经症的障碍。在年轻神经症患者的病例中，由于他不愿意面对世界，因此，他对父母的正常依赖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种对生活不利的乱伦关系。我们必须牢记一点，尽管年轻人与年长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阻抗、压抑、移情、“导向性虚构”（guiding fictions）等在年轻人身上的意义，与在年长者身上的意义完全不同。毫无疑问，我们应当调整治疗的目标以适应这一事实。因此，在我看来，患者的年龄是治疗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indicium）。

    但仅在青年时期，也有许多指标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因此，在我看来，如果面对一个适宜用阿德勒心理学来治疗的患者，即一个失败的、需要通过一些婴儿期需要的满足来获得自我肯定的患者，却用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去治疗，那便是治疗技术的一种失策。反之亦然，如果面对的患者是一个成功人士，其动机应该用快乐原则来理解，但如果我们采用了阿德勒学派的观点，同样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一些拿不准的病例中，患者的阻抗或许可以作为很有价值的线索。我倾向于在治疗一开始便认真对待那些根深蒂固的阻抗，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奇怪。因为我确信，医生并不一定比患者更了解其自身的内心需求和内心构造，而患者本人可能完全意识不到他自己的内心。鉴于目前的这种情况，医生一方持一种谦虚的态度才是最为恰当的做法。我们不仅没有一种普遍有效的心理学，而且，心理构造之间的差异也不可胜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或多或少属于个体化的心理是无法归入任何一般化的图式之中的。

    就心理的构造而言，众所周知，我所假定的两种基本态度————外倾的态度与内倾的态度————与典型的类型划分相一致，但却已经受到了许多研究人性的学者的怀疑。我将这两种态度视作重要的指标，同样，我也认为，某种特定的心理功能会超过其他心理功能而占据主导地位。个体生活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必须不断修正理论，这是医生常常在无意识之中所做的事情，只是原则上与他的理论信条并不完全一致罢了。

    在谈及心理构造这个问题时，我必须指出一点：有些人的态度从本质上说是精神性的，而另一些人的态度从本质上说则是物质性的。我们不可臆断，说这样一种态度是偶然获得，或是从某种误解中产生的。这些态度通常表现为根深蒂固的、任何批评或劝说都不能使之消除的激情，甚至在有些案例中，一种看起来明确无疑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实际上却根源于对自身的宗教倾向的否认。现如今，相反类型的病例更加为人所熟知，尽管它们出现的频率并不比其他类型的病例更高。在我看来，这些态度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指标。

    当我们使用指标（indicium）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含义似乎就像一般的医学术语一样，指的是这种或那种治疗方法。或许事实情况本该如此，但心理治疗的发展显然还没有达到这种确定程度————因此，遗憾的是，我们所说的指标只不过是一种警告，以提醒医生不要过于片面。

    人类心理非常难以捉摸。在面对每一个病例时，我们都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一种态度或所谓的习惯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仅仅只是其对立面的一种补偿而已？我必须承认，我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出错，以至于在处理任何具体的个案时，我都会尽力避开一切关于神经症之结构、患者能做之事或应做之事的理论预设。只要有可能，我都会根据纯粹的经验来确定治疗的目标。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因为通常情况下，人们都认为，治疗师在治疗时应该有明确的目标。但在我看来，尤其是在心理治疗中，医生最好还是不要持一个过于固定的目标。医生对患者所希望得到之物的了解，并不比对患者之本性和求生意志的了解更多。通常情况下，相比于有意识的意志和善意的理智，关于人类生活的重大决定与本能及其他神秘的无意识因素之间的关联要更为密切一些。一双鞋，有的人穿合脚，但另一个人穿就会挤脚，没有哪种生活方式会适合所有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life-form）————这是一种无法确定的模式，无法用其他任何模式来取代。

    当然，所有这些考虑都不会阻止我们尽一切可能帮助患者恢复正常、合理的生活。如果这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就会就此作罢，但如果它不足以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么，不管怎样，治疗师都必须在患者无意识素材的指导之下行事。在这里，我们必须遵循天性的指导，这样一来，医生所采取的路线，与其说是一个治疗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要把患者身上所存在的种种创造潜能开发出来的问题。

    我必须要谈论的内容，是从治疗停止而发展来临的那一刻开始的。我对心理治疗所做的贡献，仅限于那些理性疗法无法带来令人满意之结果的个案。我手头的临床资料有一个特点：首次进行治疗的个案明显占少数。我的大部分患者都已经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但通常情况下只是部分治愈，或者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在我的个案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并没有表现出符合临床定义的神经症症状，他们的痛苦来自于生活中的无意义感和空虚感。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完全可以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性神经症。在我的患者当中，足足有三分之二已经人过中年。

    用理性方法来治疗这种特殊类型的患者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社会适应良好，能力较强，对他们来说，变得正常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至于那些所谓的正常人，我对他们甚至更加束手无策，因为我没有现成的人生哲学可以拿出来给他们。在我的大多数个案中，意识的资源已经用尽，这种情形通常可以表达为：“我被困住了。”主要是因为这一事实，我才不得不去寻找其背后隐藏的种种可能性。每当有患者问我“你有什么建议吗？我该怎么办才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所知道的并不比他们多。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从我有意识的视角看，我似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前行的道路，因此，我“被困住了”，而我的无意识将会对这种无法承受的停滞状况做出相应的反应。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这种陷入停滞的状况是一种出现得非常频繁的心理事件，以至于成了很多童话故事和神话的主题。我们都听过“芝麻开门”的故事，或者某只助人为乐的小动物找到秘密通道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困住”是一种已经诱发了典型反应和补偿的典型事件。因此，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期，一些与此相似的东西将会出现在无意识的反应中，比如梦中。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注意力便尤其会更多地指向梦。这并不是因为我坚信梦一定永远都是我们的救星，也不是因为我拥有一种神秘的梦理论能告诉我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之所以注意到梦，完全是出于困惑。我不知道还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帮助，所以，我试图到梦中去寻找；梦至少可以给我们呈现一些意象，能给我们一些提示，不管怎样，这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我没有关于梦的理论，我也不知道梦是怎样产生的。至于我处理梦的方式是否称得上是一种“方法”，我自己都非常怀疑。

    和读者们一样，我也对释梦怀有偏见，认为它本质上就不确定且任意武断。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如果我们花足够长的时间彻底思考一个梦的话————如果我们老想着它，反复揣摩的话————总是能够从中找到一些东西。当然，我们所找到的这些东西，并不属于我们能吹嘘其科学性或合理性的类型，但它们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重要线索，能够让患者看到无意识将引导他去向何处。至于我们对梦的研究能否得出一个经得住科学验证的结论这个问题，我甚至并不认为它有多重要；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则我所遵循的完全是个人的目的，因而这是一个自体性欲的（auto-erotic）目的。只要释梦的结果对患者有点意义，并使他的生命再次活动起来，我就一定会心满意足了。对于自己释梦的合理性，我只遵循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它是否有治疗效果。至于我的科学兴趣————我想要了解梦为什么会有治疗效果————则必须留到业余时间来探索了。

    最初的梦的内容通常无限多样————我指的是患者在治疗开始的时候跟我讲述的那些梦。在许多个案中，这些最初的梦直指过去，往往让人们想起那些早被遗忘、已不属于个性内容的东西。正是这些已不属于个性内容的东西，导致了片面性，而片面性又导致了停滞的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迷向感（disorientation）。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片面性可能会导致力比多突然丧失。我们之前的所有活动都会变得枯燥无味，甚至毫无意义，而我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目标也失去了其价值。在一个人身上也许转瞬即逝的情绪，到了另一个人身上则可能变成一种长期的状态。在这些个案中，常常发生的情况是：人格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存在于过去的某个地方，谁也不了解它们，甚至连患者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梦或许可以提供线索。在其他一些个案中，梦会指向当前的事实，比如婚姻或者社会地位，但患者在意识层面从来没有把它们视为问题和冲突的根源。

    这些可能的情形属于理性能够解释的范围，要给这些最初的梦做出看似合理的解释并不难。当梦不指向任何明确有形的东西（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尤其是当它们预示未来的时候，真正的困难就开始出现了。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梦一定具有预见性，而是说它们具有某种预期或“侦察”的作用。这些梦包含着种种可能性的迹象，因此永远都不可能让一个外行人觉得它们合理。甚至连我自己都经常觉得它们不那么可信，这种时候我就会对我的患者说：“我并不相信这个梦，但还是继续跟进这条线索吧。”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刺激效应（stimulating effect）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非弄明白这样一种效应是怎样产生的不可。当梦中所包含的意象有时候奇怪和令人困惑得难以置信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梦中包含一些像“无意识的形而上学”这样的东西，它们是未分化的心理活动的表达，这种未分化的心理活动中可能常常包含着有意识思想的萌芽。[1]

    我有一位“正常”的患者，他跟我讲述了一个很长的最初的梦，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是他姐姐的小孩生病了。那是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不久之前，这位姐姐确实有一个儿子因为疾病而去世了，但她其他的孩子都没有生病。一开始，梦中那个患病小孩的意象让他十分困惑————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与事实完全不符。由于做梦者与他姐姐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亲密关系，因此，他无法从这个意象中找到有关他个人的东西。后来，他突然想到，两年前他曾研究过神秘学，正是对神秘学的研究使他接触到了心理学。显然，这个小孩代表的是他对心理之类的东西的兴趣，如果仅凭我一人，我是绝对想不到这一点的。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个梦中意象既可能意指任何事物，也可能毫无意义。关于这一点，一件事或一个事实是否始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对梦进行解释的始终是人，也就是说，永远都是人在赋予事实以意义。这便是心理学问题的要旨所在。这个梦带给做梦者的是一种新奇而有趣的印象，即对神秘学的研究可能有些病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想法正中要害。这就是那个决定性的时刻：释梦是有效果的，不管我们选择以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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