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篇 新官僚政治的成长

资产囊括为他们的私有物了。等到战争结束，他们那些大小头目，又很不吝惜的把所有在大后方经营的种种事业摔置下来，而很快的利用“劫收”的机会，变成为更大的、更实在的官僚资本家。极同情中国政府的美国《纽约时报》在1946年8月15日曾登载其驻南京记者的通讯说：“中国政府用各种不同的公司组织，已包揽了国内一切主要的经济事业，掌握矿产、动力、重工业、丝、棉、纱及糖的生产。”但他实在还忘记补充一句：“中国官僚用各种不同的政治方术和手腕，已把政府所掌握的一切事业，变为自己任意支配、任意侵渔的囊中物。”依着上层的榜样，由省到县乃至地方的小小经营，都分别由各级各层的权势者，假借战时骞地增加起来的政治权力和任意编造的政治口实而化公为私了。

    官僚政治每向前发展一步，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也相应获得一些扩大与吞并的机会；但反过来，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的巨大成长，那才是新官僚政治得向前迈进、得跨入一个新阶段的基因。我们对于目前国人所议论不休的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可以把它和前期的买办金融比较，而显出以次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官僚资本对于前一阶段的买办金融资本，并不是减弱了它的买办性格，而是加重了它的官僚性格；也并不是减少了它的金融作用，而是加大了金融的政治作用。

    第二个特征是，在前一阶段，银行家或金融家尚是以商业经营者的客位支援政府，而到了这一阶段，他们早已是官，或官早已是金融资本家了，任谁都可以把国内公私大小银行的经理董事，同各级政府的要人，列出一个对照表；即使多少有些出入，那不过是化名，或太太、小姐或少爷的代名罢了。

    第三个特征是，前一阶段的买办金融资本还对各种生产事业无何等密切联系，而官僚资本则把它的触须伸展到一切有像样规模的事业上了；至于当作“淌来之物”而轻易把握到的庞大敌伪资产，对于它那原本极形薄弱的产业基础，无异从外部给予了一大补助。

    然则有了这样有力的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支撑的新官僚政治，是否没有问题了呢？恰恰相反，许许多多的问题正好是从那种官僚经济的漏洞中发生出来。

    四

    目前官僚统治的最大弱点或最感困难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也许大家可以把目前表现在社会各方面的不利的危险现象分别当作问题胪列出来，但我想撇开这些，而去观察它最根本的症结。

    照理，中国新官僚统治，既然如我们前面所说，利用抗战及内战的机会得到了特殊的发展，统治的权力加大了，经济利得也大大充实了一番，政治、经济互为补充，应该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就发生在这里。一般皮相的观察者乃至官僚阶层自己很容易相信，没有威胁其生存的内战，那种政治形态是会好好统治下去的；他们迄未反省到：内战并不是偶然从外部投进的怪物，而恰好是由那种统治在现世界、现中国必然要招致的后果。

    作为中国新官僚政治之支撑物的官僚资本，它当作一种客观存在所展开的运动，就已经含有否定那种政治形态的内在作用。我曾在其他场合注81讲过，官僚资本有三个显著的倾向：其一是独占资本化，因为官僚资本原本就是利用政治职权，由垄断或独占创造出来的。官僚经营的无效率，非有独占利益，非获得依政治权势所享有的差别优遇就无法维持。所以，官僚资本要维持、要扩大，就必须设法增大其独占权，增大其政治权力。在这场合，就必然要发生官僚资本之政治资本化的倾向，即原来以官求财，现在反过来以财求官了。官僚将其所占有、所控制的经济事业作为政治赌本；他们以此位置安插同政治因缘的人物，以此为各种政治活动费的来源，以此为一党一派或一系从事政治斗争的经济据点。其结果，一切官僚事业的衙门化、无效率化就成为极自然的现象，而一旦由政治风波掀起的政治势力者的升沉变化，马上就影响一切为官僚势力所及的经济部门；官僚资本活动歪曲到经济范围以外，只须有三几次的政治人事变动，银行也好，公司也好，其他任何企业组织也好，都将造成脱节、混乱或破产的现象。然而官僚资本最不可忽视，或从国民经济立场来看，最有害的倾向，还是它到头一定走买办化的道路。中国官僚资本的前身已经是买办金融资本；由买办金融资本转型到官僚资本，我们已指明那并不曾减弱它的买办性格，至多，只是掩盖了它的买办性格；等到官僚资本被利用来保持政治势力，那种资本活动中，参入了有力的外国资本力量，那就无异取得了国外有力的奥援。而有了外国奥援的官僚资本家，他就大可在官僚政治场面下做一个不倒翁了。所以，拼命争取外援或吁待外国投资。就整个官僚统治讲也好，就个别特殊官僚讲也好，都无非是藉此充实政治资本。因此，全官僚资本运动的最后的结果，岂不是要国家殖民地化么？

    然而，国家殖民地化，也许并无大碍于官僚政治的存在；假使各种原始的无情剥削还可能继续进行，官僚经济虽再多浪费、损害或向外国逃避，仍无关大体，然无奈这里正存在着一个更基本的阻碍或阻界。

    中国官僚资本是在长期大破坏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外国也有战时暴发户，但它们发财的是那些军火商人，他们的累积还大体是利用战时军需品的紧迫需要增多生产、提高售价的结果；而中国官僚们所发的国难财，却是利用大发通货、利用黄金外汇买卖、利用强制收购囤积、利用征收、利用对于各种生产事业的干预管制所诈取混夺的。换言之，他们成为巨富，不是从新式产业中累积起来，而主要是依靠种种原始剥削方式把广大农村农工生产大众的贫困、破产、饥饿、死亡作为牺牲而劫夺得来的。一般生产人民无法生存了；一般自由职业者、固定收入者，乃至善良而无政治势力掩护的商工业者和小地主们，也在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压力下，逐渐陷于不可自救的绝境了。照中国历史通例来说，战乱已经算有了极大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的理由，而况在新官僚统治本身，却不但无力阻止战乱，且又在多方刺激或促成那种战乱咧！

    首先，在新官僚政治下，官僚资本既然主要是利用政治职权，而制造出来的，那么，那种资本的拥有者就怎么也无法遮盖其贪污不法的伎俩。愈是拥有大资本的人，都愈可能是一些大有权势的人，上行下效，他们将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属的不贪不污呢。贪污其所以变成一个风气，变成一种从古未有的普遍现象，也就是因为自古以来的官吏，从未像今日这样同经济打成一片。

    其次，贪污的横行与财阀的统治，定然使整个社会陷于无是非、不振作的状态中。其在经济方面，一定造成浪费，造成无效率，造成各种脱节现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会引起内部组织的松懈、散漫，各立门户，分派系，互斗意气；一临到一己小派利害关头，大家相率把国法、党纪、政治原则丢在一边，毫无顾忌的闹个痛快。试想，年来由接收到选举，以及其间所表演的每一节目，殆莫不弄得纲纪荡然，毫无体统。 为此，所以————

    又其次，笼罩或浸沉在这种政治空气中的要人，对于国家的百年大计，固然不易集中才智、集中意志，将世界潮流、现世各国历史，特别是本国诸般社会经济条件及人民诸般动态，从长予以客观、冷静考察，就是对于自家政治集团的切身利益，亦似不曾作过很合理、很贤明的打算。 等到————

    最后，动乱发生了，战祸扩大了，平素被杂多资产、胡乱消费及内部斗争弄得失掉了警觉性的官僚们，特别是那些拥有大资产的官僚们，不但不肯牺牲自己“既得利益”，藉舒民困，而为统一内部意志、集中内部力量，作一示范的表率，却一仍旧贯的用恶性通货膨胀，依强制征集，把战争以内，乃至战争以上的沉重负担、全加在那些已经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身上；“为渊驱鱼”的教训，不肯去体认，“官逼民反”的老戏，就愈加弄得不易收拾了。

    现实逻辑的发展如此，其实在理论上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官僚资本虽为新官僚政治撑持着偌大场面，但因为它既没有坚实的产业基础，造出新型的严密经济管制与政治组织所需具备的条件，同时又依种种不合国情的治经济双管齐下的统治方式，加速把农村社会赖以维系的旧生产组织、伦常关系从根底予以破坏了，所以在结局，曾经当作新官僚政治之附产物或补强物看的官僚资本，竟反过来演变为新官僚政治的命运的捉弄者了。

    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它刻刻在用万钧的力量把中国新官僚政治推向它应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