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 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 社会经济生活

之产，辄为之倾。自变为条鞭法，以境内之役，均于境内之粮，宜少甦矣，乃民间仍岁奔走，是条鞭法行而大户未尝革也。”（范景文语，见《明史·食货志》）

    试看差役、摊派、贪污活动的配合————“……请先言其病民者：州县管驿，可以调派里民，于是使臣乘骑之数，日增一日，有增至数十倍者，任意随带多人，无可查询；由是管号长随、办差书役，乘间需索，差役未到，火票飞驰，需车数辆及十余辆者，调至数十辆百余辆不等，赢马亦然。小民舍其农务，自备口粮草料，先期等候，苦不堪言……至于州县之耗帑，又有无可如何者。差使一过，自馆舍铺设，以及筵席等等糜费，并有夤缘馈送之事，随从家人，有所谓‘抄牌礼’、‘过站礼’、‘门包’、‘管厨’等项名目甚繁，自数十金至数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视气焰之大小，以为应酬之隆杀。”注68

    从上面的史实，我们知道中国农民困苦的基因，与其说是由于正规租赋课担太重，毋宁说是由于额外的、无限制的、不能预测到的苛索过多、繁多。他们不像欧洲中世农奴，只有一个“顶头上司”的领主或庄主直接对他们行使剥削；他们中间除了奴隶或隶农外，为了取得形式上的一点不属于任何一个封建头目的“自由”，却得支付这样一种大的代价，致使所在社会一切大小官僚封建的头目，乃至与他们夤缘为奸的商业者、高利贷业者，都能找到机会和口实，个别的或联合的予他们以社会经济的损害。

    四

    中国的农民原是以具有极坚强的忍耐性见称的。然而他们的那种忍苦耐劳的强毅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宗法社会组织、伦理教义，以及一再再生产出来的那种同形态的统治方式，把他们教训、锻炼成的。他们“小人”确实是由“学道则易使也”！可是，正惟他们不是天生的“易使”，而是“学道”则“易使”，一旦那些当作“道”来范围他们的社会组织、伦理教义、政治权力发生破绽，他们即使谈不上什么政治的自觉，也将因所受社会经济压制剥削的过火，而使他们的极度忍耐见机突发为不可抑制的反抗。

    事实上，在农民社会经济生活遭受破坏的过程中，官僚统治已经会相应发生种种不利的反作用。不论那种社会经济制度或政治组织，在它结局是把一部分人或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寄托于对另一大部分人或被统治集团的剥削的限内，那种制度或组织的健全性，是表现在它能继续保证那种剥削，或保证增进那种剥削，而不是以“杀鸡取蛋”的那种暴烈方式，来枯竭剥削的源泉或挖掘其基础。可是，不论那种制度或组织，即使其统治者再会深谋远虑，也无法防止它继续到一定阶段以后，不走到那种“竭泽而渔”或“自掘坟墓”的道路上去。中国每一王朝的官僚统治，开始原是兢兢业业的想设法培育其剥削源泉，到了它动员全社会每一统治势力向着农民大众横施压迫敲诈，以致使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全被破坏的阶段，它显然会从种种方面造出无可解救的矛盾：

    首先，“以农立国”的封建社会是不能让商业、高利贷业的活动过于猖獗的。即使官绅自己也在从事那种活动，那于牺牲农业、牺牲农民以成全商人、高利贷者的本质亦无所改变。结局就是所谓商人、高利贷者吞并农民，而使那种社会的根基发生动摇。

    其次，贪污的横行，尽管某些个别的官僚及作为其爪牙而活动的属员与豪劣得到了好处，更富有了或更有势力了，但整个官僚统治机构的每一环节，显然会引起松弛、脱节，乃至紊乱到不能有效运转的程度。

    又其次，农民是在土地上生根的，一切伦常教义，一切“安分守己”、“安土重迁”的大道理，是要他们能继续在土地上生存下去才能发生作用。他们一旦因着四方八面的压迫榨取而从土地上“游离”出来，而变为所谓浮浪者、浮食游民；以前所有的社会思想的羁绊，便不再对他们发生效用了。

    当官僚的封建统治在或急或徐的发生上述变化的时候，农民除了应验着古典的诏示：“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或“老者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以死亡与流散来逃脱暴虐统治所加诸他们身上的压榨、剥削外，往往也采取其他两种不正常的或决非他们所愿意的对抗方式。那就是个别零散的变为匪盗，或集体的公然起来叛变。一个人的生存受到威胁，而不得不逃亡，那已接近了变为匪盗的边缘；匪盗汇合啸聚到了相当数量，那就很快会变质为犯上作乱的队伍。事势发展到这个田地，农民战争就一度被惨酷的表演出来。不幸这种事态一步一步的形成，已经是官僚的封建统治机构松弛与颓废的结果，而要此种统治机构去应付农民的逃散与变叛，势将使恶劣事态愈不可收拾。

    本来，每个王朝对于它在统治中期以后引起的所谓“黎民离叛”情形，并不是完全没有在事前予以补救；无奈那种“离叛”情形，不是偶然从社会外部“投入”，而是由社会内部矛盾爆发出来，所以任何解救的节目都变成了扩大灾难的弊政。比如，各种各色的剥削、敲诈自然不是同时加担在农民身上的。但农民的生活本来是很苦的，本来是把他们的生活资料压缩到了尽够维持生存的限度的。他们一旦遇到自然的灾害（一切封建社会的自然灾害，都带有极大的社会性质，此点将在下篇予以交代），或额外的差遣或摊派，或需索，就只好尽可能的缩减其生产支出；生产支出减少，收入将相应减少，而他们对于扩大消费、增繁刑政、加重摊派所必然导出来的负担却可能加多。等到被各种负担、各种勒索方式迫着离开土地、离开生产过程的人愈来愈多了，而承受原有负担的人愈来愈少了，负担的总额即使不再增加，他们更少数的人个别负担的分额，已无法不再增加了；假使这时为了维持治安、为了救济贫困流亡而再增大支出，那就无异叫那些生产收入愈来愈少，生产人数也愈来愈少而还勉强留在生产过程的农民，除了负担原来各种各色的消费者以外，又去负担那般脱离生产过程的新消费者。结局，能继续在生产上挣扎的人将愈益减少，流亡匪盗队伍将愈益增大；事实依着无情的辩证逻辑，竟这样不顾人们的意志而自动的发展着，这时即使有仁慈的明君不断下诏罪己，还加上若干有为的辅佐多方设法张罗，也将感觉大势所趋，不易撑持了。

    到了这种局面，每个为官为吏或为统兵大员的人，像是本能的要打算抓住机会掏它一把，以为“后图”，所以这时被派去缓和或赈济难民的官吏，很容易成为“劫民”的使者。举一以类其余罢：汉世新莽之乱，“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赡官以禀之，吏盗其禀，饥死者什七八”（《汉书·食货志》）。由王莽篡汉到清代中叶以后，时间快进展了两千年，而作法还是那一套：“凡朝廷赈恤之项，皆中饱于有司，此上恩之不下逮。”注69迨抚辑无方，民相率叛变，责成文武官吏去剿治，在新莽之世，是“莽令七公六卿，号皆兼将军，遣着武将军逯并等填名都，中郎将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缘边，大都督，大奸猾，擅弄兵者，皆便为奸于外，扰乱州都，货赂为布，侵渔百姓”（《汉书·王莽传》），在这方面，近二千年的“进步”，仅只是“无事蚀冒粮饷，有事避罪就功，州县以之蒙府道，府道以之蒙督抚，督抚以之蒙皇上……若有功，长随幕友，皆冒得之，若失事，掩取迁流颠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责，然此实不止州县，封疆大吏，统率将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县之效尤……今军行数年，花翎之锡，至于千百，果安在哉？将弁弃营阵，弃堡垒，常相避贼锋，大吏又务为掩饰，咎果谁任耶？”注70

    然而在官方如此，而在其对极的民方，始终只是在为求生存而挣扎，为铲除迫胁其生存的障碍而挣扎。在近两千年前，他们起来反抗新莽，并不是有所爱之汉室，并不是想再见“汉代衣冠”，那是“王莽篡汉，上书诵者八千”的士大夫，等到“见势不佳”，又回转来“曲解”民众的。其实，汉在哀平之世，已经是“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离，流散道路以十万数，而百官群职旷废，奸轨放纵，盗贼并起”（《前汉书·孔光传》）。王莽新朝不过是在汉代官僚封建政治机构松弛虚脱状况下产生的，惜他“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于是“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汉书·王莽传》）。可知人民在饿着肚皮乱碰的当儿，对于纲常顺逆之分，并不会怎样去鉴别。即使是延至清代以异族入主中国，扶明灭清的“大理想”，还是等到“饥寒起盗心”的关头，才能成为一种现实的号召。所以，清代中叶后，对于当时所谓邪教愚民的作乱，在上者都还能认定“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又谓“今者川楚之民，聚徒劫众，跳梁于一隅，逃死于晷刻，始入白莲、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继由地方官挟制万端。又黔省之苗氛不靖，延及数省。赋外加赋，忿不思患，欲藉起事以避祸，邪教起事之由为此”注71。这种“官逼民反”的故事，充满了中国历史。我其所以仅把汉清两代官民对立情形加以比照，就因为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变乱，朝代虽相去一二千年，其性质大抵相同，特我认定“官逼民反”的“官”，不当理解为某个或某些特别的官吏，而是整个官僚统治。单是某些官，甚至单是整个官僚阶层依贪污或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农民尚不致逼到求生不得的程度；若官僚除了自己直接藉政治权势侵渔农民外，更连同与其有缘属关系的地方爪牙，从事敲诈，再益以商业、高利贷业乃至地权活动的凌夺，那才真是农民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时候了。

    然而，就在这种场合，不但农民自身，就在同情农民的少数士大夫，他们亦还不能明确认知，他们注72生存上所受的威胁是由于在社会政治上没有取得“平等”、“自由”的结果，从而，他们犯上作乱的要求，一般都是经济的意义大于政治的意义。这无疑是“不可使知之”的儒家政治典范收到莫大的“催眠”效果，但在本质上，却不能不说是由于以往中国二千年的社会动乱，始终是农民的，而不是市民的。亦就因此之故，中国同性质、同形态的农民战争或农民的社会动乱虽然重复了无数次，而每次的结果总是再生产一个同性质、同形态的政治体制完事。

    为什么呢? 我将在下一篇予以确定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