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 客观与主观

p;农业之外，次及工业。古有畴人之官，天文历数，敬授民时。其事与农业最有极深之关系，政府特设官专司其事。岁加廪饩，供其生活。盖其人既非贵族，亦非农人，故易其名曰畴人。畴者，已耕之田。其人既专司其职，不遑耕种，故政府授廪亦犹授田，用以代耕。又使其子孙世袭其业，亦犹受田之世袭。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畴人之官，即劳心而食于人者。故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之发展，乃与农业有甚深关系。亦犹古希腊人因商轮远航，而发明几何学。可见比论各项学术，必从其文化之全体系求之，此其一例。

    推此言之，中国古代各业工人其实亦皆畴人之类。如陶业，如纺织业，如皮革业，在民间则亦农村中之附业。其事皆属农，而政府亦特设官司之，令各业皆世袭，皆有廪饩，用以代耕。令各业工人，在其生活上，皆得内足自安，遂能一心专治所业。成器皆以上供，不许粗制滥造私自贩卖以牟利。故得精益求精，其成器皆成为一艺术品，非商品。故中国人常连称工艺，中国之工业既亦一种艺术。论语言：“百工居肆。”此肆字，乃指政府特设造作之所。以今语言之，乃厂房，非店铺。其时尚未有店铺林立之街市。工人居城市，各工肆皆官设，其义属公不属私。百工居肆，其事亦为公不为私。故工人亦当得称之为畴人。

    次言商业，亦复如是。民间交易，止于日中为市，非有私家经营之商业。凡商亦皆由政府设官分司。论语言：“不受命而货殖。”则货殖之必先受命可知。左传中偶见有商人，皆属政府指派。尤要在作国际商。如郑商人弦高，乃得伪犒秦师，伪传郑政府之意旨。若如后世一私家商人，岂敢出此而不受敌人之疑。

    此为中国式之封建社会，与西方封建大不同。中国式之封建，工商业皆由国营，与农业融为一体，既非一资本社会，亦非一共产社会，而自成一生产集团。其上有贵族武力保护，更上又有一中央政府。故曰治国平天下，如治水，使水流得其平。各业生产，亦务求其相流通，而各得一平。务求不复有外力干扰，而各得一既足且安之人生。

    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乃在其既足且安之人生中，而骄奢淫佚。贵族如是，平民效之。乃离其本业，各有期求。与西方社会之内不足而必向外求之者不同。中国古人一“礼”字，乃从此来。人生有礼，如水流有堤，防其泛滥，而必导其流通。周公言礼治，而孔子唱仁道。仁从内心言。为富不仁，在中国古代封建农业社会中，各求内足自安，又何可向外求富，以自造一不足不安之人生。此又为中国古社会与希腊之绝大不同处。

    其后封建社会崩溃，贵族消失，农工商诸业，转归私人经营。司马迁史记中乃有游侠货殖两列传，可见当时社会，形形色色，皆已大变。然自晁错等盛唱重农主义，桑弘羊等又有盐铁政策，后世宗其意，工商资本主义遂绝不在中国社会中出现。中国遂始终成为在统一政治下以农业为中心之社会。工商业亦得绝大发展，然终以不害农业为本。又国内贸易远超于国外贸易。非无大都市，然亦皆对内相通，非向外树敌，如西方之例。生产各业既各对内自足，亦自不感有一客观存在之外力堪加忧虑，而必待探索。故外力存在，自不如西方之受重视。而道德艺术，则为中国社会之所尚。

    工业如陶瓷，历唐、宋、元、明以迄清代，皆有官窑，其出品皆受限制，须得保持其精美之水准。故中国工业均有一艺术水准，并世无其伦比。而商业如茶，如盐，如丝绸陶瓷，凡大利所在，皆官督商办，为人群通有无，尚信义，有道德美意存其间，而不许为私利争。一切学术思想，其间亦存有一番公心可知。此一番公心，又必向内求。于是在中国，乃有其一番独特突出之心性学。既不如西方之宗教与科学，亦不如西方之哲学，而有其内在深潜之一番修养与体认。

    自孔子提出“仁”字，而孟子继之提出“性”字。仁乃人心，亦人性。而喜怒哀乐之种种感情，乃特为中国人所重视。在西方如宗教，如科学，如哲学，皆不重情。情字当属主观，非客观。而中国人乃特重此各人私有之主观。其实主观即客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同此心，即己心可以推他心。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能以己心推置他人腹中，斯乃人生一绝大道德，亦绝大艺术。

    “天命之谓性”，在中国乃有“通天人合内外”之理想。我之内在，即同于外在。我之主观，即同于客观。天即在人中见，客即在主中存。不有主，何来客。不有人，何来天。双方非对立，乃互成。中国人理想中，第一等人为圣人，圣字即寓通义。唯圣人之心乃可通彼我，通古今，通于全人类，而因以通于天地万物。因人类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我心又为全人类之中心，故我之一心，实可以上通天地，旁通万物。耶稣为上帝之独生子，然必以上帝之心为心。而尧舜孔子乃中国圣人，贵于能以己心见天地心。实则天地无心，即以人心为心，亦即以圣人心为心。此乃中国人意见。故西洋哲学必从宇宙论转入人生论。中国无如西方之哲学，若谓有之，则实当自人生论转入宇宙论。先立乎其内，然后可以推及乎其外。此为中国思想之特有路向，与其特有进程。人心相通，斯为人生道德之主要，亦即人生艺术之主要。

    周濂溪太极图说，阴阳五行，太极无极，此为其宇宙论部分。然归结于主静立人极，则为其人生论部分。天地大自然有其太极，而实是无极。人生则贵能自立其极，此之谓人极。求立人极，须能主静。此静字，非从人生言，人生不能有静而无动，乃从人生内在之心言。此心则贵能有一不变之定向。故濂溪主静立极之心，即孟子所言之不动心。在实际人生中，不免有欲，如饥欲食，寒欲衣，劳欲息，倦欲卧，随所遇而生其欲，斯其心常动无定向，必向外求之。濂溪曰：“无欲故静。”能在实际人生中，节欲寡欲，而至于无欲，斯能不动其心矣。诸葛孔明有言：“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志即人心之不动而有定向处，非澹泊不能明，淡泊即无欲。有此定向不摇动之志，斯能宁静而致远。一人如此，全人类亦如此。此即人类文化一遥远前程之起脚点。如此则中国人意见，乃谓人类文化前程乃起脚于一己内在现有之一心。此非主观而何？

    然实际人生乌能无欲。庄子养生主有言：“官知止而神欲行。”自然之欲，如饥欲食，寒欲衣，此即人之性。唯庄子不谓之性，而名之曰神欲。神欲即性。儒家所言无欲寡欲，斯指违性之欲言。不仅物质人生中多易引生出违性之欲，即在精神人生中，亦多引生出违性之欲。如宗教信徒一心欲死后灵魂上天堂，而不免隔绝人事，男则为神父，女则为修女。自儒家义言之，斯亦一种违性之欲。故西方宗教家乃以上帝心为主，中国儒家孔孟则以人性人心为主。一内在，一外在，其别判然。

    罗素言，现代世界唯美、苏、中三国有其前途，因其同为一大陆农国。此不失为能洞瞩有远见之言。然美苏两国，同束缚于西方文化内不足而一心外向之心理习惯，于可止中不知止，仍然一心向外。或以经济，或尚武力，终于挑拨起外面种种纠纷冲突，使各陷于不足不安。循此不已，恐终将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大悲剧，乃使世界人生文化前途形成一大停顿。唯有中国，一心内向，自足自安。其文化传统常教人克勤克俭，不忮不求，于无欲中见性，于淡泊中见心，于可止处且止，于一定向中宁静致远。而可以推己及人，以达于彼己俱足，人我俱安，世界大同，天下太平之一理想新境界。而惜乎现代之中国人，则舍己之田，芸人之田，亦唯西方文化是慕。不学苏，则学美，多欲而不知静。只认有客观真理，不知尚有一主观真理。斯则不仅为中国一悲剧，亦为全世界人类一悲剧。诚大可谓乃极可惋悼伤痛之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