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五 同异得失

之他人。然两千年来，大贤辈出，亦无一相同。再言学，人各学名儒大贤，未闻其学能尽同于人。若果有之，则不成其为学，亦不成其为儒与贤矣。

    故最能异于人者，亦为中国人为然，但非其所求。中国人但求同为人，而不失其己。失其己又何得为人。果求异于人以为己，则既异于人，又焉得己之仍为人。西方人则若必求异于人，而称个人主义。但既同是个人，则亦无以相异矣。此处乃有中西双方对天命观念一大分别。中国人认为天只生人，非各别生每一人，故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即生了大群人，乃于大群人中立一统治此大群人之君。君为民立，亦本天命。故唯君乃称天子，乃得上通于天。而祭天之礼，则唯掌于天子，大群民众不得预。故中国古代尊君如尊天。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则为圣君，圣天子。其有不称职者如纣，则孟子称之曰一夫。然圣君圣天子克配上帝者，实不多有。乃如周公，不为天子，不为君，亦克尽为君为天子之大任。孔子则唯有志于周公，又极称管仲。管仲亦仅一臣。孔子亦为鲁司寇，然终不得志而去。终其生，乃仅为一平民，仅为平民中一师，而后人则尊之曰至圣先师。而中国后人所向往者，则为孔子一人，不为君，不为臣，仅为一民。唯有道为人师，则亦克配上帝，不愧其生矣。

    孟子于孔子以上，又称伊尹、伯夷、柳下惠三圣，此三人皆不为君，亦有不得于君而不克为臣，并亦未尝开门授徒如孔子，然而其道则同可为人师。故荀子曰“天地君亲师”。纵其道不得为人师，然为人父母，亦代天地自然尽其生人之道，斯亦足尊矣。为人父母外，贵能为人师。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此则尽人可尊，其有不可尊，则不得谓之人。如纣，称一夫可诛，则亦不得为人矣。中国人之人生大道乃如此。大学言“为人君止于仁”。其实人道即止于仁。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此为最自由，亦为最平等，并为最独立。近代人高呼自由、平等、独立三口号，其实中国人言人道已尽之，而天道亦无外于此。

    西方人则认为天生个人，如亚当夏娃，故个人可直接上通于天。而人与人之相交，则与天无预。故耶稣言上帝之事由他管，凯撒事凯撒管。凯撒所管，即人与人相交之事。人在礼拜堂中，人人可直接通上帝，最为自由、平等、独立。一出礼拜堂，亦求自由平等独立，则别有凯撒管。但凯撒终不能使人人自由、平等、独立。此为西方人生实际上一大问题。

    天命又有长短，如天生人，则其命可长至千万亿兆年。如天生个人，则其命只限百年。千万亿兆年斯有常，百年则无常而必变。中国人尊其常，常中有变，则安之乐之而已。西方人尊其变，而常则所不计。既有长短，又有得失。如舜为大孝，舜之生命百年则尽，而孝道则与世长存。孔子主仁道，孔子之生命亦百年而尽，而仁道则与世以长存。故中国谓人生有道，得其道则虽死如生，如舜如孔子，虽谓其至今犹在可也。西方人则谓身在即人生，其身亡人死则生亦随之尽，无道可言。故西方之个人主义则必求无死，乃信仰死后灵魂上天堂，可以弥其缺失。此乃中西双方生命观念之不同，亦即可谓天命之不同。谁是而谁非，西方人则以宗教为判。孔子不言天道，故孔子虽为师，而非宗教，实可谓之无教。孔子曰“学不厌，教不倦”，孔子之教，亦仅教人之学而已。耶稣则不学而教，并亦不教人以学，唯求能信而已。但纵信耶稣，又岂得亦同为上帝之独生子。故信孔子，则可同为孔子。信耶稣则不得同为耶稣。今再分析言之，亦可谓天命孔子，乃与其命耶稣者不同，此又谁与辨之。

    然而有得于人道，则必有失于其人。如为人子必孝，则于其保持个人主义者必有失。有得于个人主义，则必有失于孝道。故盛唱个人主义，则必孝道无存。又中国人谓乐天知命，孝弟忠信皆天命，尽人道而乐亦在其中。西方人则谓天生个人，又以罪降谪而生，则个人之生，本无乐可言。乐则在个人自求之。而或得或失，则亦尽待个人之各自努力。又有得于千万亿兆年之常，则不能不于百年之变有所失。有得于百年之变，亦不能不于千万亿兆年之常有所失。故西方人盛唱个人主义，而终必主张有世界之末日。百年已尽，则世界末日我已上天堂，又与我何关乎。此又中西双方人生之大异所在。凡此亦皆有关于洪范“攸好德，考终命”之大义，兹不具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