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 为政与修己

政视元，更多循中国传统旧规。而雍正朝之文字狱，遂又造成乾嘉之儒远避政治，以汉学自标，而与汉儒通经致用之意，则其趣大异。此乃清学之缺。道咸以下，群士奋身再出。而西风东渐，同光之间，求有所变而未得其道。纵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呼声，而其所谓中学，则已破碎不全，沈霾不彰，整理乏人，提倡无力，世风亦由此而大坏。

    西学与中学异，正在为政与修己之两端。在西方乃绝无与中国相似之踪影可寻。西方古希腊，海外经商为其人生最要任务。中国人嗤之为市道。市道之交，乃敌非友，损彼利己，乃商场相交之宗旨。非忠信，无得和合为群。故希腊小小一半岛，终不能抟成为国。对内如此，对外愈然。人之无群，则己不待修。最感苦痛者，乃为夫妇一伦。商人重利轻离别，夫妇不能久相聚，他可弗论。故西方文学题材最重恋爱，一若人生真乐趣仅在此恋爱上。但亦如经商，同需向外追求。其知识界亦主向外追求。亦可谓整个西方人生尽在向外追求中。故其文学哲学科学莫非向外追求。与中国人之反求诸己，内修于身者，大不同。罗马继起，转为军力征服，仍属向外。中古时期封建社会转而向内，则唯以堡垒自守，其为无群不相交则一。人生想望，唯在灵魂与天国。及文艺复兴，新城市兴起。现代国家创始，主要亦唯商业与军力之二者。非剥取，即征服，精神仍向外。既无为一己之修，乃无为一群之政。民主政治兴起，结党以争，仍属向外。唯所争在国内不在国外，稍有相异而已。中国人言“君子群而不党”。结党与合群不同。中国人之宗法家族门第乃合群，非结党。又如中国之邻里乡党，乃家与家相群而成。扩大而为天下，普天之下，仍是一群。西方则有社会，社会与社会有别。如马克思所分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社会，有分则必有争。中国人则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之人群观，从天地大自然生。西方之社会观与其党，则出于人为，仍属向外争取。故中国人言群，只言和合。西方人则言组织，或言团结。即如夫妇婚礼，中国先拜天地，西方则必进教堂法堂，求取证明。一由内心，一依外力，是其大不同处。

    西方宗教，其教会组织，亦如一政党。罗马教廷，亦俨然如一党之大结合。商业上之大公司大厂家，亦如一党。军队结合可弗论。知识界分门别类，或科学，或哲学，或文学，亦俨如分党，互不相通。唯专门知识终为少数人所有，而党则尚多数。故在西方政治上，亦唯知识界最无力量，仅供利用，不作领导。直至今日犹然。故在今日之西方，尚未见一学人一知识分子出而领导政治。西方人亦深慕中国之考试制度，于是在其实际之政治组织中，乃有专门知识之考试，成为政府中之职业人员。而最高领导，则仍属于党。此乃西方传统大形势所趋，有未可理解者。为政既不以学，亦未闻学以修己。外不尊其群，内不尊其己，唯在人事上向外寻求，曰富曰强，财力权力，外此则似无明显之准则与号召。故西方传统乃终不能摆脱希腊与罗马之两型。

    近代国人对于西化一心向慕，所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既竭吾才，必将见有卓尔而立欲从末由之叹。西方之特立处，乃在其外无群，内无己。若谓有群，则自希腊迄于今，亦历四千年，而今日欧洲各国林立，仍是希腊都市一变形。大敌当前，仅得一经济同盟而止。其迁移海外，如美利坚，如加拿大，如澳洲，乃及其他各地，亦各分裂，不相统一。则西方人之不能和合为群，易趋分裂，难得和通，岂不昭然。

    再则西方人无己。人之相处，必有对方始见有己。即如夫妇，中国人言夫妇有别。阴阳男女，亲而无别，违逆自然，终非久道。西方则夫妇相别胜于相亲，离婚自由，夫妇成为一法律上之结合。但法律力量有限，非可团结大群。故夫妇在西方，尚能偕老。至如子女，则成年即离去。后一代人对前一代人，不抱有亲切感。西方人之怀念往古，只在留存之物质，人则不再有可亲。即如学术，重其著作，更过于其作者，重物不重人。而史学则至近代乃始成立。中国人观念，人生乐处主要在人与人，不在人与物。故人生真乐最亲最近实在家庭夫妇父子兄弟之三伦。三伦立，推以至于大群，乃有君臣朋友两伦。在政治则有君臣，在社会则有朋友。故中国有己乃有群，为政之道则以修己为本。争权争财，绝非人生之大道，又何得以为政。

    中国人之所以得维系此群道与己道于不坏者，其主要中心则为师道。在古代，则为孔子，或称孔孟。在后代，则为朱子，或称程朱。而中间之转捩人物，则为韩愈。今则教育亦全趋西方化，有学校，无师道。传授知识，各尚专门。又贵创造。最显者如文学。中国文学，亦重传统。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文必统于道，而道则又必统于古。古今不成群，则又何道之有。故中国之群，不仅有其空间性，尤贵有时间性。修己之道亦然。不仅当为天下一士，尤贵能为千古一士。故曰天地君亲师，亲在家，君在国，而师则在天下。人生乃在天地间。所谓天地间，则古今中外，一以包之。道之意义价值乃在此，群之意义价值同在此，而己之意义价值亦在此。故齐家治国平天下，乃一以修身为本。

    韩愈虽称为一古文家，而其学实通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以为学。其学不仅上通于为政，而必立本于修己。亦不仅为唐代一文人，乃贯通于全部中国学术史，而为一承先启后之人物。继之起者，为宋代之欧阳修，亦会通四部之学以为学，亦本于修己以通于为政以为学。宋代可谓乃中国一文艺复兴时代，而欧阳修实有大功。今日则必分别文学于其他各项学问之外，而目为一专门之学，又好今不好古，乃目古文学为死文学，而韩欧乃首在打倒之列，则又何中国学术史可言，又何中国文化史可言。于是今人乃唯知为政有学，而不知修己之有学。乃更不知修己乃为政之本，为中国文化之大传统。则此下中国之前途，诚有难言矣。

    除旧易，开新难。“民国”以来七十年，慕效西方民主政治，而政党制度终不能确立，则新政基础亦终不得健全。西方政党施行于小国寡民，犹经数百年之演进，亦唯英国能达成两党制，稍树规模，为其他法意诸国所不逮。美国在新大陆亦能建两党制，然自十三州迄于五十一州，亦历两百年之久。实亦犹英国之有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同为联邦制，合之中仍有分，和之上仍有别。而中国则自秦汉以下为郡县统一，书同文，行同伦，中央政府巍然在上。若谓是帝王专制，则此等专制其中应寓精义，岂不大可为近代所效法。又西方政党，最先为纳税人达于某一税额者拥有选举权而成立。此下乃逐步达于普选。则其政治之重要性，乃在赋税制度上。而中国传统政治，则主要在察举与考试制度之选贤与能上。故西方现代政治主要奠于经济，奠于财。而中国传统政治则主要奠于为臣之德性才学。双方本源不同，精神不同。今日之中国，则废学已有其效，而兴财则未有其途，此为一大难题。

    中国传统政治奠于学，而学者必先修己以道，故可进亦可退。其退而在野，则有家可亲，有师可尊，而兼有朋友之交，故五伦中尚得其四，亦可乐以终身。今则此四伦亦皆破坏。士道已亡，唯有经商牟利，或结党从政。而“民国”七十年来之政党，乃胥由知识分子组成之。此又与西方政党之由来有大不同。西方党员多属有财，可以退而在野。中国党员则必进身在朝，有进无退。故虽一党专政，而一党之内仍不相安。如何善学西方，则西方人不我知，终亦无以为教。小国寡民，学于我，改学西方，则如日本。虽有成，而一败涂地，以至今日，究不知其将来之所届。今吾中国果能再获统一，恐亦不当奉之以为学。此诚当前我国人一大惑不解之问题。

    中国传统有人品观，人分上中下三品。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之最下品，多数如原始人，近禽兽。人自大自然来，实终不能脱离其最原始之自然部分。求食谋生，用武自卫，凡属人类，直至今日亦仍如此。然人生亦自有其演进。自有夫妇，有家庭，有父母兄弟，出门而有朋友，有君臣，人在此群体中生活，乃渐修渐养自下品以达于中品上品，为君子，为贤圣。有少数之中品上品人，人类乃得善成其为群。孟子曰：“待文王而兴起者，庶人也。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则人文演进，实非由上层政治之领导，乃由少数杰出人领导。中国人之所谓圣贤君子，皆以推尊之于上层政治为领导人，而非由政治领导而产生。故道统尊于治统，而修己先于为政。作之君，作之师，唯当于此求之。

    中国人之此一人品观，以西方传统来衡量，则未必尽然。西方人一切进步，主要仍不脱食以谋生武以自卫之两途。虽其在物质条件上已与原始人大不同，然其主要观念，则无大相异。故西方盛行个人主义，与中国传统大群主义大不同。个人与个人必相争，又何能成群以相安。唯赖法律加以制裁。以中国观念言，则君子与贤圣，绝不由法律来。法律乃以防制人，非以领导人。而西方之领导，则学术知识界，宗教科学哲学文学，分门别类，人持一说，互不相通，亦形成一相争之局。既无共通大道，则个人主义永难消失。于是人生之领导权，乃在其多数，尤在其科学发明对付外界事物之各项机器上。乃物质，非生命。乃无机，非有机。乃手段，非目的。乃工具，非本体。西方人除财力权力相争外，不能自创一领导。西方悲剧正在此。

    中国人则信己本之信天，重人更过于重物。故西方人主现实人生物质人生之平等，争财争权，人类益臻于不平等。中国人则不看重现实人生之不平等，而主希贤希圣以达于理想人生之平等。故西方历史演进则财权日扩，成为一部唯物史。而中国历史演进则贤圣踵起，乃成一部人文史。此乃中西双方文化大不同处。

    今日国人又盛唱复兴中国文化之口号，试问此五千年来之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其道究何在。自孔子以下，孟荀庄老乃及先秦诸子之修己为政之理想，以及董仲舒韩愈汉唐两代孔孟儒学之何以独盛，宋元明清四代之如何继此发扬而光大。而尤要者，如元初南宋遗民黄东发、王伯厚，以及清初明遗民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如何政治崩溃于上，学行潜修于己，使中国传统文化仍得漫衍于社会，而终有其光明之前途。变而不失其常，在野而终显于群之独特造诣之于何而完成。以及中国文化之于现代化，如何获得其融通。此非望于中国自身之学术界，则又于何望之。此恐终非几句空洞口号之所能济事。则终有待于不待文王而兴之豪杰，唯我国人其自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