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 修养与表现

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亲如州里，疏如蛮貊，忠信之道则一。当时北方胡汉合作，亦有忠信之道存乎其间。此亦中国文化传统修养表现之一例。

    至北周苏绰，观其文辞，及其施为，虽在夷狄，不失其仍为一中国人之传统精神，则益明益显。下迄隋代，王通居河汾，作为文中子一书，其所表现，亦即中国文化传统之一番极深修养，读其书而可知。唐得承汉起，主要在从此等处求之。中国最能同化人，然亦最不易为他族入同化，自有其一番文化道义传统。从历史论，自见有一番表现，而主要本源，则在各个人之修养。岂仅望事业功名之表现所能到达其境界。故一部中国史，实即一部中国人之修养史，而岂表现二字所能尽。

    唐代安史乱后，藩镇割据，下迄梁唐晋汉周五代，中国与夷狄重见分裂。人物修养，有不如五胡北朝之中国人，然亦未有绝迹。宋代兴起，在辽在金，仍有不失传统修养之中国人参其间。如元好问，仍为一中国传统大诗人，非有修养，则绝不得有此表现。其所修养，虽在当身当境，而上有千古，下有千古，有其一大传统之存在。苟其仅求一己一时之表现，则必出于争，无待于修养。故重修养，必能让而退藏。希腊亡，希腊人又乌得与罗马争，则亦无可表现。而元好问则得在金人统治下，成一中国大诗人，仍有其代表中国之特殊表现。其他类此者不遑举。元清两代，蒙古满洲入主，而中国社会可以传统无变，一如其恒。其表现传统文化之人物，更不胜缕举。故中西历史不仅分与合不同，其盛与衰亦不同。西方人好争，其历史乃衰而不复盛。中国人好让，其历史乃屡衰而屡盛。此又一相异。

    最要者，表现不可传，而修养则必有传。求表现必各求创新，推翻前人，即其己之表现。修养则多依前言往行修之己，养之己，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则不善者亦吾师，尽人而吾师矣。其弟子曰：“夫子何常师之有。”子欲居九夷，其弟子言九夷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以一中国人居夷狄，依中国文化大统，夷狄亦尽可为师。此乃中国人修养之道。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宏道在己，贵有修养。所宏者道，敦行实践，而岂自我表现之谓。

    儒家重言仁，即人道。道家重言天，即自然之道。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类亦由自然生。我之得为一人，必于天道人道有修有养，使在我无忝，斯已矣。同于天与人者大，斯之谓大道。同于天与人者小，斯之谓小道。唯道家言天，范围大。儒家言人，范围小，但更亲切近人。道则绝非自我一人之道，乃大群共遵之道。故道必传自已往，以及于将来而有统。富贵财力，则不能有传统。即中国古代封建传统，亦以宗法之道为之主。唯其传在宗族，故必尊祖先。如商传汤道，周传文王之道，血统之上必有道统。中国人言孝，非谓依顺父母。父母不道，能纳之归于道，始是大孝。老子曰：“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光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则大忠亦如大孝，忠其祖即孝其亲。忠祖孝亲，即道之所在。道有常有变，乱世尤易见。唯能拨乱，始有小康。而大同则仍在将来。故中国人重修养，其所表现则在更远之将来。一人如是，家国天下皆然。

    东汉转而为魏晋，世衰道微。印度佛法东来，中国僧人幡然归之。视西土印度为中国，自居为夷狄。佛之一言一行，弥不勤搜广罗，以学以问，以修以养。积而久之，乃觉佛说纷乘，不得其中心所在。陈隋以下，中国僧人乃有判教工作之兴起。从各经典各异说中，加以组织，加以分别，以求其统之所在。遂有天台华严两宗，一主内，一重外。一为一心三观说，一为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说。所持不同，难为再判。于是乃有禅宗，不立语言文字，唯主一悟。学问乃专在修养上，即身可以成佛，立地可以成佛。其说弥漫全国，历宋元明清长时期不衰。又有净土宗，只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声在即心在，一生念此，亦即此心之修养。所学在是，所问亦在是，不待再有学问。故禅净合一，乃见佛法之中国化。一自然，一人文，自悟自发，正可见中国文化传统主要精神之所在。

    今若以孔子、释迦、耶稣并称为人类三大教，释迦似乎最重思维，最重自由。菩提树下枯坐不起，此即在自由思维。传其教者，亦各人人自由思维，自由创造，自由表现，而其传终不大。佛学乃终于在印度失传。耶稣教则历中古时期以迄于今，其门徒组织有教会教廷教皇，主要在能结合成一团体，能争能斗。亦可谓佛教史乃一部自由思维史，耶教史则为一部集团斗争史。穆罕默德继耶稣而起，其徒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剑，其斗争精神乃益显。孔子之教则在修养上，学而时习之，学习即修养。有朋自远方来，同讲学，即同修养。自修自养，故人不知而不愠。礼有来学，无往教。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然亦来学则教，非登门强教。故孔子非教主。释迦近如西欧一哲学家，然必出家离俗，故终为一教主。佛在教人思，耶稣在教人信，孔子则教人修教人养。此为儒、释、耶三教之大分别。唯修养中仍有思有信。耶释两教亦各有其修养。论其表现，则耶稣之钉死十字架上，释迦之离家出走坐菩提树下，孔子较之，凡所表现乃最不惊世而动俗，亦最为平易而近人。孔子之告其门人曰：“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斯其表现仍在大自然日常人生中，但有其一己之修养而已。中国社会与印度西欧之相异亦在此。

    西化东来，最早已在晚明之衰世。其大量东来，则在清代之衰世。嘉道以下，中国社会即有变乱。使无西化之来，清政权亦必崩溃，此即观于中国史之传统而可知。唯西化强势逼人，印度佛教远非其比。晚明时西人东来，尚见东方而生慕。晚清时西人东来，则见东方而知易加轻侮。而中国人之向慕西方，亦远胜于其向慕印度佛法。好学心切，乐取于人，亦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心积习。一百年来，自身内部变乱日烈，斗争无已，则亦西化使然。

    西方文化主自我表现，彼此相争。空间然，时间亦然。后人之于古人亦无不然。故有新无旧，无传统。若谓有传统，则唯争求表现之一事。文化愈进步，表现愈新奇，斗争愈激烈。迄于最近七十年，两次世界大战接踵继起，其结果在西欧本土则已意衰力竭，相互间之斗争无可有新表现。而美苏二强，则在西欧本土之外，乃为举世相争主要之新对象。国人崇美崇苏，亦成国内一新斗争。果能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西化成功，则当为中美苏三强鼎力相对之斗争。而就中国一国言，则实即一种内乱。加入西洋史，则不啻即美苏之相争。情势显然如此，其果为已走上西化道路否，亦诚值近代我国人之深思。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乃言修养，不言表现。上自三代，下迄汉唐，中国人文传统，亦各有其日新又新之景象。然乃日新于平安，非日新于斗争。西方人乃谓中国文化传统至唐而息。其实就中国社会言，宋元明清四代，依然有其日新又新，而人物修养之新，犹有过于汉唐。北宋新旧党争方兴之际，周濂溪教二程兄弟寻孔颜乐处。私人德性修养，乃更出于公众政治表现之上。宋明理学遂为此下中国社会奠新基。程朱言涵养，象山则言先立乎其大者，阳明言事上磨练。陆王所言功夫较浅，然其重内心，不重向外表现则同。若重表现，则必论方法，不论功夫，此其别。

    中国近代之崇慕西化。倘亦能如陈隋以下佛教之有天台、华严、禅三宗继起，西化仍转为中国化，晚清儒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庶乎近之。一切相斗相争之商品武器，凡属科技，亦皆包涵在我传统之意义与价值之内，而一由我之文化传统加以运用，则宜可为利而不为害，此亦利多而害少。有志治中国史者，当求之魏晋南北朝，当求之五代宋初，当求之元清之入主。孟子所谓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愿我国人贤达其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