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 学问与知识

经为之会通阐说而止。同时有禅宗，则不立文字，仅有口说，受者写为语录。说者谓语录乃禅门之新创，实则如论语，亦即孔门之语录。唯六祖坛经乃用当时通俗白话，与论语雅言有别而已。是南北朝隋唐之佛徒，可谓仍不失中国学人传统。

    唐韩愈以提倡古文名，自言：“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又以己之辟佛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毅然以师道自居，而曰“并世无孔子，愈不当在弟子之列”。是韩愈以孔门之传道者自任，非有意自创为一文人。唯道之所在，身家国天下，出处进退，一饮一宴，一会一别，一死一葬，随时随地，随人随事，一吟一咏，一章一篇，皆以见道，亦即如著书立说。韩柳然，李杜亦然，其诗其文，皆以传道。后人乃以诗人文人目之，宁待必自编一传奇，自创一剧本，乃始得以文学家成名。

    宋代欧阳修承继韩愈，倡导为古文。然欧阳说诗说易，作为新五代史新唐书，其学亦经亦史，其集即亦自成一子。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已兼有之，亦岂求为一文学专家。同时有曾巩、王安石、苏洵、轼、辙父子，其学其人，大体皆然。此等皆为中国之学人，与今世之所谓文学家知识分子有辨。

    理学家起，周濂溪作为易通书，大旨在说易，亦所谓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张横渠著正蒙，书名亦本之易，大旨仍在阐说古经典，非为自著书自立说。二程兄弟，广传弟子，其学更见在其门人弟子之语录。伊川生平唯著易传一书，仍在阐说古经典。明道则无之。

    南宋朱子，集周张二程理学之大成。著书说诗，说易，说礼，说春秋，又有四书集注，皆阐说古经典。有各朝名臣言行录，乃属史。其诗文成一集，即其一己作品之自成一子。其学亦经史子集四部皆备。而生平讲学大旨，则更详见于其门人弟子之语类。亦非自著书，自立说，自成一专家，如今人所想像。朱子毕生勤学，乃可为中国传统学人一榜样。今人乃亦目为一知识分子，则不专门，非专家，泛滥无归，又何堪与当前分门别类之知识分子相比。

    朱子先有近思录，荟萃周张二程言，分十四目，首道体。此见中国学问传统，主求道，即为己之学。中国古人称道，后称理，道学亦称理学。做人必讲道理，出处进退用舍行藏皆以道，一切财势权力无如之何。西方重知识，求为人用，由中国观念言，乃为人之学。乃有法律，保障自由人权。此乃中西为人为学一大相歧点。

    近思录第二目为学大要，第三格物穷理，此言为学之纲要。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即言为学主在做人。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由修身推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四者一以贯之，而人道尽。九制度，十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此皆由修齐治平之道来。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辨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此三目乃言为人以圣贤为终极。故为学主做人明道，则重在大而通。知识则贵专而精。观近思录十四目，即知中国学问在做人，而知识非其首要。书名近思录，乃从论语子夏“切问而近思，可谓好学”来。学做人，故需切问近思。西方哲学贵能远思，能自创说，不待切问而近思。此亦中西为学一歧点。

    元代王应麟厚斋著困学纪闻。孔子言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则生而知之。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五十而知天命，则学而知之。厚斋亡国遗民，自居为困学，而不敢言知，故曰纪闻，实如一部读书笔记。然而经史子集四部之书无不学，此可谓博学多闻。其实厚斋此书即从朱子近思录来。近思录亦是一部读书笔记，唯只记原文。厚斋之纪闻，则记其读后之心得。得之古人，即心悟于道。非如今人必自创造自主张，乃为自我知识，非他人所能及。厚斋一代大儒，而自称困学纪闻。中西学人意态岂不显而易见。

    清初顾炎武亭林，亦亡国遗民，著为日知录，亦从论语子夏“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来。则亭林之所谓日知，亦犹厚斋之所谓困学。此皆见中国学人意态。其书亦即一种读书笔记，经史子集无不学。厚斋亭林乃皆以博学于文为教，其实即皆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义。故中国人又称学人为读书人，谓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读书人求为一非可憎人，斯足矣。

    亭林同时黄宗羲梨洲，著明夷待访录。其书根源经史，自成一家言。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亦兼而有之。贾谊陈政事疏，董仲舒贤良对策，梨洲亡国遗民，无此机缘，乃录以待访。心抱亡国之痛，而仍不忘以天下为己任，此亦传道宏道之心，上同于孔子之作春秋。而岂著书立说，自我创造，自我表现，以自扬己名，如今人所想像之知识分子专门学者所当同类而语。

    乾嘉以下，学风又变，分宋学与汉学。宋学尚言义理，而汉学仅治训诂考据，发明古人之所言，斯止矣。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拈出孟子书中主要几字，定其义训。非我有言，乃阐述孟子之言，义理即在是，故曰“训诂明而后义理明”。此亦述而不作。乾嘉之学仍是中国旧传统，旧榘镬。其意若益谦，但实则为轻蔑鄙薄清廷之科举功令，亦上承晚明遗老之意来。唯戴震之徒，有学无己，重知不重行，则与晚明遗老大异。而近人乃谓其有近似西方处，倍加称重，斯又拟于不伦。唯高邮王氏父子著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乃一意于训诂，不牵涉义理争辨，此始有似于西方专门之学，为知识而知识，转少大可讥评处。但其学术渊源，则中西终自大不同。昧于二王治学之用心，则亦不足以言二王之学。此义他详，兹不赘。

    乾嘉为学，亦文亦史亦子，不专一于治经。钱大昕著十驾斋养新录，则亦为一部读书笔记，远追王顾遗绪。同时有章实斋著文史通义，其书不仅求通文史之学，并经子之学亦求通于一道，自谓其学渊源宋学，与当时分别汉宋以为学者不同。

    晚清陈沣有东塾读书记，亦如钱大昕养新录，皆记录其毕生为学，读书所得，如是而已。何尝标榜一己，自谓高出前人。中国学术传统一大特性，即可由此而见。陈沣前有汪中，欲著述学一书，惜未成稿。述学者，即述其所学。中国古今学人，必重自述所学，学从何处来，不贵自创造。清末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嘱其门客为书目答问一书，亦举古今书籍分类编目，读此可知中学之大概。

    当时分义理考据辞章为三学。今人谓辞章为文学，但中国文学亦非一专门之学。姚鼐为古文辞类纂一书，亦指示人如何读前人文。曾国藩言“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乃自为十八家诗钞，又命其门客为经史百家杂钞。如何读前人文，此即自己学文之途径，如何读前人书，亦即自己为学之途径。舍此何以为学。故中国之学曰尊师重道，仍即孔子之所谓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作为文章，尚不以自创造自开新为上。唯作者自有其身世遭遇，不同于前人，则虽好古不作，而仍不善其有自己特殊之一分，如此而已。辞章如此，更何论于义理考据，而可自夸有创造有开新。曾国藩又有求阙斋读书记，即东塾读书记之先例。故曾国藩虽自称学古文于姚惜抱，而又为圣哲画像记。又于当时义理考据辞章三门学术之外，加入经济一门。其所谓经济，即属治平大道。则湘乡之学，又更在重行可知。

    西学东来，世风大变，而无奈拘墟坐井，所变亦有限。章炳麟自号太炎，乃表其超于顾炎武。康有为自号长素，乃表其超于孔子。然康、章皆信重佛教。康有为著大同书，大同二字本之小戴礼记之礼运篇，而其书内容则多从佛说，太炎菿汉微言，排列孔子地位在佛门为第几等。则此两人亦皆述而不作，不自标彰其一己知识之特出而独立。实仍未脱中国旧传统。胡适之始转而师法欧美，曰赛先生德先生，全盘西化，但亦不谓有己见之特出独立。自此以下，国人已不读中国书，但依然述而不作，唯所述则在欧美，如是而已。然欧美之为学，则有作无述。是则今日国人之为学，岂不仍是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旧调。唯中国古人则主用夏变夷，近人则主用夷变夏。但西方主变，他日西方又变，则不知我国人又将何所承袭以自成其一己。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知必当兼知其有所不知，学亦当兼知其有所不学。颜渊学孔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在知识方面，易知则易学。又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则在为人方面，有难知难学者。孔子所言，读一部论语而可知。但孔子何由而出此言，又何为而出此言，则岂不难知而难学。若仅论知识，一部论语所言有限，我能超其所言而为言，岂不已超孔子而上之。孔子曰“述而不作”，一部论语，实多述周公之所未及言，孔子则若自谓未有言。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孔子已与周公异时，乃成其为孔子。孔子之难知难学处乃在此。

    今人则必曰现代化，生现代，当知现代，为现代人。现代与古代时不同，我乃得杰出于古人。但后人又必杰出于我。故仅知现代，仅学现代，不知有古人，不知有后人，则当成为一无知无学之人。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则孔子为圣之时，与今人之所谓现代化又大异其趣矣。孔子又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则后生之可畏，乃为其亦能如前人。今人则又必谓人类进步，今人当决不能追随后人，一如后人。斯则生为现代人，现代即变而去，又何知之有，何言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