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 学问与知识

    中国人重言学问，西方人重言知识。学问乃求取知识之工夫，知识则学问获得之成果。西方人重功利，故重知识成果。中国人重道义，故重学问工夫。此又中西文化歧异一要点。

    但学问则人人可同，知识则各别相异。故西方人求知识必求标新立异，出奇致胜。我之所知所有，当为他人之所不知所无。亦如商品，只此一家，别无分出，乃可广事推销，多获赢利。此乃为自己谋，非为他人谋。商品出售，果于购买者有真利实益与否，此为商人所不计。古希腊人谓知识即权力。近代美国哲学家杜威谓知识当如一张银行支票，可向银行兑现，始有其意义与价值。

    今日为知识爆破时代，然而社会不安，国际动荡，人生祸乱丛起，亟亟不可终日。几于知识愈进步，而人生愈堕退，此实一至为明显之事。如自然科学中之天文学，自哥白尼与伽利略发明了地球绕太阳转，非太阳绕地球转，太阳与月亮非可相等并视。此已为人类知识开示出一正确观点，于日常人生有大贡献。但继此而进，直至今日，太阳系外之无数星云，以及太阳系内环绕太阳之各恒星，如火星土星之类，其种种知识，究与当前人类祸乱具何关系，有何挽救，岂不如河汉之不相涉。然而西方科学家，积数百年来对此方面耗费了大量心力财力，旦夕以求。天文知识日进无疆，而此辈知识分子，竟不肯稍回头来，先求解决了当前危机，再向此无限知识界探求。岂不如一企业家，只求自己商品推销，更不在当前经济危机上暂时有所措意，一色无异。

    又如生物学发明了人类演进来源，此于当前人类日常生活之应有知识上，亦有相当效益。继此而进，世界生物何限，下至深海底，上及太空界，千俦万品，一一探索，此亦尽成为一种知识。但对人类当前危机究何关系，则亦置而不问。

    自然科学界如此，哲学亦然。其实西方哲学知识亦从自然科学知识中来。自然知识无穷，斯哲学构想亦无穷。即如西方宗教，实亦是一种知识。唯耶稣为一上帝独生子，有关上帝天堂灵魂种种知识，只有耶稣得知。其他人只得对耶稣有信仰，不得在耶稣以外有知识发现。纵使自然科学乃及哲学有种种新发现，新解脱，但信仰自信仰，仍可各不相牵涉。此亦如公司产生商品，各自牟利，互不相关。

    中国人则不然。知识是各别的，而学问则是共同的。中国人奖励人教导人去学问，却不在知识上来过分求分别。故中国人只称学人、学者、学士，却无知识分子一称呼。孔子自称学不厌，教不倦，只自称其学，并以学为教，即是亦教人学。至于学之所得知识方面之高下是非，则属次要问题。此亦犹农业之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同一意义。

    学则必有知。中国人之学，主要在学做人，又更重在行。孔门七十二弟子，最能学孔子者，群推颜渊。颜渊有言：“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是颜渊主要在学孔子之为人，不在学孔子之知识。而如何为人，乃有其难知难学处。故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孔子非不知自己为人有他人难知处，但只求自己为人，非为要人知我。不仅他人不能尽知我，即我亦何从尽知得他人，故孔子又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是孔子亦自承对后生有不知，则又焉知后生之必知我。至于行，则有一共同标准。孔子所学在此，其教人亦在此。

    此一共同标准，中国人谓之道。道重在行。西方人则言真理，真理重在知。我所知不能尽与人同。亚里斯多德言：“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师弟子间所知，亦不能无分别。与颜渊之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大不同。故中国人言尊师重道，与西方人言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大不同。中国文化有传统，一脉相承。而西方知识界则日变日新，师承传统，皆非所重。

    中国人重做人，不重知识，故亦不重著书立说，为自己作表扬。中国相传最古书籍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诗经三百首，作者可考最多只几首，但绝不重要。此三百首诗之编集人，后世亦不知。书经数十篇，不知其作者，亦不知其编集人。易经仪礼，作者亦不知。唯春秋乃孔子作。但孔子作春秋，乃根据鲁史旧文，与自己著书立说亦大不同。然唯此已为中国古代私人著书之唯一例证。

    孔子生平教育门人弟子，均出随时告语答问，并未自写数十条作为其授教之纲要，更未尝作一教本。论语所载，皆出其门人弟子所记录。逐条记录者，亦多不知其主名。论语一书之编纂，亦不知出于孔子身后几代谁人之手。墨子亦未尝亲著书。今传墨子书，亦不出于墨子弟子，乃在数传之后。孟子七篇，乃由其门人万章、公孙丑之徒随时记录，或有孟子亲所撰写。然与立意自著书仍不同。

    其他先秦诸子，大体皆然。唯道家如庄周老聃，庄子内篇七篇，老子上下篇，当出庄老之亲笔。庄子外杂篇，则不知出庄周后几代谁何人之手。亦不自标姓名，唯传师旨而止。今传诸子书，唯荀卿韩非两人最多自撰之篇。或荀子为楚之兰陵令，老于南方，遂多闭门撰述。而韩非则为韩之诸公子，不以传授弟子为业，故亦多闲居之笔。

    最晚如吕不韦，为秦相，广招宾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书。但宾客姓名，亦所不知。西汉初，淮南王亦招宾客著书。宾客姓名略有传，然何人作何篇，则均不可考。周易十传，大、小戴礼记中所收各篇，后世最著名者如中庸大学等，均不知作者姓名。要之，中国人观念，著书乃以传道，非以扬名。道为公，名则私。为社会大群传道，非为个人著作扬名。果图私名，即非公道。孔子曰：“述而不作。”先孔子，鲁国有叔孙豹，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随时随事所言当于道，后人记述之，其言即不朽。则德功言不朽，皆公非私。孔子所言，由其门人弟子记下，非孔子自立言以求不朽。

    故中国古代诸子，皆非私人著书。史籍乃记古人前言往行，与著书自立说不同，故孔子作春秋。但记述前言往行，宜亦有道，其道则在褒贬。孔子春秋虽因鲁史旧文，然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有三传，公羊榖梁传其辞义，左氏详其事迹，两百四十年列国君臣前言往行，记载甚备。此皆出孔子以前列国史书，其作者姓名皆不详。司马迁身为史官，承父遗命，作为太史公书。义法一本春秋，是为中国史学界继孔子后著书有主名之第一人。后代史书，始多作者主名。然司马迁自言：“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其书亦为传道，不为自立说自成名。

    经史子三种外有集部，今人称之为文学。最早诗经三百首，继之有屈原离骚，乃为中国文学有主名作者之第一人。然屈原忠君爱国，离骚者，犹罹忧也。屈原所忧在楚之君国，亦为公，不为私。离骚外，尚有他篇如九歌等，合称楚辞。屈原弟子如宋玉、唐勒，慕效其师为文，但其地位断不能与屈原相比。高下不在文辞，而在著作之心意。故虽同在楚辞中，意义价值自别。

    其他战国时代文学作品有主名可举而获后世之极高评价者，最著如乐毅报燕惠王书。乐毅亦如屈原，忠于燕，爱其君，而遭谗以去。其意亦本不求为一文学家，故其报燕惠王书，乃与文学家自创一文学作品之意义大不同。其次如李斯在秦谏逐客书，与秦国当时政事大有关，其书亦流传，何尝是李斯创意求为文传名。又如其为峄山碑，亦为秦代统一后一政事文件，非私人一文学创作。而李斯亦绝非一文学家，但其作品则列入集部中。

    汉初有贾谊作过秦论，此乃其青年从学，对当前史迹有莫大感触所发抒。其上治安策陈政事疏，则对当时政治深思熟虑作莫大之贡献。及其远赴长沙，吊屈原，为鹏鸟赋，则其忧伤国事，感触遭遇，满腔心情所难禁之发泄。凡所写作，皆以一己身世作题材，主要则在性情上，对于国与天下人群有无上之关切，而岂有意于著书立说，为一己之表扬。更岂写为文学，以供他人之娱乐。汇而观之，则亦经亦子，亦史亦集，何尝如近人所想，乃有一套各自分别之专门知识，成为一专门之创造与发明。如贾谊，亦仅以一己之学公之当世。凡中国人之所谓学，经史子集四部大体皆然。

    此下演变，同此本源。今不逐人逐书加以详论，姑举其较特出者略为陈说。东汉初王充论衡，人则隐沦，书则网罗以前各家各说，而一一加以怀疑批评，是亦见其知识之广。其人之杰出于俦类，而有近于今人所慕效西方著书立说之所为。近代学人章太炎，乃特加欣赏，谓中国有一王充，可以无耻。其自著书，名国故论衡。同时有国粹学报。太炎意以往陈迹当称国故，不当称国粹，又必一一再加以论定。此见中国古人尚学不尚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传统心情已大变。此下胡适之为先秦哲学思想史，不崇一家，不尊一说，所述必加批评，此亦太炎国故论衡之意。至于自著书自立说，则尚待后人努力。

    中国之佛教，僧侣仅务传译，不事创作。或谓宗教信仰宜然。其实在印度，释迦以后，佛教僧侣多自著书自立说。中国僧侣则述而不作，亦如儒家。传译以外，则加阐说。同时五经有义疏，注外加注，此一风气亦受当时佛门之影响。隋唐以下，天台华严，中国僧人亦自成宗派，然不自创经典，仍据传译某部经为之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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