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 人物与事业

;可知孔子一生，非不有志于天下人群，非不有志于政治功业，而最所重视者，乃其在己之德性。论其功业，远不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论其德性，则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似。从中国后代人看，则孔子之功业，亦已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般圣君贤相之上。故孔子弟子谓“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何以故？因尧舜地位人人所不得望，孔子则以社会一平民，其德性修养，讲学明道，尽人可效法。岂非孔子功业已远超尧舜而上之。故教育事业有功人群，应更超于政治事业之上。而道统则亦更高于政统治统之上。政统数百年必变，道统则可历万世而不变。人群中有道统存在，则终有前途可冀，其安定乃更超于其动乱之上。

    就中国后代历史人物言，东汉光武中兴，太学同学得为开国元勋，名列政府高位者，不在少数。独有严光未来。光武登帝位，下令遍觅之，得于富春江上，以渔钓为生。邀至京师，宫中亲切晤谈，入夜又邀同床而卧。亲切爱敬如是，但严光终求还。光武不强留，放归。严光并无事业可言，但亦中国一极有名之历史人物，后人崇拜，尤在光武之上。故中国人崇拜政治人物极有限，而崇拜非政治人物则亲切有加，尊敬更深。王莽乱世，功业成就，非可尽人效法光武。而严光之钓鱼富春江上，则人人尽可效法。天生之德，同样无亏。则其人岂不宜更受重视。故可亲可敬在其人之可师法，而不在其不可师法处。

    三国时代，有曹操与诸葛亮。事业成就，诸葛亮不如曹操。德性修养，则诸葛亮远在曹操之上。曹操不仅是一政治家，同时亦是一军事家、文学家。其事业表现，实远超同时及前后其他历史人物之上。但德性有亏，不忠汉室，存心篡弑，伪为周文王，待其子丕起为周武王。此种虚伪手段，更为后人轻鄙。此下中国历史上之长期动乱，亦可谓曹操乃其罪魁祸首。而诸葛亮则奉侍蜀汉后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业并无成功，而德性则一如伊尹周公。故其受后人崇拜，乃与曹操受后人之吐骂者，正相对比。同时又有管宁，避居辽东以师教为务。晚年复归中原，不受曹操之邀请，清苦自守，迄于老死。更无事业可言。但论三国人物，则有更推管宁于诸葛亮之上，尊为三国时代之第一人。诸葛亮乃一政治人物，身为汉相，非能人人同有此遭遇。管宁逃亡授教，乱定还故国，食淡攻苦，清节自守，则人人均可效法，故管宁乃更为历史人物之上乘。

    唐末梁唐晋汉周五代，八姓十三君，又有十国，分疆割据，其为祸乱，较之三国时代益甚。宋兴，天下始安定。其时有陈抟，隐居华山，无事业可言。又有林逋隐居杭州西湖，无家无室，梅妻鹤子，终其生徜徉湖上，仅留诗数首而已，亦无事业可言。然论五代及宋初之历史人物，则终必首推此两人。冯道终生高居政治上位，经数代为宰相，自称长乐老。国家兴亡，政府更迭，丝毫无异于其身。当时亦受推崇，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乃加鄙弃。较之陈抟林逋，乃如霄壤之别。陈抟林逋德性无愧，供人效法，斯世终可望渐归于安定。冯道无德可言，人人效之，祸乱曷极。

    元代蒙古入主，天下大乱，黄东发、王深宁闭门著书，隐居明道，非有其他事业，但亦为历史上有名人物。较之他代，未见逊色。政治动于上，而社会安于下。迄于明代兴起，隐居山林，书院讲学，八十年中继踵相接，乃使明代依然得上承中国历史文化之大传统，而不感有中断之痛。此元儒之功，而东发、深宁亦无愧为中国历史上之第一流人物。

    清代入主，晚明诸遗老，如顾亭林、李二曲、黄梨洲、王船山之流，皆无事业，而同为第一流之历史人物。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诸人皆在野一匹夫，而实负天下兴亡之大任。此下清代，仍得为一五千年历史相承之中国，亦诸人之贡献。

    更当阐说者，中国史中，女性多占篇幅。全部二十五史，女性成为历史人物者亦不少。并无事业可言，而其德性则同得成为一人物，名列史乘而无愧。依中国文化传统言，则天下兴亡，匹妇亦当有责。即如顾亭林嗣母，身受明廷褒奖，遗命后人勿仕异姓。亭林谓身受遗命，故此身万不当出仕。此虽婉辞逊言，免遭不测之祸，然其母此言，亦足永垂史册矣。更有不知姓名，而亦得传于史册者，则如今平剧中之韩玉娘。其人本无姓名，其传见于明史、新元史，亦中国文化一特色。

    中国乃一农业社会，耕耘百亩，一家温饱，传子传孙，两三百年不变，故不言事业。宗亲乡党，聚族而居，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特重人伦相处，而德性为之首。故重人物轻事业，乃中国传统文化一特征。广土众民，一政府临其上，即可安定无事。非异族侵凌，可以不见兵革。五千年历史相承，敦品修行，可无他道。

    余生清光绪乙未年，余家即聚族而居，一村百家以上，绵延五六百年。村中有事，皆由族长裁判。即四围农家，有事亦由我村中族长裁判。距城四十华里，舟行半日可达。然极少有上县署涉讼，县官亦少见下乡。乡人多毕生不见官吏。官民相亲如一家，亦相隔如云汉。唯安定中亦有动乱。余幼年即屡闻长老谈洪杨之乱，举族逃散。家有鸿议堂，即剿匪将帅在此集商得名。六岁庚子，有亲戚仕宦天津，避难来居。辛亥年十七，族中办团练，祖孙同队，余以一中学生，被命为教练，指挥诸祖伯叔兄长，演练兵操。至今思之，乱世应变，亦相亲接，一如平居。一地如此，想他地皆然。

    抗日军兴，余一人居云南宜良山中写国史大纲。山距宜良城八华里，环城四周，余游踪所到，皆安堵如常，若不知在国家民族兴亡关捩之大战中。及移居四川成都郊外，常在乡村茶肆品茗，遇一八十老人，生平足迹未进城市一步。其实此村距成都城仅二十华里。在此大战乱中，而民间安定有如此。以余当身经历，回念历史上种种战祸，恐无大异。一邑之祸乱，不害他邑之安定。一时之祸乱，不害他时之安定。政府少干涉民间，民间亦少预闻政事。民间事由民间管，政府则由民间贤人组成。有考试制度，县试出秀才，省试出举人，京试出进士。全国各地官吏，皆由进士举人出任，又必派赴异地任职。云南人可远仕黑龙江，福建人可远仕甘肃新疆，使全国如一家，大群相处，安定无他虞。

    余幼时在上海租界中始见有警察，俗称巡捕。租界与中国社会异，诸方杂居，事端百出。尚有吃讲茶。择定一茶楼，争议双方均到，各申理由，供仲裁人评其是非。旁听者亦许打抱不平，起立发言。亦有流氓参加，但决不愿巡捕房干涉。其他各地尚未有警察，但社会安定则过于租界。

    不久情形变，各乡村各市镇，处理公共事务者，皆目为土豪劣绅。民间事尽由官府解决，乃有警察保护治安。实则所谓土豪劣绅，本亦地方乡村人物，其所贡献，未必下于警察。中国四五千年，广土众民，长治久安，何待有警察。岂得谓全部中国史，祸乱其常，安定其变。史籍俱在，焉容强辩。

    今日国人尽称中国政治乃帝皇专制，然不派军队，不用警察，而能由帝皇一人专制全国亦一奇。又称中国乃一封建社会，然民间无贵族，无堡垒，即所谓之土豪劣绅，亦不闻有保镖有卫士。人自叩门登堂，听其裁处。封建权力岂果如此。

    西方观念传入中国，而一切乃大变。争慕事业，不尊人物。无事业，则不得为人。所谓自由平等，平等当指人，不指其人所拥有之财富与权势。一切事业则不平等。自由指行为，争富为资本主义之社会，争贵为民主尚法之政治。自由争富，终亦有贫，绝不平等。自由争贵，终亦有贱，仍不平等。倘言独立，则人与人相争亦非真独立。故今人仅求此三者，乃仅得一不安定，斯祸乱随之。

    中国人不争事业，仅争为人，故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其乃向内向己争，不向外向人争。所争乃品德性行。孝弟忠信，智仁勇，此须各自向内向己争，于是向外向人乃益和。而且所争必得，宁有人而不得为孝子忠臣者。如争孝弟则家庭和，争忠信则乡党和，争智仁勇则国家天下和。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可以不齿之为人。斯非不平等不自由，但不由军警，不由法律，而人群自臻于安定。

    重事故尚争，必分而日小。重人故尚和，必合而愈大。即言学术，西方亦主分争，如科学、哲学、文学皆相分争。对外如此，对内亦然。必成为一专家，此乃事业，非人物。中国人则立德、立功、立言。凡所言，非在己之德，即对群之功。道一风同，非求各成一专家。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乃指其群相景从，从其人从其言。故西方学术同归于事业，而中国学术则本之德性。

    言进步，亦指事业非人物。西方重事业，故易见进步。然违离德性，故终难安定。中国重人重德，乃重大同，不言进步。但日趋和合，常见安定。苟有进步，则必仍在和合安定中。中西文化大别在此。西方学术分疆割席，各专一门，各求进步。亦人生中一事业。故贵自创造，自树立，知人之所不知，言人之所不言，乃成其一己之表现。故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但真理即在其表现中，乃点与线之真理，非面与体之真理。亦各有所见，各有所到，而未能会通和合发现一人群共同之大真理。故虽真理，亦必随时随地随事随人而变，终不能获得一大同安定之境。

    故西方学术特缺史学，晚近始有。固史学贵人，贵会通和合，一切人事皆归纳在内。史学非自我表现，亦非客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非己有德，不足以见人之德。非己之和且通，不足以见一世之和通。历史记载人事，而史家自身之事则不预。但其所谓史，实即其自身之事。故又与西方异。史学在西方为晚起，而终亦与中国史学异。中国贵通史，而西方无通史。亦如中国贵通人，而西方无通人。身家国天下，各不相通，则亦何有事业相通。故西方人贵专业，无通业。既有史学，乃复有历史哲学之出现。亦非根据历史来创造哲学，乃根据哲学来创造历史，如黑格尔。其在西方学术传统中，仍为一种自我表现。人与中国有不同，对历史所观察所发扬亦不同。历史已过往，亦不安定，仍可各自创造。

    中国人从事学问，根本不在自我表现，更非求在人群中自创一事业。所谓学问，乃在其如何在人群中做一人。虽亦千差万异，无可相同，尧自为尧，舜自为舜，周武王、伯夷、叔齐，周公、孔子，亦各自为人，然其大宗旨大根本则亦无可相异。每一人各可有表现，亦可无表现。各可有事业，亦可无事业。即如韩玉娘，连其姓名亦不为人知，而见于史，并播为一戏剧，流传人间。七八百年来，世事大变，而人心终少变。韩玉娘之为人，则仍留在七八百年来之人心深处。西方正为缺少此等人物，于是其文学戏剧，乃特为创造，以资弥补。而史学则特闯进了种种哲学观点，以接近各时代个人之所理想。而历史则如一堆材料，供其使用。为利为害，则在史学家，不在历史本身。故史学亦史学家一事业。中国则人生乃是一事业，与西方人之事业观又不同。

    今再综合言之。重事业，重各人在人群中之特出表现，则其群自易趋于变动。重人物，重各人在人群中如何安分为人，则其群自易趋于安定。群在安定中，自易进步。以变动求进步，纵有进步，其群仍难安定。本文大旨在此。至人心所乐，究在安定，抑在变动，或两者融会如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底细他详，兹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