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历史上之新与旧

即学此大生命，所教亦教此大生命，此即孔子之所谓道。孔子乃未敢自信自任，而曰“后生可畏”，则教育终于不绝。不朽乃在此，不在个人小己。故中国人乃论存亡绝续，不论新旧。

    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四人侍坐，孔子命各言其志。子路志在治军，冉有志在理财，公西华志在外交，唯曾点言：“暮春春服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有吾与点也之叹。子路等三人皆志在事，其事皆有关群体大生命，非私人名利富贵。然此等事须有修养，须得机缘，非可必得。浴沂风咏，乃属日常生活，有志必可得。然小生命亦即大生命，故孔子有与点之叹。墨子继孔子起，而其志则在事物上，较子路诸人而益甚。庄老则近曾点，而于事物方面又过分轻视。中国传统文化，于孔门儒家外，不弃庄老道家。大体融括，可进可退，而大生命乃易从小生命中透出，此可谓是中国之文化精神。

    以当前论，世界人类中国人为最旧。以小生命言，寿则旧。以大生命言，历史绵延则旧。既生为人，当求旧不求新。今日国人乃至谓四十岁人已无生存价值。求新求变，电脑机器人乃为人生最高目标。如此则何不求早死。最近全世界恐怖事件猖獗，正可为此作例。

    程明道言，“观雏鸡可以识仁”。仁即大生命，母鸡孵小鸡，一次可得一二十头。依傍其母，或在腹下，或集左右，此即成一大生命之景象。今日养鸡科学力求多产，不断前进。而此大生命之景象，有近仁体者，乃不可复睹。今又力求人工受孕，循其所知，唯见机器之重于生命。然则喜好机器，厌恶生命，岂不将成为生命之性。

    事物若称为花样，而事之变则较物为尤易尤大。如西方历史，希腊人罗马人，以迄近代之英国人法国人，又移转为俄国人与美国人，其在人的方面，可谓日新无已，万变不同，而其中实难有一贯的线索可寻。苟非有古器物之宝藏观赏，则全部西洋史岂不如云烟过眼，一去不回。又如波涛入海，转瞬迁流，无可留恋，无堪爱好。而当前人尚犹昌言突破，则复何所谓内在精神之可言。

    中国史则绝然不同。近百年来，殷契古文字古器物发现，国人喜谓当于国史有大开创。其实中国史之意义价值则不在此。读孟子书，商汤伊尹之所作所为，读司马迁太史公书殷本纪，殷商一代之经过，意义价值已具。文字器物之出土，对旧史或可稍有补充，稍有纠正，而大体则可谓其无影响。

    最近大陆掘了秦始皇帝墓，轰动一世，争来参观。然欲了解秦代史，则史记始皇本纪及李斯列传已够详明。阿房宫付之一炬，后人未加以惋惜。其墓地及殉葬诸品，则更无参考价值，何值重视。

    余曾浏览一所欧洲中古时期之贵族堡垒，备极周详，但欲明中国魏晋南北朝之门第生活，则世说新语颜氏家训诸书，已尽足寻讨，何待当年王谢之居宅。

    余又比较游览西方之哥德式教堂，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之新教堂建筑，乃可约略想像西方教徒当年生活意想上之转变。但研讨佛教东来后之中国僧人信仰，则一读高僧传当可获得，何烦必寻访当年遗存之佛寺。又如清故宫，比之伦敦白金汉宫巴黎凡尔赛宫，真如大巫见小巫。然岂得凭此来衡量中西之帝王专制。又清室历代帝王为政之详，岂在故宫可觅。慈禧卧室陈设宛然，当年生活犹可想像。然慈禧之为人以及晚清之国运，则游此室者焉从得之。不读清史来游南书房，则又胥不忽之。数百千年后，此宫保存，可供来游者作一凭吊，史实则绝不在此。在西方，则此等建筑，岂不有莫大价值。倘归消失，一部历史又将从何说起。此亦中西双方文化传统大不同一良好之说明。

    最近美国总统里根遇刺，引起人身携带武器一争论。或认携带武器可以自保。唯凶徒有武器，则益得恣行。又苟无杀意，身携武器亦何害。此亦言之有理。然美国百年来总统遇刺者七人，每日遭凶杀者逾六十人。身怀武器，则易起杀念。但此亦传统久远，原始人无不随身携带武器。中国古俗，生男则门外悬弧，孔子像亦腰带长剑。三国时曹操许剑履上殿，则其时男子带剑依然是一寻常事。此俗革于何时，今不详考。今日国人言中国守旧，不知亦有变，即随身不再带武器亦其一例。中国发明火药，但不制造枪炮。凡变必有因缘，最当注意。国人又言西方史在能变。如随身带武器，凭以杀人，系守旧，抑开新？尚待考论。所携带之武器，则日新月异，为变甚大。则器多开新，人则守旧，论史当重物抑重人，即此一例，中西双方历史文化传统相异，又大可研寻。

    中国古史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为圣帝明王之两大作为，传诵迄今三四千年。西汉尚有人劝王室早作禅让，王莽因之而起。此下则少言禅让，亦不言革命。以郡县一统之大局面，革命不易。晚汉黄巾之乱，董卓袁绍各方武力竞起，直至曹操亦不敢轻受汉禅，但亦不敢轻言革命。历史演变，又岂一两语所能规范。如近代之争民主极权，亦是其例。

    近代梁启超言，中国有造反无革命。此言大值深玩。历史形势中国与西方大不同，故中国革命不易。法国巴黎，只放出狱中一群囚犯，革命即成。中国无此可能。东汉以下，中国造反较之西方革命，事势大过数十百倍，但终不能成为一种革命。此乃中国政治史走上了一条稳路。亦如中国人随身不带武器，而自觉安全，无畏惧心。此又中西历史一大辨。孰为进步孰为退步，待读者自定之。要之，不当只凭外国史来作一切之衡量。

    清代洪杨之乱，明属民族革命，而亦只成一造反。近人又讥曾国藩既平洪杨不身自为帝，为不明革命大义。不知曾国藩果有此意，同时如李鸿章左宗棠乃至彭玉麟等，心下又如何？即如袁世凯洪宪称帝，部下冯国璋段祺瑞等，均表反对。历史乃人心之积累，西方人不明于此，故其史学最后起，仅留一堆古器物，成为历史之至宝。而今国人则目西洋史为最进步，此亦人心之变，良堪嗟叹，更复何言。又如耶稣教，亦只一些物质建设与教会组织。破坏此等建设与组织，即成为革命。所谓信仰，岂只在此等建设与组织上。故对事与物之革命则易，对心与性之革命则难。中山先生革命，先言排满。洪杨亦曰排满，而继之以天父天兄，创为天国，到处焚毁孔子庙，不啻引耶稣革孔子命，不易入人心，故曾左胡李乃得起而平之。中山先生则以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位让于袁世凯，是中山先生于汤武革命后，即继之以尧舜禅让，四千年前之历史往事，仍见今日。而中山先生乃亦常在人心。鉴之以往，得人心则兴，失人心则败。然则人心何在，国人岂不当最作深究。

    中国人心当从中国史中求，不得从西洋史中求。一切事物可变可新，此心则不易变不易新。今国人但言专制政治封建社会，以西方语来批评中国，不求之列祖列宗我中国人之内心，则诚新之至，而无旧之可稽矣，夫复何言。故生命必表现于事物，而事物非生命。贵能从事物上来寻求生命，而事物乃亦俨若有生命。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并不高，但自秦始皇帝以下，历代帝王巡狩登泰山，直至宋真宗，上下亦千年。随时随地，并有名人古迹留传。登泰山亦如读一部中国史，有大生命之寄存。中国各地名胜如此者亦尚多。若果漫失其生命，而专一留情其事物，则亦无甚深意义价值之可言。而又何新旧之足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