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九 传统与现代化

    （一）

    近代国人好言现代化，却似不好言传统。现代化实指西化，而传统则似仍陷守旧中。但西方人实亦尊传统。

    姑以民族情感言，民族即一大传统。美国脱离英伦而独立，然英美两国情感，常相和谐。欧洲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均派兵参加，主要在英美关系上，民族情感乃其主因。战事平息，美国人对西欧继续作巨额经济援助，实因亲英而兼及其他欧邦。英之对美亦较对他邦为亲。最近美苏争端，英国必站在美国一边，亦其民族情感之一种表现。

    不仅英美，即如犹太人，第二次大战后以色列建国，举世犹太人无不奉之为祖国，爱护无微不至。美籍犹太人亦然，美国乃成为以色列一不叛不变之盟友。此亦民族情感特为显著之一例。其他如阿拉伯人、印度人、非洲人，亦何独不然。如今两伊战争，伊朗与伊拉克，亦有民族界线之潜存。全世界一切事变，一切纷争，可谓民族情感为其主要一原动力。而民族情感则由大传统来。故传统可以现代化，而现代化则终不能脱离其传统。

    民族传统中，有语言传统。西欧语言分裂，拉丁语与希腊语不同。北方蛮族入侵，又因语言之变引起宗教分裂。各地群以自己方言翻译经典，于是乃有德、意、法、英各国语，代替了拉丁语。语言传统，同时即为民族传统。此亦极自然而又无可奈何之事。今日欧洲之不能融和为一国，语言分歧亦其主要之一因。

    但民族语言传统，终偏在自然方面。不出数百里之远，数百年之久，而语言必变。西方文字则附随于其语言，而未能独立，故其人文化之范围常有限。唯中国文字则超乎语言之上，而能有其自身之展演，故其人文化之范围特广，绵延特久。中国民族生命，乃能广大悠久，日进无疆。论其传统，乃与西方特异。近人乃误谓中国人重传统，不知西方亦重传统，唯其为自然所限，乃若与中国有异。

    中国人又特重雅俗之分。语言有地方性，称方言，即是俗。文字则全国性，不为时地所限，乃谓雅。西方人好言变，时地异则必变。中国人好言常，超于时地，乃见其常。非不有变，而变即在常之内。故知常即知变。但徒知变，则不定能知常。变而无常，今日不知明日，此方不知他方，则人道狭而不宏，暂而不久，如何能安能大。如中国人言明日，不言他日，他日乃今日之所未知未明，故贵能有明日，即其证。中国人又连言通常。此方通于彼方，今日通于明日，可通即见其有常。可通有常，皆人生之大道。中国人又言通常日用，日用处均能通常，斯见中国人生观之期于可大而可久。

    中国古人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斯又见中国文化传统之特深特异处。西方则似乎务求书尽言，言尽意。其他变化继起，则又需重加讨论。故中国人之出之语言著之文字者，仅略道己意而止。其未尽者，则待听者读者之自为体悟。其于吾言吾书能赞成同意否，则待其人之自加判定。即师弟子之间亦然。故言教化，闻我教者之自化，如阳光甘露，万物化生。教者一如春风，学者乃如桃李。春风之化桃李，乃由桃李之自化。“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此待学者之自习，时习之而内心自悦，非教者强之悦。今问学者何以能自悦，则孔子言所不尽，以待学者之自证自知。

    西方人则必言尽己意，务求他人之必信。乃若言者为上智，听者为下愚。果使闻所言而不尽信，则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在言者方面，一若真理言之已尽，无可疑，无可辨。听者不信，则唯有自造一番语言，自创一番真理。于是哲学思想，乃务于变，务于新，而其传统则非可大可久。在中国则为师者述而不作，仍有待于从学者之续加思索，续加讨论，而遂成一传统。故在西方为个人主义，在中国则为大群主义。如中国人称一家之言，乃子孙相传之家，与西方之专家不同。即此一端已可见。

    柏拉图理想国所主张，虽未为后代人接受，而其书中几项重要观念，则迄今两千年来，在西方实永传而无变。一重职业，职业则重商。更重军。曰富曰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乃为西方传统立国两大基本，两大目标。而知识分子之最高寻求则在政治。此三大观念可谓乃西方传统，乃为西方文化一柱石。

    故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士，而西方无之。中国之士曰“志于道”，西方则当谓志于政。耶教后起，乃始离于政而传其道。传教徒亦自成一职业。西方有大学，肇始于教会。初兴分四科，神学逻辑为传教，另两科法律医学，律师医生皆成职业。实则此下大学分院分系，各教授仍是一职业。可谓于商与军之外，增出学之一业，如是而已。各业皆隶于政之下。西方政教分，故大学教授亦鲜有志于从政。理乱不问，黜陟不知。职业即人生。而文化传统乃亦各自分别在其职业上。最高政治外，又增宗教，又增科学。而各业之为生，则主要仍赖于商。政治统制，则赖军警权力。西方文化传统，大体言之乃如是。

    中国士人不曰志于政，而曰志于道。道非职业，非谋生途径，故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故士有进退出处辞受之自由，亦即隐显之自由。士之出仕，不为君，乃为道。士之传道，则为师。而中国社会则师犹尊于君。故师道犹在君道之上，道统犹在政统之上。此为西方观念之所无。老子言君则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此四语二十字，可谓中国人对君位一观念，已尽其大致。而其论治道，亦涵有深义。岂如柏拉图之言哲人王，总揽万务，缕举详陈，连篇累牍，积千万言而竭尽无遗乎。老子又曰：“信不足有不信，犹兮其贵言。”为政者高高在上，而在下者不之信，岂言辞之所能为功。中国人能知看重对方地位，不以言辞强人信，不仅政治如此，即教育亦如此。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自述己事，由人体验。又曰：“有朋自远方来。”师生相处如朋，非强之来。故曰：“有来学，无往教。”其不来，与来而不知，则又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则曰：“知我者稀，斯在我者贵。”岂强人以必知。故中国人虽重师道，而尤贵不求人知。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语言文字表达己意而止，又岂在求人之必信。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五字已足。西方人之三段论法则曰：“人必有死，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亦当死。”下两语实已在前一语中，何必增此下两语强人以必信。孔子又曰：“民无信不立。”此语大有深意，但孔子亦仅五字，未加发挥，以待人作深长思。又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又焉知来学者之不如我。喋喋以言，反使来者生厌，减其亲敬，又或侮之则奈何。为师教人如此，为政治人更宜然。中国传统政治，在上位者必少言，在下位者始多言，读历朝帝王诏令与历朝名臣奏议可见。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总统竞选，奔走道路，反复多言。当选者未必增人信，落选者转见受人侮。一切政事，又必出于大众之会议。仅以多少数争胜败，亲与敬在所不论，乃与中国传统意旨大相违。

    中国人言商，则必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又曰“信义通四海”。信不信在人，义则在己，货真价实斯止矣。广告宣传，迹近欺人，异于信义。为政亦然，能守信义，又何来有革命。今人竞好言革命，而不究革命所由来。此亦可谓竞尚现代化，置传统于不究。无本无始，又何以望于今。

    再言宗教信仰。若果真有一上帝，则老子言“下知有之”，亦至高至善矣。中国人之上帝乃如之。耶教之上帝，使人“亲之誉之”。回教之上帝，乃使人“畏之”。回教终不如耶教，亦在此。

    以中华民族较之西方，显见为乃一和平柔顺之民族。苏格拉底在雅典下狱死，耶稣在罗马上十字架。此两人讲学传道，未有犯法违纪之事，然皆陷于死。故争取思想自由，乃成西方一传统。在中国则如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山，乃其自愿，非周武王逼之。而后世犹尊伯夷叔齐在周武王之上，此为思想自由。

    孔子辞鲁司寇，周游列国，虽不见用，备受崇敬。老而归鲁，鲁之君卿仍加敬礼。若使伯夷叔齐如孔子，宜亦受周公成王之敬礼。实则孔子反时政亦如伯夷。两人生于西方，恐其获罪当不亚于苏格拉底与耶稣。

    秦始皇焚书案，伏生之徒，皆得归隐。坑士乃坑方士，后世永詈秦始皇为暴君。汉臣亦有劝汉帝让位被诛，然继起言者不已，汉终让位于王莽。可见中国思想自由已成传统。

    西方人好争成功，但成功后不免继之以失败。逮其失败，即不获再有成功。全部西洋史尽如此。中国人则不尚进取，尚保守。不务成功，戒失败。执中知止，谨小慎微，随遇而安，无所入而不自得。故在先举世之败而乱，不害后起一人之治与成。伯夷叔齐，孔子称之曰“求仁而得仁”，则伯夷叔齐乃成功人物，非失败人物。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无义。”孔子之周游求仕，乃孔子之所以成其为孔子。孔子之道，不行于当代，而永传于后世，则孔子亦一成功人物，非失败人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杀身舍生非其失败，成仁取义乃其成功。故全部中国史乃一部成功史。在个人则成圣成贤，在大群则五千年来成为一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至今而仍屹立在天壤间，举世无与匹，此即其成功之明证。西方人争成功，群意每受裹胁，不得不丧其自由。故争自由乃为西方一传统。近代民主革命，共产革命，皆由此传统来。中国则自始即为一自由，但求无过，故言行道不言争自由。

    项王被围垓下，单骑至乌江。亭长舣舟待，促速渡。项王曰，我率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一人回，何以见江东父老。闻汉军悬赏得我头，今以赠君。遂自刎。项王年尚壮，江东地大，焉知不能再起。然项王终不胜其愧惭失败之心，以生赠人，得后世广大之同情，此亦一成功，非失败。齐田横逃亡孤岛上，从者五百人。高祖得天下，召之，谓横来非王即侯，不来当派兵围剿。横应召，随二客至洛阳前一驿，告其二客，我与汉王同起兵，同王一国。今汉王得天下，我何面目往见。汉王但欲一见吾面貌，今我自刎，一驿之间，我面貌当不变，可速持往。二客携头往，乃亦自刎。岛上五百人闻之，皆自刎。田横虽亦如项王之失败，而英名百世，则亦一成功人物。吾中华民族如项羽田横具壮烈性格之人物尚多有，而吾中华民族乃竟为一和平柔顺之民族，其中乃存有文化大精义，深值阐发。

    故中国人不争成功，而常能于失败中得大成功。史籍昭彰，难以缕举。即如关岳，尊为武圣，岂非乃其失败中之大成功。失败在一时一事，成功则在此心此道。而此心此道，则可历万劫而长在，经百败而益彰。其他如诸葛孔明、文天祥等，难列举姓名以详说者尚多。故西方历史尊成功人物，中国历史则多尊失败人物。但人事多变，成功而终归于失败，失败乃常保其成功。一则限于时代化，一则成为大传统。此又双方历史文化一大不同处。

    求成功，必务进取。戒失败，常务保守。进取则必牺牲其当前，而企图于将来。将来复将来，牺牲又牺牲，乃永无实际之成功，此之谓功利主义，而实非功利所存。前人稍有成功，后人保之益谨，守之益坚，使此成功永在人间，此之谓道义。故尚进取则必蔑古而尊今，尚保守则每尊古而谦今。尊今蔑古，则后亦自尊而蔑今。谦今尊古，则后亦自谦而尊今。蔑古故求变求新，尊古则守旧守常。一则常弃其所有，一则保其有而不失。故中国人言政治，有开创，有守成。但又言自古无不亡之国，故或禅让，或革命，必有后王之兴起。中国二十五史，自史记开始外此下皆断代史。西方历史则与中国异。即如当前之美国，立国未达二百年，即已一跃而为世界之盟主，全世界事无不闻问。富益求富，强益求强。进取愈进取，骏马千里，不知税驾之所。中国则如一匹驽马，五千年治乱相乘，何啻十驾，而尚有前程，待其缓驾。传统不同，得失互见，若必务求现代化而弃传统于不顾，则驽马已弃，骏马未得，税驾无所，更何进退迟速可论。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其言因，即所谓传统。言损益，即其当时之现代化。殷周汤武，何尝非当时之现代化。孔子已早知必有继周而起者，但又知其仍必因于周，而亦不能无损益。秦汉以下迄今两千年何尝不然。但所因少，则传统弱，而不能常。如秦，如新莽，如三国魏晋，如隋，如五代，皆是已。所因多，则传统强，而能常。如两汉，如唐，如宋，如明是已。其间如五胡，如北魏，如辽，如金，如元，如清，皆以异族入主。因于中国者多，则亦能有常。因于中国者少，则无常。今人好言革命，革即有所损当更多于所益。因与革之或当或不当，而得失高下定。又何得有革而无因。

    至言学术思想，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亦有所因，亦有其损益。故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可谓孔子乃上承周公而亦现代化。孟子又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孟子则亦可谓乃承孔子而现代化。荀子亦然。孟荀之于孔子，其所损益各不同，而高下得失亦以是而判。两汉以下，中国全部儒学史，亦复如此。同因于孔子，同有所损益以求其现代化。故吾中华民族，乃积五千年来之人文而化成。或可谓中国民族文化乃由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开创，而此下则为守成。今则唯求因于西方，尽革故常，凡我所有尽必损，凡求所益则皆我之所本无。其在西方以及全部世界历史中，亦无其例。此乃举世人类自古未有之一番新期图，其成其败，又乌能遽加以论定。

    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蝶也。乃复化为庄周，又瞿瞿然周也。此仅庄周之一梦。今国人百年以来之猛求西化，乃一实，而非梦。我之固有，方将尽化为乌有。蝶乎蝶乎，翩翩而舞，又何得复化为庄周。我不知蝶之将何化，而庄周则已失。悲乎怆矣，庄周庄周，吾则犹望此百年之犹如一梦，则大梦犹可醒。天佑中华，斯文之幸。与我同感者，尚其善祷之。

    （二）

    人之一生，自婴孩坠地，迄于童年、成年、壮年、中年、老年、耆年，时时刻刻在变。当其在婴孩幼童时期，何能预知其将来中年晚年之所为。逮其届于中晚，回视往年，亦往往如隔世。

    余生前清光绪末，在无锡南乡七房桥一小村庄中，是年台湾割让于日本。及余年过七十，乃播迁来台。以今日所居台北士林外双溪，较之八十五年前所诞生之啸傲泾上七房桥，显然是两个世界，漠不相同。然而在此两个世界中，亦显然有一不变者，厥为我之存在。存在于八十五年前之无锡七房桥者，是此我。存在于八十五年后台北外双溪者，仍是此我。我之一生，由幼至老，亦几全变。然我心自知有一未变者，即我其人。

    人生在其成年壮年期，可以极多幻想，然此等幻想未必能实现。在其晚年耄年期，前途无多，幻想全消，渐多回忆。所回忆者，乃是我之真实生命。我之一生之意义与价值，则全在此老年之回忆中。在余八十之年，写为八十忆双亲一文，记念我父我母。我之婴孩期，却不在我记忆之内。以其无可记忆，乃若无所存在。但却能明白记得我父我母。我之生，即从我父我母来。我之婴孩期，若我无生。我之生乃在我父我母之怀抱抚养照顾中，逐渐成长。待我五六岁以下，始渐有记忆。然凡我所记忆者，亦全是我父我母之抚养照顾为主。我之在此家，仅若一远来之客。我父我母与此家，乃我生之主，我仅是一附属品，乃全于此附属中成长。

    及我成长为一人，为一我，后又渐变为一家之主。而我父我母，以老以死，生命失其存在，其犹有存在者，则唯在我之记忆中。我又念，父母生命其实仍存在，我即我父母之化身化生。由婴孩化为今日之耄老，亦犹由父母而化为今日之我。在变中有一不变者存在，及今回忆，若有一条线贯串此一切变。而此线则不变。此一不变之线，即是我之生命。此一不变之生命，唯我知之，唯在我之记忆中知之。除却记忆，则已无知。他人之不知，则更无论。

    我又在八十四五岁写我之师友杂忆。远自七岁起，我即有师有友。及今八十五岁，回念亦近八十年。我之在此世界中，仍如一客。此世界乃我所寄旅之客店，我今方将离此寄旅而去，但此寄旅则常在，亦常变。我在此常变之寄旅中，所遇多矣，而唯我师我友，则若与我之生有大关系。我之得为今日之我，我父我母外，我师我友影响于我者实大。曾有一友朱怀天，较我年幼，先我而死。怀天之死，我亦仅二十余岁。纪念之余，我忽愕然惊惕，悟若怀天实未死，以其常在我记忆中。而我则实已死，因我之一切当在怀天记忆中，怀天既死，此等记忆亦随而失去。其他人不知我此一切，虽同在此世，然与我此一线之内在生命实无关。我之此一线，当不在此许多人心中，则我岂不虽生犹死。

    我之师友杂忆一书中所记诸师诸友，十之九今皆已死去。我之回忆，乃存留其一部分。其实凡我之回忆，即我生命之一部分。我尝告人，我此一分回忆，幸而写在我之八十四五年，记忆早已衰退，所不忘者，正见其与我生命有亲切真实之关系。所忘者，只可证其与我生命关系不亲切不真实，忘之亦可无憾。

    我因此想，我之一生，实常在今日国人所提倡之“现代化”一词中。如我某年得某师某友，某年又得某师某友，所变多，此非我生之一种现代化而何。然在我记忆中，亦常若有一条线贯串此多变而存在，此即我之生命传统。必打破传统来求现代化，则我之现代乃在台北之外双溪，而我犹忆我乃从无锡之七房桥来，幸而有此传统常存我记忆中，故我乃觉有此一生命。若仅有现代化，失去此传统，并求尽力打破此传统，只知我在外双溪，不记我从何来，则已失却了此我，即不啻失却了我此一生命。则一切完了，复何意义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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