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 生命与机械

作一机器看。心亦身中一机器，但中国人言心，则非机器的。亦可谓心即生命。乃一超物之存在。此一存在非可具体指说，唯有心领神会，以心知心，更无他途可循。

    今试再言心在何处，亦可谓在全身之综合和会处，更可谓乃在超躯体以上之综合和会处。西方人喜在具体中来加以分别，专就一事一物言，乃不得中国人所谓之心所在。不得心之所在，斯亦不得生命之所在。不仅医学如此，其他学术亦全如此。多分类各成专门，如文学、科学、哲学，自希腊开始即然。因此乃无当于人心，亦无当于人类生命之存在。

    因此言西方历史，罗马史、希腊史、现代欧洲史，各自为体，在其内部绝无一贯之相承。现代全欧洲形成数十国家，亦难和合为一。政治如此，社会亦然。亦各分别，无一超其上之综合和会可言。中国则不然。

    姑以死生言，其实亦是一体。生必有死，而死则仍在生中。中国人言生生，即指生之不绝言。而西方社会则显分死生以为二。世间事凯撒管，此言其生。上帝事耶稣管，此言其死。死生显有一大别。人生必有男女，实亦一体，而西方人亦作分别看。某一西方学人言，穿皮鞋与穿拖鞋不同。男性生活如穿皮鞋，女性生活则如穿拖鞋。中国古人穿履，入室前，脱在户外，履之内有袜，或厚脚套。履后变为靴。又有布鞋，日常所穿可不多变。亦可谓中国布鞋乃中性的，男女无分别。

    中国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男子自外归，一家团聚。不仅夫妇和合，上有老，下有小，乃成生命一大和合。中国社会富生命性，家庭尤为社会之中心。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夜间则一家人团聚，故农村亦为中国社会一中心，失却此农村与家庭之两大中心，即不见中国社会之特性。

    西化以来，中国社会最大之变在女性，婆媳不再能同居，即变为一夫一妇之小家庭制。又妇女亦必离家工作，亦与旧时小家庭不同。中国社会之第二大变则在都市地位超农村之上，以前是都市附存于农村，此下则变为农村附存于都市，此两者间，意义亦大不同。

    中国人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即指生命向前一大进程言，阳其明显处，阴其隐藏处。阳指动，阴指静。阳在外，阴在内。然中国人言阴阳，不言阳阴，即就生物进化言，亦先有阴性，后有阳性。幼稚知识亦先知有母，再进始知有父。阴为生生之主，而阳为其副。阳在外活动，乃以辅阴之在内生生。中国人言天地阴阳，其实天道亦有其阴面。中国社会之人生大道即在此。

    原始人类，唯求谋生，乃能用器。如今人言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然器非生命，一如人之身，耳目口鼻手足肠胃皆其器。器为生命之副，非生命之主，仅供生命之利用，非生命之本质。乃手段，非目的。由于器物之运用，乃分职业。职业亦供生命之利用，断非生命目的所在。中国在战国时，已成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农工商皆职业，士则可谓乃一非职业之职业。孟子曰：“士尚志”，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是士不当以衣食为志，道则生命之大道，亦即人心所向往。而人各有心，苦不自知。诗曰：“他人有心，余忖度之。”能忖度此心，以诏导群众，以共赴此人生之大道，士之大业乃在此。

    汉代成为士人政府，士人从政，先由察举，后有考试。选贤与能，为其要旨。是士人政府实即一种民主政治。唯西方民主尚多数，中国民主则尚贤尚少数。故士人政府亦得称为贤人政府，由社会中少数俊秀杰出之士，出而任之。西方社会中之教徒与中国之士略有相似处。学校本由教会设立，学校任教，亦非为谋生。而递变至今，教授亦成一职业。学校在社会中，亦如一机器，有其特定之用途。今人群中各机构，皆各有使用，皆如一机器。则人群乃如一架大机器，无生命之真实意义可言。

    生命与机器有一大分别，即一有情，一无情。换言之，亦可谓一有心，一无心。人心之主要生命即在情，故人心即人情。人而无情，即可谓之无人心。人类心情之表现，或在空间，或在时间，皆在其综合和会处，不得一一加以分别。又心情必在隐藏处，未可明显指示。其可明显指示者，乃欲非情。草木禽兽亦有情，其生命之表现，即在情。中国人言修身，实乃修此情。先之曰齐家，即修其对家人之情。扩之曰治国，即修其对国人之情。又扩之曰平天下，即修对天下人之情。家国天下，皆就空间言，谓之行道。又有传道，则加入时间言。道可以亘古今而贯万世，而皆自每一人当前之修身做起。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实修身乃指修心言，指心之表现于身者言。本则在隐藏处。苏轼诗“万人如海一身藏”，修身则贵在隐藏处修。千仞之木，亦必有本，深根固柢，人所不见。所见者，乃其枝叶之茂盛，花果之灿烂，皆由其本来。

    今再约略申言之，身如一架机器，人则是一生命。无此身则无此人，但人与身终有别。中国人言修身，乃由各人自修己身，修己身以善为人。社会之根柢则在此社会之每一人，故每一人之自修其身，即为社会深厚培植其根柢。

    中国人本不言社会。家国天下皆即社会，其本则在各个人，中国人称之曰己，家国天下则其枝叶花果。老子言：“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车亦一器，构造极复杂，但其用则在车之无处，此即其和会综合处，亦即其隐藏处。和会综合无处可指。如身可指，人不可指，须从此身之和会综合处得此人。亦可谓其人乃在无处。此社会之大生命，亦即在无处。专从有处求之，则必失其所在矣。

    中国人之为学，主要亦在其无处。换言之，乃学其人，非学其人之事业与作为。颜渊学孔子，博文约礼，即孔子之所学。如有所立卓尔，乃即孔子其人。战国百家并起，儒家之学在孔子，墨家则学墨翟，道家学庄周、老聃，名家学惠施、公孙龙，阴阳家学邹衍，法家学申不害、韩非，农家学许行。杂家无其人，不得谓学吕不韦。纵横家亦不得谓学苏秦、张仪，小说家更无其人可学。故九流十家中，杂家、纵横家、小说家，其学无主，实亦不成家。其他七家皆有所主，故亦相传成家，而最大最久者，则唯儒、道两家，而孔、孟、庄、老遂永为中国社会之宗师。

    西方人为学乃学其人之所学，而非学其为学之人。西方之学术传统，亦在其所学，不在其学者。文学、科学、哲学，各有传统。实则以中国人观念言，亦可谓非传统。因中国人言传统，其传统必有人。西方则无此观念。如学文学，读莎士比亚书，可不知莎士比亚其人，即其例。故西方学术分门别类，各有专家，而无其综合和会处。实则专家只为个人，非可谓之有家。中国则不然。司马迁为太史公书，为后代史学鼻祖，而司马迁自言其书乃学孔子之春秋。深一层言之，司马迁亦有意学孔子其人。非学其人，又何以学其书，此乃中国人观念。韩愈倡为古文，其实亦有意学孔子，故曰并世无孔子，即不当在弟子之列。故孔子乃为中国社会之百世师，即在其学之综合和会处。学者学为人，即从其生命所在处为学，由小生命通入大生命，故其学乃得为百世师。

    苟失其生命所在，则人之一身可分为头、脑、手、足、胸、腹、耳、目、口、鼻诸部分，地位不同，职司皆异。然则谁为此一身之主？西方医学对人身亦各分科，有眼、耳、口、鼻各科，可以各擅专技，互不相顾。其他诸学亦然，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外交、军事，亦各得为成专门。但一国之大政方针，岂能如此割裂拼凑，而谓可得一正确之方向。遇有争议，则唯于会场上以多少数为定。政治然，社会尤然。社会乃人群大生命一集合体，其根柢所在，乃尤难言。

    中国人言社会，只有一分别，曰有道无道。有道则治，无道则乱。乱而不救则亡。西方历史，希腊亡，有罗马，有中古封建时期，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可谓是乱亡相继。今则英、法诸国亦已衰，伦敦、巴黎亦将仍蹈雅典、罗马之覆辙。中国人言，鉴古知今，观于西方史之过去，亦可知西方史之将来。中国则自炎黄以来五千年，仍只是此一社会。枝叶花果或有变，至其根深柢固处则无变。

    中国社会根柢首要则在士，而男女相较，则重女性。近代国人群讥中国为重男轻女，其言荒谬，余屡有申阐，此不详论。老子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殁身不殆。”雌性女性乃生命之始，雄性男性则其子。大抵雄性男性多在明显处，供使用。雌性女性则在隐藏处，为根柢。庄老道家所谓之无用之用。生命固贵有用，但更贵其能藏。孔子曰：“君子不器。”非主无用，乃不贵如器之徒供使用。称子贡为“瑚琏”，瑚琏亦器，但藏在宗庙，不供人随意使用，则有用若无用，故为器之贵。其称颜渊则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颜渊其人乃一有用之人，而非徒供人用，为一被用之人。用则行，是其有用。舍则藏，是其不为被用，所以为大用。其主要处在能修身。女性亦贵在修身，能务修其身以为不可用，乃为最上之用。此义又谁知之。

    生命之用首在食。民以食为天。士之修身，则谋道不谋食。其为学，亦贵在志道、行道、明道、传道，女性亦同然。而谋食为生，则多由男性任之。男主外，女主内，即由此。生命藏于内，身体显于外，凡用其身，皆以保其生命，故曰：“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中国之士道，凡修首贵藏。诸葛孔明言：“苟全性命，不求闻达。”高卧隆中，自比管、乐。藏器在身，非诚无用，不求闻达，则贵潜修。同时如管宁、徐庶，皆知藏。近代国人竞尚西化，只求表现，此义已失。乃谓中国之为士者，皆志在仕进，萦心利禄，一唯奉迎专制帝王之颐指气使，为官僚则不啻为奴隶。其所想像，距五代时长乐老冯道尚远。不读书，而轻肆讥评，其荒唐浅陋又何足怪。

    诗三百，关雎为首，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唯言君子求淑女，不言淑女求君子，窈窕亦言其深藏。中国言女性有三从四德，三从已别阐。德、容、言、功为四德。容不指色，窈窕亦即容。德、言、功则叔孙豹所谓三不朽，女性所同具。烹饪纺织，衣食大端。相夫教子，为功尤大。德与言亦胥综合和会，不能强作分别。故求人生大道真相，观于中国之女性，即可得其梗概。倘专在大群外在事功上求，则女性转不见其重要。中国人唯为深知人生大道，故重士，而士则无职业。又重女性，女性则藏于内而不外扬。能无业内藏，乃始易保其性情之真。既敦厚，又深挚。中国人文演进乃深赖此两端。

    中国农、工、商三业，又重农。农之求食，首在修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稼穑艰难，首重勤劳。三年耕，有一年之蓄，则又重在俭。勤俭为修身之根柢。中国为士者，必出于农。唐代科举，先须家世清白。三世为农，斯为清白。工商业皆不预。农人勤劳无贪求，安分守己，故生活易清白。商人向外牟利，则生活易陷不清白。中国人重农轻商，其中亦寓有人生大道。近人乃专以财富功利观，谓农业社会乃一未开发之社会，进步而有工商，更进步而有机器。但机器可使财富进步，不得使生命进步，或转使之退步。知其子不复守其母，而危殆随之矣。

    欲知中国社会真相，试先求之中国之文学，尤要者在诗。古诗三百，首关雎，即咏男女夫妇。豳风七月，则咏农村。妇女与农村，乃中国诗主要题材所在。此下三千年皆然。又有田园诗人，如晋宋之际之陶潜。此下亦代不乏人。田园诗之外有山林诗，“问我何所有，山中有白云，只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求之孔门，颜渊曾点乃田园山林诗人所宗。尚书曰“诗言志”，志在颜渊曾点，所言自不离田园山林。田园诗多近儒，山林诗则多近道，综合和会以求，则孔孟庄老儒道两家仍为中国社会所宗师。用而行，则廊庙朝廷。舍而藏，则田园山林。故不亲田园山林，则亦无从认识中国人之真趣所在。

    田园山林之外，又有边塞诗。中国军人尽出于农。不认识中国之农，亦无以认识中国之军人。士则兼通文武，出在边塞军旅间，即犹在田园山林中。此一义，不熟诵中国之边塞诗，又何以知之。外此乃又有廊庙朝廷诗，乃独无市区商旅诗。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商人妇，乃可入诗。宁有一市井商人而入诗者。商不入诗，亦中国文化传统一特征。但亦有酒楼妓女入诗者，此当善求其意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此其意义易求。独以不知亡国恨责之商女，则其意义又难求，试观史乘所载亡国之际，一国之人能知其恨者又几人。非有游客，何来此商女之唱，诗人亦自抒其恨而已。又何尤于隔江之商女。非融通生命大道，又何以诵中国之诗。

    诗之后有词，其体裁内容与诗亦略相仿。然词为诗余，其所咏亦转益深藏。多在闺门之内，多在行旅之余。“杨柳岸晓风残月”，咏在行旅，情在闺门，而能为一代之名词。非深求，又何以诵中国之词。今国人则一律谥之曰死文学，又曰封建文学、贵族文学、官僚文学。如“杨柳岸晓风残月”此七字，岂不仍在目前，而岂得谓之已死之封建贵族与官僚。

    词之后又有传奇剧曲，主要题材仍不得离女性与家庭。其家庭亦多在田园山林间。即帝王家庭，亦必田园化山林化。如贵妃醉酒，如四郎探母，皆有园林。又如游龙戏凤，以一帝王，入市井一小酒店中，遇见一酒家女，此亦诗词题材。戏剧一贯相承，其背后皆有一修身齐家之人生大道存在。剧情反正离合，观者自可会心。一帝皇之尊，一商女之卑，游龙戏凤，礼貌曲折，同一寻常人，同一寻常事。孟子曰：“大匠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以巧。”诗词平仄声韵有规矩，戏剧亦同有规矩，一启口，一发声，一举手，一投足，到处有规矩。演唱者唯于规矩中见巧。规矩实即生命之本质，道家称之曰自然，儒家谓之是天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是知此规矩。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乃始是生命全在规矩中。大巧若拙，孔子晚年，乃到达此境界。此非外面安设些规矩，以强加之生命之上之所能比。

    希腊以商立国，弄巧营利，不如农业之耕耘收藏显有规矩。中国社会妇女与农民，皆能不失规矩。为士者之修身明道，则亦必纳己于规矩中。一切学问皆然，文学亦无不然。今日国人竞慕西化，文学如小说电影，以男女自由恋爱为题材。亦必别开生面，出奇制胜，紧张刺激，为人意想所不及。必求旷天地，亘宇宙，可以一遇，难以再遘。失生命之自然，无规矩之可循。即当前文学一门，亦可识中国社会古今一大变。

    或以为社会必求变求新以达于时代化。不知每一社会皆必有变有新有其时代化。以中国史言，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下及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莫不各有其时代化。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中国社会亦依然有其时代化。但虽屡变，而终不失其为一中国社会。不如西方史，希腊罗马中古时期以迄现代，前一时代化为乌有，后一时代乃告兴起。故中国史乃一生命之时代化，而西方史则为旧生命变成了新生命，时代变而生命亦变。而今日国人心中之现代化，则实为西方化一代名词。老子曰：“知和”，曰“常”，中国社会重在求和，故变而不失其常。西方社会重在争，故此起彼仆，乃成无常。今日西方已成为美苏相争之局面，更何有往日英法之常。今日国人亦以尊美尊苏相争，而所谓西化，亦与两次世界大战时迥异。如此则现代化实即一无常化。老子又言：“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中国社会一部百家姓，西方社会无之，此亦一相异。

    余曾游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其华侨社会应自明初郑和下西洋开始，此乃远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前。哥伦布仅以一叶扁舟达美陆，而自此西班牙、葡萄牙乃在太平洋上划一界线，以分彼此两邦向全世界开辟新径之蓝图。不久而荷兰、比利时继起，又不久而英、法追随其后。俄国彼得大帝失败在前，德意志两次大战又失败在后。然而目前之英、法又如何？比荷、西、葡又如何？其间又何尝不各自有其现代化。而如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则大海船结樯连舱而去，较之哥伦布之西渡远为壮盛，并连续十余次，所航日远，直达非洲，亦在欧洲人之前。但中国社会则依然如故，郑和事，若无大影响。而移殖南洋各地之华侨，则日增无已，至今乃俨成为中国社会，不仅远在英人移殖美洲之前，亦尚在西葡南美移民之前。最相异者，中国侨民寄人篱下，所至即安，不争政权。英法帝国主义后来，遂高踞其上，而中国社会则依然如旧，仍不失为一中国社会。亦可谓亦经多次之现代化，而依旧不失其故常。故风遗俗，犹有超中国大陆之上者。

    唯一大异，大陆重农，而移殖南洋者多务商，少业农。其最守旧者则为女性，故家庭完好，子孙相承，祭祀不辍，迄今无大变。又尊士，侨民多闽广籍，开设私立学校，必往上海延揽江浙籍人去任教。其唯一憾事，则国内西化之风已盛，往为师者，每携带西化观念俱去，幸未能骤改其旧习。此乃余三十年前之所见，今则又经现代化，则不知其详矣。

    南洋华侨外，又有美国三藩市华侨。初以劳工赴美，迄今亦历一百三四十年，可谓已达五世之久，而中国之故风遗俗亦多存在。近年来，中国大陆力求开新，而旧金山华侨则仍多守旧。纽约市亦有华人街，其他美国都市同有数十百家中国人集居，亦多保留有中国社会之旧状。礼失而求诸野，今国人竞求变求新，求现代化，而游览美国，华侨转多较中国本土为落后，亦是一奇。

    最近美国太空梭之创始，可谓现代化最新一目标。然美国外，继起者唯苏维埃，英、法诸邦无意追随，则现代化亦自有其限度。抑且今之所谓现代化，乃在机器，非在生命。生命待机器而化，机器则别有其根柢。非得有如美国之财富，又乌来有太空梭之创造。苏维埃则牺牲生民衣食以为之。然老子又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太空梭不十年亦将臻于老化，西方科技进展当如此。中国人言，人唯求旧，物唯求新。中国社会主在人类生命本身上发展，故得有炎黄以来五千年之旧。西方社会主在器物资本上发展，生命本身转居其次。生命表现，亦仅在器物资本上。如一工厂，其重要表现，亦唯器物资本，多数劳工无表现。但如太空梭，岂非亦造于劳工，太空人亦可谓即劳工。围观其起飞与降落者，可多达数十万人。其他全世界人，则全在电视中略睹其形象，或在电报新闻中略聆其消息。故今日之现代化，可谓已全落入机器，而人类生命之本身似已不复足道。然苟无生命，何来机器。唯机器之享受，虽曰归于多数人，而机器之创造，则终必归于少数人。今日之言现代化，则唯求多数之享受有机器生活而已。中国人言人生享受，则如父慈子孝，齐家治国平天下，均属生命，不属器物。今日言享受，则唯器物资本之相争，他复何有。

    老子又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赤子知和不知争。窃恐两百万年前原始人类之赤子，亦复如是。中国人则善保此赤子之心。西方人求变求新，方其为赤子，亦如在天堂。及其中年，乃如入战场。及其晚年，则如在坟墓。视人如物，则亦宜其老而早已矣。耶稣以原始罪恶言人生，今日科学昌明，世界进化，乃证耶稣之言不虚。本此而言现代化，则恐非末日之来临，无他途之循矣。现代化之意义岂果如此？窃愿有意治中国社会史者之有以阐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