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 教育与教化

南，如日本，帝王从师，亦多有之。

    西方则政治领袖唯有信宗教，不闻尚有从师为学之事。而西方人士所谓学，亦多在人文界，甚至有反抗自然战胜自然之口号。故教育愈发达，而人文地位愈增。不仅人自相争，抑且与天地大自然争，德性沦丧，而人心亦转以不安不乐。如颜子之居陋巷，贫而乐，自亦不为当代人所齿矣。

    近代大学任教称教授，实本一职业。其所传授之知识，亦俨如一商品。来学者多知识多技能，亦如一商人之能自成一资本家。则西方教育岂不亦俨如一职业。中国教育则大道之行，为政者亦当受教，而教之为业乃高出于人生其他一切业之上。天地君亲师，师之地位之尊如此。故中国人每不敢自称师，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但不讳言学，故学者乃为人类一最高尊称。今人不知中国传统文化中此等深义所在，乃改称学者为知识分子，或高级知识分子。一切语言尽皆西化，即教育一门亦无以异。然则自今以往，做一中国人，语言观念，尽当以西方为准，并亦有似是而非者，则亦何所谓社会教育。

    今人又好言复兴文化。则中国以往之教育恐首当注意。倘必以复兴文化责之人，则弗以责之师，当以责之学者，尤其责之中年以上之学者。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多在中年以后，乃在今日大学毕业以后。乃大学，非幼学小学。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求其标准，则如颜子。颜子未著书立说，亦未建功立业，而又生活贫困，但其于中国传统文化则有大贡献。亦可谓中国历代莫不有颜子其人者出。今日中国社会何以无颜子，其中必有一番深义，或可资求欲复兴文化者寻究。

    （二）

    新旧观念，又为近代国人相争一要端，教育亦然。当前之所谓新教育，已与百年以上之传统旧教育相违异。喜新厌旧，固是近代国人一普遍心理。西方属新，群所向慕。传统属旧，群所鄙弃。但苟无旧，何来新。人之婴孩以迄青少年岂不是人生一旧，中老年乃人生之新。人生岂能有新无旧。果人生无旧，尚犹何堪情味。天地更是一旧，天地变新，则人文何所寄托，又何堪留恋。抑且西方人亦喜旧。埃及金字塔，竞相重视。埃及尚非西方直接之祖先。希腊则更受重视。余游英伦，参观其牛津、剑桥两大学，尤其是牛津，亦可见英国人尊古崇旧之心理。余游美国耶鲁、哈佛两大学，美国人心理尊古崇旧大体亦然。哈佛一小楼，专以招待外宾，自路右迁路左，自基层起整栋迁移。屋宇不大，陈设亦简，倘另构新屋，既省财力，又可创新规模，而哈佛则以能保持此一旧屋为荣。又如芝加哥大学，新校舍落成，墙壁故加涂饰，以减其全为一新学校之愧惭。

    唯西方人之慕古好旧，重在外面物质上。人文方面无可慕无可好。乃付阙如。学术方面亦仅知以人为学，不知学以成人。故仅重学，不重人。即一人生哲学家，其人生亦无足称道。中国孔子，除晚年作春秋外，本非有意著书。论语乃荟萃其门弟子所记，言简意深，后人阐申不尽。更要者，乃由孔子之学以成孔子之为人，故曰“吾无行不与二三子”，又曰“如有所立卓尔”。反求之己，则先得吾心之同然。一贯相承，何待自起炉灶，再创新说。希腊如柏拉图，一意著书立说，所言务求详尽，期无罅缝。乃使后起者不能不趋变趋新，别成一套。故亚里斯多德谓“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其实西方人所谓之真理，乃在人生之外，则亦宜其人各一说，可以日变而日新矣。

    故中国人之慕古好旧，乃在人文方面，尤要则在人生内部之本身，即心性方面。而外面事物，则转加轻视。中国人慕尧舜，而尧舜时一切器物此后仅无存在。宫殿坟墓亦无可考。迄今古迹留传，则首唯曲阜之孔林。中国人好古守旧之所偏重，即此可见。

    人生有异同。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与道，乃人生最大相同，亦即最大相异处。此即所谓命。地域不同，世代不同，时空异，斯凡人之性与其所行之道，亦必有相异，故人生事业各相异。尊其大同，人生虽只百年，而性命自可常存。尊其小异，则所得甚少，而所失则甚多，转不如一器一物有其相同，斯得长留矣。

    如为一网球家，即不得同时为一足球家篮球家棒球家。如从事开矿，即不得同时又从事于造船。又所事相同，必于竞争比赛中始见我。运动会必争一冠军。工商诸业，必争为一厂主资本家，始为出人头地。但得于己，必失于人。又不能常保。人群日相争，终不得安乐，而常陷于纷乱。今之世局岂不如此。

    实则同异内外亦无可深辨。人皆求同，但亦可杰出异人。人争求异，天下乌鸦一般黑，又何以异。各尊一己之性命，事若务内，而孝弟忠信则必见于外。各重一己之事业，务外而无己，无己又谁其成者。论新旧，实一体，无旧则无新。故心理物象，有可辨，有不可辨。天地大自然，乃亦日变日新，但亦一常仍旧。

    近日国人好言新，但凡所谓新，实指西方言。其实乃亦有中国远出于西方之上之新。如言国，中国远自黄帝尧舜以来，列国并存，而共戴一中央政府，其元首为帝为天子，成为统一之大国。此事远早于西方。中国人言一统，有统亦有散。统益大，散益远。西方则有散无统。本于散以求统，则难大难久，至今乃为一四分五裂之天下。中国之国统，乃由人生性命之统来，而中国人则谓之为道统。西方重物质，亦以物质建国，曰富曰强皆是。今之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与极权独裁，亦从人生外部之财力权力上生此分别，与人类心性之共同大生命无关。故其所争，亦唯在力不在道。有强弱，有胜负，而无是非本末可辨。

    又如学校，远自西周中央已有辟雍，乃至乡里之庠序，此不详论。而国立大学之创立，亦远自西汉武帝时。岂不中国之新实远早于西方，乃若益见其为旧。中国儒学传统远自周公孔子，绵历三千年包括了一部中国学术文化史，可谓政治史亦在其内。守旧开新，一贯相承，学术文化乃一大生命，又何新旧可分。中国民族五千年之生命，所系亦在此。若必斩绝旧生命，始能产生新生命，试求之宇宙生物，又宁有其例。

    又中国社会师弟子相从讲学，主要乃在中年以后。颜渊子路从学孔子达三十年之久。直至明代阳明讲学，其弟子相随亦多达二三十年以上。此风下迄清代犹未变。故书院讲学就世界教育史言，亦可谓乃中国之一新。今则新教育开始，从学年龄率在三十岁以前。小学以至大学，师长当可达百人。此属中国传统教育下层小学一阶段已大变，而中国传统教育之上层大学一阶段，则已废失无存。

    夫妇好合，百年偕老，已成为中国自古相传五千年来之旧风气旧传统。今台湾仅一千八百万人口，据统计，不到半小时即有离婚案一起，按月当得一千五百件。夫妇关系变，父母子女家庭关系亦随而变。自此以往，旧家庭当不易再遘。故中国之宗族制度，宗法社会，就世界之社会史言，亦可谓乃中国之一新。

    中国五千年来之旧文化旧传统，家庭生活与学校教育，以及政治制度，当为其主要之三根干，三基础，今则皆已解体，恐再难复兴。即商业上之机械与资本，乃及工厂与公司组织，亦当追随西方而变。则试问何一乃可不变？又可不追随他人而变？此实深堪警惕矣。

    简言之，中国重人，西方重物。中国人言：“人唯求旧，物唯求新。”今日国人最所醉心者，曰科技，曰财富，皆物非人。由科技争财富，由财富争权力。今乃由政府来倡导科技财富，再由拥有财富人回头来向政府争权力，而主要根源则在科技上。能发明科技而加运使，乃得为新人才。人才建国，实即科技建国。物为主，当重。人为副，可轻。自中国观念言，则本末倒置。若更求重人而轻物，则中国人之旧或将又转为此下世界之一新。期吾国人能于人物轻重，乃至风气新旧间，面对当前国际之实际情势，而再加深思。于一务求新中，风气人心能转一新方向，更臻一新境界。不仅吾国家民族前途所赖，亦于世界情势增添一新希望。幸吾国人能勿忽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