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 操作与休闲

    人生之勤劳操作，与休闲娱乐，同占重要。而中西人生对安排此两部分，则有重大之不同。

    西方社会对此，自始即有其严重之分别性。如古希腊郊野农民，仅供奴役榨取，乃无休闲娱乐可言。罗马军人主政，农民仍供奴役，与希腊无异。中古封建时代，贵族仅封闭在堡垒中，工农皆供奴役，更无休闲娱乐可言。文艺复兴，城市兴起，稍复希腊罗马时代之工商生活，而农人则仍仅操作。现代资本社会，即工商业亦唯少数资本家有休闲娱乐，多数则仍劳动操作。其如何获得少许休闲娱乐生活，则无人计虑及之。故自由平等，实乃社会多数人向少数人争取此休闲娱乐生活之口号而已。

    中国社会则不然。远在夏商周封建时代，即有城市。除中央政府所在地京师以外，诸侯则君有国，卿有都，大夫有邑。春秋时代，国都邑之可考者远超两百以上，大体为政府百官、宗庙社稷、贵族家庭及农工住宅一集合区，而以政治为中心。农作地在郊外，田中有庐，以便春耕夏耘秋收之操作，冬令则归城居。百工城中授宅，生活有廪饩，其操作等如一艺术活动，仅给公家之需。商人最居少数，亦居城中，仅供上层国际贸易，亦官给廪饩，不为私生活顾虑。农人最劳苦，然井地授耕，亦仅供九一十一之税，生事易足。故中国古代实一宗法社会，乃同一血统之共同生命一集合体。虽分贵族平民，亦团聚如一家，与西方社会大不同。农工商各有盈余，乃择城中旷地，日中为市，各以所有易所无，交易而退，如是则已。非如后世有商业店铺之街道。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各有所劳，亦各有休闲。而劳力者之休闲，则由劳心者为之安排。

    诗有豳风，豳非国非都，仅一邑。从其七月之诗细玩其农民生活，勤劳即似一休闲，操作同是一娱乐，融成一体。非于勤劳操作之余，来别寻一休闲娱乐。此实中国人生活一理想境界，远在三千年前之豳农已得之。此下历代有悯农诗。农人生活固可悯，然玩赏其诗，亦一如豳诗所吟唱所描写，其生活非真有可悯。其他郑、卫、齐、晋、秦、陈诸国风诗，民间风俗各不同，然同有休闲娱乐，为此下三千年来国人同所追慕。故得同与二南、豳诗传诵不绝。

    当时贵族生活则备详于雅颂诸什。祭祀盟会，朝聘宴享，凡属军国大事，政治要端，莫不行之以礼乐，实即当时勤劳操作与休闲娱乐之凝合结晶，此乃中国人生一特性。虽曰礼不下庶人，然如冬猎春渔，贵族平民集体举行，既以表上下之亲和，亦以习武备战。治社会史者，苟于中国古礼细加阐寻，则知中西人生理想之大不同所在矣。

    又两军交战，个人之死生，集体之存亡。决于片刻，此乃何等大事。然读左传，晋楚城濮、邲、鄢陵三大役，乃及其他战事所载，在兵刃交战中亦多有礼，参插有许多休闲娱乐成分之种种雅事嘉话，尤见中国人生之特殊性格与其特殊面目，非如西方小说家描述战事凭空想像之所能及。在中国，战斗人生亦几如一种礼乐人生，乃形成为一种极上乘之文学人生，亦即艺术人生。非有文化传统之极深积累，又何克臻此高雅之一境。

    中国之为四民社会，远在春秋初年即见有士之一阶层出现。而孔门儒家在春秋晚期最见特出。论语乡党篇，纤屑记载孔子之日常生活，其他十九篇中，亦几于每篇有之。孔子乃中国一大圣人。圣乃指整体全人生言，非指其一特殊面。西方人对人生无此观念。周濂溪言：“士希贤，贤希圣”，乃希其全人生。大思想大哲理，终属人生之一方面一部分。凭此即成为西方一哲学家。如康德如卢梭，或严肃或浪漫，均不得奉以为人人之准则。北宋张横渠正蒙，颇似西方一哲学书，同时二程议之，谓其乃苦思力索所得，非由整体全人生之自然体验中来。此一分辨，涵有极深意义。象山、阳明亦犹嫌伊川、晦庵过具学者气味，与亲切之日常人生若有隔，而在理学中别创其理论与风格。明初吴康斋、陈白沙，学奉程朱，亦重日常人生，皆似一诗人隐士。唯康斋严肃，白沙放任。但两人之人生，皆即操作即娱乐。亦休闲亦勤劳。不失自古相传礼乐人生之精诣。凡此皆与西方哲学家不同。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近人拟之于耶稣十字架精神。然耶稣教人灵魂上天堂。墨子则上法天，下法古人中之禹，仅为个人人格力追上乘，自我作牺牲，享受则在他人，与西方宗教信仰大相异。但其唯务勤劳操作，不图休息娱乐，整体全人生，仅趋一边，非礼非乐，终非中道。故庄子非之，谓墨翟人格固为大群所仰慕，然非人情所堪，乌可奉为人生之准则。

    杨朱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为，近人又拟之于西方之个人主义。然为个人计，拔一毛乃小损失，利天下亦于己有大报偿，即专论个人功利，亦何乐不为。实则杨朱乃专论私人人格，不作功利打算。此亦中国一种有所不为之狷。若谓墨翟所教为一种礼，则乃一种非乐之礼。若信杨朱之道为一种乐，斯乃一种非礼之乐。孟子谓墨无父、杨无君。中国人为整体全人生着想，则必有家有国，有父有君。既有己，必有人。有爱亦必有敬，斯之为礼乐精神。故中国人对上帝鬼神，有礼亦必有乐。专为个人独居，有乐亦必有礼。此之谓中国之礼乐人生。周公制礼作乐，夏商之际已远有其渊源。

    杨、墨之后，庄周、老聃道家继起，亦如杨、墨，不言礼乐。消极无为更近杨朱。但亦能于休闲娱乐中不废勤劳操作，而旁通于儒。孔孟儒家之积极有为，似近墨翟，但特重休闲娱乐，则旁通于道。中国后代人生，则兼采儒道，树立一大中至正之理想。中庸易传成书，当已在秦代，已指示其蕲向。要之，则亦以倡导整体全人生为主，与西方哲学之别于人生外求真理者不同。

    次论文学。诗三百后有屈原离骚。屈大夫忠君爱国，投湘自尽，离骚篇中所呈之文学人生，亦即礼乐人生。宋玉、景差慕师为文，勤劳操作，而非其整体全人生之暴露，乃始近于现代国人所称重之文学。仅技术，非生命。汉赋亦欲追踵雅颂，但非但内容不符，而徒骋辞藻。扬子云悔之，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故司马相如实亦宋玉、景差之流。唯如长门赋等尚稍存古意，然以较之汉乐府所收民间作品，则尚非其伦。

    最堪上承屈大夫之流风者，晋宋间有诗人陶潜。诵其诗文，可想像其整体全人生。此即一礼，其作品乃一乐。陶潜为人，亦可谓儒道兼融。其心性生命，与其生活作品，亦合一无间。如是始谓中国文学之上乘，亦即中国人生一楷模。陶潜生平，有情志无事业。言其情志，则田园饮酒。言其田园，则鸡鸣犬吠，五柳一松。其作品乃堪与屈子离骚上下媲美，则古今无异辞。屈原为仕宦中人，陶潜则隐逸中人，如诸葛亮，兼此两型，高卧隆中，自比管乐，隐逸中不忘仕宦。及其白帝城受托孤之命，军国大事寄于一身，但仕宦亦一如隐逸。诸葛非文人，其出师表诫子书，亦传诵千古，无愧于屈、陶。既曰鞠躬尽瘁，又言澹泊宁静。食少事烦，而一生如在休闲愉乐中。亦可谓儒道兼融一人物矣。片语只辞，凡此流露，亦皆得成为大文学。“一为文人，斯无足道。”自然流露斯乃真文学，刻意为文则终为一文人。

    即如乐毅报燕惠王书，后世奉为战国时代第一篇文章。但乐毅非当时一文人。庄周著书入子部，今人谓之哲学书。司马迁太史公书入史部，今人谓之史学书。而此两书，则同为中国文学之冠冕。汉初贾谊，作过秦论，上治安策，皆属政治文字。虽作鵩鸟赋，但后人终不称之为一文人。然尊之为中国一大文学家，则绝无愧色。故在中国，文人与文学家乃大有差别。中国古代最高文学，皆出自非文人之手。宋玉、司马相如始有意为一文人，然终不得成一高标准之文学家。东汉书始有文苑传，而陶潜在宋书中入隐逸，不入文苑。及唐人修晋书，仍有陶潜，一若不列其人，即为晋书损色。然仍列隐逸，不列入文苑。则中国古人之视文苑人物，其意量轻重，亦由此可想矣。

    此下在中国文学史上之第一流人物，为后人历久崇奉者，如唐代之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北宋之欧阳修、苏轼，南宋之陆游等，莫不以其一生之整体人生写入其文学中，而其作品亦即为作者生平之写照。故其文学之高下得失，乃胥视其作者之生平为人而定。杜甫为诗圣，李白为诗仙。儒道高下，亦依以定。此皆在人品上。至于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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