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简与繁

造出中国文学之极高榜样。而在四人之当时，可谓乃尚未有文学一观念之存在。此四人亦绝未想到撰出文学作品，成为一文学家。中国人开始有文学观念，可谓即在诸葛亮同时之曹操。即后世所谓之建安文学。曹子丕有典论论文一篇，备及当时诸文学家，而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世之有文学独立观当始此。但必以文章为经国大业，是其文学观仍未能脱离政治观之证。

    晋宋之际有陶潜，唐代开元天宝间有杜甫，皆未于政治上有表现，而独以文学擅名。然彼两人心中，亦何尝欲专为一诗人或文学家。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为百世之师，而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则亦岂专一有志于文学而以古文家自命。即如十国时之李后主，及南宋之辛弃疾，亦何尝欲专成一词人。近代国人，乃专认元代明初之剧曲说部为文学，因其略有似于西方文学之所为，不知其特为中国文学中一歧流，一别派，一旁支。时代人物不同，而作品亦随而变。上述古人多求在时代中做人，近代国人乃求特出时代在时代外做人。读古人之作品，当先知其作家。读近代作品，可不详究其作家。亦可谓中国一部文学史，凡其作品乃均涵有作者之一番苦心存在，而此心当不得仅谓之文学创作心，乃正胚胎于全体文化之传统中而生此心，亦非别有所创新。清初，金圣叹以董解元之西厢记，施耐庵之水浒传，媲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定为中国六大才子奇书。此实不失为一种通识。圣叹亦在异族政权统治下，故特寄意于西厢水浒之作者。而岂如近人之强为区分，必以开新除旧之见羼其中乎。

    小戴礼大学篇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项，条贯而上，为人生之大本要旨。中国并无社会一名称，所谓天下，实犹西方人所言之社会，而广狭不同。西方社会在政府之下，中国人言天下，则在政府之上。政治乃人群中一组织，然所能讲究治理者亦有限。天下则更超政治之上，犹言人道尤超于治道之上。小戴礼礼运篇言天下为公，即指普天之下之全人群言。古今中外全世界人，言社会则花样百出，言天下则全体如一。简单繁复之分别，主要乃在此。

    周公事业主要终在政治上，孔子事业则超乎政治而在天下后世人群大全体上。中国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其地位尤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上之。中国人又言“作之君，作之师”，师道当犹在君道之上。此又中国人一特有观念。

    范仲淹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时宋以外尚有辽与夏，天下分裂，仲淹仅为宋朝一秀才，未登仕途，乃即知以天下为忧。此唯中国传统之士，乃有此想。仲淹极推东汉严子陵，子陵值光武东汉中兴，垂钓富春江上，不出从政，其出处进退实有关人道之大。孟子称伊尹圣之任，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庄周、屈原、陶潜、杜甫，不从事政治活动，而同受中国后代人崇奉。其仕其隐，亦有外在条件。为清为和，同得为圣。顾亭林有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言天下兴亡，乃指人伦大道，风俗民情，即人生之总全体，近人谓之文化。政治仅文化中一项目，在政治上无可用力，犹可在天下更高处文化之广大面用力。唯其用力中心则在各己个人身上，至为简单。苟无此中心，则时地不同，性情不同，各有志向，各自努力，各辟途径，互不相关，并生冲突。在人事繁复中，乱端迭起。而无一共同大道可遵。乃仅于繁复中求其融和会通，此事甚难，西方社会即如此。

    希腊乃一商业社会，各人经商道路不同，向外发展，相习成风，影响及于学术界。如文学，不重作者从人生内部深处自吐心情，以获读者之同感。专从外面猎取恋爱战争神话探险等题材，讲造故事，曲折离奇，紧张刺激，取悦人心，消遣娱乐，斯即至矣。所谓文学之美，在外不在内，在事不在心。如此发展，乃于人群大道日趋日远，转增纷扰。

    又如音乐，中国重由内发出之心，西方重向外发展之音。故中国音乐与文学常能融合为一体，而西方则音乐文学各自独立，分别成两途。以乐器言，如中国之笙，转入西土，演变为风琴，组织繁复，音声之变，日渐超越。尤其如各乐器合奏，益增繁复。音乐乃若离开人生，别有一境界独立在外，待人寻求，由人发现。不知音乐本亦从人生内部发出，如鸟鸣兽啼，在鸟兽内心自感舒畅。西方音乐则变而益远，至少由声动心，非由心发声。愈失其简单，愈趋于复杂。遂使人生问题日漓而失真。

    更如希腊有哲学，乃为人生要求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之一项学问。但亦不本之于内，而主向外寻觅，乃有宇宙论、形而上学等讨论。而在中国则无之。中国所谓一天人，合内外，仍主反就己心自找出路。故论语论仁，孔子并未把自己意见组织成一套仁的哲学来自我发挥，只就其门人随问随答，留待问者之自悟自定。儒家如此，道家亦然。凡属中国思想，都不独立成哲学一门，亦并不讲究逻辑，强人服从。但由此却正见其自信之深。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知我者其天乎。”但自信深，而对人则有仁有礼，此即中国之人道，亦可谓即是一种人生哲学。西方则如亚里斯多德言：“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唯求自伸己见，恐人不信，多方作证，成篇累牍，著作专书。但多外面发挥，而己心之内蕴则转少。人生外部何等广大繁复，道路分歧，景象各别。聪明智慧无继承，无积累，各自向前，乃终不能有一共同之定见，则又何所谓前进。所进则唯日趋复杂而已。

    孔子卒，墨翟、杨朱竞起，皆反孔子。孟子则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各人为人群一中心，皆可自择其所学。一世尽臻于乱，而我一人仍可自学自修以臻于自治。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孟子即孔子之后生。孔子能自修其身，孟子亦然。两千年来愿学孔子者多矣，各得自修自治，不随一世以俱乱，人道遂终得一大传统，与天地以俱存。孔子畏后生，此诚一种甚深之人生哲学，而自信之坚，亦建基于此，岂待言辩。孟子曰：“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今诵孟子书，其所谓好辩，亦与西方哲学中之辩学有不同。其故可作深长思。

    庄周与孟轲略同时，兼反儒墨，唱为齐物论。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阶前小草，岂能与千年古柏相齐。墙角一老鼠，岂能与深山猛虎相齐。庄子则以比竹人籁众窍地籁为喻。风为地籁，兼众窍声为声，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咸其自取。众窍自发声，合为一和，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风非有声，乃和众声以为声。人间世群言共鸣，合成一大共和声。岂能以一声蔑众声。然庄子则效大鹏高飞远走作逍遥游，但世间除大鹏外，亦自有鹪鹩，不妨两存。此其意境何等恢宏，亦何等豪放。

    其实儒家亦与庄周持义无大相异。孟子告曹交：“子归而求之有余师。”不屑之教诲，是亦教诲之矣。孔子曰：“有鄙夫问于我，悾悾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矣。”鄙夫亦自有其意见，孔子亦只就其意见推及其正反两端而加以叩问，使此鄙夫自有所取舍，执中亦出其自取。孔子之所最恶者曰乡愿，以其随众无己见。孔孟亦何尝欲以一声掩众声。但孔子又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又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豪杰之士，即犹庄周之言大鹏。故儒道两家，义非大殊。中国三四千年来一部思想史，实乃集众呼声一大和。如吹笙管，众口一声，先后一调，诚可谓简单之至。

    西方人则各务自创一调，自成一声，以不和互异为尚。不自辟蹊径，则不得认一思想家。故一部西方哲学史，则日趋繁复，不相协调，而成一争衡不统一之局。循此以往，争衡愈多愈烈。宗教若求大同，然宗教与哲学仍不和，仍有争。

    科学则更多歧，更繁复，更以启人争。故西方学术最后乃归趋于科学一途，唯知物，不求知人。人亦物中一物，与物为伍，乃至从物为奴。而人事乃更趋于复。果使有物无人，宇宙重反于大自然，则较当前人世岂不转趋简单化。岂此乃非性之所向往乎？即以医学言，中国人认人身一体，医理亦力求简单。西方医学重剖，病生一处，即加割除，其对全部人生亦如此。希腊病，割除希腊。罗马再病，除罗马。全部欧洲史，直到现在，依然如此。一部西洋史，乃一部人类病痛割除。历经大手术，病痛越大，愈求简单，愈趋复杂。中国则四千年来依然一中国，首卫生调养，割除大手术极少应用。此亦简单与繁复之一具体明例。今人乃谓中无科学，焉得如孟子之好辩者起而辩之。

    总之，中国主从整全体来推申及于各部分，故其事简单。西方主从各部分来会组成一总全体，则其事繁复。何以有此岐趋，则散见本书各篇，此不一一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