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简与繁

    人生有喜走向简单，有喜走向繁复，此亦中西文化一歧点。

    姑以音乐为例，中国在三千年前即极知重视。其时乐器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但以丝竹为主。诗曰：“鼓瑟吹笙。”丝音之主为琴瑟，此后渐变出箜篌与琵琶。琵琶弹奏自较琴瑟为简单，又其后有胡琴，不用指弹，只用手拉，只两弦，更简单。笙如庄子所谓之比竹。其后仅用一管，如箫笛，亦更简单。明代昆腔以笛为主，清代皮黄以二胡为主，皆极简单。其他乐器皆属配音，亦有趋于简单之至。中国人重视人生之整全体，一切发展尽视其对此整全体之功用与影响而定。

    中国古人重视礼乐，礼为主，乐为副，乐当配于礼而行。书有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乐以配于诗，言语则配以文字。诗以言志，所谓志，实属情感方面。尚书所言皆关政治，故用散文体。诗以表达情感，故用韵文体。所言不同，文体亦随之而不同。情感不易言宣，喜怒哀乐，有无可言者。情志深处，又绝非一两语可为表达，则唯有表达之以声。如哀则哭，喜则笑，然哭笑又嫌太简单，仍不足以深达人心之深处，遂有歌以代。我之情志，只一语可尽，而又万语千言不能尽，则以诗以歌。诗限于文字，仍属言。而歌则咏其言，使其一语缠绵，反复而不尽，此所以达吾之情。又依声而副以乐。使吾之歌更尽其缠绵反复悱恻动人，而吾志遂庶可达。是情为志，言副之，诗又以副言，歌则以副诗，而乐则又以副其歌。其间有主有副，而副则终不当转而为主。如人无情志内蕴，何来有诗有歌，更不必有乐。故乐之在人生中，少可自发展，自为主，以成为人生中一独立项目。此乃中国人生主要趋向之一例。

    试再以旁例说之。礼，妇有容。而又言女为悦己者容，此又不同。其意不在礼，而在情。女之有情而为之容，亦如唱诗言志，以咏其言而已。故此女之为容亦绝不违于礼，非特为容以求取悦于人。犹歌者之非特为此声以取悦于人。失其本主，而徒求取悦于人，于是音乐乃始在人生中自有其独立发展之前程。中国人则不乐有此等独立发展，遂称之曰淫声。淫，多余意，如称淫雨。女有淫色，乐有淫声。声与色，在人生整全体中，皆有其正当作用，因亦皆有其意义与价值。多余则为淫为害，为中国人生所力戒。

    古诗三百首之配有乐，此本有甚深意义。但古乐渐衰，今乐日兴，乐声渐趋于淫，后人乃仅诵其诗，而不复配以乐。故至汉代，有诗经，无乐经。因古乐沦亡，而今乐又日趋于淫。经学家讲究人生，不再加以提倡。然歌与乐之在整体人生中，终不能缺。燕人送别荆轲，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亦诗以言志。“壮士一去不还”六字，岂能尽当时送别者之情意。然亦仅此六字可言，乃只有加以歌唱，以咏其言。当时亦或可有人随带乐器配合歌声以为之和，而庶可更多其表达。唯记者则仅言送别者之歌，而未及其乐。此即古诗三百首中风诗之流变。项王困于垓下，而有“虞兮虞兮奈若何”之歌。试问此七字，内涵项王当时几许心情，非以诗歌唱，其何以达。但此垓下之歌，以当时情势言，绝不附配以乐器，亦可知。但以乐副歌亦人心一种至深厚之自然要求。后人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则歌声自胜于乐声。但乐声之附带于歌声，则此下中国一部音乐史终属常然。

    汉高祖以一泗水亭长贵为天子，锦衣荣归。丰沛父老，乡里民众，集会欢迎，高祖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歌。较之项王垓下之歌，一喜一悲，而亦忧深思远，有其说不出说不尽之一番心情。付之一歌，附之以乐，此与垓下情势大不同。但此等音乐乃始于人生有大意义大价值，亦可谓乃汉初开国一气象。岂仅为音乐歌唱而止。在中国文化体系中，音乐不能有其专门独立之发展，此等妙义，又岂尽人可知。

    武帝在位，始命李延年广搜各地民歌集为乐府一书，此亦三百首中风诗之遗向。能下察民情，了解各地之风俗疾苦，此亦为政一要端。然而时变世易，一千年前周公制礼作乐之深情蜜意，汉武时已不能追求恢复，此亦无足深怪。要之，音乐乃中国文化体系中一要项，则无可否认。

    曹孟德挥兵南下，而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栖”之诗。蔡文姬自匈奴南归，而有胡笳十八拍之歌。凡此之类，皆渊源深远。下至唐代，七言绝句，仍皆付之歌唱。其事多见于唐人之传奇杂载中。宋代则有词，元代则有曲，文学流变，但亦多副之以歌乐。至于丝竹乐器，虽多独立吹奏，但终不得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音乐有其独立发展之一途。如明代之昆曲，清代之平剧，乐器演奏，皆占重要地位。但其演变，主要在文学一端。而音乐则仅为其附属品，亦不待深论而可知。

    今论文学。诗经为三千年前一部文学总集，为中国文学传统之鼻祖。此下三千年之中国人，无不爱诵知敬，即近代国人提倡新文学，排拒旧文学，亦于诗经尚少诟詈。窃谓专就此书，正可阐申中国文学之特性。孟子曰：“诗亡而后春秋作。”春秋之为史，涵有极浓之政治性，而孟子不以春秋继尚书，顾以继诗经。窥其意，尚书只收集一些政治文件，乃历史材料，而非一部历史著作。诗经则包罗西周一代，远自后稷文王以来，又旁及列国诸侯。既富社会性，更富历史性。其在西周一代政治上之实际运用，亦更重要过于尚书。苟不熟当时之政治情况，即决不能窥其诗中大义妙用之所在。此可说明中国文学自始亦即无其独立性。换言之，文学亦当在文化之大体系中而始有其地位与价值。乐以辅诗，诗以辅政，必与其他事项会通配搭，始能于人群大道社会整体有其相当之意义。诗言志，志亦然。其他事项莫不然，此为中国文化传统一大特色大要项所在。

    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春秋时代，国际外交多以唱诗代达辞令，其事具详于左传。孔子又曰：“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人与人相交，必以言语传达意志，而又戒直率冒犯，故以诗代言，斯则最为有礼。国际外交辞令，尤为重要。孔门四科，言语犹在政事之上。如是言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有待于学诗。孔子又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面墙而立，岂处群之人道。则诗之为用，不仅以言志，乃使言与言相接，志与志相通，人生之整全体由此而立而成。岂仅以取悦于人或擅名于己而有音乐与文学之发展。

    离骚继诗经而起，同为中国文学古远之鼻祖。离骚犹离忧，乃由屈原之忧心而作。然屈原所忧，不在其私人，而在其宗邦。忠君爱国，志不得伸，终于沈湘而死。非知屈原其人，非知屈原之时代，非知屈原当时之天下，即不知屈原之所忧，亦即无以读离骚之为文。故欲通离骚，首须读史记屈原列传。知其人，知其世，乃能谈其文。亦如不知周公与其时代，即无以读诗经三百首。故中国传统文学，必与史学相通，必与其作者之身世，与其当时人生之整全体相通，乃知作者之志之所在，而其作品之意义价值始显。换言之，即文学非有独立价值可言。文学之意义与价值，乃不在其文学之本身，然后乃得成其为文学。此又岂今日所谓文学专家之所得预知。

    诗如此，骚赋如此，即散文亦然。战国时文学最为后世传诵致敬，认为文学之上乘楷模者，有乐毅报燕惠王书。读此书，当先知乐毅其人，其身世，及其离燕去赵之经过。知其人，读其书，又当论其世。必先有知于当时之人生整全体，以及作者个人之所志所立。而尤要者，则在读者所自立之志，如是始可会得其作品之精义妙道所在。若必脱离一切，专以文学言文学，则中国文学绝不如此。

    继乐毅报燕惠王书后，有诸葛武侯之出师表。诸葛武侯高卧隆中，即以管仲乐毅自比。斯其有志当世为一大政治家可知。然其出师表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遂许先帝以驰驱。”则其出处之间，亦可谓略与乐毅相似。所谓苟全性命，苟不知人生之整全体而有其所志，则何为性，何为命，亦岂易言。逮及荆州失守，刘先主逝世，大局不可为，诸葛固已知之，故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亦即全其性命之所在也。此种为人处世之大志大节精神所在，苟非有通于我中国传统人生大道，即人生之整全体，则又何足以及此。故非其人则无其文，非其志非其世则无其人。乐毅与诸葛武侯，时代不同，此为命不同，而两人之于性之表现亦若有不同。此两文遂亦不同。以此两人比之屈原周公，又不同。故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文学亦日新又新。墨守前人成规，岂得成为一文学。但又岂立意创造之作品，乃得成为文学乎。

    上举周公、屈原、乐毅、诸葛亮四人，皆从事政治。随其所需，而得创造出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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