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权与能

    孙中山先生“权在民能在政”一语，可引历史为证。西欧君民分隔，卢梭创为民约论，法英革命继起，遂有近代之民主政治。然政府领袖虽经民选，而民众终须接受政府之领导，此亦权在民能在政之一证。

    中国历史，自始即然。先是一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即从宗法来。在下者拥护其上，在上者领导其下，君民一体，实即氏族一家。政府不向民众争权，民众亦不向政府争能，夏、商、周三代之政治制度即如此。

    周代东迁，王室无能，一统之业，转归霸者。齐桓、晋文挟天子以令诸侯，唯天下终不心服。霸政衰，而民权遂出现于下。唯中国社会与西欧社会有一大不同处。西欧乃一商业社会，故民权乃操之于商人。中国自宗法社会转成四民社会，故民权乃见之于士人。管仲相齐，首创霸业，管仲即一士。晋文公亦赖多士辅助。孔子以下，士退在野。战国游士，即表民权，但多不抱国家主义，而抱天下主义。秦始皇帝之统一中国，不得不谓其仗此风气，凭此意态来。唯始皇帝藉靠秦之强力，乃乘机以起。李斯谏逐客书，极言秦之立国乃借助于东方之游士。此皆权在民而能在政之证。

    始皇帝未一天下，即读韩非书而好之。此下始皇帝暴政，不得不谓由韩非启其端。所谓权在民，乃属发踪指示。所谓能在政，乃属实际践履。民意为行政者所本，发踪指示是其权。然如何达其理想，则必待政之能。战国百家风气皆在讨论此为政之道。民权提升，已有极深渊源。始皇帝好法家言，其长子扶苏则好儒家言，少子胡亥受学于宦者赵高，亦守法家言。儒与法之为道，高下判然。为政者其所学异，而其政之高下亦随以判。始皇帝以李斯为相，亦以其所学之同。从政者之选于学，此则尤为能之所在。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多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而亦本之民意。代表民意者乃商人，此外尚无与抗衡。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又当如何善为推行，则能在政，必由少数人任其责，又岂民众多数之所得预。马克思倡为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兴起，列宁借其说推翻帝俄政权，创为苏维埃共产国家。英、法诸国，则资本主义之旧势力一时骤难推翻，然罢工风潮亦屡起不息，法国今政府并已有共产党参加。是英、法政府终不能不接受民意，此亦为权在民一证。而主政者如何善为调处，使英、法暂不为苏维埃之继起，此则其事在政。

    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其议首创于卢梭。共产政权，其议首创于马克思。虽亦自一二学人发其端，而西方社会传统则学术并不重视，必待众议从同，其间必历有一阶段。中国社会尊贤重士，学术高踞在民众之上，而学又尚同不尚异，故学之影响政，其势更直捷。若可不再经民众一番抉择，如西方之分歧纡回。此则治史者所当注意分别。

    如刘、项争天下，群士皆归沛公，项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遂以败。故汉高得天下，即有求贤诏，谓愿与群贤共此天下。此乃中国政治特有现象，非沛公之特出。国人习于见闻，亦加忽视。贾谊之于汉文帝，董仲舒之于汉武帝，皆发生重大影响。两人皆在野寒儒，乃遭帝王赏识。此下中国政治传统尊贤，上层领导人亦有其功，而士人政府之基础，遂以奠定。在西方绝无其例。政治必尚学尚道，然实际执行则终在政，故曰能在政。其学其道则在民，故曰权在民。今人乃以西方观念，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为帝王专制，斯则远失之。

    近代国人羡慕西化，以传统之士与官僚一体视之。不知中国社会，士为四民之首，民权正表现于士之一阶层。士若无权，而如西方之商权亦骤难表露。民国以来，政权操于军人之手。军阀割据，为祸有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军阀方解体，而日本侵略，八年抗战，初得宁息，共产党已踵起。其实近代国人所称之知识分子，即传统之所谓士，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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