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

，亦由此可见。

    唐代政制，上有承，下有传。其有关名著有两种，一曰贞观政要。唐太宗与其诸大臣议论施为，记载详备，可资模楷。尤要者，在可窥见中国政府中君臣等级，相互合作，以共成一代之治之大概情况。君臣一伦可作代表。后代帝皇皆必阅读。故治中国政治史，此书亦当习诵。又一为杜佑之通典。中国政治制度，有因有革，随时损益。五千年广土众民，王朝递起，或禅让，或革命，或封建，或郡县，政府不同，而国家则仍是此国家。故政府一切制度，贵能求其通。司马迁以下，各家著史，多详其当时。杜佑此书，则历代连载，故得为通史。西方通史又不同。各国并立，忽存忽亡，并合记载，乃为通史。可有欧洲通史，亦可有世界通史。杜佑此书，纳入世界史中，则为一专门史，不得谓之通史。此又中国文化一特征。

    抑且杜氏此书并非其私人之政治哲学。根据历史事实，叙述其各项制度之先后演变，上自创制时之争议，下及演变中对此各项批评。一切意见，详罗无遗。利病得失，无所遁隐，可供后人之参考与抉择。故读杜氏书，便知中国历代传统政治制度多学术性，非权力性。政治两字，已表现了中国人之传统理想。至于如何达成此理想，则各项制度有待学术上之不断精研。如尧舜禅让，禹启世袭，汤武征诛，王位承递制度，屡作大转变。又如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见中国史皆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由中国人自加赞叹，此亦见中国人之自有其特异处。而近代国人又必求尽扫一空以为快，此亦岂天命，诚堪嗟叹矣。

    唐代后，种种政治制度，多承通典来。唯其政府全由社会高级知识分子经由选举考试而拔擢任用以组成。故此政府乃得成其学术性，而非权力性。春秋时郑子产有言：“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孔门亦言：“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则学后乃得仕，仕后仍需学，学术政治紧密相关，古代已然。世界其他政府，或掌握在贵族，在军人，在富人。唯中国，封建时代，即形成为一士人政府。或可谓其已积三四千年。岂必选举，乃始得贤人出仕。使春秋末，鲁国亦选择，孔子岂必当选。战国时，亦选举，诸子百家未遽当选。汉武帝时，未必选出董仲舒。唐太宗时，未必选出房玄龄、杜如晦。中国广土众民，以农立国，亦未必能效近代西方小国寡民之推行民选。不经选举，乃亦可有理想之政治，此诚出近代国人思考之外矣。

    西方民选必分党以争。英美两大党对立，最为楷模。其他多党纷立，每形成纷乱。然一党得胜，一党下台，所论在多少数，胜败亦在权力，不在学术。故西方高级知识分子均安心在学校教书，或服务工商界。政治活动则由一批特具性好者为之。与中国传统政治差异甚显，无法相比。若谓政治学术理当分途，则中国确早已政治学术性。孰优孰劣，亦非一言可尽。

    中国传统政治亦非无权力斗争。尤著者，如明太祖废宰相，此为中国传统政治一大变。唯洪武、永乐父子两朝，起自草野戎马中，人事历练，亦既有素。纵不为当时学士文人所重，而总揽大权，亦能控制，恣其应付。嗣王继位，养自深宫。以中国政府组织之庞大复杂，一日二日万几，苟非宰辅，何从应付。于是朝权终落于内阁大学士之手，而阉宦乘机播弄。明代政治终不如两汉唐宋之理想。明亡，黄梨洲著明夷待访录，即明白揭发其事。其原君原臣诸篇，阐申中国传统政治理想，可谓大义昭宣，亦非由其私人之一套政治哲学，自创新意。根据史实，为吾国历代圣君贤相所共同遵循，亦千古学士文人之心声公意。其书尚在法国卢梭民约论之前。试取比读，孰为哲学，孰系史论，孰出冥想，孰据事实。中西双方政治思想之相异，亦即此而睹矣。

    晚清末，梨洲明夷待访录经国粹学报翻印流布，几于人手一册。其时乃有康有为主变法，谓满清王位犹可保留。章太炎主革命，谓满洲异族统治必加排除，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可循不变。康氏有弟，亦告其兄，能废科举八股，创立考试新制度，作兴人才，其他制度可从缓议。其时学人亦有简编三通，本旧制度，提要删繁，广布流传，以供国人之研讨。但一时风气，则已群慕西化。民国创兴，当时参政会遂有美国总统制与英国内阁制之争。而中国传统君相一体之成局，乃竟无人提出，供作讨论。其实英国尚存保留君位，故行内阁制。美国则大总统为政府领袖，故行总统制。若求职权限制，则中国以往已设计周详，远超英美之上，又何必改弦易辙，徒求变换，转成倒退。

    西方民主政治首要在选举，但选举亦有条件。中国一省一府，可比欧西一国家，乡民多生平足迹未履城市。余抗战时，在四川成都，识一八十余老人，家距成都可三十华里，但生平未进成都城一步。德国一学者，晚清游北京，城外未见一警察，心大惊奇，遂留不归。读中国书，成为西方一汉学家。其子传业不辍。一国有一国之国情，即在西方，民选制度亦传递数百年，遂有今日。中国岂能一企而及。但中国远自西汉，即由地方察举贤良，贡之中央任用。是中国民选，已有两千年之历史。隋唐以下，考试制度代起，迄于清末，亦已千年以上。各地依赋税额分配考试录取名额。政府人员即普遍分配于全国之举人进士中。岂不中国政府民选，已远在西方之前。近代西方亦采用考试制度。中山先生五权宪法，特设有考试院。谓使一大学教授，与一汽车夫同在街上竞选，此大学教授未必能获选。若求真得人才，公开考试，未必逊于民选。此诚不失为近代一至理名言。

    西方为选举而分党。中国古人则主群而不党。群公尚和，党私启争。中国政府每集会商榷，但不分党以争。东汉以党锢亡，北宋以新旧党争致乱，明末有东林党，乃故以恶名加于朝贤之上，而国祚亦因此而斩。民国以来，终未能组成如西方之政党。中山先生言，国民党乃一革命党。革命完成，政府已上轨道，则不必再分党以争。中山先生虽未明言，而涵意则甚显。中山先生又主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需先经考试，故五权中有考试权无选举权。此项意见倘获实施，则当为此下政治开一新面貌。惜无人继而畅发之。

    一党又必有一主义为号召。其实西方现代政治，唯民主一主义。保守进取，仅在步调方法上相歧。马克思乃犹太人，非欧洲人，唱共产主义。俄国人列宁，借为号召，排除沙皇专制，创造无产阶级专政之苏维埃政府。于是共产党乃成为国际性世界性一组织，传播全世界，群起革命。至是始成为政治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之唯一美德，则曰崇尚学术，超在政治地位之上。马克思共产思想，犹近学术研究。国人崇慕西化，所作所为，乃有远超西方之上者。实则仍是中国旧传统，崇尚学术。唯其所谓学术，则一味变我之旧求彼之新而已。人性难变，当加深警惕。但亦不得不谓，乃近代国人崇尚西化，蔑弃传统之一观念一风气有以助成之，此亦深堪愧怍。

    政治从民族来，故三民主义以民族为首。但尊美派则谓三民主义即美国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不知一党专政可反对，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则未可轻加反对，此又当辨。中山先生民权主义又谓，权在民能在政。果政府考试显其能，则可不烦有民选。惜乎国人深慕西方，厌弃传统，考试院形同虚设。忽视了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即无以体究中山先生之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中国传统自有一条路线。孔子曰：“贫而乐，富而好礼。”此两项乃人生所向往。有此民族，始有此民生。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西方所争，实皆非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所重。要之，三民主义乃为一国行政大纲建立，非为一党建立。信奉中山先生者，当深切体究。

    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中，又有监察权。此与考试权乃直承中国传统而来。秦汉时代有御史大夫，乃副宰相。下有两丞，一名中丞，即主监察皇室内廷事务。此亦中国传统政治非帝皇专制一明证。此下各朝代监察制度递传不绝。但今五院中之监察院，其职权实为立法院兼代，监察院与考试院同其冷落。以西方政制作楷模，则此两院之无可作为亦宜。

    中国历史上政府种种立法，皆由各机构重要职官任之。以中国传统论，政府高出民众之上，而学术又高出行政之上。种种立法皆富学术性。民意则有此希望，无此能力。故立法当以民为本，不能任于民。所谓“权在民能在政”是已。西方参众两院，任监察之务尚可。任立法，则系学术性，似不胜任。与中国传统相比，最多是互有得失。决不当谓西方新而是，中国则旧而非，下如此轻率之评语。

    故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首当发挥其民族主义。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首当研讨中国之传统政治。决不当一依西方现况来做标准，来做解释。至于中西双方政治制度之孰得孰失，孰优孰劣，则当待学术界之再作衡论。岂得如今日国人之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