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物世界与心世界

母生命亦归入己之心，而与己之生命融为一体。故养心贵能养其情，不在养其知。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为心情见于行为，始是生命。有生命，乃始加以外面文章知识之教育。生命开始重在其有家，家庭教育乃以教其情。西方人自幼即以知识为教，自心生活言，无以成人。西方哲学亦贵知不贵情。至少非中国人所谓人伦之学。西方科学就物以为知，更非养其心。为学立场不本于心生活，不本于生命之全体，而仅本于身生活之一部分，故其为害于全人生者转多。

    中国人言知，分体魄与魂气。体魄之知，限于身之器官，各别不相通。鼻口所知为气味，生命所赖，非呼吸饮食则不得生。视听所知为声色，无声色，无见闻，虽可有生，但生之境界狭，不得为人生之全。马牛羊鸡犬豕六畜，皆有视听见闻。犬马知亲疏，人或自称犬马，然人生终与犬马有别。

    论语有子曰：“孝弟为仁之本。”知有父母兄长，不孝不弟，即不仁。人而无仁，则所知非智。其心有仁，乃得谓之为成人。既成人，乃有魂气之知。乃为心生活之知。若仅求通于物，则无仁而不智。科学造原子弹核武器，岂非皆无仁不智。哲学创为唯心唯物论，其心实亦如物，不仁无智。仁智皆即人之心生命，必通天人一内外而始得。故中国人所重在道，则重行又过于重知，而始得称之为成人。西方人则生即为人，无中国人此观念。

    孔子曰：“仁者寿，智者乐。”唯仁乃得生生不已，此乃大生命之寿。唯智乃能无入而不自得，即自得其生命之乐。乐天安命，乃大智，亦大乐。原始人赖渔猎为生，渔猎必赖体魄之知。归而洞居，家人相聚为欢，遇月夜，或出洞以歌以舞，如是始是心的人生，乃得谓之真人生。其渔其猎，乃人生之手段或工具，此乃人生所不得已而应有之用。其洞居相聚，或出洞歌舞，乃始是人生自然真生命之体之一面，人生可乐正在此。近代人乃转以慕效原始人渔猎为种种运动，转谓人生真乐乃在此，则亦浅矣乎其视人生之乐矣。

    即如鸟兽晨兴，林中争鸣，闲居相聚，乃其乐处，亦即其真生命之一面。故生命必同类相和相亲，不在同类之相敌相争。有一家之和，有一国之和，有天下之和。道一风同，乃得之。真人生则不仅在身，必在家国天下。在人生之大和中，乃得人生之真乐。

    目欲视，耳欲听，此之谓欲。视听而心乐，此之谓情。人生真处乃在情，不在欲。西方人重知不重行，重别不重通，重争不重和，重欲不重情，其生乃不安不乐，则何贵有此生。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曰悦、曰乐、曰不愠，皆在人生真处。学而时习，则可上通前古。有朋远来，乃可旁通一世，并可下通后世。人生到此，何乐如之。己之所乐，他人不知，己又何愠。或问，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不知非读书乃为学。原始人洞内相聚，洞外歌舞，即有学。今日西方科学，乃仅学原始人之以渔以猎，学其人生手段，人生方法，学其为人生之工具者日见进步，而其距人生真处目的所在则更远。不求之近而求之远，乃求灵魂上天堂，则人生仍是一手段非目的。

    能疏于物而亲于心，乃得孔子仁智之大义，而人生乐处亦在是，人生真处亦在是。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言：“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性在天，率之修之教之则在人。求善处人生者其勉之。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实则乃是止于至善。孔子又曰：“富贵不可求，从吾所好。”富贵乃外在物世界，所好则内在心世界事，此其别。

    平剧中两人对骂，其相骂声，乃和合如一歌。两人对杀，其相杀状，乃和合如一舞。人生而戏剧化，即人生之艺术化。西方人生则一趋于机械化，非艺术。核子战争岂得谓是一场戏剧，又岂得谓是一种艺术。

    人生贵能单纯多闲暇，此心乃有欣赏可言，而生命乃得感其悠长。若多外来刺激，唯感繁杂忙碌，则此心不安不乐，生命亦唯感其短促。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一则为机械人生，一则为艺术人生，对此不当不辨。

    有医德，有医术。医术可以救人得生，亦可处人于死。但医德只许救人生，不许处人死。法律主要则在处人死。中国古人极重医，轻视法。西方教会创始大学即有医法两科，不为医师，即为律师，同以救人死为任务。纵是恶人患病，医师必加以治疗。犯罪，律师必为之辩护。中国人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良相救人死，其道远超于良医。故中国人兼言道术，而法术则为中国人所轻。更何论于刑罚之法。西方宗教凯撒事凯撒管，治平大道，上帝亦所不理，则唯有律师可任。故西方人仅知有法术，不知有道德，乃为西方文化一大缺陷。

    （二）

    中国自古即为一农业社会，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生事已足。过求拓展，不仅收获不增，或反致荒芜。安分守己，斯为上策。夫妇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有福，群知羡慕。故所重在人之性情德行，在内心，不在外物。外物多同，所异则在心。

    西方古希腊则为一商业社会，群出经商，或致巨富，或仍平平，或则亏折，遭遇不同，机会不同。故其所重，多在外，不在内。即反求之己，亦在其商品货物上，不在其德性修养上。他人之向我所求，亦在物，不在其心。中西人生相异其要在此。

    农事最重天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节令，谷雨霜降，大体可信。航行大海中，朝夕之间，风浪难测。故农业民族仰天俯地，多信心。对之有信，始有忠。不仅对天地，即对五谷百蔬，鸡犬牛羊亦然。故农人其性忠信，一心瞻对，即为笃敬。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是也。商人不仅航行海洋，所至亦异地异风，无信心，亦无忠忱，唯以机变适应，甚至欺诈，无忠信笃敬可言。故西方人所重在外，天地人群尽在外，与己若相敌对。中国人则重一己之内心，对人对天地万物，同此一心。通天人，合内外，皆此一心。除忠信笃敬外，更有何事。

    人生所贵，在能同中求异。我之在天地万物中，必求有所异，始见有我之存在。我之异于外者，亦只在此一心。故中国人所重乃在德性之学。忠信笃敬，乃至为圣为贤，为君子，只是此心德性上程度之异，其所重皆在内。富贵名位，事业权力，则在外，中国人乃不加重视。

    人生要求主要果在己之一心，则求而易得。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曰：“是不为，非不能。”韩愈亦言：“足于己，无待于外。”而且人心相同，己之所得，亦可分之人人。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老子亦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如此则道一风同，礼运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即在是。西方人则内心只有求，所求则尽为外物。又即以身为己，身亦一物，而心为形役，只成人生一工具。但身之所求，如衣食，实易满足。不易满足者实在心。于是求衣食，转而为求富贵。而富贵乃相形而见。他人贫，乃见己之富。故孔子曰：“为富不仁。”既求富，又当求贵，否则不足以自保。故财富之上，必继之以权力。故希腊之后乃继之以罗马。

    西方人重外不重内，故知有事业，不知有德性。事业有成败，而德性则可有成不败。两军交战有胜负，而中国则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杀身成仁，亦无亏其为将之德矣。西方则兵败将降，乃属常事。拿破仑一世雄豪，两度败降，终不失为西方一英雄。以中国标准言，则不得不谓其德性之有亏。

    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可谓事业无成，但亦已全其性命。较之曹操与司马懿，事业有成，性命有亏，贤奸之辨显然。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人生观。近代国人竞慕西化，性命二字，已不知作何解。则曹操司马懿必转而居诸葛之上矣。

    中国人重德性，其论人亦有品格。品较在内，而格则形于外。如曰格式，又曰形格势禁。物必有形，形必有格。大学言格物致知，能于外物知有格，斯即其内在一己之德性。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人生主要在其一心之德性，亦即人生之真乐所在。乐在心，不在身。故身生活必知有格，饮食起居皆有格。富贵属身外物。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颜子不改其乐。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此诚中国人生哲学一最要端。身之格曰“廉耻”，心之格曰“礼义”。礼义廉耻尚在外，孝弟忠信始在内。而内必形于外。道释太偏内，西方太偏外。中国儒家则主一天人，合内外，始得谓之中。

    中国人言天地万物，亦主其德性。麟凤龟龙为四灵，麟与龙较难详，凤与龟则较易知。庄周言：“凤鸟非梧桐不栖，非练食不食。”则其一栖一食皆有格。龟之饮食享受，活动作为，极有限制，极有禁格。但其寿命则长，故亦尊之为四灵之一。灵指心，指德性言。庄周辞楚相，曰：“宁为龟之曳尾于涂中。”故中国民族生命长达五千年，生齿日繁，人文日化。直迄于今，乃始改图。生而为龟，必为人所耻。人心之变，于斯可见。

    中国人对禽兽之德性观，尤可举家畜为例。如群字从羊，因羊最能群。善字亦从羊，则唯能群始为善。如美字从羊，亦指其德性，不指其躯体，亦不专指其味。犬牛鸡豚皆有美味，而羊则能群有善尤为美。窈窕淑女，亦指其德性美。古希腊雕塑美女，主要在其形体，与中国人观念大不同。诗又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女性美在其一笑一盼，此皆内心之表现。目与口其美浅。羲字亦从羊，则未有不群无善而可得谓之羲者。易卦龙象乾，马象坤，羊象兑。兑指泽，尚通。能群而有善，则人与人相通。可见兑象羊，亦指其德性。群水汇聚则为洋，洋洋大观，亦指其通。庠序之教，庠亦从羊。教育重在教人有善能群，亦重其德性。祥从羊，祭祀奉羊，亦为鬼神所喜，故得吉祥之报。详字从羊，言语能彼此相通始得详，不在多言。佯从人从羊，乃伪装。羊富群性，缺个性。人之为性，则须能立己以通于群，否则为孔子所恶之乡愿。故佯则不诚不实，虽非巧言令色，亦不在可取之列。中国文字创造远在周公孔子之前，而其义已如此。此见中国之文化传统远有来历。依近代国人之意见，中国古人喜龟喜羊，宜其不得争存于当今之世矣。

    中国人尤以德性观自然。盈天地皆一德一性之相通。一己之德性，即为天地之中心，为万世之常轨，而事业亦尽在其中矣。故立己立德，乃为人生唯一大事。今国人则尽从外面事业上来谈人生，则其无当于中国文化旧传统之深情蜜意亦可知。

    中国人言己，非个人。必在大群中始有己，无己亦无群。故己为人，人为己，人己相对而合一，有别而相通。相通合一，即人之德性。故不知人之德性，即无己，亦无人。今日举世群趋于功利，不再论德性。自中国人观念言，则一切皆架空虚构，物与物相叠，成此架构，乃如一大机器，其中只缺一灵。灵非知识之谓。知者知于外，灵则明于内。自知之明始为灵。人为万物之灵，失其灵，即失其所以为人，更何论己。人死则尸体腐，而灵则常在天地间。西方人信有灵魂，有上帝，而上帝则在己之外，不在己之内。则上帝亦如一物。灵魂与上帝之相通，非中国人所谓德性之相通，而别有其所以为相通之道，此则成为西方之宗教。双方之辨，有待详申。

    （三）

    世有盛衰治乱。中国历史，盛世治世，人物活动少，表现亦少。衰世乱世，人物活动多，表现亦多，其影响转深而大。此为中国历史一特征，亦即中国文化一特征。

    唐虞之治，苟无洪水为患，则亦平安而过。尧舜禹之弘德大业，亦渺不可见矣。夏代稍可述者，则为少康之中兴。必待夏桀无道，乃有汤与伊尹之出现。商代之稍可述者，则有盘庚之迁徙。必待商纣无道，乃有西伯昌周武王之出现。及于成康，天下平治，乃亦无人无事可述。稍可述者，则为宣王之中兴。平王东迁，春秋两百四十年乱世，人物迭起，试读一部左传，何等灿烂，何等光明，较之诗书，影响当更大。战国益衰益乱，而人物更迭起。其影响于后世者，乃更大更远。

    秦代一统，人物乃无可言。汉兴，高惠文景，以至武帝，由乱转治，由衰转盛，人物事业始多可称。但其臻盛世，人物亦渐降。稍可述者，为宣帝之中兴。东汉光武明章，又复由乱转治，由衰转盛，乃多人物可述。三国世乱，人物又鼎盛。西晋稍定，人物亦遽退。南北朝之际，北方之乱盛于南方，而人物则较多。唐代之起，由衰转盛，由乱转治，而人物亦特多。要之，世乱则人物起，世治则人物谢。宋不如唐之盛，而人物则更盛于唐。南宋更衰，而人物则更起，不遽逊于北宋。武臣如岳武穆，文人如朱晦庵，杰出古今，汉唐以来，谁与相俦。

    元代以蒙古异族入主，政治变于上，而社会则依然中国之社会，人物则依然中国之人物。文化传统俨然无变。明初人物，皆起于元。下如王阳明，苟非龙场驿之贬，不有宸濠之乱，亦不成一后世相传之王阳明。世益衰，而人物益起，乃有无锡顾高之东林。

    清代又以满洲异族入主，而明遗民乃多千古杰出之人物。如顾亭林，如李二曲，如黄梨洲，如王船山，多在野，不在朝。下及乾隆盛世，十大武功，煊赫一时，然为中国人所夸称者，则为在野之学术，而非在朝之功业。吴派、皖派，常州派、扬州派，汉学之兴，与宋学相抗衡。非由政府提倡，乃民间自由兴起。嘉道以下，由盛转衰，由治转乱，而后有湖南湘乡一派之崛起。此亦在下不在上。辛亥革命，于是又有新时代之新人物兴起。

    故就一部二十四史言，吾中华民族生命之旺盛，乃每见于衰乱世，更过于在升平世。此则为并世其他民族所少见。即就西欧言，如希腊罗马，衰则永不复起。现代国家如英法，则衰象已见，恐亦不能再如以往之英法。其病痛所在，凡所建设，偏在物质方面，而人类本身，则似转少注意。则如身之既老，乃不复旺。此亦一种自然现象，无足深怪。中国治世盛世，亦不重物质建设。唐虞三代古迹，极少遗存。秦有阿房宫，项王入关，一炬而烬。长安为汉唐故都，其建设遗迹存者有几。北平为元明清三代故都，尚留有六七百年以上之故宫，较之希腊罗马遗迹，尚愧不如。今亦仅供国人游览，而国人对之，亦不会有崇敬心。唯有如曲阜孔林，则历两千五百年来仍然无恙。故中国传统重人重心，西方传统重物重事。此其大异。在中国，田野平民间，子女之孝其父母，其事乃更重于廊庙宫殿卿相之忠其君上。只说移孝作忠，未闻移忠作孝。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为臣者逢父母丧，必离职回乡，守孝三年。期满，始得再仕。则孝心重于世务，为子重于为臣，此即人生一事业。其事业则在道义，不在功利。功利事业必随时而变，道义事业则千古常传。既重道义，乃奉孔子为一宗师。虽有敌国外患，可以破坏其一国之物质建设，但难以破坏其四海皆同之精神传统。故中国民族之命脉，乃在其内心，而不在其外物。

    哀痛心，乃人类德性中极具意义价值之心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亦可谓哀痛之心乃仁之至。人莫不有父母，莫不有父母之丧。中国人教孝，慎终追远，乃培植其哀痛心。世衰时乱，哀痛心生发，而后才智辈起，拯救非难。释迦见生老病死，乃生恐惧心，厌恶心，但不知培养人之哀痛心。西方信灵魂上天堂，哀死之心则淡。故西方人唯求乐生，不知哀死。唯中国人生能哀乐兼存，又能得其中和。以是中国人之德性，乃特较其他民族为深厚，而其生命绵延乃有其悠久之前程。

    孔子辞鲁司寇，在外周游十四年，老而返鲁。鲁之君卿，仍加礼重。是乃鲁政府对孔子之迁就，而孔子则对鲁政府终未有迁就。孟子见梁惠王，使能迁就，亦见大用。然孟子不迁就，而去梁之齐。见齐宣王，仍不迁就，所如不合。汉武帝信从董仲舒对策，表章五经，罢黜百家。但董仲舒并不迁就，不如公孙弘之曲学阿世。后世遂尊仲舒而鄙公孙。唐太宗用魏徵，魏徵不迁就，真言以谏。太宗心愤，有何日杀此田舍翁之语，然终加以容忍。魏徵卒为唐代之名臣，而唐太宗亦为唐代一名君。中国传统，政府常知迁就。而儒学之最标准，则为不迁就。

    韩愈谏迎佛骨，贬于潮州，幸免一死，卒复任用。此亦宪宗之迁就，而韩愈之对宪宗则卒未迁就。汉唐两朝皆崇儒，宋尤然。神宗尊王安石司马光，而两人政见不同，卒成新旧党争，神宗哲宗亦唯迁就。明成祖攘夺帝位，方孝孺不迁就，乃受十族之诛。但后人则尊方孝孺，不尊明成祖。唯成祖既得位，终亦尊儒道，此亦其迁就。

    最特殊者，异族入主，亦知迁就中国之儒道。许衡仕于元，其所贡献亦甚大。待其死，诫其子，我为名所误，墓上唯立许某之碑，不愿再列其官位。后世亦对许衡多微辞，不如对同时之刘因。清代入关，更尊儒。明遗老守节不仕，清廷亦皆迁就。偶于李二曲稍有勉强，二曲终生居土室中，不与世相接。清廷不加逮捕，亦仍迁就。而二曲亦遂为后人崇奉一名人。中国自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一心相传，事迹昭彰有如此。

    抑更有进者，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孟子言性善，乃得为亚圣。汉之司马迁，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此下二十五史之鼻祖。此在史学上之贡献，实已胜于孔子之春秋。郑玄网罗百家，括囊大典，其功亦不逊于孔子之称道诗书。韩愈后人尊之谓其文起八代之衰，为百世之师，开此下文学一大宗。此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者，又异其趣。周敦颐著为通书，于汉唐儒林之外，乃别启道学，为宋元明三代群儒所共尊。中国学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如马迁之于史，郑玄之于经，昌黎之于集，濂溪之于子，皆可谓超绝一世，为后代之大宗师。而朱子尤汇通四部，可谓孔子集前古之大成，而朱子则集后古之大成。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如上举，孟子以下诸人，皆孔子所谓可畏之后生。然孟子则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韩愈则曰：“并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周敦颐则曰：“学颜子之所学。”郑玄朱熹注经为业，其尊奉孔子更所不论。上下两千五百年，孔子永为至圣先师。人之所学，则皆孔子之学。人之所道，则皆孔子之道。孟子曰：“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后世继孔子而起者，亦可谓皆有得于孔子之心矣。但皆尊孔子，各不尊其己。时异世易，所学所道，实已不同，而其统则一。乃有所谓道统。道则统于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贵一统，其统均在心。其传亦在心。但心与心之间，乃有一大迁就。中国人之学统道统，乃于绝不迁就中有此一大迁就。斯人千古不磨心，唯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乃有此。岂放心外物者所能有。

    然今国人则竞慕西化，乃有双手独打孔家店之老英雄，乃有线装书扔毛厕之新理论。心已变，则一切自随而变。救国救民，不本之心，唯赖外物。唯期成于物，不期成于心。心无成，而所成尽在外，亦复与人生何关。亦可谓人亦为一物，物在心外，亦即心在物外，仅为一工具，仅为一机械，心为物役，如是而已。则何复文化人生之足云。而所谓盛衰治乱，其重要性亦在物不在人。而又复何心物内外之堪分别讨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