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道与器

    易有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人之一身，五官四肢，百骸七窍，皆有形。形则必可分别。限于其分别以为形者，谓之形而下。每一形必各有其用，故以谓器。至如身，乃会合此诸形而成。除诸形外，更无他形。则此身实已是形而上。但身亦有形，乃谓之体。体之形异于其他诸形，乃改名曰象。亦可谓象即形而上者，非超诸形之外而谓之形而上，乃会合诸形而谓之形而上，诸形则皆为此身之用，其用则谓之道。

    五官如耳目，亦各有用。故谓之器官。然耳亦为目用，目亦为耳用，五官相互为用，亦共为一身用，斯则必有其道矣。更推而上之，夫妇父子兄弟各有一身，亦即各有其身之用。但夫为妇用，妇为夫用，父子兄弟亦互为用，如是而合为一家，则必有一家之道矣。家超于身，若无形，实亦有形。更推而至国与天下，实亦固然。更推而至于万物，有生物，有无生物，更推而至于天地，乃合成一大体，有其大用，是即天地之道。所以谓形而上者谓之道。

    今问诸形何以得相通，则为有气。一身之内有气，一家之中亦有气，一国一天下，以及宇宙万物之间，亦莫不有气。气无形，是气亦形而上者。故中国人称道气，不称道形。亦只称形器，不能称气器。实则气乃是一大作用，若言天地万物乃一体，则气即是其大用。非有此气，亦不成其为体。亦可谓天地万物皆形而下，唯气乃形而上。道家言自然，主要即在此气字上。

    西方人言形而上，与中国大不同。如方圆，世界万物依几何学言，乃无一真方，无一真圆。标准之方圆，乃形而上，在此世界之外。由此标准，递除递变，而有此世界万物之方圆，则尽属形而下。故形而上与形而下，乃确然为两物，而无所谓道与器之别。中国之言形而上，主要在其通而和。西方之言形而上，主要在其变而别。唯其主通而和，故天地万物可以为一体。唯其主变而别，则天地万物亦无成为一体之可能。

    中国人以气象言，天人可以一体。西方宗教则绝不认天人为一体。西方人之体字，其观念亦与中国大不同。如医学，中国主要在求身体中之气脉相通处。而西方人则把一身分为诸器官，耳是耳，目是目，肠是肠，胃是胃，耳目肠胃科，各成专家，可以分别治病。由医学推之一切自然科学，无不皆然。如中国药物及农用肥料，多用有机物，因人身与土壤皆属有机，两者相通，乃生作用。西方药物及肥料，皆以化学制成无机物，唯其为物不同，成为敌对，始有作用。

    中国人认为一切作用在其和通上，西方人认为一切作用在其敌对上。故其治生物学，西方人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亦从其相互敌对处看。中国人则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气相成，仍从其和通处看。制器利用亦然。中国如纺织，如陶瓷，皆贵有生气。西方则主用机械，以无生气者为上乘。中国人最先利用无生物如炼铁煮盐，皆赖火力。而中国人视火亦非成形之物，乃属生气，故得与其他物和通以见用。中国人言五行相生相克，相生自属一气和通，而相克亦是一气相通之用。故金克木，非金与木为敌。火克金，亦非火与金为敌。近人言战胜自然，克服自然，中国人则绝无此观念。至于人群相处，中国人尚礼，富有生气。西方人尚法，则无生气可言。

    今再深入言之。西方人视人亦如一物，亦相敌对，乃有其个人主义之产生。而人与人之相通，则端赖物，商业遂为西方传统所重视。即在思想方面，亦赖语言文字相通。语言文字亦一物，故西方哲学最重语言文字之表达。于是立一名词，必有界说。表达一思想，必重逻辑。而中国人则认为人之相通在其心，心则形而上，相通相和，亦在一气。故西方哲学必求相异，乃始成其为一套哲学。而中国思想则贵相和相通，并贵其不著于语言文字而相通。情感之相通，尤要于思想。而西方人则戒言情感。

    西方人轻情感，重理智。理智亦如一物，但必形而上者。故西方哲学多不建本于人事，亦多不切人事。西方文学好言男女恋爱，此始属人之情感。然其恋爱双方相视，亦各如一物，故曰恋爱非占有即牺牲。而中国人言爱，则为两情之相通相和。故中国男女之爱，必结为夫妇始得完成，而夫妇非专指一夫一妇言，则夫妇一伦当亦指为形而上者言。中国之五伦，则尽在形而上。中国人言男主外，女主内，其实内外皆指人生一体言。此人生之体亦形而上。而今人则以此为中国重男轻女之证。然使男女皆主外，各务一方，则不见有夫妇之道。

    以上所论，乃见中国人即于形而下处见形而上，形而上之与形而下，乃相通和合成为一体。而西方人则形而上乃在形而下之外，两者相别甚显，相离甚远。英国人笛卡儿“我思故我在”，亦西方哲学界一名言。自中国人观念言，我即身之形而上，身则我之形而下，身在斯我在，人尽易知。然西方观念不同，一身百体，何处见有一我。人生尽属形而下，须具体分别，可指可说。如目能视，耳能听，一切作用全从各器官发出。唯有思与明，有此一作用，但不见发处，故曰“我思故我在”。庶见为思想从我而出，是我亦成一形而下，亦具体可说矣。

    若依中国人观念，则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皆由我发，最易见我。但西方人则谓喜则外面必有事物可喜，怒则外面必有事物可怒。如目视必外面有色，耳听必外面有声，皆生于外，不得谓之我。唯有思，不自外发。故西方人轻视情感，而重视思，重理智。思则仅是一作用，而我则仅是一物，一器官，一分别独立之物，则其为形而下亦可知。

    西方哲学又分真善美，此亦属形而上。人生属形而下，则无真善美可言。纵有之，亦如方圆，无十足像样之方圆，乃亦无十足像样之真善美。仅依稀仿佛得其近似而止。科学即在不断求真，宗教即在不断求善，艺术即在不断求美。唯人生既属形而下，即永远求不到，只有依照宗教信仰，死后灵魂上天堂，始转入形而上。此世界则终有一末日来临。西方人之悲观人生有如此。中国观念又不同，人生即是一形而上，人生即是一真一善一美，并三者和合，成为一体。于是在中国乃有人品观，最高理想，最高标准为圣，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皆圣也。圣人与我同类，有为者亦若是，我何畏彼哉。此为中国人观念。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人皆可以为圣。圣则与天同德，与天同体，而真善美尽在此一身一生中。

    儒家别而为道家，则贵常不贵变，贵同不贵分。故曰：“道常无名”，即言其不可变不可分。道如是，则天地万物尽如是，人亦然。故老子又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盖言德则必有分，而不能同。言仁则必有施为，而不能常。其实天地亦有然。老子则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故道家言自然，有三大涵义，即不主分，不主变，不主有所作为。今倘以儒家义易之，则当曰：“由道而后有德，由德而后有仁，由仁而后有义。圣人本忠信以制礼，则形而下而近于器矣。”如是庶符人道之真。老子之言，则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者也。

    孔子言道，则有分别，有变，有作为，而与道家言道在其更高处有相通。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时亦涵有如此义，这样义。时犹然也。当前如此这样，即包括尽了宇宙一切万变。宇宙一切万变，莫非当前之如此这样而已。此后佛家来中国，中国人称之曰“如来”。如者，即如此这样义。尽是一个如此这样，故曰“如如不动”。一切来者又尽是如此这样，故曰如来。道家与儒家，虽多用同样字，而涵义时有不同。佛教东来，中国僧人多用异样字译之，使人易知其有不同。盖佛家主出世，其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更过于道家言。此见古代僧人之翻译佛经，实费一番苦心斟酌。而近代国人乃多用中国原有文字翻译西语，则思想混淆，易滋误解。

    道家又好辨有无，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是老子谓作用乃在无处，不在有处。庄子齐物论力陈风之属于无，并谓风声乃众窍声，非有风声。故道家之宇宙观，可谓是一种无的宇宙观。后起儒家采其意，而微变其说。易传之言形而上形而下，亦可谓即从道家之有无观变来。

    继此有一大问题当提及。即中国人用自己文字来翻译西方文字，而不先明辨其寓意之有大不同者，如上论形而上形而下一语外，中国人又用庄老道家自然一语来译西文，不知西方人乃根本无道家之自然观。道家之所谓自然，乃谓其自己如此，自己这样。宇宙间一切尽是自己如此，自己这样，乃谓之自然。既属自然，则外力无所施，人事无所用。故既主自然，必主无为。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尚在天地之上，而此道则只是一自然，此外再无可分别。无可分别即无变，无变即是常。故又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名即可分。以西方人较之中国人，至少可言其有三特征，一曰好作分别，二曰好变，三曰好作为。此正与中国道家言自然大不同。而中国人乃称西方科学为自然科学，但西方科学乃最反自然，最不喜自然者。然字亦可称为现状。如日出于东，而没于西，有阴晴昼夜，现状如此，中国人则安于如此，以求适应。西方人发明了地球绕日转，非日绕地球转，此乃天文学上一大发明。但中国人知其如此，即安然接受。因中国一切人事只重现状，地球绕日，与日绕地球，与太阳之东出西没，阴晴昼夜之常态现状一切无变，则亦自可安之。不烦再作深辨。

    然西方人之于太阳，则必求知其变由何处来，又变向何处去，与中国人认为太阳只如此一太阳，乃自然如此，双方意见乃大不相同。但如此研寻下去，便不免把人的聪明智力全用在人生的外部太阳一边去。中国人则吃紧为人，主要在农事，注意天文历象二十四节令之订定。可谓中国人乃研究太阳与人生之相通处，西方人则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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