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时间与空间

人重时间，属虚属动，故中国人求常不求变。西方人重空间，属实属静，故西方人必求变求新。可谓中国五千年乃其民族生命之绵延，而西方则自埃及、希腊以至今日之英、法、美、苏，民族相异，生命亦变。比较中西双方文化异同，则诚有难一言以尽者。

    依人类生活史言，先渔猎，次畜牧，乃及农工业，最后始有商业。亦如人之一生，自婴孩迄老年，去死日近。亦可谓，渔猎畜牧乃人之幼稚前进期，农工业则为成长安定期，商业当为衰老期。人之既衰，最要者乃在其忆往念旧，果使往旧无可忆念，则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又何在。近代商业社会，仍不能无渔猎畜牧农工诸业，商则此诸业以成。依时间言，旧与新乃一贯相成。空间游历，则见新旧相异。时间回忆，则见新旧相成。多寿为人生一福，远游终不免为人生一劳。旧可以无新，而新则终不可以无旧。中国人知重历史，此乃生命精神之所在。斯亦见时间之于人生，乃更重于空间。

    孟子言：“规矩，方圆之至也。”方有四隅，四隅皆方乃成方。故方似由分而合。圆则浑成一体，仅有一中心，合而不可分。中国人言“天圆地方”，又言“圆颅方趾”。圆偏动，方偏静，故中国人更贵动。今人乃言中国人好静不好动，好古守旧，不尚进步，不知西方进步在其具体物质，中国进步则在其人文精神，此又其别。

    天地万物，如一大圆体。自人类言，其中心乃在各自之一己。中国人言“一天人，合内外”。此天地万物，由己为之中心，乃能一，乃能合。此言非具体，乃抽象。而己之为天地中心者，非其身，乃其心。但非西方哲学心物对立之心。中国则主心物合一，天地万物均融在此心中。此一境，此一理，则常静而不动。故乐天知命，安分守己，此即主静立人极。然而一言一行，一瞬一息，日常之应对酬酢，以至于一日二日之万机，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乃无不在于此心之动。故大学言：“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一进程，岂非即是一动。而知止在先，则仍是一动。唯动中已包有静，静中已包有动。必分别动静以为二，则难以得其境界矣。亦可谓心是一动，物是一静。大学言“致知在格物”，则心之动即在物。故唯格物乃能致知，而后我心之全体大用无不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达。此始是中国之动静合一，天人合一，内外合一，即心物合一论。

    故中国人言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莫不以己心为之主，为之一中心。其向前而进，日迈日达，而终亦不离此中心。其前进乃如绕一大环，到穷头处，还是原先起脚处。依时间言，可谓极其绵长。而就空间言，则还是原处并未迁动。人则终是一人，己则终是一己。回吾本来面目，可谓至圣而神矣。神即融在吾之生。西方观念，灵魂天堂，与此生世，境异非一。西方重空间观，即宗教信仰亦如此。而中国人重时间观，则非今日专慕西化者之所能与言矣。

    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矩字指外面一切规范，较具体，较有静定性。庄周则言：“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故儒家重言矩，道家则重言规。因儒家重内心修养，而道家则重外面应付。规较近抽象，较有活动性。故中国人又言“循规蹈矩”，规宜循而矩则可蹈。可见规具向外行动意，矩具守己静止义。矩易落实，而规则空灵。方合四隅而成，一隅不成方，但亦自成其为一隅，中庸谓之致曲。规则为浑然之一体，非循其全，即不见其为规。人心所向，一言一行，皆可成矩。但一言一行，非可即成规。故矩实具空间义，而规则仍涵有时间义。矩为部分，规则全体。故西方人于方圆动静皆加分别。中国人言动中即涵静，静中即涵动。规矩连言，即犹方圆连言，亦犹天地连言，非只言一物一形。但儒家兼言天地重守矩，较之道家之循规仅从天，更适循用。细阐之，亦可谓精义无穷矣。

    孔子又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静，智者动。仁者寿，智者乐。”心分仁智两型。仁属情感，动而易变。智属理智，静而不变。人之初生，即有情感，理智则后起。实则理智属静而较易变，情感则属动而较不变。如慈孝，乃亦常而不变。何道以慈，何道以孝，则属智。中国观念，情感先起，属天。理智后起，属地。中国人尊天卑地，尚智更尚仁。故曰“王道不外乎人情”，又曰“天理人情”，天理王道皆见在人情中，其尊人情有如此。

    中国人言人情最重孝。舜为大孝。孟子书又有上古有不葬其亲者一节，推论葬亲之礼之由来。则孝道上古即有。知葬礼乃随其孝情来。孝之礼随世而变，而孝情则终不变。故孔子曰“仁者静，智者动”。但孝行岂可谓之不属动。唯其能常而不变，斯谓之静矣。

    今再推而言之，不仅人心有孝，即禽兽亦有孝。若以孝为爱，则草木虽无亲，亦可谓各知爱其生。生命从天来，故孝之德亦从天来。即无生物，相互间若无孝无爱可言，然同出一源，同归一体，物各有性，则宜亦有其相类似者。邹衍阴阳家言，分五行五德，其说尤流行于中国社会之下层。亦可谓即本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章来。周易乾坤两爻，一合，一分，象征天地间一切事物之变。其言玄，普通人不易晓。孔子言仁智两型，一情感，一理智，则各反之己心而可得。又山水一动一静，则人所同见同知。然犹当辨者，既同属一体，同属一心，则动中必有静，静中亦必有动。仁中必有智，智中亦必有仁。仁而不智，陷于不仁。智而不仁，便是不智。其理虽深，宜亦可知。

    乐与寿亦然。孔子称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又何怨”，即其乐。饿死首阳山，三千年来，人人心中有其人，即其寿。颜渊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亦不失为一仁者。不幸夭亡，而亦永在两千五百年之人心中，则亦不得谓之不寿。则仁者寿，宜亦有乐。而智者乐，宜亦同有寿可知。

    再推言之，天地万物同此一动一静，一乐一寿，而其间不妨仍有别。如孔子当其仁，庄老宜可当其智。儒家主仁，亦重智。道家偏智，亦有仁。其所不同，如一身之耳目手足，各分左右，听视持行，左右如一，而亦终有其分。一心兼仁智，亦类此。

    身分左右，终不宜偏左偏右。心有仁智，亦不宜偏仁偏智。偏则多失。孔子又曰：“执两而用中。”中国人一切思想论议必分而有合，合而有分。西方则宗教近仁，科学近智，各走极端，不易和合，而尤近于偏尚智，其弊亦经历长时间之演变至今而益显。西方尚智主分，中国尚仁主合，若各就双方同一短时期内之空间观之，则是非得失，洵有难定。若统就其长时间之历史变化言，则五千年来双方之不同，与其是非得失，亦可判矣。故空间之意义与价值，终不如时间。

    依照中国阴阳家言东方之人仁，西方之人义，或言智，似若仅为一种空间观。今人亦有据此来分别中西双方文化异同者。其实西外更有西，美国乃转居中国之东。抑且中国古人不知有今日之西方。盖此言虽仅空间观，实仍涵有时间观。日出于东，没于西。故谓东方之人近阳偏仁，西方之人近阴偏义或智，其言东西，实犹言始终。人生当以仁为始而终以义与智。此亦一种心物合一论，亦即仁义仁智合一，情理合一。无情乌得有理，无理亦乌得有义有智。

    人生中年以前，日趋生长，则近阳而亦近仁。中年以后，日趋成熟，则近阴亦近义与智，亦证义智由仁来。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忠信近仁，好学则学其义与智。中年以前多情多近仁，中年以后多理多近义与智，此乃人生一自然进程。孔子之求为一完人，必具备人文全体之时间性。读古人书，贵能通其大义，偏据一端，则又必失之。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若谓赤子心近仁，大人多义多智，唯大人贵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是智与义而不失其仁。赤子亦必进而为大人，是即仁而必臻于智与义，情而必达于理。故中国人言天，常兼言阴阳。言地，常兼言山川。言人之德性，则必兼言仁智仁义。今若谓中国人重仁轻智轻义，重情轻理，岂不又失之。又如原始野蛮人，若其仁不如后世人，实乃其智义不如后世人。原始人亦具好生之心，即其仁。唯不知何以好其生，又不知好人之生亦即所以好己之生。智义不及，乃无以见其仁。理不到，亦无以见其情。而近代核子武器之发明，则其仁、其情又远不如原始之野蛮人矣。故人事复杂，世态多端，单凭短暂之空间具体无可判，必待悠久之时间抽象论乃定。

    中国人言始终，又言本末源流。倘谓中国人重本源，轻末流，则又失之。故中国人兼言天地，而天尊地卑，又必加以分别。虽其语流为通俗，其义深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