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整体与部分

    （一）

    有整体有部分。但应先有了整体，才始有部分。并不是先有了部分，乃始合成为整体。如先有了天，乃始有春夏秋冬，非是先有了春夏秋冬，乃始合成一天。亦是先有了地，乃有山海川谷，非由山海川谷，合成一地。一个住宅，必有门墙窗户。非由门墙窗户，拼凑成一宅。人体亦先由身之整体来产生出耳目口鼻胸腹手足各部分，非是由各部分来拼凑成身体。

    西方人看重部分，中国人则看重整体。在医学上，西医更分别看重其身上之各部分，中医则看重其各部分所合成之一整体。如西医重视血，中医重视气。血是具体的，分别流行于身体之各部分。气则不具体，不能从身体各部分中抽出一气来，气只是血之流通的一抽象功能。有了气，血才通。无气则血不行。气绝则人死。中医重气，西医少提及。

    如言心理学。西方人从物理谈到生理，如目之视，耳之听，西方心理学必先提及。其实这是心之部分功能。即如喜怒哀乐，亦是心之部分表现。该有一整体的心，西方人较少重视。中国人言心，每指其整体，而颇不重视其部分。部分从整体生，不明其整体，即无法了解其部分。这是中国人观念。

    西方心理学家似主指挥全身者在脑，医学家则认人身活动中心在心肺。人之死，亦以心肺部分定，不以头脑部分定。但在心肺与头脑两部分之上，应有一更高综合机能，即人之心理与生理之上，当有一生命之总体存在，西方人在此方面似乎未加以深切之寻讨。脑神经，心血管，具体可指，但只是部分存在。中国人则言血气心气，又言生气神气，亦言体气。用一气字，即指其生命总体之综合存在。中国人言心，不指头脑言，亦不指心肺言，乃指一总体心，实即是生命。但生命又何在？此与西方心理学家与生理学家看法有不同。中国此一心字，只可抽象理会，难以具体指示。

    如机器，亦有部分，有总体。但机器由人制造，亦可谓乃由部分配合成总体。非加入一指挥与使用者，机体自身无生命，无心灵，亦可说无血气，不由自主，不能自动。人身则不像一架机器，有血气，有生命，能自主，能自动，而且不当用外力来加以指挥使用。但西方人看人体，却亦俨如一架机器般。即在西方的心理学家，亦在寻究人心如何由外力来加以支配与指使。如研究制约反应，即是一例。而对人心之自立自在自动自发处，反不重视。所以他们并无像中国人所有的人格观。他们的人格二字，只在法律上用，不在人的生命上用。中国人所谓人格，即人之生命，自动自发，自立自在，非由任何外力来支配使用。故孔子言“君子不器”。西方人则正要人来作一器用，故西方人生重外力。中国人生亦有一种外力，则曰天。实则天人合一，仍非外力，乃内力。

    中西观念此一分别，最先应从其从事生产事业起。中国是一农业民族，耕种稻麦蔬果，畜养牛羊鸡豚，又凿池养鱼，在其观念中，各业总为谋生，实成一体，无多分别。西方乃是一商业民族，观念大不同。商人谋生，只从某部分着想，或卖布匹，或卖器皿，全从外面人所需来选择从事。只从整体中选择其部分，此是商人观念。古希腊人心理，应即如此。

    在此一观念中，引生起中西文化体系之大不同。如言政治，此该是人群大总体活动中一主要项目，但希腊人无此观念。雅典是雅典，斯巴达是斯巴达，各自为政。只是一城邦，不成为一国。在他们亦并非不知有一希腊民族之总整体，只是雅典人斯巴达人都在部分上用力，结果合不成一希腊国之总体。

    罗马亦只是意大利半岛中之一部分，由此一部分来统一意大利半岛，又继之征服地中海四围，跨有欧、非、亚三洲，而创建一罗马帝国。但乃由部分合成，不得谓是一总体。以植物譬之，罗马如一大树，荫蔽广土，其下尚多灌木丛草，然皆与此大树不同根，亦非此大树之枝叶。大树开花结果，亦与其荫蔽下之灌木丛草无关。此诸灌木丛草，亦或有花有果，但亦与此大树无关，各有生命，非同一生命，不能融为一体。

    又譬之动物，如蜘蛛吐丝张网，网上亦黏有蝴蝶苍蝇其他生物，未能飞去，蜘蛛乃可将之逐一吞噬。忽有人持竿打破此网，蜘蛛不见了，网上蝴蝶苍蝇获得解放。此网不得谓是此诸生命之体，并亦不得谓是蜘蛛生命之体。故罗马帝国虽有体，无生命，不得谓是一生命体。

    然此乃中国人观念。西方人并不如此看，如此说。亦如上述，因中国多农人，稻麦蔬果，牛羊鸡豚，长日与生命为伍，故常有一生命观念，并抱有一生命总体观。西方工商社会只有器物观，非生命观。其所创制，胥属无生命之器物。即大至一国亦然。

    中国自神农黄帝以下，即由中国人抟成一中国。中国民族生命，即以此中国之抟成为其体。人之生命必有其体，即其身是也。推而大之为家，又推而大之为国。身之与家与国，体有大小，但同为一生命体。人之生命，亦有大小。小生命寄于身，大生命则寄于家与国。要之，有一生命总体之观念存在人之心中，而表现出此一国大群之组织。证之史乘，可加阐明。

    中国古代尧禅舜，舜禅禹，禹又以天子位禅之益。使益果登天子位，亦不传其子。则中国君位世袭之制当早已消失。但当时之中国人，乃尽朝禹子启而不朝益，于是乃成此下之夏、商、周三代。而更有秦汉以下两千年来之绵延。其中乃有当时全民族大群生命之情感成分寓其间。王道不外乎人情，故中国之建立，乃成为中国全人群生命一总体。苟以近代西方部分功利观念言，则当时中国人之不朝向益，而转朝向启，岂不成为政治上一大退步。

    西方观念则大不同，即如其现代国家，上面是政府，下面是民众，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依然是部分对立，而不成一总体。民众唯当纳税，即当兵亦无分。政府以佣兵来统治，民众纳税来育养佣兵，成为统治自己的力量，而无可反抗。此所谓君权。朕即国家，国属君，不属民。民权兴起，乃在争税额须先得纳税人之同意。故民权代表之选举，亦仅纳税额高达某水准之民众有其权，则仍是部分的，非总体的。

    乃选举渐进于普选，乃又分党竞选。多数即胜利，少数即失败。但多数仍属部分，非总体。总之，西方政治乃如一架机器，非生命的。生命仅在于各人。政治乃权力相争，而有一套法律规定，即认为是最高理想。中国人称政治，政者正也，合四隅成一方为正。治指水流，众水滴依道流行。四隅之于一方，水滴之于一流，即部分，即总体。水其总体，水滴其部分，不失其自由平等独立之地位，而相互间无所争，乃能融成一总体。故中国人言“群而不党”。西方人言政必重权，有党有争。中国政治重职不重权，无党无争。

    中国政治亦有争，所争在道义之是非，而不在多少数。多数有不是，少数有是。部分间亦有是非，而主要所争则在总体上。民众由考试参加政治，政府规定一水准，但非由君主一人定。此制度，此水准，由政府随宜改变，非可由君主一人来改变。唯有一大趋势：考试日开放，录取额日增添，如此而已。

    政府由民众参加，亦由民众支持，主要有两项，一纳税，一当兵。唯同样有一大趋势，即纳税额日见轻减，而兵役则日见优待。秦汉以下如此。秦汉以前，唐虞、夏、商、周，当时有贵族阶级，但并非由某部落某氏族来统治天下，亦非由各部落各氏族来争此天下，乃由各部落各氏族共融为一体，以成此天下，而使此天下达于平治之境。此乃中国传统政治一共有精神，乃有一生命之总体观存其间。此乃与西方尚权政治一大不同所在。

    不仅政治史为然，即学术思想史亦然。中国学术思想即为寻求此一生命总体而加以认识，并求加以充实发挥光大，此之谓道。道亦一体，而有生命性，故能不断继续有其生长与变化。此体亦有部分，但各部分仍相会通，非可独立，更不容相争。如古代榖梁经学，亦文亦史亦哲，有政治有社会有人生，共相会通。诗三百首即然。若专以文学或政治视诗经，则浅之乎其视诗经矣。诗然，易亦然，尚书、春秋亦然。倘疑春秋何得称为文学，则春秋之一辞褒贬即其文学，读公羊、榖梁两传可知。倘疑易经何得称为史学，则易言商周之际一语，便可证其为史学。然若谓春秋是文学，易经是史学，则又不然。要之，当观其总体，不就部分论，乃庶得之。其他子史集三部亦然。但未有不志于道而能成其学者。道即人之总体生命所在。

    西方学术又不然。必分别为各部分，而不成为一总全体。如文学，如哲学，如科学皆然。至如史学，必会通各部分各方面以成，故于西方学术史上属最后起。又有政治学、社会学，亦各分别独立。而中国又不然，宁有不通其他诸学，而可独立自成为一套政治学与社会学。此可谓之不知道，亦不知学矣。

    于是而论为人。人之为人，则是一总体，非部分。西方观念各治一业，各得谋生，即为一人。中国则认为此只一小人，非君子，非大人。君者，群也。必通于群道，通于人生总全体之大道，乃得为一君子，一大人。中国人讲一切学问思想，亦在求为一君子，不为一小人。如只为一小人，则亦如一架机器，虽各有其用，只限于部分之用，各自独立，无自由，不平等。人为机器所使用，如一电机工人，则其人为电机所使用。如一文学家，其人即为文学所使用。西方人乃重视此等用，各专一门，互不相通，称为一专家。其自由乃为其专门所限。中国人则谓“君子不器”，做人不当如一架机器，限于专门一用途。纵谓其有生命，亦仅一小生命，乃生命中之一部分，而不得通于生命之总体。此则终是人生一大憾事。

    中国社会亦是一总体。先秦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各有专业，合成一总体，乃同为此总体而努力。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劳心者即士，依近代语，乃一无产阶级，但实乃劳其心以为人。而劳力者则受劳心者之领导安排。故有产与无产，食人与食于人，乃相互融通和合，会成一体。或谓中国社会之士，乃从孔子儒家起。实则孔子以前已有士，如管仲、鲍叔牙皆是。其实封建贵族亦即是士。如文王、周公，实亦皆如后世之士。前如商代之伊尹，夏代之傅说，亦皆士。孔子同时郑子产、吴季札亦可谓之皆是士。士与贵族本不易分。亦可谓中国封建时代贵族平民本属一体，应称为氏族社会宗法社会。秦汉以下，则为四民社会。政府则成为士人政府，唯士乃得从政。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不当耻恶衣恶食，而农工商劳力者亦不得锦衣玉食，中国社会之经济人生，有一适当之安排。要之，重道义，不重功利，不以部分妨害总体为原则。故中国不重物质人生，而重精神人生。西方则古希腊主要为一城市工商社会，郊外有农人，则称为农奴，两者大有别，明其社会之不成一总体。如人身有五官七窍百骸四肢，又孰为主孰为奴。若分主分奴，即不成为一体。

    罗马则军人为主，而农亦为奴。马克思称希腊、罗马为农奴社会。但谓其社会中有一部分为农奴则可，谓其乃一农奴社会则不可。马克思此语，可谓乃属哲学，非史学。其主唯物史观历史演进，乃以物为主，而人亦为之奴。故其分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产社会、共产社会，皆主物质经济条件，不以人与人道分。中国之四民社会，士在上，农工商在下，乃分人生职业为四，而共成一体，非有主奴之别。则非马克思所知。

    西方中古时期，除却封建堡垒贵族骑士之外，又有教堂林立。严格言之，可谓有人群，无社会。社会乃人群之总体，无社会，则可谓之有人而无群。近人谓西方乃个人主义是已。人必依于群以为人，个人相别，则俨如一物。故个人主义实亦与唯物主义相通。西方社会个人唯物，故有部分，无总体。中国社会乃一人群人道之社会，其部分则尽在总体中。

    倘称西方为一宗教社会，或庶得之。人类共信一上帝，乃有其综合性。但必死后灵魂上天堂，乃始见此道之真实。方其在人世，则凯撒事凯撒管，其道仍不见。近代欧洲除共信一上帝外，一切不离希腊、罗马两型。资本主义之工商社会，则不脱希腊型。帝国主义之殖民政策，则不脱罗马型。资本主义必建基在机器上。苟无种种机器，则近代资本主义亦不得产生。而各项机器则由近代自然科学之发展而形成。故古希腊只得称为工商社会，而非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之资本主义社会，实应称之为机器社会。人群集合在资本之下而有组织，实则乃集合于机器之下，而始有其组织。然则人之生命，岂不寄托于无生命之机器？西方帝国主义，则必建立在异民族异社会之上。如英帝国必建立在印度、香港诸地区之上。不仅如美国，即加拿大、澳洲，凡属英吉利同一民族，则必各自独立，不能共同建立一帝国。西方之资本主义亦必寄托在异人群异社会之上。吸收他人钱财，以作自己利润。若仅吸收自己社会之钱财，则资本主义即不得发旺。故资本主义必与帝国主义相依存，同根发荣。近日英法帝国主义日趋衰退，其资本力量亦日趋减缩，即其证。

    最近美国受阿拉伯石油政策之打击，其资本力量即告不安。倘在帝国主义盛行时，美国必出兵征讨阿拉伯诸邦。资本必寄托在机器上，而机器动力又别有所赖，则纵谓美国当前资本主义之生命，乃寄托于阿拉伯诸邦之地下石油，亦无不可。此亦证马克思唯物史观之有当。至于马克思之共产主义，换辞言之，即为共有此机器所得之利润，以共有此财富。即结合凡属参加工商业者，成为一更大集团。故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实非反对资本主义。马克思分别农奴社会在前，继之以资本主义社会，乃始次之以共产社会，则其意共产社会乃资本社会之更向前更进步可知。然而人类不能脱离农业以为生。农业生产之重要，实当远在工商业机器生产之上。依照马克思理论，既不反对机器与资本利润，则向外工商业之发展，自不免于异人群异社会中仍有农奴之存在。中国观念，则农绝非奴，农工商各业，乃同在人类生命之总体中，而农业则尤为生产事业中之最要基本。

    然则全世界人类前进，终将以何一目标作领导？此有一义，当首先指出者，即人类决不当由机器来领导，而终必以人道为领导。人有生命，为人之道，首当认识其自己之生命。再由认识自己之小生命，而认识到人类共同之大生命。此大生命乃一总体。再由此总体而认识到其总体中之各部分。有了此种认识，乃知所谓人道，庶可领导此下世界人类之前进。而中国文化传统，则正重在此一道义之认识上。故中国人生不重职业与职位，因其只是人生之分别面。特重品格品德，因此始具人生之总体面。果使全世界人类能各自注重其一己之品格品德，则人类庶可有理想之前途，而各项科技与机械亦可得其正确之利用。中西文化亦可得其会通和合之所在矣。

    （二）

    中国人与西方人在生命观念上有绝大相异之一点，即灵魂之有无。西方人自古即信有灵魂，投入躯体是为生。逮其死，灵魂离躯体而去。倘保存死后躯体，灵魂归来，还得复生。埃及人之木乃伊及金字塔之建造，即由此信仰来。犹太人亦信灵魂，耶稣教本此而成。如此则生命显分躯体与灵魂两部分。此两部分各受管制，管制灵魂者是上帝，管制躯体者是凯撒。直至近代，西方人生殆可说全由此一信念演变来。

    中国人不信有灵魂之先此生而存在。余有“灵魂与心”一书详述之。大意谓人生先有此躯体，躯体各部分俱有知，称为魄。其总体之知乃为魂。人之死，魄随躯体而亡，魂气则无不之，可以流散天地间。此一观念最主要者，乃认生命从物质中产生，与西方达尔文所创生物进化论之意见若相近，但亦有不同。达尔文进化论看生命，仍重部分观。如微生物、植物、动物、脊椎动物等，历级而生，但似缺乏一生命之总体观。故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倘谓有一生命总体，即是一斗争，一战场。达尔文与耶稣，科学与宗教，只就部分与部分之斗争言，则双方还是一样。故宗教与科学，若相反对冲突，但亦有其相通合一处，乃同得存在发扬于西方社会中。

    中国人看生命从躯体来。躯体则由金、木、水、火、土五项物质所合成。中国阴阳家言，天地间万物，总不出此金木水火土五项。称为五行，亦称五德。行者，犹言行为行动。万物各有行为行动，皆由其内在德性之分别来。亦可谓，有生命与无生命，同样有行为有行动，亦同样有其德性。其总体则为天。天生万物，各有分别。但万物同具一天，则共同成为一总体。一切行为皆由天赋，称为性。自其行与性之将然可能之内足于己而无待于外者言，则谓之德。故中国人对有生、无生有一总体观，则为天。就其部分观，则各为物。有生、无生，同为物，同一总体。而此总体，则是一动，故曰“行”，又曰“道”。人为万物之灵，有天道，亦有人道。中国道家重言天道，儒家则重言人道。实则天人合一，同此一道。天地万物有生、无生皆属此道，不得在此道之外。道之作用，则以两字可以包括，曰“化”，曰“育”。无生言化，有生言育。化育二字，实亦相通。此总体乃是一有机的，亦可谓之即是一生命总体。

    总体有化有育，有可能与将然，故此总体不仅占有空间，更重要者在其涵有时间。大宇长宙，兼包时空，其存在，其化育，道家称之曰自然。谓其自己如此，乃无别体使之然者。故凡其动，其性，其德，皆自然。亦唯如此，乃得谓之行。果有使之然者，则其动亦不得称为行，而亦不得谓其有性有德。凡曰行，则必自主自动，而无有使之然者在其外，此乃一绝大之自由与独立。凡属其体内之各部分，则亦各自独立自由，而成为一绝大之平等。

    孔子教人常言天，若谓天在人与万物之外之上，而人与万物皆听命于天，此非孔子意。孔子乃谓天即在人与万物之中。故孔子教人行，必先教人立志，而曰：“志于道，据于德。”德即天之在人，孔子谓“天生德于予”是也。子贡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实则孔子言德，已兼性与天道。性有分别，偏在人与物上。德则见其共通大同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乃见生命大全体之共通大同处。六十而耳顺，则知天命后，凡即所闻皆顺非逆，即见其皆天命矣。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矩亦即天命，我心所存与天命合，心之德，即天之命，则心而即天矣。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谓之天。”道家言道言自然，实即天。中国人又常连言天地，即此总体，使人更不疑有一天在万物之外之上，而主宰运使此万物。西方人不仅言天，又于天之上别有一上帝，则上帝明在此天地万物之外之上，而不在宇宙同一总体中。此总体乃不自由，不平等，不独立。故近代西方人，竞言自由平等独立，乃由此来。果信上帝降谪人类于斯世，人类乃与罪恶俱始，又岂得与上帝争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若谓人类可与凯撒争，则耶稣又明言凯撒事凯撒管。上帝不取消此凯撒，人类又何能取消此凯撒，人生悲剧乃在此。中国人之信天信上帝，则与西方不同。

    孟子之后有邹衍，综合儒道两家而倡为阴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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